罗小朋：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18大

罗小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问题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与中国，均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更受关注。虽然习近平接班胡锦涛已成定局，但总理人选至今仍留有让人猜测的空间。李克强接任温家宝虽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甚至薄熙来都没有放弃竞争总理的野心。事实上，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强能够接任总理，他能否像温家宝那样做完两任，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

如何来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中国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笔者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这样两个，一种是从权力斗争，尤其是从中共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总理问题。另一种就是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样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解读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共政权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宰相或总理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则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山认为，国家是在人类共同经历过的部族文明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秩序。国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国家出现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央官僚体系的确立，而根据福山对历史的解读，中国属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这一演进的文明。国家制度演进的更高阶段是实现法治，而现代国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第三阶段——可问责政府。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虽然率先完成了国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阶段，却始终不能演进到第二和第三阶段。

宰相问题或总理问题与此何关呢？中国的宰相传统与皇权传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传统。宰相为百官之首，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构成了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支持着中国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国家形态。但这一张力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却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而演变，这就是我试图用来解读党天下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

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早在秦帝国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时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士阶层，推动这一演进的是西周衰落后诸侯争霸，重建大一统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国”，但另一方面，这个列国争雄的过程也创造了汉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场”（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场。思想市场形成的证据是百家争鸣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辉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场形成的证据就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这一大背景，就无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孙子、商鞅，荀子这些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如何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同时，不理解这个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是如何创建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秦虽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逐渐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阶层一个共同的倾向：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列国长期争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阶层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生成了这个阶层与当权者之间的张力。同时，这个阶层内部也充满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极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创造了这个统一的思想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国，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产生了最优秀的军事家推动武力兼并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帮助胜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这就是郡县制的由来。这种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扩张领土的帝国模式，没有游士阶层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县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国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来支持郡县制。热衷功利和权术的秦相李斯，虽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县抑制封建，却无法在道德上动员整个士子集团维持这个帝国的稳定。李斯的机会主义策略令他在宫廷阴谋中败在宦官赵高手下，不仅断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解决了李斯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仅为大一统和皇权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为相权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汉朝的开国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个精神和道德的体系来支持皇权。但是，汉初当权阶层的信仰系统并非儒学而是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显然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儒家为什么能够打败黄老之学和其他思想体系，成为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国政治大一统不可动摇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读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学的智慧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在底层士子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传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黄老之学虽然在汉初受到权贵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这并不能阻止农村社会的儒士们继续信奉和传播儒学。儒学的生命力不仅来自其教义，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为一体的传播方式。独尊儒术的结果是实现了皇权与底层社会道德教化功能的连接，使皇权接了地气，令大一统的皇权不仅得到广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子民的支持，从而为强化郡县，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础。这样一来，儒教就不仅强化了皇权，同时也强化了相权，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张力。

这个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打击和侮辱宰相，不仅是打击和侮辱这个人，而且是打击和侮辱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中国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与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与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内在冲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权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权，家天下的正当性才变得说得过去。

辛亥革命后，皇帝没了，相权的问题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们看到，东方专制有一种恢复家天下的顽固倾向。只不过从西方引入的以民权为基础的新合法性理念使这种图谋很难成功。袁世凯称帝失败就是一个明证。在苏俄影响下，中国进入了党天下时代。但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党天下就不仅会蜕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蒋介石把位子传给蒋经国，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泽东是否有过传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这个问题很难推测。不过，毛在文革给江青，尤其是给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权，说明这种人性的本能冲动很难抗拒。毛泽东的家天下冲动有一个极其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周恩来。毛与周两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两人之间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内容。毛泽东生前总结，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

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联想有什么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毛周关系是中国皇权与相权关系传统的一种现代再造？中共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对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小平时代又有何影响？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周恩来与毛时代中共党天下创建的总理传统

对中共总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周恩来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为什么能留下如此重大的历史印迹？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解读整个中共革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波及全球的乌托邦运动。这个运动主张以极其残暴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试图建设一种绝对平等的社会秩序。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全面失败的今天，我们并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必然失败，但是，这个必然要失败的乌托邦运动，当年为什么能搞那么大？为什么马克思的错误理论能吸引那么多优秀的人物献身？这些人不仅不怕苦难，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不怕亲手施暴，不怕自己的行动带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后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生选择？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这要求我们对人性，对历史，对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造成这种氛围的历史逻辑和人类行为的逻辑有相当的了解。笔者不敢自称有这样的能力，但断不能同意那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罪过简单归结为个人心智和品德的史观。对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当然要做历史的道德评判，但不能仅仅做这种评判。共产主义运动衍生出俄国革命，并且在中国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中国历史走了另一条路径，毛、周的个人命运和作为会大不一样。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具有超人的领袖品质，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人，被马克思的理论所吸引，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蛊惑力，同时也折射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危机。如果辛亥革命后中国实现联省自治、和平统一，毛、周会不会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便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有这样的政治领袖为卑贱者争权利，会极大地改变弱势者与权贵博弈的力量对比。

毛周虽然个人品行迥异，但均非甘居人下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对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号召和组织能力。历史上，这恰恰是中国儒士的软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毛周的个人品格创造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在这方面，毛的能力更为突出。周的儒家之风和他超群的斡旋和外交能力，与毛的雄才大略和权谋之术构成最佳互补。不过，没有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这两个人恐怕很难走到一处。周恩来是共产国际理想的代理人，而毛泽东则不是。毛是一个天才的本土造反领袖，毛周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共运在中国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国际共运介入中国内乱，为中国传统的农民反叛不仅注入了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入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文化资源。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毛周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又不得不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接受共产国际，或者说接受斯大林的权威。如果像太平天国那样，毛周根本不可能长期合作，中共也不可能得天下。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治博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精英和民众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的政治理念和话语，同时也继续使用中国传统的正统理念和话语在思维和行动。不承认和不理解这个事实，就无法理解和解读中国的现代政治。使用中国人传统的政治话语，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而这两种领袖人格资源的整合，极大地调动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这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极为不利。国民党内部既不能对个人独裁倾向形成有效制约，又不能产生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在个人层面，蒋介石比毛泽东更能反省和自律，但蒋的胸襟太窄，这让他无法找到一个优秀的相才，从而不能像中共那样，在领导层内部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张力。这构成了蒋家王朝的致命伤。

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有很大的性格冲突，但他们也有许多重要的共识。他们都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大胆借助外部力量。为此，他们不受“爱国主义”话语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毛周像孙中山那样，根本不在意别人指责自己卖国，是带路党。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来也没有丧失自己的所谓“文化主体性”。他们深信，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都有极其广阔的全球眼光和时代感，同时又有深厚的历史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正因如此，他们既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角色，也明白自己在改朝换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游戏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共同的见识、素养和角色的自觉，体现了两人极高的政治天赋，也是他们在极其残酷和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毛周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共产党得天下，可以不惜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可怕的共识，这也是中国灾难的一大根源。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毛周的共识，也是那一代许多中国政治精英，包括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精英的共识。指出这一点，不是为毛周的历史罪责开脱，而是为了探究中国现代化灾难不断的根源。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正统理念，有一个两千年未变的可怕传统：逐鹿中原，成王败寇。这个传统来自于秦末天下逐鹿的竞争，来自平民刘邦而不是贵族血统的项羽获胜这个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可以想象，假定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得天下并建立“楚朝”，而且也出现盛世，儒家依然很可能得势，造成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此时得势的儒家，肯定会把楚霸王的贵族血统与天命相联，而不会为平民“以征诛得天下”（钱穆）去辩护。这意味着大一统的天命观，还可能保留一点权力神授的远古传统，从而有利于保留更多的贵族精神，对平民造反得天下构成一种制约。而大儒董仲舒已经没有这个选择。董仲舒为了儒家获得独尊地位，不得不为痞子刘邦得天下辩护。从此痞子可以做皇帝成为天命论的一部分，埋下了中国改朝换代必经大杀戮，必看中原逐鹿谁是胜者的可怕祸根。王莽复古改制失败留下的一大历史遗恨，就是未能拔除这个祸根。

这个谁都可以杀人夺天下的天命观给中国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汉亡后，中国为什么长期处于战乱。汉人长期自相残杀也无法统一，汉字文明最后是靠胡人汉化才得以重建大一统。朝代更替的惨烈争夺，给历代中国人留下了“宁为治世犬，不为乱世（离）人”的古训。这种可怕的集体记忆，一方面强化了窒息文明生机的奴才文化，也培育了破坏性极大的造反文化。

这一可怕传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给中国的政治博弈设置了极低的道德底线。对于统治者来说，不管使用什么卑鄙手段“维稳”，都有了某种道德理由，反过来，反抗者不择手段也有了道德根据。崔卫平批评中国儒士虽然同情百姓之困苦，一旦底层民众的反抗危及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他们就总是站在秩序一边，而非弱者一边。这个指责不错，但理解了中国政治博弈的残酷逻辑，就不难理解儒士的苦衷。中国痞子造反得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毛刚去世，中国偏远山区就有上千起农民自组小朝廷，试图拉旗造反。

中共得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并且成功地再造了这个可怕的传统。共产主义乌托邦赋予底层造反者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和尊严。毛周真诚地相信，千万卑贱者为自己的解放和尊严去死，是死得其所。中共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夺得天下，强化了毛周的这种可怕信念。毛周不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掌权时期，都不怕死人。谴责毛周的这种罪恶理念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中共能够成功地鼓动如此多的穷人英勇赴死，也揭示了中国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和支持大一统的儒教之深刻失败。这种反对地方自治、因而反对贵族精神的治理理念和轻视底层民众宗教和精神需求的精英伦理，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富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道德依存机制，也不能为穷人提供一种积极的人生意义和尊严。这是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

中共得天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总理，一帝一相，毫无悬念。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总理，也就是历史上的宰相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因此，红色帝国的宰相，本质上是党的大管家，而作为大管家，他不仅不应独立提出大国策，且不应成为未来最高权位的接班人和挑战者。这些虽没有成文的规章，但周恩来以自己的行事风格，定义了这个角色的位置。

这样安排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总理成为主席与其它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主要调停者。周恩来担当这个角色的本钱，不仅在于其资历和超人的斡旋能力，还在于他在军队和文职干部中均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这是毛之外无人可比的。周的这个角色在红色皇帝与中共元勋之间构建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对中共的最高决策过程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毛在党内的领导权威，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持。

当然，建国前后中共党天下的权力基础已经远远超过了民国。周恩来创建的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

周恩来创建的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周恩来是毛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毛的一切外交政策，包括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和党组织的关系，也包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都离不开周。这自然为支持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是，毛的权力有一个他可以个人独享的政治资源，这就是底层大众。这个资源不仅来自中国皇权至上的传统，也来自毛本人在中共革命中确立的造反领袖的巨大魅力。毛是穷人造反有理的人格象征，是卑贱者集体政治尊严的人格象征。这超越了刘邦痞子得天下的传统，是历代皇帝所没有的品格，也是毛时代党天下最本质的特征。毛正是凭借这一独享的政治资源和自己超群的政治博弈才能，使自己在红色皇帝与红色总理的对手戏中，处于不容挑战的主宰地位。对于这一点，毛周二人都非常自觉。

但是，毛泽东有无限的权力欲，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毛，也无法理解毛时代党天下的历史。毛是中国第一个有全球眼光的君主，也是第一个企图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人类历史留下巨大印记的政治家。他想成为全球底层造反者的领袖，正是这个巨大的个人野心，主导了毛的所有作为，也主导了毛周之间的博弈。

毛要实现自己的野心，自然和本能的选择，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毛泽东是零和博弈的大师，而周恩来则是多赢博弈的高手。理解毛主宰下中国高层政治博弈最基本的线索，就是毛不断利用周的才智以及周与不同人群天生的亲和能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追求自己的绝对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毛不断扩大自己个人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同时也不断削弱支持中共党天下的其他权力基础，这自然就削弱了周的权力基础，最终削弱了制约毛个人权力的各种政治资源的力量。对此，周恩来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的性格以及他对历史的理解，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与毛合作。今天，我们对周当年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虽然有所理解，但更多的还是困惑。看来毛周代表了两种极端性格，一些人，如毛泽东，天生就是搞斗争的料，与人斗争带给他无限乐趣，而周恩来则代表了另一极端，为了事业和信仰可以忍辱负重，与任何人，包括让自己极痛苦的人合作。

毛泽东最大的开国决策就是“一边倒”。这一决策连斯大林也颇感意外。因为美国并没有完全关上与中共建交的大门，而斯大林不想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因此无意强求中共完全一边倒。事实证明，一边倒对毛最有利。一边倒可以让中共不依赖国民党留下的知识分子搞建设。而当时中国掌握现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多有亲美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根据沈志华的研究，毛之所以敢冒巨大风险与美国在朝鲜开战，就是要牢牢拴住斯大林，获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和苏联的全力援助。毛的这个惊天大赌赢了一个大满贯。他不仅锁定了苏联的全面援助，而且成功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从而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彻底失去政治话语权。毛泽东顺势完成了对全国的暴力土改，残酷清洗了农村一切可能挑战中共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中国几千年的乡绅传统，至此荡然无存。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驯化和整肃各类知识分子。代表美国影响的张东荪自不在话下。制服党外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打击梁漱溟。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随后是整肃党内文人胡风。57年反右，毛把中共内部以及民主党派所有可能在话语政治上挑战党天下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的政治斗争中，周始终扮演了毛政治意图最坚定的执行者角色。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其他人难以替代的角色，就是人性化善后，在毛泽东撕裂的伤口上涂止痛药，进行包扎。这当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周是毛摧毁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帮凶。

同样根据沈志华的研究，在1957年冬的莫斯科会议上，毛的野心膨胀到顶峰。毛发现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没有了领袖。平庸的赫鲁晓夫不仅不能服众望，且在苏共内部权斗中危机四伏。于是，毛决心搞大跃进，以迅速增长的国力来支持自己扮演国际共运最高领袖的新角色。沈志华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对我们理解毛，也对理解大跃进，理解文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1958年春的南宁会议，敏感的周恩来感觉到了毛的变化。回京后他对邓颖超讲了一句“主席变了”。这说明周知道他和毛的游戏从此发生了新的转折，中共高层的政治游戏也将被完全改变。毛不会再容忍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这被后来的庐山会议得到充分证明。

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丝毫没有动摇毛做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他意识到大饥荒对自己权力带来严重威胁，于是毅然发动文革，先发制人。周则一如既往，全心全意贯彻毛的一切政治意图，一直到文革不仅令毛失去了中共内部多数人的支持，也失去所有知识阶层和多数民众的支持。毛一个接一个打败所有对手的结果，是让所有人都成为自己的对手。周恩来当然理解这个博弈的逻辑会让自己走向和毛正面冲突。周和林彪之间是否有过政治默契，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毛对此有疑心。毛终于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周，指向这个党内大儒。而周也开始反击了。周在临终前支持邓小平抵制毛，是有据可查的。四五事件对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毛临终之前明白，他和周的博弈，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周输在生前，而毛则将输在身后。

赵紫阳与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之解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伟人的双输结局，给中国带来转机，这恐怕是他们生前想不到的。这其中的道理，会成为今后几代史家探究的重大题目。

现在看来，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周就很可能看到文革必然失败的前景，也看到了共运衰落的前景。不过，毛既是一个不认输的人，也是一个应变能力极强的人。毛从美方得知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现实可能，加上发现林彪有二心，彻底打碎了他做红色教皇之梦。于是他果断接过美国伸出的橄榄枝，回归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游戏。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绝非一般权谋之变，而是意味深长。毛和周一样，不仅有极强的权力欲，也有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真诚向往。因此，他们内心对自由和强大的美国始终存有羡慕和好感。早在延安时期，毛就曾大胆寻求美国对中共的支持。但发现当时美国不可能支持中共。现在机会来了，毛周心有灵犀，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改变中国外部大环境的历史机会。不可否认，中美战略结盟是毛周留给中国最重要、最积极的遗产之一。对此，毛周是自觉的，是死而无憾的。

毛周无法预料的，是文革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个遗产远比他们生前能够想象的要积极。文革以一种极其荒诞，也极富想象力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投入到一场疯狂的相互迫害的政治游戏中。这场荒唐和灾难性的政治游戏，不仅充分暴露了毛泽东人格和思想中最荒唐的一面，也充分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丑恶一面。文革对于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传统的中国人，是代价高昂，但也是教益极深的一课。

对于中共党天下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来说，文革最积极的结果就是迫使他们完成了一次否则不可能的集体反思，这个反思形成了一个宝贵的共识——摒弃毛的斗争哲学，摒弃全民性的政治迫害。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精英的集体反思以及恢复与西方的交流和交往，启动了一次新的启蒙大潮，知识人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知识。与此同时，激进主义退潮也开启了回归传统的大门。这首先表现在家庭和亲情再度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重心。在政治上，中共元老空前信任和倚重自己的子女，高干子弟对高层决策影响非常之大。由于文革之痛刻骨铭心，党天下上层社会的这一变化的影响起初是积极的。但这个事实也表明，文革后中共有向封建裙带政治蜕变的明显趋势。继国民党之后，家天下公私不分的传统，也开始在中共的党天下回归。这必然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在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胡耀邦、赵紫阳展现了他们锐意变革的政治态度和开拓能力，被中共元老推上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党天下的领导核心出现了一种双层领导的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那就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只能是中共元老集体行使最高权力，虽然邓小平拥有最大权威，但当时他没有能力获取毛那样的独裁地位。改革方案必须获得中共元老的集体认可。于是，这种安排就隐含着一个默契，如果胡赵能打开局面，建功立业，那他们就能接班。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准备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胡赵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胡赵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与两人相似的人生体验有关。他们都未及成年就投身中共，中共几乎是他们社会经验的唯一来源。为党的事业牺牲，是许多这代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与创建中共的元老有很大不同，也和后来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十分不同。胡赵社会经历的单纯或无知，使他们在很长时间没有能力认识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邪恶性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良知。而文革的经历解放了他们天赋的良知，帮助他们对中共的历史罪恶进行深刻反省。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组织和事业，也不可能获取系统的知识来深化自己的反省，深化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现在看来，胡赵的这种经历和品性，注定了他们政治上的幼稚，因而也注定了他们在这个历史转折中的悲剧命运。尽管如此，胡赵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创造历史，扮演了悲剧英雄的正面角色，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双层领导结构和胡赵一人任总书记、一人任总理的格局，为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多重的政治张力。这种多重的政治张力，一方面为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政治空间，也为改革的路径和策略选择，构成了制约。这个格局主要是邓小平的杰作。通过这种安排，邓小平实现了这样几个政治目标：维持中共元老的团结，同时减少元老的分歧对改革探索的直接干预；邓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支持胡赵推动改革，同时也利用元老的集体权威，制约胡赵。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一旦元老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或者胡赵与元老，特别是胡赵与邓的分歧难以调和，政治危机就必然爆发。

现在看来，这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最根本的原因不仅是中共元老对改革的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还在于邓小平本人并不相信元老集体决策是一种可持续的政治安排，而在客观上，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支持寡头政治的稳定基础。因此，改革的命运以及未来的权力结构，并不取决于危机会不会爆发，而是取决于胡赵的改革实践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果胡赵成功地造成改革不可逆转的局面，则邓小平就是最大的赢家，就有了独揽大权的资本。而如果胡赵的改革探索彻底失败，邓就不得不接受陈云的主张，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集体领导体制，推行更稳健的改革。必须指出的是，在道义上很难说陈云是错的。陈云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政治实力以一种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制约邓的冒失倾向。当然，邓小平占上风更深刻的原因，是强人政治观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在这一大背景下，处在第一线的胡赵如何作为，将直接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会冒犯许多人的观点，那就是当时胡赵看似一时之选，事实上却远非佳配。如果当时的选择是胡耀邦与邓力群互换角色，有可能形成对中国改革更有利的领导格局。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包括我直接与这三人接触的经验。同时我也认为，当时邓力群的政治位势，并非没有被选任总书记的可能。胡耀邦总的价值取向是对头的，但他有非常明显的性格弱点和知识缺陷。这其实是当时中共高层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对于认同胡耀邦价值取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如何面对不愉快的历史事实，是今天中国人重建史观的一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克服中国历史上根据个人好恶来叙述和解读历史的顽劣习性，中国就没有希望。耀邦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政治上不够成熟，以及他学习能力的不足，使他难以胜任总书记的角色。而邓力群在这两个重要的方面都比胡耀邦强。邓力群如果任总书记，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更有利于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同时也在两代政治领导人之间，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张力。因为在改革之初，邓力群也像胡耀邦那样，得到两位大佬的高度信任。对于中国这样高度政治集权的政治体制，领导层中内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和制衡，是形成好决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为什么是胡耀邦，而非邓力群被选为总书记呢？我的看法是，胡耀邦对于许多中共元老冤案得到平反，起了旁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情感因素，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元老们当时的选择。由此不难看到，人性的弱点如何在塑造历史中起作用。

1980年建立的双层领导体制在最初几年有一个蜜月期，无论是中共元老之间，还是元老与胡赵之间都比较融洽。正因如此，这个双重领导体制很快就推动了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就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三大改革形成了经济市场化难以逆转的局面，超越了陈云“重调整，缓改革”的思路，经济出现了远超预期的全面好转，胡赵得到肯定，邓小平则进一步稳固了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胡赵精诚合作，对推动三大历史性的改革均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包产到户和三来一补（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最关键的政治决策者实际上是地方大员和邓小平。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赵领导经济改革难以替代的才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农民休养生息，同时又要大幅改善城里人的生活。中共的财政能力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赵紫阳还遭遇了政治麻烦。赵紫阳被选任总理，主要是看重他的才干，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因此也让一些人很不愉快。李先念是没有被文革打倒的极少数元老之一，他又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功臣。作为中央官僚集团最有政治实力的代表人，他认为总理的位子本应非他莫属。因此，赵紫阳任总理，一直令李先念耿耿于怀。据我所知，李先念和中央官僚集团对赵紫阳不合作的态度，使赵紫阳上任之初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总理这个位子，再有能力的人也不一定干得好，没有能力也不一定做坏。

但事实是，赵紫阳在总理这个位子上，创下了历史性的业绩。在赵的业绩中，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最重要、意义也最深远的改革。如何来评价赵的这一重大改革？为什么他能够对这项重大改革做出别人难以替代的个人贡献？

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使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最关键的一步棋。原因就在于，这步棋从此把中国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仅有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个论断，可以从六四之后守旧势力试图恢复计划经济遭到失败得到证明。六四后守旧势力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抵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邓小平才可能通过南巡，一举恢复市场化改革的势头。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时代已经为地方财政分权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事实上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极其独特、具有封建特征的集体权利体系。这种红色封建制与苏联和东欧的体制不同，而具有这样几个重要特征：一，集体化的身份和财产权利通过多重公有制联为一体；二，这种集体化的身份和财产权利依所有制级别、城乡户籍和地域户籍高度等级化、单位化和地域化，不能自由转移和交换；第三，这种单位化、地方化的个人身份和财产权利通过出身（birth rights）传给后代，使这一权利体系能自我再生。这个权利体系是在大饥荒发生后确立的，文革对中央计划能力的削弱以及毛为备战搞地方自给自足，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体系。早在1971年，中央就首次推出了地方财政包干。

不过，中共党天下这个具有封建性的权利体系受到中央的牢固控制，因为权利的界定规则完全由中央政府制定，中央保留对经济租的征集和分配大权。因此，连陈云也认为，这种财政分权其实是假的。赵紫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把地方提高效率获得的经济剩余，主要留给了地方。这一转折非同小可，因为这一转折为地方各自改善产权界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现在看来，地方财政包干对于包产到户能够在发达地区推开，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发达地区的政府虽然起初反对包产到户，但后来发现，包产到户能够把农村劳动力资源解放出来，投入乡镇工业，从而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包产到户之变，在政治上赋予地方自己界定产权很大空间，而地方财政包干则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因此，这两大变革相互补充，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复兴，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复兴。这样，地方财政分权就把市场力量变为推动地方相互竞争、变革产权的巨大动力。因为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只有不断改革本地的产权，地方政府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财源。简言之，地方财政分权，是对计划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

从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通过财政分权而促成了中国地方之间的制度变革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文明内部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该文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进步，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绝非偶然。西方文明能在近代以来胜过中国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内部长期保留了地域治理竞争的活力。中国古代的先贤早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觉察，顾炎武就有过“寓封建于郡县”的理想，但中国的帝王始终无法突破政治大一统的桎梏，找不到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启动地方自治、和平竞争的门径。青年时代曾追求联省自治的毛泽东，对中央官僚体系始终不信任，他开创了中央操控地方竞争的实践，并奠定了这种机制的制度基础。但是，毛把这种全新的制度能力引向了错误的方向，造成了极端灾难性的后果。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实现了中国有变革之志的相才千年未能实现的梦想，实现了中国文明的历史性突破。如果王安石当年懂得搞地方财政包干，他的变法或许不至落得完全失败的结局。

推动地方财政分权，是赵紫阳对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给出的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奠定了赵紫阳在中国宰相传统中的历史地位。赵紫阳为什么能有此成就？这既与他难得的个人品格有关，也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赵紫阳的父亲是一位开明乡绅，赵紫阳参加革命，与他父亲有很大关系。他的父亲认识到，当时中国正值乱世，而根据动荡的历史得出的古训，乱世不宜让有才能的儿子留在闭塞的乡下。于是，赵紫阳在父亲的支持下，从河南来到武汉读中学。像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一样，赵受到普遍左倾的教师之染，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可以想象，赵紫阳对于慈父被自己献身的革命所杀，终生怀有难隐之痛。更重要的是，他从开明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向善的实践理性，而不像毛泽东从他专横的父亲那里，学到了更多恶斗的实践理性。

崇文爱德向善的实践理性，是儒士的灵魂，也是中国文明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赵紫阳虽然没有机会学到很多“经学”，但他继承了这笔精神财富。这一点极其突出地体现在赵与中国知识人的交往之中。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变革之所以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与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能够迅速更新理念和知识系统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对此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没有他拍板恢复高考，支持留学，不可能有中国精英理念和知识系统的迅速更新。赵紫阳的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把理念和知识系统的更新与最高决策过程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是赵紫阳为党天下的总理传统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

笔者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农发组）的创办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在创新中共经济决策传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邓力群，杜润生，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个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自治的智囊团的诞生，起了积极作用，但正是赵紫阳，成全了这个小组的历史地位。1981年夏，农发组在滁县地区对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化进行了一次多学科的系统调查，并完成了中共建国以来，第一个由学者自发组织，独立设计的农村调查报告。赵紫阳对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赞扬，以此来说服那些依然对包产到户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地方领导人。更重要的是，赵紫阳对于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给予了全面肯定，要求中央各部门，引入青年学者，支持改革的政策设计。从此，赵紫阳为中国青年学者参与改革决策过程，打开了大门。

赵紫阳崇文向善的实践理性品格，不仅得益于家传，也得益于他多年地方执政的丰富阅历。赵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他的地方执政经历之丰富是中共地方高官中罕见的。其中，赵在广东执政多年的经历，最为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广东是中共辖区内唯一与自由世界割土而治且保持交往的省份。赵不仅比许多中共高官更清楚地看到另一种制度安排下中国人如何生活，而且还要直接应对与另一种制度交往的棘手挑战。这些经历一定深化了赵的思考，使赵成为中共高官的另类。姚依林曾经敏锐地嗅到了赵特殊的政治气味。

敏慧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赋予赵紫阳很强的沟通能力。地方官员既喜欢赵紫阳也怕见赵紫阳。因为赵对于新事物极其敏感，对地方的“猫腻”也一清二楚。地方官员的求实创新很容易得到赵的支持，而地方官员的营私舞弊则很难瞒过赵的“法眼”。这就是赵为什么能够比其他人更彻底地贯彻地方财政分权的重要原因，也是赵能够借地方竞争之力，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赵与学者的关系也是这样。赵喜欢与学者交流，他虽然对自己理论知识不足非常清醒，甚至有点自卑，但他对真才实学有过人的领悟力和判断力。他凭借自己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和知识来判断学者的思想和建议，那些仅靠书本知识和名气来影响赵紫阳的学者，不易得逞。赵紫阳非常自觉地避免只听一家之言，尽量给不同背景的学者提供表达机会。一些大牌学者不喜欢赵紫阳，并不是赵不敬重他们，而是因为这些人对真实世界不够深入，经不起赵紫阳实践知识的检验。

笔者本人以及当年的一些同僚，都有过与赵紫阳和胡耀邦对话的经历。两人共同之处，就是对人真诚平等。但对比之下，紫阳之所长和耀邦之不足也非常明显。赵紫阳喜欢把对话者有价值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从此不忘，而胡耀邦的弱点是不能耐心倾听，喜欢自己占去大部对话时间。胡耀邦在地方视察中，极易冲动，许多心血来潮之举，后果严重。胡耀邦的性格弱点，还表现在他与学者交往面过窄，结果受到一些脱离实际且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文人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胡的弱点不仅给他自己，也给赵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赵虽然与胡性格不合，但他深明大义，在关键的政治立场上，胡赵一致，相互支持，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赵受到中共历史上最卑鄙的迫害之时，吴江指责赵曾对胡落井下石，这是射向赵紫阳的一支毒箭。这支毒箭对身陷凌辱的赵紫阳伤害极大，是不可原谅的卑劣行为。在这些无耻文人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无人有尊严。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尊严在一切文化中都是代价最高的东西。而赵紫阳是中共领导人中极少见的守住尊严的一个。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如赵紫阳。无论是吴江的毒箭，还是六四之后吴敬琏之辈射向赵紫阳的暗箭，都无损于赵紫阳磊落的人格和历史功绩的光辉。事实上，赵紫阳之所以能在总理之位上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他始终谨慎地保护着个人的尊严，保护着这个职位的神圣尊严。在这一点上，赵紫阳不仅真正地继承了周恩来的传统，而且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传统。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中国历代名相成功的最大秘密，也在于此。

赵紫阳当然不是完人，他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他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就是没有听从自己的直觉，没有坚持拒绝接任总书记。赵紫阳的直觉不仅对他自己是对的，对整个大局也是对的。周恩来坚持总理不挑战中共最高领导权的传统，反映了他极好的历史感。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和张力，是维系大一统专制的中央政府有效性的生命线。除非确立了以地方民主自治为基础的宪政，中国最高统治者与最高行政长官之间的张力一旦被破坏，就必然会带来上层政治秩序的混乱。家天下如此，党天下也一样。

后邓小平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江朱时代

六四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心中之痛。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中国精英显然还没有能力面对这个历史留下的伤口。虽然从道义的立场，我和许多人一样不能接受邓小平用射杀无辜平民的手段来结束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但还有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比如说，赵紫阳是否不该辞职，而该接过清场的“脏活儿”，这样的话，镇压或许不至那样混乱，就可能少死人，甚至不死人，但这极可能既毁掉他的清名，也保不住他的权位。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很可能已失去掌控局面的机会。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对立的两边，都有政治人物希望把事情闹大，希望死人越多越好。

如果赵紫阳弄脏了自己的手，保住了权位，今天的中国会更好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六四事件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后果，就是加速了苏东解体。而正是苏东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共保守派抵制邓小平继续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也就是说，赵紫阳如果以不死人或少死人的结果解决了清场问题，苏东未必那么快垮台，局面可能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中国的局面也大不一样。

我也无法回答，如果赵紫阳接受了邓小平的条件低头认错，重新出山，今天的中国会更好吗？中国今天的局面与一些中国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一个就是911之后小布什决定打伊拉克。如果没有这个变化，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也会大不相同。因此，面对人类无法预知个人选择之历史后果这一道德困境，赵紫阳听从自己的良知，恐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虽然让赵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但毕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过，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赵紫阳离开中共领导层，是中国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相同的局面下，赵紫阳主政很可能会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中国为六四事件付出了非常大的历史代价。这一点可以从赵之后的中共领导人的品格和决策能力之巨大落差得到支持。

值得深思的一个事实是，赵下台后，与他有类似背景的中共高干相继退出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取而代之的是中共胜利前夕处于边缘地位的党员。江泽民和朱镕基，都是在中共胜利前夕才入党的，而如果中共没有获得政权，他们的人生选择会大不一样。江朱上台固然反映了新时代需要新知识这一历史背景，但也折射了中共道义和精神的退化，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能够与低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共产党人，那些更在意守住人格尊严底线的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竞争力。党天下更需要奴才，而不是人才。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又一次完成了从造反文化主导向奴才文化主导的转折。

邓小平从六四危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保住中共政权，实现长期稳定，必须把最终政治决策权集于一人。这个决定既反映了他的认知，也并非完全没有私心。毕竟为了保住家族安全，与一个人达成交易，要比与一伙人达成交易更容易。不过，我们对邓小平还是应该给予“了解之同情”。颠覆苏联的叶立欣把权力交给普京，条件就是赦免他和家人一切可能的指控。可惜中国到现在也不存在做出类似安排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

邓的政治智慧还表现在，他终于明白了维持皇权与相权之间张力的重要性。一个不可能挑战最高权力，同时又懂经济的总理，是维系党天下的需要。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个选择，而选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容易，有消息说，邓家子女推动此事，卷入颇深。尽管朱的知识结构和领导风格有很大缺陷，但朱镕基并没有令邓小平失望。在邓去世之前，邓是事实上的红色皇帝，而朱镕基是事实上的红色宰相。中国开始向制度化交接权力、一帝一相的传统治理结构回归。邓去世之后，彻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回归。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一大优势，是他们对这个回归十分自觉，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来支持他们领悟这一回归。

朱镕基还有一大优势，就是他非常懂得，六四之后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恢复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朱虽然对经济的了解和掌控能力远不如赵，但他的政治才能，尤其是他的公开形象令他能比赵紫阳更好地满足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一个有清华学历，果断而又善于辞令，既能令官僚畏惧，同时又能与知识人和外国人对话的总理，以及他受过迫害的右派背景，非常符合中国知识人对当代宰相的想象。

在执政理念上，朱与迷信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知识人也十分契合。正是这一点，让朱镕基赢得了海内外一批知识人的积极支持，完成了94年的税制改革。这一改革扭转了赵紫阳地方财政分权的指向，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大格局，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恰恰是赵紫阳的遗产，尤其是赵紫阳实施沿海对外大开放的战略，成就了朱镕基的财税改革。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朱镕基上台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提升中央财政比重。由于地方财政包干导致中央财力不断下降，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但如何解决，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体制的演变关系重大。朱镕基的税改很自然地遭到地方大员抵抗，由于朱镕基缺乏与地方大员打交道的经验，再加上他当时政治资本还不足，朱镕基在税改的第一回合，做出了不应该的妥协。按常理，94年的税改应以92年的实绩为基数，而朱镕基在压力下竟然93年未过，就同意以当年实绩为基数。于是，以广东为首，地方政府掀起了一个虚增财税收入的热潮，意图是把尽可能多未来要与中央分享的收入，提前转化为93年无须与中央分享的收入。这样一来，中央财政未来的收入增长就没有了保障。根据一位当事人的披露，1994年初，朱镕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失误的严重后果。于是，朱镕基以强制性手段，迫使地方与中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一些财税收入大省94年后对中央的上缴收入必须确保以超过18%的年率增长。这意味着中央财税收入大致四年可翻一番。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增长速度。

这个霸王合同导致一系列重大后果。首先，这说明朱镕基根本没有赵紫阳与地方进行理性博弈的能力，而只能对地方实施政治高压，结果是，地方非理性的反抗遭到了朱镕基以毒攻毒的反击。其次，朱镕基以此向地方各级政府传递了一个灾难性的信息，中央只管要钱，而不管地方能否履行正当的公共支出责任。既然中央可以对省耍横，各省也可以对下面耍横。全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县，不能发足公职人员的薪水，更谈不上确保教育、卫生等公共支出了。这些穷政府的官员因此被逼上邪路。

三农问题尖锐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六四之后的中共领导核心，无一人有农村工作经验，再加上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因支持赵紫阳而被解体，中共决策层代表农民声音的力量遭到全面压制。于是，朱镕基的税改，启动了地方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全国仅有少数地方政府，没有产生这种逼良为娼的后果。浙江省是一个。浙江之所以避免了这个灾难，是因为浙江省的财政厅长，在朱镕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行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并大胆实行了有效但不合规的激励机制。对比之下，因农民率先包产到户而得益的安徽省，以及其他产粮农业大省，在税改后就成了三农问题的重灾区。三农之灾不仅来自朱镕基逼良为娼的税改，也来自于朱镕基荒唐的农业政策。朱镕基不懂农业，又自以为是，铸成许多大错。大错之一，是如何应对94年粮价突然暴涨。当时的中国粮食总库存，实际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粮价上涨主要是省际流通不畅而致。但朱镕基不明就里，下令各省增加政府库存，打击私人贩运，这反而推高了粮食市场价格，恶化了通胀。朱镕基又进一步迫使粮食输入省份提高自给，强迫发达地区农民种粮，从而导致产粮大省农民卖粮难的荒唐局面。

朱镕基1998年的粮改，更充分地反映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朱的粮改遭到所有经济学者一致反对，但他一意孤行，造成极大浪费。面对粮改造成大量无法消化的政府库存，朱为了遮盖自己死不认错造成的财政损失，又搞了一个退耕还林。这种伎俩，虽然也在一些地方歪打正着，但极大地浪费了缓解三农问题急需的政府财力。朱镕基灾难性的农业和农村政策，遭到学者和地方官员公开批评。对此，朱镕基恼羞成怒，亲自组织人对批评者施压。好在他没有搞人身迫害。但朱镕基至今对批评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

人们不禁会问，如何来解释朱在位时中国经济取得的显著成就呢？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在政治方面，朱的幸运在于南巡之后，邓小平极大地巩固了他的政治权威，而陈云在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彻底解体的背景下，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获得邓全力支持的朱镕基拥有全权处理经济问题的尚方宝剑。在经济方面，中国进入城市化高潮，经济增长潜力极大，而赵紫阳推动的地方财政分权以及沿海大开放战略，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其次，不能不承认，朱既有魄力也有能力，他尤其善用行政权威调控经济。朱的魄力特别表现在他敢于对93年形成的信贷失控以及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失控，采取断然措施，而不怕代价极大的后果。朱还深得益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迅速更新的专业知识以及与海外学者的联系。在上海任市长期间，朱身边形成了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智囊，其中懂金融的朱小华是最重要的人物。朱小华极为忠诚，又敢于直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朱市场经济知识不足、不善纳言的缺陷。朱镕基好学，但悟性不如赵紫阳，也不能像赵那样听取多方意见。但朱对洋人和海外学者颇迷信，暗中从一些海外学者那里获取建议。

朱镕基最大的幸运，来自赵紫阳推动的沿海全面对外开放。没有这一大格局，朱会遭遇他力所不及的经济难题。朱擅长中央集权，使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这使得他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难题，一是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二是提升国企效率。而沿海大开放，既帮助他解决了前一个难题，又让他有机会回避第二个难题。

1985年秋，赵紫阳请当时杜润生手下的几位青年学者到中南海谈话，笔者是其中之一。这次见面的背景是，1984年底，赵根据农村改革全面突破，粮食全面过剩的形势，决定取消实行三十多年的强制性粮食征购。当时我们几个最早推动改革统购统销的青年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他的改革措施过激，价格政策也有严重缺陷。赵没有接受高小蒙提出的具体意见，并对这些坚决主张改革的年轻人为何此时反而比他还“保守”，颇感惊讶。198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大幅下降，由于库存充足，没有发生粮食短缺，但陈云对这一形势非常忧虑，公开发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告。于是，赵决定对改革方案作调整，部分恢复了强制性征购，同时继续扩大粮食流通自由。赵此时可能想到了当初敢于建言的年轻人，想见见面。

在这次见面中，我借机提出了一个与粮改无关的改革思路，即推动沿海乡镇工业全面向出口加工转向。我当时发现沿海多数乡镇企业是内需导向，因此向赵提出，如果沿海乡镇企业能多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就能腾出更多就业机会给内地农村。赵听了我的意见，极为兴奋，但他当时作为总理，本能的反应是要兼顾城市和国企。于是他指出，我的思路不对，应该是让沿海国企尽量转向出口加工，把腾出来的就业机会让给沿海乡镇企业，并按此逻辑类推。我反驳道，国企因体制约束，恐不能如愿完成这样的转折。赵当时没有表态，以后也没有了下文。但现在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放过此事，而是组织了深入调查。1988年，王建提出“大出大进，两头在外”，赵当时已任总书记，借这个机会，他正式提出了沿海开放大战略，以此作为他继续主导改革和发展大局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思路深得邓小平赞许，并未因赵下台而放弃。事实上，正是沿海农村全面对外开放救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救了朱镕基的税改。

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朱镕基税改中与地方达成的秘密协议，要求地方政府以匪夷所思的速度，递增上缴中央的收入。如果没有沿海全面对外开放，这个安排是根本不可能持续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大型经济，可以长时间支持这样的税负增长。我猜想朱镕基当时也不指望这种安排可以持续，他只不过是想把前些年地方理应上缴中央的部分收入，用这种手段夺回来，保证他任期内中央财力的稳定。至于以后的事，自有以后的人想办法。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多种因素、包括一些相当偶然的因素作用之下，中国经济转向出口加工的增长潜力竟会如此之大，这一增长不仅多年支持了朱镕基与地方的秘密协议，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正如任何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一样，决策者的无知所起的作用有时比决策者的远见作用更大。朱镕基的税改方案，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源就是城市和工业发展带来的土地收入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精英层受到多年城乡隔绝体制之限制，无法想像中国会进入一个城市化高潮。虽然我们农发组一直为加速城市化呼喊，但很少有人响应。城里人无法想象，让大批农民进城会是什么样子。

但朱镕基的无知，使他忽视的土地开发收入成为沿海城镇和大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沿海地方政府发现，招商引资，发展出口加工业，可以带来巨额的土地开发收入，除满足中央上缴之需还能绰绰有余。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农民工极低的“身份工资”，以及政府无需对他们承担任何社会支出义务。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解决了朱镕基本来无法解决的农民就业难题，而且也缓解了国企改革的难题。

由于外资和私企解决了大部就业问题，朱镕基可以把国有资本集中在垄断行业，形成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相互补充，共同分享廉价农民工血汗创造的巨额财富这一“双赢”格局。正因如此，朱镕基根本没有任何动力来推动农民移民进城的任何改革，从而促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

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模式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全面的累退税率，越是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实际税率越低。这种实际的累退税，对内地发展极为不利，因为内地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与沿海竞争，从而无法为农民就近创造就业机会，迫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打工。另一方面，则不允许农民转化为市民和当地正式居民，迫使他们用极低的工资来补偿农业收入之不足。这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高度剥夺性的国家奴工制。表面上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就业，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无法改变奴工身份，都要向国家交很重的劳动税。

这样一种格局，是我当年提出沿海乡镇企业对外开放时无法想像的，也是我并不乐见的。如果赵紫阳继续当权，我一定会建议一种更平衡，也更人性化的发展模式。我相信，赵紫阳也更愿意看到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模式，因为从当年和赵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也不可能想到会形成这样一种农村劳动力大流动却没有家园的格局。但对于朱镕基以及六四之后的当权精英而言，亿万农民颠沛流离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他们能够为国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历史就是这样，人性之恶和贪婪往往比人性之善和理智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推动文明的演进。六四之后的中共党天下，已经完全背弃了这个政权自称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底层大众的尊严和利益，尤其是中共再次背弃了支持自己打江山的农民。江泽民和朱镕基与中共打江山那一代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存在对农民的感激或歉疚之情。江泽民和朱镕基甚至与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也不同，他们没有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村相当隔膜，与农民不能沟通。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不在意自己的决策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苦难。

在赵紫阳奠定的分权改革基础上，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地方官僚集团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和中央官僚集团分享利益和财富，中央官僚集团并不在意他们如何来盘剥本地和外地民众。正是在税改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

并非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愿意以牺牲本地人民长远利益来发展经济，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昧着良心升官发财。但在江朱时代，中央为地方官员指出的激励导向让地方官员明白，那种扩大地方自治，发展民主自治的正义冲动是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灾难的，而牺牲地方和人民长远利益来和中央官僚分赃则是地方官员最佳的个人选择。

朱镕基为党天下的总理职位，有没有留下任何积极的遗产呢？朱镕基留下的最积极的遗产是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江泽民对这个决策的政治决心是最重要的，但朱镕基功不可没。江朱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并非偶然。两人最为共同之处，就是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地向往，可以说有点崇洋媚外。这和他们青年时代的教育深受西方影响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时期虽然有很多弊政，但这个历史性的功绩也给他们的人生增光不少。当然，江朱的各种内政弊端，也给国际资本伤害中国带来了机会。

朱镕基作为总理还留下一份积极遗产，就是重视发挥专业官僚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出于加强中央金融和财税集权的偏好和政治动机，但朱镕基促进了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朱镕基凭借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与中共的“政工”官僚构成一种张力，以此支持总理的权力。这是党天下国家机器一个进步。但其负面后果，则是使专制的国家相对非自治的社会更加强大。

后邓小平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胡温时代

江朱时代，中共党天下开始全面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党天下的权贵利益与广大民众利益，尤其是与农民利益日益对立之势。这一发展，必然给党天下的安定带来威胁。因此，许多人曾经希望，在红旗下长大的胡温，会实行新政来扭转这个趋势。但这个期待完全落空了。胡温事实上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在胡温治下，中国的权贵利益发生了连他们自己也梦想不到的膨胀，从而把党天下置于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胡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温家宝扮演总理角色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温在深化党天下合法性危机中的作用折射了中共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有了什么样的发展？

我们知道，邓小平直到1997年才去世。邓虽然助长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要邓还活着，他不容挑战的威信还有可能对中共的大政方针产生一种无法替代的影响力。有些他看不下去的事情，他还可能去扭转。尤其是如果他发现自己选的接班人胡锦涛完全没有执政能力，他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但胡锦涛非常幸运，他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无能直到邓去世，使自己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无法被挑战的合法继承人。胡锦涛的幸运是邓小平的不幸，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温家宝的不幸。

温家宝是邓去世后中共选择的第一任总理。这一选择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了强人领袖的中共权贵集团知道总理是个硬角色，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必须选一个才能相当全面的人。首先是要有口才，不能像李鹏那样，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一下子就失去信心。同时，总理人选还必须具有超人的精力和行政能力，能处理大量信息，汲取大量新知识。温家宝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温家宝显然并不具备总理人选所应具备的另外一些重要条件。首先是比较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知识和经验。那缺乏这些经验知识的温家宝为什么能够成功入选呢？

我的解读是，中共高层为了政治和利益的平衡，不得不牺牲这些担任总理所需的重要资质。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共党天下治理能力的退化。从江朱开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已经沦落为完全的暗室交易。为了维持中共党天下领导集团的狭隘利益，就不得不牺牲最高领导成员的能力和资质要求。到了胡温这一届，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温家宝被选为总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就是中共高层寡头利益格局的形成，寡头不希望有一个政治上强势的总理威胁他们的利益均衡。温家宝没有太大的政治背景，满足了这个条件。

在这样的情势下，“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温家宝，落得一个“生于末世运偏消”的结局是不难理解的。在政治上，他既无法挑战胡锦涛的权威和政治路线，也无法挑战其他中共寡头的权力和利益，至少在上台之初是这样，而胡锦涛偏偏又是中共得天下以来，最无能、最平庸，且名义上集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这个温家宝根本无法挑战的基本格局，为温家宝的总理之位设置了一个以他一人之力打不破的牢笼。

胡温两人的政治弱势和无能，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品格和能力有关，更与他们被选拔的政治环境之演变有关。在江朱之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从职业革命者中产生。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因此，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盟友。江朱已完全不同，他们本来都不是搞政治的，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也有正常交往的能力。胡温则发生了进一步的退化。他们都是中共党天下扭曲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孕育的畸形儿。

胡温的社会人格和知识结构，基本是在中共党天下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形成的。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自主性和政治自由，同时又充满政治迫害危险的生存环境。两人的家庭都属政治弱势阶层，因此，为了适应这个表面上高度政治化、实际上政治风险四伏的“新社会”，他们从家庭和社会获得的生存本能就是“假积极”。这就要求他们学会自欺欺人，不用自己的语言思考，也不用自己的语言去交往。胡温在这方面高度一致，堪称一绝。即便与同代人相比，他们自欺欺人的道行之深，少有人能出其右。

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位从同代人中脱颖而出呢？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和历史逻辑。政治学者赵汀阳指出，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虽然在统治上是成功的，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帝制中国的政治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种反政治的政治，铸就了多数官僚“反天下、绝上下通”的政治人格，使中国政治经常性地缺乏活力。而胡温就是这种传统官僚人格在党天下复活的绝妙样本。这种人如果放在一个官僚机构内任职，也无大妨，而且会做一些好事，但放在国家领导人的大位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国之大难了。

那邓小平为什么要选胡锦涛这样的人接班呢？胡锦涛的同代人中，比他政治能力强的不是大有人在吗？毛泽东的文革，极大地激发了胡锦涛同代人的政治冲动，在同代人中，不乏有人在文革中展露自己的政治才华，也不乏有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善于学习，更勇于开拓。问题就在于，经历了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不仅忘却了自己年轻时的政治激情，而且对一切形态的公共政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正是中共统治者在文革后向家天下传统的这种回归，给了胡温这种人巨大的机会，并把一切具有公共政治热情的人排斥在领导层之外。

这种“反政治，重统治，反天下，绝上下通”的选拔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央，更普适全国，从而完全窒息了中共党内外的政治空间，形成了一种史上未见、从上到下由奴才治国的格局。在总书记与总理之间，在总理与百官之间，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都难以形成政治活力。掌握了巨大公共权力的中共，完全由一批失去公共精神的领导人主宰。而此时中国的国力和国运，积百年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之奋斗，正好到了破茧而出的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百年政治发展的一大悲剧。

相比于胡锦涛，温家宝还是有一点能力，更重要的是，温有一点胡锦涛所没有的天下关怀，也有胡所没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显然与他致力民间办学的父亲之精神传承有关。温家宝建功立业的最大希望，是历史能够提供一些机遇，让无能的胡锦涛和其他贪得无厌的中共寡头不得不让他一展才智。而蒸蒸日上的国力和日益复杂的国务，确实也为温家宝提供了历史性的舞台和表演机会。但温家宝既无自己打拚出来的政治基础，也无心怀天下的知己之交，只能凭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才智，上演一出末世良臣独木支撑党天下的悲喜剧。

朱镕基，特别是温家宝所面对的舆论环境，是中共党天下媒体最为开放的时代。温的成败得失，世人已有许多精当之议，在此无需赘述。本文仅根据一些不大为公众所知的背景材料，对温家宝与其他几位红色总理的执政风格和历史机遇，作一点对比分析。

在直接关系中共党天下安危的三农问题上，温家宝比朱镕基有了明显长进。这并非偶然，除了温比朱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更加关注之外，温比朱也更善于学习。早在温任总理之前，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对三农问题的知识。他知道杜润生手下的人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了解，因此，他顶着一定的政治压力，多次把因六四而受到惩处的前发展所所长陈锡文招到身边巡视地方，一边调查三农问题，一边向陈锡文讨教。这样，温就对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以及三农问题的政策要点，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由此，我们看到了温比朱的高明之处。

胡温上台时，农民工问题已相当尖锐。农民工不仅被雇主和地方政府深度盘剥，且人身权利也无保障。地方政府出于本地治安需要，随意拘押遣返外地农民工。一些执法机构，甚至借此勒索农民工。从北京到广东，存在大量任意侵犯农民工人身权利的恶性事件。2003年孙志刚在拘押中被打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一个极端事件。一批法律界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个事件，要求废除允许地方政府随意拘押外来人员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温家宝迅速响应了这个呼吁，一举废除了恶法，明显改善了农民工的人身权利。

温的这一进步之举，影响深远。首先是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好感，增加了人们对胡温新政的希望。其次，改善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维权运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在高层政治方面，温因此巩固了自己的相权地位，增加了自己与胡锦涛以及与其它常委权力博弈的筹码。从现在看来，胡锦涛其实也从中受益很大。我们现在知道，胡对于进步知识分子深怀恐惧和敌意，如果不是温家宝而换了一个与胡的政治理念相同的总理，事情就可能很不一样。沿着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进步力量的对抗以及与底层社会的矛盾会更早尖锐化，从而使中国经济失去不少机会，也会使胡更早遭遇政治危机。

胡锦涛代表的中共高层的反动而愚昧的势力，当然不会无限容忍温家宝的这类进步之举。这就意味着，如果温家宝的经济政策失败，尤其是温家宝的经济政策不能满足权贵的利益，温家宝就很难保住自己的相位。而温家宝对此也非常清楚。因此，温家宝的经济政策，向权贵利益高度倾斜。他的人性化面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有效而精致的掩护。我相信，对此温家宝内心不会没有挣扎，但更多的是自欺。作为一个缺乏独立权力基础的总理，身处贪婪、狡诈而又不学无术的群狼之中，温家宝很容易安慰自己：换了别人做总理，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只会更加不利，而这种自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因此，温家宝掌控经济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刺激增长，尽快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在此前提下，不要让底层民众，尤其不让农民绝望，不逼百姓造反。打动人心的话要说够，政治语汇要与时俱进，但口惠不能实至，改革不能动真格，不能像赵紫阳、戈尔巴乔夫那样做蠢事。温家宝还精明地意识到，必须保住总理对经济决策权的垄断，让别人无法插手，难以接手。为此，他刻苦学习，也尽量不挡别人的财路，让大家都发财。

温家宝这一套保护自己相权的策略非常成功，原因有几个。第一是胡锦涛无能，其他常委寡头无知和自私，因此，在能力，尤其是在专业知识上，温有难以挑战的优势。胡锦涛对此很无奈，他私下找经济专家讨教，但发现水太深，自己把握不了。第二，温确实精明刻苦，自制力强，又善于辞令，在高层一对一的人格交锋中，常占上风，再加上温在民众中的形象优势，令其他中共寡头对他心生畏惧。第三，温家宝敢赌，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敢赌，敢走险棋。这样一来，只要他赌中了，或不出太大失误，别人就很难挑战他了。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温家宝要保住自己的权位，不仅自己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让中国经济冒很大风险。但温家宝非常幸运，他遇到了中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与冷战之后的世界大格局有关，与胡赵、江朱坚定贯彻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国策，推动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有关，同时，也与911这个偶然事件刺激美国犯下大错有关。

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事实上导致极不公平的累退税，而且让中央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递增，这样的财税政策，对扩大就业和经济内需具有极其强大的抑制作用，但赵紫阳的沿海开放大战略，为中国经济开辟了空前的外需来源，因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冲朱税改的紧缩效应。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长久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如此庞大的经济，长期靠外需推动，必致全球经济失衡，招致反弹。但由于美国在911之后陷入两场耗资巨大的战争，加上美国政治制度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出了大问题，为中国延长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个长得不可思议的机会。

这是因为美国既要增加飞机导弹，又不能削减国内福利，只好大量举债，举债不够，就大量印票子。而格林斯潘告诉美国政客们，没问题，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能够让一切都得到平衡。于是，美国精英的自欺与中国精英的自欺叠加在一起，美国资本的贪婪和中国权贵的贪婪叠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美中连体的经济怪胎。格林斯潘的误判，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以远低于本国资本收益率的价格，以空前的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人为压低了美国的基础利率，也压低了全球的融资成本。这完全不是什么正常的市场调节，而是两国政治需要的结果。

美国向中国大事举债，绝非阴谋，而是自伤国本的大错。美国的大错，为中国以廉价农民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不仅带来源源不断的外需，而且掏空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技术。中国农民的生命和血汗，创造了历史奇迹，为中国恢复经济大国的地位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给中国崛起带来机会。温家宝抓住了这个机会，功不可没。但有一得必有一失。温家宝之失，在于他拖延了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政策的改革，把整个中国推向大革命的边缘。这其中的机理，后文再作解释。

当然不能把这个历史性的过失完全归咎于温家宝一人，事实上，温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改革的机会，但整个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状态无助温抓住改革机会。大家都忙着发财，而且，虽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每况愈下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感到忧虑和怨愤，但他们的思考和智慧则不足。

还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的繁荣以及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并没有能使他完全免予政治风险。事实上，朱镕基曾经发起一次倒温之变。此变虽然胎死腹中，但此事证明了温家宝处境之险恶。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期求他能推动实质性改革，并不现实。

不过，温在政治上的弱点，与他自己也有关系。温的家人之贪，为许多人所知。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并不简单。首先，这反映了温的双重人格。而在专制体制下，当权精英无人不是双重人格。但温家涉贪之事还可做更深解读。第一，此事折射了整个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除了人性之贪婪，六四之后中国当权精英大贪特贪，还出于对变天的恐惧。一位人士告诉我，六四之后邓质方曾亲口对他说，“以前还真没有想到要搞钱，现在不搞不行了”。在这种人人皆贪的情势下，温该如何办？我相信他不会没有和家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很可能发生龃龉。温的家人反驳温最有力的逻辑就是，“不让我们发财也未必能保住你的官位”。以温家宝之精明，他当然明白这是真的，而且他还明白，不阻家人去贪，只要把握得当，反可能增加自己的安全，因为这样会减少对其他权贵的威胁。朱镕基似乎不懂这个道理，他私下大肆攻击温纵容家人贪婪，却无视自己的公子和温公子只有五十步之遥。

温家宝十年总理的遗产，总体上负面的多，正面的少，但也留下一些光辉的时刻。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汶川地震救灾。温在应对这场巨大天灾的作为，不能全用“演技”来解读，而是显现了他人性的一面。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成功地调动了整个民族被压抑的善心，调动了中国社会被专制压抑的自救和自助潜能。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四川灾后重建，创新了中国地方之间对口支援机制，把地方之间的竞争，引入了大规模援助灾区和欠发达地区，为创新中国地方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温家宝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以中共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发出了警告，对执迷不悟的胡锦涛和其他中共寡头，温宣示了与之决裂的态度。他应该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劳的，且有大言惑众之嫌。但毫无疑问的是，温对空喊话的政治游戏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中共党天下的危机，已临近生死存亡之际。

中共18大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

在中共党天下生死存亡关头，总理难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有没有解？如果说没有救党天下之解，那本届总理的难题是否也无解？什么样的总理选任机制可能让新总理建功立业？什么样的执政思路能救中国，也可能为中共的政治重生创造机会？

这些问题，无疑有许多人在思考，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问题基本没有意义。因为中共的罪孽太深重了。中国不推翻中共的党天下，一切进步都谈不上。而笔者认为，后一种立场虽然可以理解，但对中国的进步却是有害的。

的确，中共的罪孽实在太深重了，单从道义的角度而论，党天下多存在一天都不应该。中共至少有这样几大历史罪孽。第一，中共打江山杀戮无数，牺牲无数，虽然责任并不全在中共一方，但没有经得起深究的历史理由能为这样巨大的生命代价辩护，这种代价既非必须，也非必然。第二，中共建政后，又杀戮无数，且造成几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一惨剧责任全在中共。第三，中共执政摧毁了中国文明无数珍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共执政还造成巨大的、难以修复的环境灾难。第四，中共给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带来无数苦难，这些苦难也非必须和必然，更严重的是，中共以纠错为名的改革开放，竟给权贵制造了无限自肥的机会，完全背离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背弃了中共自己打天下时的历史承诺。

问题是，我们是否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除了推翻中共党天下中国别无选择呢？这是一个令当今许多中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我和许多人一样，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历史的不公正必将被纠正。但我也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

在我看来，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这个罪孽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使中国难以清算中共以前的罪恶，实现历史的公正，而且注定还要制造更多的不公正，滋生更多罪孽，给无数人带来新的苦难。当然，这些不公正、罪孽以及苦难累积的一个逻辑结果，就是爆发大革命，来一次代价高昂的总清算。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这次大革命的代价可能不像前一次那样大，而且，中国人也不至于在革命的废墟上，重新给自己再套上专制的桎梏。但基于同样理由，也就是技术和知识的进步，一个完全丧失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社会可能存在相当长，也就是中国有可能长期处在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状态。大革命和社会长期溃败两种可能并不排斥，中国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溃败之后，发生一次破坏性极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是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去避免的前景。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共党天下的当权者有可能给中国重建社会自主性，重建社会自治以机会吗？我以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有这样几个。第一，中共建立了最高权力有限任期制。正如我们从江朱和胡温两届执政过程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制度安排的激励逻辑，就是中共领导人会把难题留给下一届，但他们也有动力解决任期内一些急迫的重大问题。江朱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搞社会改革，但他们做出了加入世贸的历史性决定。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国企改革搞不下去，农民就业问题难解，如不扩大外需，经济持续增长就不可能。轮到胡温，也选择不搞困难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在三农问题上有所进步，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也改善了对农民工待遇，否则就会出大乱子。现在，轮到习李，如果他们不搞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任期内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你不可能指望，这一届领导会清算中共的历史罪恶。第二个理由，这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危机感空前强烈，更重要的是，第三，这届中共领导人成长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与胡温有很大不同，从而增加了改革的可能性。

这一届中共领导人和胡温一样，都不是他们同代人中最优秀的。但这一届中共领导人比上届领导人有远为丰富的底层经历，也获得了比他们更系统的高等人文教育。这些是许多人都已经看到的。但还有一点没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社交范围，是胡温不能比的。胡温不仅在文革中没有农村插队的重要经历，而且他们的社会交往也十分有限。尤其重要的是，胡温除了工作关系，没有自主的政治性交往。这是他们能够被遴选为中共高官绝对重要的条件。对此胡温自己也非常清楚，因此，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胡温不仅尽量避免交往，且切断了许多旧交以避嫌。这种奴才和内臣的处世之道，极大地保护了胡温，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信息和知识质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共在胡温一届陷入治理危机之必然。这种情况，连帝制时代也不如。从培养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角度，胡温成长的信息和知识环境，远不如北朝鲜和利比亚这样独裁的专制国家。

这种情况和胡温的平民出身也有很大关系。毛时代的平民子弟，信息和知识环境远比不上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能看到大量内部书籍，更不用说能知道大量内部消息，能更大胆地交往和沟通。但是，毛时代成长的平民子弟中并非没有知识更丰富，交往更广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他们的知识和眼界非胡温所能比。但中共元老把这样的平民子弟视为威胁。这不仅反映了毛之后中共精英越来越自觉地为私而非为公的蜕化，更反映了中共元老的短视和狭隘，反映了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国家不负责任。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老邓是怎么看上胡锦涛的。邓如果真想了解胡锦涛，他应该不难发现，胡根本没有治理这样一个复杂大国所需要的学识和沟通能力。更可怕的是，胡为了保住自己皇储之位，反而更不敢读书交往。有消息说，胡干脆不读任何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的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和可悲的状况。这当然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胡赵被罢免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即将执政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比胡温要幸运许多。虽然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但互联网技术整个改变了中国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识环境，同时，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温要大许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高干子弟进入最高领导层。他们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权，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很难不让别人也比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笔者得知，李克强（王岐山？）去年读了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震惊，也十分兴奋，因为这件事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首先，这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仅知道治国该读什么书，而且敢读这些书，甚至不怕别人知道他们在读这些书。这是一个飞跃，说明元老一代离去后，中共领导人的素养正在走出低谷。其实胡锦涛并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会改革，但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指责胡锦涛不作为也有点不厚道，因为你不能指责一个无能的人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胡犯了和赵同样的错误，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该接的位子。

李克强读大革命这本书还说明，虽然新一届领导人比胡温更有治国能力，但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比胡温严峻得多的挑战，在他们的任期内，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胡锦涛刚性维稳的结果，是把一个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给了习李。如果说一年以前许多精英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相反，对革命的恐惧和忧虑开始在中国精英中流行。我们已经从民间精英中看到了这种迹象。韩寒年底前发表的三篇博文，萧翰对社会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长文对“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大革命幽灵的影子。而李克强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表明这个幽灵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笔者在得知李克强读这本书之后，才知有此书，而且在法国文化部的赞助下，此书早在1992年就出了中译本。不过此书现在只能在网上购得，且身价数倍，莫非是因为李克强读此书的消息不胫而走？

我读托克维尔解读法国大革命的缘由，果然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同时也深感自己学疏识浅。若非得知李克强读此书，竟不知其存在。读这本相见恨晚的不朽之作让我受益匪浅，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为什么真有爆发大革命的可能，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中国的自救之道。一边感受托克维尔令人信服的洞见之逻辑力量，我也不禁产生一种忧虑，读托克维尔的书会不会把中共的当权精英吓坏了？

此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尽管法国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但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临近革命的法国与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由于人性相同，中央集权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和精神时尚的后果是相同的，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和国家，都逃脱不了中央集权内生的逻辑。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揭示的中央集权的财政逻辑、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极其令人震撼，因为它和94年税改以后中国的演变逻辑非常相似。这种演变的逻辑起点是中央随意地，无节制地增加税收，而且当年法国的增税和朱镕基94年税改一样，是由“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见92年版72页）中央政府无节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后果是行政机构无序膨胀。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机构，只盘剥和瓜分收入，却不提供服务。于是，卖官鬻爵盛行，这在当年的法国是公开的，而在当今的中国则是公开的秘密。中央政府疯狂敛财的必然结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机构和个人权利，分化社会，窒息自由。这首先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可能做到税负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税负，加之于最穷和最弱势的群体，也就是加到农民身上。临近革命的法国如此，94年以后的中国也一样。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市场和各种特权的社会，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之所以会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特权的扩大，更在于特权与责任日益分离。这正是94年税改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趋势。在这种财税体制下，享有特权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机会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却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去做好事来维系特权者和弱势者之间的道德依存，从而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全面走向隔离，也就是出现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原子化”。

托克维尔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92版，35页）

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社会的写照吗？这样的社会显然不能长久维系。但大革命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呢？这种社会爆发大革命是必然的吗？这显然是李克强和整个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极感兴趣的问题，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同样给出了极富洞见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专制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政权和社会完全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德和社会公正的自主性。所有人都发现，在这个社会里做坏事机会很多，而做好事则寸步难行。反过来，中央集权也让专制政权自身变得极为脆弱。只要巴黎发生一次大骚乱，就能使整个政权倾覆。

托克维尔发现，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动员者和教育者。中央政府在剥夺地方和社会公共权力的同时，却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主权话语；政府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推行改革，实际上是不断加强中央官僚的权力，窒息政治自由的空间，使人民退缩到只关心个人事务的狭小世界里；专制政府以牺牲公平和破坏个人权利的方式推动经济繁荣，人民的处境虽因此而改善，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增长更快。看到许多人靠官商勾结和政府市场投机大发横财，整个社会“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随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同书，212页）

于是，害怕人民发怒的政府和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困苦和命运，尤其是关心处境最糟的农民的命运。托克维尔写道，在1789法国大革命前十年，“人们经常同情农民，不断谈论农民，研究用什么方法能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中国读者看到这段话，不会不联想到这些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热。但法国大革命前出现的结果是，政府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而有教养阶级中的志士仁人救民于水火的革命热情，反而最终“点燃并武装了”人民的“怒火和贪欲”。（见同书，第三篇，第五章）

托克维尔还发现，文人对发动法国大革命有特殊的贡献。他的这一解读，非常值得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托克维尔指出，那些“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超脱，“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并不担任任何公职的法国文人，竟然变为法国大革命前的“首要政治家”。而这种奇特现象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这些脱离实际政治和治理的文人，其实对国事非常关心。他们虽然各自主张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起跑点”，“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同书，175页）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文人的大主意，并非像古代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而是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连妇女和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

原因之一，就是“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文人们“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托克维尔指出，正是这些文人的处境让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读到此处，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中国一些大牌学者的名字，想到了他们爱用的大字眼：“市场”，“法治”，“宪政”，“民主”。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我十分尊重的人，但他们关于“土地私有化”，“废除户籍制度”，“发展贫民窟”等大主张，恰恰说明了他们存在托克维尔指出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发生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政治自由。这些文人“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同样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众，则“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笔者夹议：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是乔装成经济学）于是，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变成了“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同书，177-178页）

这些首席政治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因为每个法国人在每天的生活中，“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都要受到旧体制的折磨，而他们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药方，于是产生了一种“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的感觉。其次，贵族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权和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一边坐享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那些支撑他们特权和生存的习俗如何荒谬。这其实也是中国今天的权贵存在的现象。

革命前的法国，所有的阶级都要求改革现存体制。“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托克维尔认为，这意味着“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正是写到此处，托克维尔引用了那句著名的法国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同书，176页）

而法国文人发动革命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们让所有人在非常糟糕的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181页）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文人的这种政治作用是极其有害的。它使得“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深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而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语言游戏绝非儿戏，事实上，有什么样的语言游戏，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文明秩序。法国文人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体系，崇尚夸大其词”的属性，被行动起来的民众搬到政治之中，是大革命巨大破坏力的一大源泉。

读者一定会问，笔者如此不厌其详地引用托克维尔的文字，并强调大革命前的法国与当今中国的相似，是否要得出中国在劫难逃，必将发生一场大革命的结论？我的回答是，如果中国精英不能够认真对待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不能从托克维尔深邃的思想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确实很可能发生一场破坏力极大的大革命。

一定有人会反驳说，历史不同，时代不同，且国情也不同，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轻率了。我承认，中国确实有很多情况与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比如，当年的法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革命，精英和大众均很愚昧，而中国在上世纪，两度江山易手。中国精英和民众对大革命有清晰的集体记忆，不希望那样血腥的事件重演。况且，法国当年是君主制，中国今天是党天下，整个社会都在中共组织的严密控制之下，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重上井冈山，都没有了可能。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不会发生当年那样的大革命，但不等于不会发生由现代技术支持的大革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大革命虽然样式不同，但其破坏性未必就小。且不说核武器失控的可能，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如果出现非典那样的大瘟疫，出现大天灾，则大革命导致中国全面失序，从而让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绝非没有可能。

因此，与其争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一次新的大革命，不如认真探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党天下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连这个危机存在的事实都不承认，一切关于中国未来的讨论都没了基础。

回到本文的主题，如何理解和求解中共18大的总理难题？这个问题究竟与李克强读的书有什么关系？我以为，中共18大面临的总理难题，绝对不是一个人选问题，也不仅是中共高层的派系权力平衡问题，而涉及到18大后，整个中国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通盘设计，涉及到中共应对危机的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

检讨胡温执政得失，首先是不论谁当新总理，象温家宝那样连任十年，且一人对经济决策大权在手，这对中共政权乃至整个国家的风险都实在太大，不堪承受。其次，胡温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知如何对付地方政府。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完全失败的，结果是肥了无数贪官，害了亿万百姓，留下无穷后患。18大后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规则设计和总理选任规则的设计，不仅要求对解决地方有效治理这个要害问题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新总理将要面对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强势封疆大吏。这个问题在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开始突现，令胡温不知所措。规范面临变天危险的党天下总理与有全国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之间的政治和行政关系，不仅涉及到新的政治平衡是否稳定，而且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些重大立法和政策的协调。

不言而喻，18大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最关键的焦点还不在总理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如何安排，而在于总书记习近平与总理之间将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张力。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将影响整个中共权力结构的未来布局。习李双接班的安排，是曾庆红的杰作。这个有想象力的创意，展示了曾庆红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曾庆红17大时为什么以激流勇退为这样的安排开路，非常耐人寻味。

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助力太子党在18大后主政中国。曾庆红不可能不知道，推动这一格局，不得人心，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胡锦涛的坚决抵制，但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又为什么要安排李克强以总理的位子与习近平一道接班？原因之一，当然就是避免清朝垮台前皇族内阁的下场。如果中共最高权力完全被太子党垄断，其政治后果会非常严重。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曾庆红只不过是想让李克强作个陪衬，或不得不向胡锦涛妥协，就太低估他了。

我的看法是，曾庆红真心想推动中共内部形成一种健康的派系竞争，增强中共内部的活力。我作此推测，是基于我对他的一些了解和分析，当然这种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与曾没有任何个人接触，但朋友之中，确有与曾庆红有交往，对他有一定了解的人。众所周知，曾的父亲曾山，是毛在江西苏区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毛反“AB团”，以血腥手段镇压党内异己的干将。曾山是中共极其残酷的内部斗争的幸存者。他手上沾过同志的鲜血，但他不同于夏曦那样的嗜杀狂。这样的嗜杀狂无论在哪里最后都很难幸存下来。对于父亲“打AB团”这段阴暗经历，曾庆红年轻时不可能全然不知。这可能就是他比许多高干子弟更懂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中共高层政治早已没有任何浪漫想象。曾庆红还有一段多数高干子弟没有的经历。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回江西吉安老家抚养，他的祖父象赵紫阳的父亲一样，是一个优秀的乡绅，据说被国民党杀害。曾长到9岁，才从乡下回到父亲身边。因此，曾庆红的童年不同于其他高干子弟，他得到了更多乡土中国的文化养分。曾庆红天资不低，学业优秀。有人告诉我，因其父任内务部长之便，曾很早就在家里看到过东厂档案。所以，曾庆红对中国帝王的御人之术，早有领会。这些独特的成长背景，使曾庆红成为同代中共高官中极其罕见的人物，他不仅热衷权力游戏，且有深邃的历史和政治知识。

曾庆红在辅佐江泽民中的独特贡献，已为人所知，无需赘述。他在保住江泽民大位的权力斗争中展示的政治才能，为他赢得了“大内高手”的绰号。我和一些支持赵紫阳的朋友都感慨，如果赵紫阳有这样的助手，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当我听到胡锦涛做王储，曾庆红对胡并不支持，两人关系紧张，我认为曾太霸道，太欺负人了。现在看来，胡曾的人格矛盾无法调解。曾庆红应该是最早认识到胡锦涛心理阴暗且治国无能的人之一。但他没有办法，胡是邓小平选中的皇储，无人能搬动。因此，没有人比曾庆红更清楚胡锦涛给中共政权带来的危险，也无人比他更了解中共自我毁灭的悲剧。

曾庆红有政治权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曾庆红是否有追求大道之心，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知道他对中共的历史罪孽私下最直言不讳，但他似乎也热衷权贵的无聊嗜好。他能纵横捭阖弄权，但他能扮演超越性的历史角色吗？曾庆红现在的地位极其重要也极其微妙，他是真正的立储者，也是太子党的影子领袖，他显然试图带领红色贵族们救中共江山于即倒。为此，他在超越性方面准备走多远呢？从他站出来支持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来看，尤其是从他对海外流亡人士的态度来看，曾庆红可能走的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远。因此，我相信，为了中共的党天下，更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曾庆红会支持太子党与李克强、汪洋这些所谓团派大将真诚合作，相谋为国。

问题是，太子党和团派之间并不能构成有积极内涵的政治张力。即使存在权力之争的张力，将其转化为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政治张力也不合适。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角色之间的张力，应该含有远超过党内派系权力之争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政治内涵。历史上帝相之间的角色张力的内涵前文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就中共党天下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角色张力而言，历史上也是有多重政治和治理含义的。除了继承帝相的传统，总书记代表国家的正统权威，主持军事和外交及一切大政，而总理除代表行政权力之外，在治理分工上，中共的传统是总书记管农村，而总理则更多地负责城市和工业。这是因为中共在农村主要以党组织实行基层治理。

把党内派系之争，尤其是大政方针之争，正式转化为总书记与总理之间的角色张力是说不通的。温家宝以总理的角色呼吁政治改革，总书记胡锦涛又另唱一套，是一种非常状态。那么，中共18大之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张力，应赋予什么新的政治和治理内涵呢？我的理解是，要增加有利于促进地方自治，用地方自治来带动社会自治，扩大政治自由的政治张力。

积多年对中央地方关系之研究和思考，我提出这样一个具体思路，以推动中国精英，尤其是推动即将主政的中共新领导去思考。

第一， 让几个重要省份的封疆大吏正式参与国务院日常决策。鉴于重庆、广东以及上海、新疆在探索地方自治路径的重要战略地位，应考虑让这些地方的主政大员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定期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

第二， 以上措施必然加强总理直接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关系的职权。这种安排，有利于促进总理的这一职能，促进高层精英合作，从而避免再发生类似4万亿那样的决策灾难。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是一种既有利于维护法律和政令统一的尊严，又有利地方创新的政治形式。为此，可以进而考虑常务副总理轮流坐庄，进而考虑总理轮流坐庄。

第三， 以上安排，增强了总理既代表中央行政权力，也代表地方行政权力的政治基础，这就提出了如何增加总书记的权力和手段来制衡总理之权，从而有效制衡整个官僚系统权力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由党中央，也就是由总书记直接任命部分县份的一把手。这实际上是对帝制中国郡县制传统的再创造。由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一批县份的一把手，对这些人实行新的选任和激励机制，可以解决前两届存在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问题。这一措施能够对各省的治理和改革，施加有效的压力和监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个办法选拔和培养一批职业政治家。

这个权力结构改革设计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国郡县制的治理传统来改造党天下封建化的地方治理。众所周知，中共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地方治理危机，地方政府的集体腐败，地方权力与黑恶势力的勾结极为普遍。这种普遍现象的制度根源之一，就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红色封建在改革过程中发生了腐败蜕变。薄熙来在重庆以高压打黑的办法，解决了当地这类问题。但全国没有那么多薄熙来，而且，强人治官的办法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选举的办法？这里涉及到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否普遍支持直选产生地方行政长官？我相信多数人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那就是今天中国多数地方还不行。这无关老百姓的素质高低，而是因为直选会颠覆现在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失序。有人会说，直选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现在的秩序和利益结构，实现公平和正义。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这种主张实际是用选举去发动革命，当权者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而且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

我的基本假设是，中国完全可以改造科举传统，像新加坡那样先实行开放的精英主义，以某种公开和公平的程序，从全国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政治人才，由中央直接委任到一些治理失败的县份担任一把手。这些“父母官”会受到当地人民和多数官员的欢迎。如果选拔和激励机制得当，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县完全可以走上法治和民主自治的轨道。我曾经把这个想法与许多人交流，结果让我更相信这个假设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常识和经验支持，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也符合国情。

不过，早在2007年，我就公开撰文提出这个主张（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这个主张虽然引起不少关注，但这个看似温和的改革思路，对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意味着很大的威胁。我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个思路最大问题是冲击了买官卖官的市场，切断了许多人的财路，所以不会被接受。这是一个令人很沉重，但也很现实的判断。中国这些年买官卖官之猖獗，实在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其高峰的年度交易额，恐怕以千亿计。

因此，不论多么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改革创意，没有危机来打破政治均衡，都不可能被付诸实施。但危机爆发之时，又往往是最愚蠢的办法被青睐之际。正因如此，中国的知识人与其去讨论革命还是改良，去批判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还不如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多准备一些有可能行的通的创意，以便在危机到来时开明的政治家有更多选择。中国现在确实陷在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双重陷阱之中。知识人指出这个事实并描述这个陷阱的黑暗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不足以帮助我们爬出这个陷阱。历史的事实是，没有革新制度和文化的创意和能力，任何文明都难以摆脱现行制度和主流文化对思维和行动的限制。比如美国，由于精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过于自大，结果对此次金融和债务危机毫无预见，美国人民很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应从美国精英的失误中得到启示，不仅要激发自己反省和批判本国制度和文化的能力，更要激发自己创新本国制度和文化的能力。

我上面提出的权力结构安排，虽然有可能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却未必一定增强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未必能扩大政治自由。因此，中国要在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关键在于我曾提出的横向秩序整合创新。为此，我主张创新已经实行多年的“地方对口支援”机制，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化关系来推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新的权力结构安排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这种政治形式有可能为发展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

所谓“地方对口支援”，是中国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直接转移资源，促进地方平衡发展的一种机制。这个重要的机制虽然已经实践多年，但在国内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足够重视，在海外更是鲜为人知。其实，这是中共一项极有意义的创新。这一创新在2008年四川遭遇特大地震灾害的救灾以及此后的灾区重建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马克思说过，“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包含着重要的真理，但不完整，事实是，有产者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向往自由的人民只有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在中国创造的“地方对口支援”这一机制中，包含着向往自由的人民如何帮助别人解放，从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的重要思路。

我们看到，对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国做出了以一个发达省包干一个重灾县的安排，结果是，各援建省在灾区的重建过程中出现了竞争。竞争之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正是因为效果如此显著，现在中共又把这个办法用于对新疆南部的大规模援建。

四川震区灾后重建虽然速度很快，但也暴露了不少严重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完全失控，浪费极大。为了国家的面子，如此挥霍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是极大的犯罪。事实上，把对口援助的机制稍加改革，就能带来很大节约，也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改革的方向，就是增加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契约关系，也就不会有负责任的竞争。如果由中央制定规则和标准，并且监督执行，援助方和受援方可以相互选择、谈判，结果会大不一样。没有了责任的竞争，必然产生浪费的结果，而引入问责机制的竞争，将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地方政府本能的反应，就是尽可能引入民间和私人部门参与，而不会像现在那样，政府独吞肥食，滋生腐败。

“地方对口支援”如果能够引入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地方间关系。这种契约化的地方间关系，这对于解决中国发展地方自治的难题，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地方自治，是政治自由最重要的内容。没有地方自治，不可能发展法治，而没有地方自治和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只可能是坏的民主。这个道理本不难理解，但在中国却很难被接受。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对发展地方自治非常不利。提到地方自治，许多中国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这会不会导致分裂，导致天下大乱。一些对中国不友善的西方人，以及仇视中共的李登辉，都公然提出中国只有分裂才有出路，更强化了中国人对地方自治的恐惧。

二十一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地方主义的兴起”。也许是知道了我对地方分权的主张，费正清老人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曾约我去面谈。他问我，“你想象的中国式地方分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我当时无言以对。二十一年后，我认为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这就是“互惠性地方主义”（reciprocal localism）。

互惠性的地方主义之本质，就是允许地方各自探索如何扩大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自主权，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个地方自由和平等的扩大，必须为其他地方自由和平等的扩大创造机会，而不是相反。（就是说，需要一个全局性的高层契约，即顶层设计！没有法治导向的顶层设计，地方的好主意第一无法避免“人去政息”的厄运，第二无法扩展、弥散；完全仰赖自由博弈，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精英总能跑在痞子前面。哈耶克的“自发演进导致自由秩序”不是普适规律。）当年的包产到户，就符合这个原则。当时安徽率先包产到户，一开始遭到不少发达省份的反对，但后来这些省份发现，安徽农民的自由，对自己是有利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安徽的包产到户缓解了粮食的短缺，而当时粮食征购的重负，主要加在发达省份。因此，安徽农民的解放，带来了发达省份农民的解放。

现在中国的局面，看似与当时不同，本质上却一样，只不过是轮到发达地区要帮助欠发达地区才能解放自己。朱镕基94年的税改有一层含义，就是地方要用钱来买自己的自由。这个安排不仅导致极不公平的税负，也就是越穷的地方税负越重，而且，这种安排还迫使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大量从外地农民工身上榨取财富。结果是，发达地区自己的环境和治安日益恶化，社会越来越不和谐，而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更是遭殃。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性开采，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仅靠市场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扭转这个格局。现在发展互惠性地方主义，就是要自觉地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重建家园。

在新形势下推动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就是要明确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援助义务。为此，中央要把更多的财力留给地方。事实证明，地方花钱向中央买自由的结果，是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顾人民的死活。这不是一条通往自由的出路，而是一条通向新型奴役的死路。把更多的经济剩余留给地方，让他们解放自己，也解放别人，应该是一条真正通向自由之路。

中国正在进入建设社会保障，提升底层社会基本福利的关键发展阶段。其实，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平均收入水平，中国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过程。但94年后的财税体制不允许这样做。地方官员可以大量增加公款消费，却不能提升社会福利，谁这样干，谁倒霉。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城市，不可能提高外来人口的福利，因为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坏处。我的一些经济学同行，不是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而是宣扬中国不宜提升穷人福利和社会保障，并引证福利国家出现的弊端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确实出了大问题，美国现在的债务危机就与此有关。但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仅仅是因为福利水平太高？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出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大，另一个就是管理权太集中。这两大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随着社会保障的提升，社会和地方自救和自助的动力和能力下降，因此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摧毁了人们千百年形成的各种道德依存机制。为了一面提升社会保障和福利，一面凝聚社会，发达国家精英的一种选择，就是对外扩张，用掠夺别人来维系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会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机理。

中国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不能搞社会保障，不能提升穷人的福利。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要不仅为自己的居民，而且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中国在教育、司法，尤其在医疗服务方面，完全有条件既获益于规模经济，又获益于竞争。这恐怕是中国唯一的自救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也有可能成为一条拯救世界的路。因为中国文明自古有天下主义的自我期许，正是在这个期许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这个文明谁也消化不了，反过来谁也救不了，只能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而为了救自己，我们最后也要去救别人。

西方文明有许多成功之处，世界从西方文明的兴起中受益不少，受害也不少。现在中国文明有了复兴的机会。我们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机会。中国文明的特质是不轻易损人，而比较容易害己。美国作家何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那就是美国比较容易自以为帮别人结果害了别人，中国则相反，比较容易伤害自己结果也伤害了别人。以牺牲亿万农民工的生命、血汗和后代的福祉成就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已经显露了伤害自己来伤害别人的趋势。中国要扭转这个趋势，找到一条自救之路，然后去帮助那些“失败国家”，实现中华文明天下主义的自我期许。

“失败国家”其实是西方失败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援助模式的产物。不应该把这一结果归咎于西方的阴谋，因为西方既有利己的考虑，也有高尚的动机。事实上，西方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要从西方的失败中学到真的教训，否则就会闹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

写到此处，这篇长文该收尾了。在此，我要表达对中共18大的真诚期望，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自由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人闹了两场革命，却没有得到自由。这其中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向往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中国人绝不会例外。为此，中国人很可能还要再来一场大革命。即将主政中国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阻止这场革命，但他们可以做到让这场革命不在今后10年内发生。他们还可以通过开放的精英主义和互惠的地方主义，扩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场光荣革命准备条件。这样，党天下虽然不可避免会被终结，但中共有可能像国民党那样，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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