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渊：艾思奇是内控右派

图为艾思奇  

以《大眾哲學》享譽數十年，對中共奪權貢獻巨大、曾為毛所敬重的艾思奇，從五十年代起就受到毛的親信陳伯達康生的打擊排斥，劃為右派。鬱死於文革前夕。

中共體制內哲學家艾思奇（1910-1966）雲南騰沖人，蒙族，原名李生萱。他是成吉思汗大軍南下時的名將黑斯波里的第十八代後裔。祖父李曰垓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的功臣。父親李德潤是滇西華僑儒商，常年往來於雲南各地與緬甸仰光之間，他的中西合璧教育觀對艾思奇的成長有莫大影響。蔡鍔是他父親的義父，臨終前囑托艾思奇祖父李曰垓襄助四川督軍羅佩金多為民國革命作貢獻。

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艾思奇從小具有民主意識，聶耳是他的好友。早年留學日本，後與章太炎研究過國學和經史。他可用日文和德文對照閱讀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到伏爾泰、盧梭、培根、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他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頗有研究，尤重墨子的實踐觀。

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赴延安。曾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共掌權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先後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校長等職。著有《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艾思奇文集》等。

蔣介石拜倒在《大眾哲學》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李公樸任主編，柳湜、夏征農和艾思奇任編輯。艾負責撰寫《哲學講話》、《科學講話》欄目。其間他用一年時間，為《哲學講話》專欄寫成二十四篇文章，結集出版，形成後來的《大眾哲學》。

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結合日常生活現象，解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各種世界觀，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如《哲學並不神秘》、《卓別林和希特勒的鬍子》、《貓吃老鼠》、《不是變戲法》等，使哲學走下神壇，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大眾哲學》出版後迅速風靡全國，發行三十二版。不少年青人受這本書鼓惑走上共產革命道路，奔向延安。當時有《大眾哲學》動員十萬青年參加革命的說法，引起國府的警覺。一九三一年顧順章投奔國府後，中共組織在上海被迫收斂，左翼文化運動萬馬齊喑，哲學界卻一枝獨秀，脫穎而出，出版各種流派的哲學譯著，《大眾哲學》是其中之一。艾思奇的書，在共產革命的低潮中救了中共一命。

艾思奇女兒李昕東於二○一二年第四期《縱橫》雜誌著文《大眾的哲人：我的父親艾思奇》。她記道，一九八四年蔣介石先生高級幕僚馬壁來到她家，對她和她母親說了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話。蔣介石曾經說過：「我不是敗給了共軍，而是敗給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當時，艾思奇夫人和女兒驚得目瞪口呆。蔣介石怎麼可能說出這種不可思議的話來呢？

原來蔣介石一再說過，得人心者得天下，蔣指的人心可能就是從《大眾哲學》開始失去的。在這以前，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搞「新生活運動」，目的就是為了贏得民心。認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卻「衝垮了三民主義的防線」。蔣介石曾指著主管黨務的陳立夫的鼻子罵道：「共產黨能寫出這本《大眾哲學》，你們怎麼就寫不出來？」 蔣介石把《大眾哲學》推薦給蔣經國、蔣緯國看，而且自己還常年放在案頭翻閱。

馬壁（1912-1985）湖南湘潭人，歷任國府要職，一九六一年返回大陸，任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住在北京國務院宿舍木樨地二十二號樓，曾為艾思奇後人寫下詩句：

一卷書雄百萬兵，攻心為上勝攻城，

蔣軍一敗如山倒，哲學尤輸仰令名。

卷中小字注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檢討戰敗原因，自認非敗於中共之軍隊，乃敗於艾思奇《大眾哲學》之思想攻勢，一九五七年提到《大眾哲學》餘悸猶存。特寫小詩七言絕句一首書贈。」 這首詩如今懸掛在雲南騰沖《艾思奇故居》內。

陳伯達妒才詆譭《大眾哲學》

蔣介石如此高度評價的艾思奇，卻為毛澤東和他的鷹犬所不容。可能受到家學淵源的熏陶，艾思奇為人處事作風低調，不善張揚，更不擅長玩弄政治。平日是潛心學問與教學，頗有書呆子、老學究氣質。

一九五三年，兼任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副院長的陳伯達在食堂裡突然走到艾思奇跟前，豎起一個小指頭說：「艾教員是九品官」。意思是說，你的職位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在階級鬥爭年代，這位毛澤東政治秘書、號稱中共理論家的陳伯達不會輕易用威脅和嘲諷口吻開這樣的玩笑，必然非同小可，事出有因。

接著陳伯達指責艾思奇就是靠一本書《大眾哲學》吃飯。這本書錯誤百出，翻開任何一頁都可找到錯誤。從此以後針對艾思奇的各種流言蜚語開始出現。在批判會上，他違心地承認各種莫須有的錯誤，他希望儘快解脫出來，返回教學崗位。艾思奇解釋道，《大眾哲學》是他年輕時寫的一本書，幼稚之處在所難免，所以在一直不斷修改中。

艾思奇開始不斷檢討，並承諾「以後再也不寫這種粗製濫造的偽劣產品」，他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就此取消，從一九五三年起，出版過三十二版的《大眾哲學》便不准再出版了，反右運動後，更從書架上消失。

一九五三年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中，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黨委作出結論：「對作為教員的艾思奇在教學與科研中的錯誤進行檢查」，決定對他進行嚴肅處理，並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呈報，此事不了了之。

談領袖產生的偶然性犯大忌

李昕東文章中說，艾思奇遭到這般突然襲擊，心中鬱悶可想而知。妻子王丹一因醫療事故住進醫院，艾不敢向妻子透露半點消息。艾的摯友、曾任毛秘書和衛生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建議他徑直去找毛澤東申訴，他亦不敢去。

事情遠不到此為止。從五十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中央黨校爆發過三次大論戰，影響擴大至全社會，構成文化大革命的預演。論戰雙方的代表中有艾思奇和楊獻珍。這三次論戰本來不過是哲學教學中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其中「一分為二」原來是「從現象到本質」 科學分析過程中所作的比喻。然而「合二而一」問題一再上綱上線，發展為全國性的政治打擊運動，成為陳伯達、康生等毛澤東鷹犬打擊異己的手段。康生炮製了「三次論戰」的權威史論。在文革浩劫中，「三次論戰」又擴大成為「十次論戰」，排斥和打擊政治對手。

至於艾思奇被陳伯達等人在反右運動後期定為內控右派一事，則更為蹊蹺，也更令人髮指。艾思奇有一次在講解哲學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時候，他解釋說，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要進行偉大的革命，產生一個領袖是必然的，但是這個領袖由誰來當則是有偶然性的。有的學員當即提出：「毛主席成為領袖是否有偶然性？」 艾思奇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偶然性」。

反右中被定為「內控右派」經過

中央黨校的學員都是有來頭的縣團級以上幹部。這個問題顯然是個政治陷阱。艾思奇是個犯有前科的人，這樣的回答是徹頭徹尾攻擊偉大領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自投羅網跳進了陽謀圈套。陳伯達抓住機會聯繫他以往一系列「反黨錯誤」，定他為黨內右派分子。

在這一系列「反黨錯誤」中，有一條是與另一名黨內右派柳湜「狼狽為奸」。柳湜是一九二八年便加入中共的老黨員，長期從事文化和諜報戰線地下工作。反右運動時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黨組副書記等要職，還是中共八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反右運動中柳湜被打為右派，由柳湜又牽連艾思奇。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們二人在中共外圍組織「社聯」中，有一段合作共事的關係，在上海《申報》和《讀書生活》專欄共同撰稿。因為是文人，有共同語言，以後經常來往，切磋一些學術問題。

劃右派的又一個原因是在延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度受到毛澤東青睞，成為毛澤東座上客，經常應邀與毛探討哲學問題，並有書信來往。艾思奇把書信和手稿交囑夫人王丹一珍藏，進城後王丹一拿去榮寶齋裝裱這些書信，不料被康生妻子曹軼歐發現，她提議公開發表。艾思奇不同意說「不可招搖」。此事又得罪康生，亦為禍根之一。

艾思奇劃為右派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未獲批准，卻按內控右派處理。從此以後他成為「內部控制使用」的專政對象，不斷被人打小報告，散布流言蜚語，諸事煩擾，不堪其憂，使他鬱鬱寡歡，度日如年。因此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文革前夕早逝，享年僅五十六歲，但若非早逝，文革大劫又豈能逃過被鬥死的命運？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转自《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