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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 |
2012-06-26
薄熙来的突然坠落，不仅导致了重庆模式的夭折，而且使得此前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间的竞争也戛然而止。中国的政局重新陷入一片沉闷的空气之中。
不过，最近这个局面有所变化。本期《财经》杂志对广东近来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进展作了专题报道，文中透露，时隔四年，汪洋于6月4日至5日再次率团考察新加坡，考察主题由上次的产业转型变成了社会建设。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06-18/111899533.html
这条消息传递了多重政治信息。首先是汪洋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而且得到即将登上大位的习近平支持，在广东带头推动社会改革。我们知道，习近平与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汪洋此次以新加坡为模板来“加强社会建设”，明确地宣示了习近平坚持走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明明是“大政府，小社会”，但其社会问题确实解决的比许多国家要好。汪洋提出的社改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反映了中共一贯夸张的文风，但相比过去“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思路，广东社改已然破题，指向了发展社会自治的正确方向。
汪洋的这个转折究竟是做秀还是“动真格”？我想是两者成分都有。汪洋离开广东晋升常委已成定局，这个事实决定了他的决策必然有很大做秀成分，因为他对自己的决策可以不负责任，而继任者也没有义务一定要继承他的政策。这是中共人治的现实使然。汪洋之所以不完全是做秀，则是因为推动社会改革，既有广东内部的需要，也有中共高层的共识。而这些都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胡锦涛的维稳思路不是化解而是加剧了广东和各地的社会矛盾，维稳必须寻找出路。
广东虽然在社会改革方面明确了正确的方向，但广东模式能否打破胡锦涛维稳造成的困局，却有极大疑问。《财经》杂志的这篇专题报道说，广东此番社会改革有三大思路，一，松绑社会组织，二，推动“政社分离”，即社会事业去行政化，三，发展“村居自治”。这三大思路都有实质性内容，因而都有真实的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恰恰就是汪洋此前不敢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汪洋一走，自然就把这些难题留给了继任者。
广东是中国非政府组织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民间组织和西方国家的资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胡锦涛上台后，把民间组织视为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是西方颠覆中共的工具，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打压和迫害。现在，比起九十年代，中共政权更腐败，官民矛盾更尖锐。给民间组织松绑，中共当权者岂不是更不放心？现在中共可以倚仗的是这些年豢养的大批鹰犬，能够把特务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去。但这样一来，社会组织能否服务社会也就成了问题。
细观所谓“去行政化”的具体措施，主要就是阻止官员在民间组织中兼职。这听起来有理，但完全无视了中国的政治现实，那就是社会组织并没有法律和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官员退出，而特务又无所不在，民间组织更容易成为政府鱼肉和欺凌的对像。
至于发展“村居自治”，恐怕更易成为画饼充饥。广东的外来人口，早就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何界定本地户口和外来人口的权利？广东政府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自治，以大风险就是激化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不仅存在于中国人之间，而且已经发展到中国人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之间。可以肯定的是，汪洋从新加坡模式里是找不到解决这个难题的答案的，因为那里的移民压力，完全不能与广东同日而语。
广东的社会改革还有一个潜在的政治风险，就是地方主义。自民国以来，广东人地方自治的冲动之强烈，在各省之中最为突出。且不说广东的社会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若一旦取得实质进展，则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一思潮，必将壮大。而这恰恰是中央政府最忧虑的前景。所以说，广东的社改虽然破题了，但广东的社改真要突破现在的局面，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条消息传递了多重政治信息。首先是汪洋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而且得到即将登上大位的习近平支持，在广东带头推动社会改革。我们知道，习近平与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汪洋此次以新加坡为模板来“加强社会建设”，明确地宣示了习近平坚持走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明明是“大政府，小社会”，但其社会问题确实解决的比许多国家要好。汪洋提出的社改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反映了中共一贯夸张的文风，但相比过去“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思路，广东社改已然破题，指向了发展社会自治的正确方向。
汪洋的这个转折究竟是做秀还是“动真格”？我想是两者成分都有。汪洋离开广东晋升常委已成定局，这个事实决定了他的决策必然有很大做秀成分，因为他对自己的决策可以不负责任，而继任者也没有义务一定要继承他的政策。这是中共人治的现实使然。汪洋之所以不完全是做秀，则是因为推动社会改革，既有广东内部的需要，也有中共高层的共识。而这些都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胡锦涛的维稳思路不是化解而是加剧了广东和各地的社会矛盾，维稳必须寻找出路。
广东虽然在社会改革方面明确了正确的方向，但广东模式能否打破胡锦涛维稳造成的困局，却有极大疑问。《财经》杂志的这篇专题报道说，广东此番社会改革有三大思路，一，松绑社会组织，二，推动“政社分离”，即社会事业去行政化，三，发展“村居自治”。这三大思路都有实质性内容，因而都有真实的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恰恰就是汪洋此前不敢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原因。汪洋一走，自然就把这些难题留给了继任者。
广东是中国非政府组织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民间组织和西方国家的资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胡锦涛上台后，把民间组织视为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是西方颠覆中共的工具，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打压和迫害。现在，比起九十年代，中共政权更腐败，官民矛盾更尖锐。给民间组织松绑，中共当权者岂不是更不放心？现在中共可以倚仗的是这些年豢养的大批鹰犬，能够把特务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去。但这样一来，社会组织能否服务社会也就成了问题。
细观所谓“去行政化”的具体措施，主要就是阻止官员在民间组织中兼职。这听起来有理，但完全无视了中国的政治现实，那就是社会组织并没有法律和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官员退出，而特务又无所不在，民间组织更容易成为政府鱼肉和欺凌的对像。
至于发展“村居自治”，恐怕更易成为画饼充饥。广东的外来人口，早就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如何界定本地户口和外来人口的权利？广东政府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自治，以大风险就是激化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不仅存在于中国人之间，而且已经发展到中国人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之间。可以肯定的是，汪洋从新加坡模式里是找不到解决这个难题的答案的，因为那里的移民压力，完全不能与广东同日而语。
广东的社会改革还有一个潜在的政治风险，就是地方主义。自民国以来，广东人地方自治的冲动之强烈，在各省之中最为突出。且不说广东的社会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若一旦取得实质进展，则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一思潮，必将壮大。而这恰恰是中央政府最忧虑的前景。所以说，广东的社改虽然破题了，但广东的社改真要突破现在的局面，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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