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从中共建党建政的时间段看，似当进入第四个三十年。这就是从建党到武装夺取政权的三十年，从“党天下”到“文革”的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维稳至上这三十年。
“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中至尊
据中共自己总结，中共革命有三大法宝：一曰统一战线，二曰武装斗争，三曰党的建设。这其中“党的建设”是三宝中的至尊，当以命门视之。其要害之处无非有二，一是形式上的：来自苏俄，以限制为手段，以控制为目的的克格勃做派；二是骨子里的：自以为了不得，实则是落后、野蛮，最具中国特色的会党传统。
近代中国会党缘起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是民间自发的秘密结社。这种民间结社传统，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的成败。会党传统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有明确的口号，无论是反清以复明还是拜上帝以复生，无论是奉天地为父母，还是以无产阶级大众为兄弟，都有一个极具理想型的口号来蛊惑人心。二是组织严密，内部等级森严；为首者具有至高无上个人权威。三是成员复杂，帮派林立。三教九流、江湖术士、边缘流民被广泛吸纳，其“群众性”具有超强的辐射力。
与中共九十年历史相联系，其会党特征跃然纸上。除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按照莫斯科指示秘密行事之外，更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玄机。这个玄机就是与会党组织的传统相结合。毛泽东深知此中三味，于是就有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挂共产主义的羊头（说辞），卖会党政治的狗肉（实质）。最近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就是中共会党传统下行事风格的大曝光，让一些不知会党传统的善良的人们大为惊骇。
中国转型出路：摆脱会党政治
会党帮规与现代政党制度是完全不同两回事，与民主宪政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此，中共高层真不明白？非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非如此，你就解释不了台上坚持这坚持那，背地里悄悄把子女、资产转移国外。更有下台后几乎个个出书，既说民主又说法制；大陆出不了，冒险到香港也要出。书中所言清醒得很，哪有一点糊涂的意思？何故？帮规之邪恶不可低估。吴邦国所谓五不搞，就是个典型。骨子里还是团伙的权位动不得、权贵伤不得、帮规坏不得。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依靠会党起家，却深知会党之弊，因而要国民党学习欧美实行现代政党制度的改造。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政治改造路径，就是一种可以预见的改造模式。蒋经国先生这样做了，他引领国民党走向了政治文明的坦途。
可惜的是，中共建党已经九十一年，仍然徘徊在“改革”还是“死亡”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困惑中，深陷于会党政治的泥潭不能自拔。悲乎哉？大悲也！中国转型或改革的出路在哪里？无他，就在摆脱会党政治。哪怕是回到百年前孙中山、袁世凯联手推翻满清的最初圆桌。况且，有台湾国民党凤凰涅磐的宪政示范，有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的政治文明实践；垂范在先，为什么非要钻进会党政治的死胡同呢？
会党向政党的转型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民主也好，宪政也罢，没有中共成为现代政党这个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中共抛弃“党天下”会党传统，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不光是众生的企盼，也是中共这三十年的最后机会。若非如此，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壮士断臂，刮骨疗伤，才是中共的明智之举。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附录】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
| 作者：（加拿大)王大为作 刘平译 2009年08月 |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讲述了：中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而且，作者谈到，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第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第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第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第70页）。其说自相矛盾。王大为认为，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有助于后者向整个华南、华中地区的传播。那些逃离闽台的会党分子在所到之处，又重立新会。原书第129页的附图显示了这一地理流传方式，颇有说服力，但原书第130页的统计数字又说，闽粤地区60％的天地会组织是本地人创立的。这是作者必须加以解释的。第三，王著在结构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第六章“中国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仅用了区区5页。作者的原意是，在这一章里，“将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观点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实际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并未达到——至少有三点，一是缺乏对结拜组织或会党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活动特征的宏观性总结，即它们对内互助、对外犯罪与反清斗争的关系；二是会党的政治性、破坏性是如何被后来的政治团体所利用的（包括会党是如何沦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三是作者在本章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东南亚华人会党的情况，也许超越了本章主题。或许，把本章作为“结语”更为合理一些。第四，王著在行文中还存在一些史料与术语方面的错误；在书后的“注释”（原为统一尾注，现一并改为脚注）与“征引资料篇目简介”中，或许由于校对的原因，存在较多的人名、地名、文献名称等方面的翻译错误，我在翻译中已经一一更正，或是以“译者按”的方式加以说明。 -------------------------------------------------------------------------------- 目录 中译本前言 前言 术语与朝代说明 导论——鸦片战争前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相关主题的学术史 地理与历史背景 文献资料情况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 林爽文起义时期东南地区的兄弟结拜组织 清前期结拜组织之源流——互助组织，村社中举办庆典之“会” 会社仪式与虚拟兄弟关系中的歃血盟誓——战国时期的歃血盟誓，歃血盟誓与民间文化 18世纪东南地区的结拜组织与林爽文起义——案例，持久存在的结拜组织，结拜组织与地方官员，结拜组织与地方绅富 第二章 结拜、会党与叛乱：林爽文起义的背景 天地会的创立 天地会向台湾流传 林爽文的天地会 立有名目的结拜、政府与叛乱——分家之争与“结会树党”，遁入大里代，两个天地会、政府与叛乱 第三章 会党叛乱与无会党叛乱：朱～贵起义与林爽文起义之比较 林爽文叛乱的思想与组织——族群冲突与叛乱，天地会在叛乱中的作用 朱一贵——没有会党参与的起义——朱一贵叛乱，对朱一贵叛乱之诠释 第四章 秘密会党与民间宗教：嘉道年间闽西一赣东地区的天地会 搜捕、叛乱与天地会的蔓延：1788-1800年间政府与天地会的关系——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查天地会源流，天地会在林爽文起义之后发动的叛乱 天地会与民间宗教——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流传，天地会教义中的民间宗教因素，作为民间宗教的天地会 第五章 边缘性与思想性：清朝针对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立场 1650-1812年间清朝律例中有关兄弟结拜和秘密会党的条款 施行：当高压来临之时 清政府对结拜与械斗的看法——为首之人与结会敛钱，清政府对械斗的看法，档案所描绘的械斗情形 清政府对械斗的处理 第六章 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 附录一林爽文起义参加者的情况 附录二林爽文叛乱年表 注释 征引资料篇目简介 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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