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25
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之死，不单激发海内外民众的怒吼，更唤起社会对公安部门黑社会化的关注。有维权人士批评，中国政府视维稳为首要工作目标，不惜纵容公安以黑社会手段管治社会。（刘云报道）
工运领袖李旺阳本月六日在医院内被发现离奇死亡后，亲人及友人统统失踪，海内外媒体锲而不舍追踪报道，更激发2万5千名香港市民两度上街，游行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前抗议示威，及在遮打花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期间大陆自由作家北风在晚会上献诗悼念及在网上发起十万人联署信。事件发生一周后，湖南省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表示会成立一支刑侦队伍彻查事件。但是，熟悉中国社会的维权人士均认为，省政府的做法只不过是想息事宁人，中国政府并没有决心解决黑社会化的管治模式。
就李旺阳离奇死亡，在香港上街抗议的流亡作家贝岭坦白说，中国政权黑社会化近十年间发展得很快，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并不是个别独立的例子，跟李旺阳一样的例子众多，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无端被关在屋内逾年的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家。
贝岭更直接地说，中国公安与黑社会已结连。“对，我说的就是流氓。公安、地方上的国安是与地方上的一批流氓在接合。这个黑社会跟流氓某程度上是政府的打手，或者是警方的打手。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出版杂志而成阶下囚的贝岭坦言，他虽然二千年方被中国政府驱逐离境往美国去，但是，他并未遇上流氓野蛮式对待的局面，但是，中国过去十多年间，他却发现维权人士、知识份子、上访者等陆续出现被不知名人士或政府直接聘用的人士以各种粗暴野蛮的手法对待。他估计，流氓与政府结合是因为政府感受到社会给予好大的挑战。
“这挑战给他们更大的威胁，最后，只能跟社会黑社会做一个接合，因为他们的力量必须跟黑社会接触，才能让这社会有稳定。这是这政权的特别。”
事实上，李旺阳的死讯仍是一个谜，纵使社会普遍怀疑事件是国保所为，但仍需待官方彻查。但是，国保或公安直接或间接派遣不知名人士殴打、绑架、恐吓以致滋扰中国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上访者、法院立案者及其证人与家属等，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滕彪及江天勇、与作家余杰及胡佳等维权公共知识份子便先后遭公安或国保欺凌，包括脱光衣服、拳打脚踢、肉体及精神虐待等。
但是，这些行为一直没有停止。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更说，这类黑社会式的手法，其实，早在文革之时已出现，他且以自己在文革时，双手指头便被绑在一个暖气管上酷刑对待，一只眼睛被打致视力受损，母亲被活活打死的不幸遭遇。所以，他觉得黑社会化的管治模式早已出现。
他认为，这类虐待手法其实其他国家也有。但是，对于中央政府推行的维稳政策，他觉得与社会诉求有落差。“维稳及维权中间有矛盾，不能用维稳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人民权利。”
至于黑社会管治社会之说，他说未见过中央有这类文件说明，可容许流氓来维持社会稳定。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有没有制度，现时的领导人有否跟从邓小平当初说明要建立制度。
已移居加拿大的政论家许行以书面回覆时指，一切维稳的黑社会化手法是出于全国政法委之手，而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的权力更有不断扩张之势，到接近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的情形。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及党的各级政法委，是一个置司法、执法、情治及治安等，权力为党的一体化领导下的超级权力机构，直接管辖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维稳办等，它的权力更可调动全国武警及通过中央军委调动军队。而中国的维稳费更有不断攀升之势，2009年的维稳费为5140亿人民币，2010年则为5486亿元，到2011年再升至6244亿元，今年的数目更是高达7017亿元。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更说，中共政权现在以维稳为名，打压为实。若持久地用打压的方式对待人民，最终会是官迫民反。因此，他呼吁中共政府明白，民主潮流不可挡。“用维稳方法是不可以令政权持久，相反是自挖坟墓。我们希望他用民主改革及开放的态度，这才可以令整个中国走向民主，才可以令整个中国稳定下来。”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及多名人大及政协先后表示，去信人大表达关注，范徐丽泰更说，她在信中表示，希望湖南政府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她认为事件是负责处理的官员，对人民生命不够重视，对人民权利不够尊重，向人民负责的概念不够深入，希望可以提高地方官员依法处事的能力。
政法大学客席教授王友金坦言，说话是没意思，问题的症结在于执政党有没有决心改造自己，共产党一旦不自觉及自醒改过，社会便会逾来逾风狂，届时极有可能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说“亡国亡党”。
旅美异见学者严家祺则认为，扭转现时的状况，就是把政法委全面取消。“政法委是应该完全取消，我希望十八大以后，这个机构应该积极取消。这机构给社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造成很多很多灾难。”
严家祺指，政法委正是残踏人权的其中一个原因，它已变成中国共产党以安全的名义镇压各种政见者非常凶猛的手段。他更认为，纵使政法委看似牢不可破，但是，在十八大换届之时，他觉得是有机会可以予以取消，停止再为社会制造灾难。
就李旺阳离奇死亡，在香港上街抗议的流亡作家贝岭坦白说，中国政权黑社会化近十年间发展得很快，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并不是个别独立的例子，跟李旺阳一样的例子众多，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无端被关在屋内逾年的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家。
贝岭更直接地说，中国公安与黑社会已结连。“对，我说的就是流氓。公安、地方上的国安是与地方上的一批流氓在接合。这个黑社会跟流氓某程度上是政府的打手，或者是警方的打手。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出版杂志而成阶下囚的贝岭坦言，他虽然二千年方被中国政府驱逐离境往美国去，但是，他并未遇上流氓野蛮式对待的局面，但是，中国过去十多年间，他却发现维权人士、知识份子、上访者等陆续出现被不知名人士或政府直接聘用的人士以各种粗暴野蛮的手法对待。他估计，流氓与政府结合是因为政府感受到社会给予好大的挑战。
“这挑战给他们更大的威胁，最后，只能跟社会黑社会做一个接合，因为他们的力量必须跟黑社会接触，才能让这社会有稳定。这是这政权的特别。”
事实上，李旺阳的死讯仍是一个谜，纵使社会普遍怀疑事件是国保所为，但仍需待官方彻查。但是，国保或公安直接或间接派遣不知名人士殴打、绑架、恐吓以致滋扰中国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上访者、法院立案者及其证人与家属等，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滕彪及江天勇、与作家余杰及胡佳等维权公共知识份子便先后遭公安或国保欺凌，包括脱光衣服、拳打脚踢、肉体及精神虐待等。
但是，这些行为一直没有停止。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更说，这类黑社会式的手法，其实，早在文革之时已出现，他且以自己在文革时，双手指头便被绑在一个暖气管上酷刑对待，一只眼睛被打致视力受损，母亲被活活打死的不幸遭遇。所以，他觉得黑社会化的管治模式早已出现。
他认为，这类虐待手法其实其他国家也有。但是，对于中央政府推行的维稳政策，他觉得与社会诉求有落差。“维稳及维权中间有矛盾，不能用维稳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人民权利。”
至于黑社会管治社会之说，他说未见过中央有这类文件说明，可容许流氓来维持社会稳定。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有没有制度，现时的领导人有否跟从邓小平当初说明要建立制度。
已移居加拿大的政论家许行以书面回覆时指，一切维稳的黑社会化手法是出于全国政法委之手，而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的权力更有不断扩张之势，到接近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的情形。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及党的各级政法委，是一个置司法、执法、情治及治安等，权力为党的一体化领导下的超级权力机构，直接管辖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维稳办等，它的权力更可调动全国武警及通过中央军委调动军队。而中国的维稳费更有不断攀升之势，2009年的维稳费为5140亿人民币，2010年则为5486亿元，到2011年再升至6244亿元，今年的数目更是高达7017亿元。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更说，中共政权现在以维稳为名，打压为实。若持久地用打压的方式对待人民，最终会是官迫民反。因此，他呼吁中共政府明白，民主潮流不可挡。“用维稳方法是不可以令政权持久，相反是自挖坟墓。我们希望他用民主改革及开放的态度，这才可以令整个中国走向民主，才可以令整个中国稳定下来。”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及多名人大及政协先后表示，去信人大表达关注，范徐丽泰更说，她在信中表示，希望湖南政府可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她认为事件是负责处理的官员，对人民生命不够重视，对人民权利不够尊重，向人民负责的概念不够深入，希望可以提高地方官员依法处事的能力。
政法大学客席教授王友金坦言，说话是没意思，问题的症结在于执政党有没有决心改造自己，共产党一旦不自觉及自醒改过，社会便会逾来逾风狂，届时极有可能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说“亡国亡党”。
旅美异见学者严家祺则认为，扭转现时的状况，就是把政法委全面取消。“政法委是应该完全取消，我希望十八大以后，这个机构应该积极取消。这机构给社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造成很多很多灾难。”
严家祺指，政法委正是残踏人权的其中一个原因，它已变成中国共产党以安全的名义镇压各种政见者非常凶猛的手段。他更认为，纵使政法委看似牢不可破，但是，在十八大换届之时，他觉得是有机会可以予以取消，停止再为社会制造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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