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這一天遲早總要來

香港维园纪念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

等待了二十三年，權力只能推遲這一天，卻抹不去這段歷史，更不可能讓一個民族永遠背負這個不堪重負的包袱，這一天遲早要到來。

「從最古老的時候起，在世上一切民族中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一直建築在暴力之上。但這關係也像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樣，從過去到今天都在經常不斷地變化。它由於兩個原因而發生變化。其一，政權，即那些遊手好閒的擁有權力的人，隨著權力的鞏固和延續變得越來越腐化，越來越瘋狂殘暴，他們的要求也對被統治者變得越來越有害；其二，隨著統治者的的腐化，被統治者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服從這種腐化政權是多麼不合理性，多麼有害。

……只要暴力政權存在，人民必須改變對待政權的態度的時刻就難免要到來。這一時刻可能來得早一些，也可能來得晚一些，這要視政權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氣質是好靜還是好動而定，甚至還取決於民族的地理環境是否便於人們之間的相互往來。但是對於所有的民族來說，這一時刻不可避免地遲早總要到來。」

這是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一個多世紀前在《論政權、統治者、暴力》一文所說的。統治者總是不相信自己有「這一時刻」，千方百計將「這一時刻」推遲幾乎成了他們工作的重心，他們總是希望「這一時刻」不會輪到自己頭上。

統治者的僥倖心理

他們相信手中掌握的絕對優勢的社會資源，相信沒有甚麼力量足以構成對他們的有效挑戰，更相信強者通吃的邏輯。僥倖的心理和權宜的算計常常覆蓋了他們的日日夜夜，他們因此一而再地放棄主導社會變革的主動權，寧願以高昂的代價維持現狀，喪失了一次次對他們可能有利的選擇機會。這是古往今來許多生動、具體的史實所一次又一次證實過的。

利益計算、風險評估壓倒一切，形成巨大的惰性，遮住了一切遠見、憂慮和良性的判斷，良知的全面缺失更使他們在判斷現實和未來的時候，沒有超越一己私利，也沒有超越眼前的、臨時的、很可能轉瞬即逝的評判尺度。他們只能在自我設置的美麗陷阱中觀天觀地，失去對現實的敏感和對未來的洞察，只剩下僥倖主義和鴕鳥主義，和對那些冷冰冰的國家機器的依賴。在他們的天平上，人性、人道退場了，甚至連理性也退場了。

死水般的公共生活，呈現出的往往只是假象，大量的矛盾、不滿如同山一樣不斷積累，不面對、不正視，並不意味著矛盾的不在，暫時的掩蓋，暫時的包裝，或者暫時的視而不見，都是暫時的，這一天遲早要到來。

托爾斯泰倡導非暴力

托爾斯泰目睹沙皇俄國的暴虐、冷酷和腐化，一次次地選擇了「我不能沉默」，他為那些無依無靠的弱者說話，為那些被戕殺的冤魂說話，為千百萬掙扎在邊緣、底層、無力發出聲音的同胞說話，在急風暴雨的大革命即將席捲那塊廣袤大地的前夕，作為文學家、忠誠的俄羅斯之子，他似乎敏銳地呼吸到了空氣中的火藥味，他不斷地寫下《到底怎麼辦？》、《不可殺人》、《死路兩條》、《我不能沉默》、《俄羅斯性格和俄羅斯的出路》等文章，他提出「勿以惡抗惡」，他倡導非暴力，在一九○六年寫下的《停止服從政權 不參加暴力》，對他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做了很好的闡釋：

「暴力產生暴力，避免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有不參加暴力，這對於沒有喪失理智的人來說似乎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這種手段照理說是非常容易看到的。很顯然，人們，即大多數人，之所以會受到少數人的奴役，只因為這些被奴役的人自己參加了對自己的奴役。

……目前在俄羅斯民族中間發生的事，並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是人民為用一個政府取代另一個政府而發動的反政府起義，而是一個偉大得多的、意義也更為深遠的現象。現在撼動著俄羅斯民族的東西，是對任何暴力即一般意義的暴力的非法性和無理性的朦朧意識，是對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一種不是以暴力政權為基礎（在各個民族中間至今仍是這樣）、而是以合理而自由的協調一致為基礎的生活的朦朧理想。」

呼籲文明的改造舊世界

他並沒有親身經歷身後大規模的暴力革命，對一個民族帶來的巨大衝擊和傷害，但他似乎預見到了一個腐化墮落而冷酷的政權一旦崩盤，統治者將遭到的是同樣的對待，暴力帶來的暴力反抗，同樣是一種惡，出於人類的良知、愛和憐憫，他呼喚非暴力，他呼喚更文明的方式來改變舊制度、舊世界，雖然他心目中的「朦朧理想」當時落了空。伴隨著暴力壓迫和剝奪的將是暴力的反抗、報復和清算，史不絕書都是這樣的以惡報惡的惡性循環。

托爾斯泰以他巨大的文學成就和道義感召力所提出的非暴力反抗思想，在現代社會尤其具有深刻的意義，它提醒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人們還有另外的選擇、另外的路徑。當然，非暴力思想能根植人心，並開花結果，不僅有賴於被統治者的良知、理性和勇氣，同樣有賴於統治者人性的發現、良心的復甦、理性的抬頭，在面對社會和平反抗時的寬容、節制和忍耐，這是對雙方的呼喚，如果只是單方面的要求被統治者恪守非暴力的原則，統治者繼續任意的嚴酷的暴力手段來回應一切非暴力的社會抗議，其結果就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毀，不僅是對肉體的傷害和殺戮。

何時在北京點燃六四燭光？

二十三年前，在北京街頭，坦克的履帶和橫飛的子彈回答了這個命題，大規模非暴力的和平抗議等來的是六四的槍聲，許多青年學生和市民喪生的那一刻或許都不相信，竟然是真的子彈。二十三年，歲月早已抹去街市的血痕，卻抹不去暴力留給這個古老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陰影。如何從二十三年的前的陰影中走出，是中國今天和未來必須面對、無法迴避的問題。一個政權要在這塊土地上繼續下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樣要面對這個問題，無論風往哪個方向吹，無論中國往哪裡去。

在香港街頭看到五月二十七日舉行遊行，六月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的廣告，二十三年來，那裡的燭光年年為六四點燃，和平有序，基於良心的因素遠大於政治的因素，何時在北京、在整個大陸也能點燃燭光？我們心中都有這個問號，燭光點燃的是人的良心，首先指向的是真相而不是權力。二十三年來，年復一年，權力依靠剛性的壓制辦法禁止國人表達良心、屏蔽真相。

古老民族已經熬過了二十三年，等待了二十三年，權力充其量只能繼續推遲這一天，卻抹不去這段歷史，更不可能讓一個民族永遠背負這個不堪重負的包袱，一直走下去。推遲只能積累民族的戾氣，使和平轉型的代價增加。但這一天遲早要到來，只是時間問題，只是以甚麼方式突破而已。人類的良心總要正視，人類的良心總要被高舉，這是任何強大的行政機器所無法禁錮的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早一天面對，無論對於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對於中國還是這個人類世界都是一個好消息，一個帶著春天氣息的消息，畢竟人不能世世代代在無望中等待下去，這一天遲早總要來。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