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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2012年6月3日摄于上海 |
2012-06-15
根据中国《华夏时报》的报道，自从五月份以来，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的国家发改委大门口呈现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像。该报记者5月25日在发改委传达室门前亲眼所见，代表各级地方政府到发改委争取新建项目投资的官员们拎著沉甸甸资料袋排起长队，等候进门的批准条。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项目审批与批准”发布的资料，1至4月份，由发改委批准的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近乎于去年同期的两倍。更有甚者，仅是在5月21日这一天就有高达100多个项目获得批复。根据银行方面的信息，政府主导的四大银行新增贷款的速度明显增快，而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投向了新增建设项目。
这些迹像显然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这一点从五月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温家宝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稳增长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在此前后，中央银行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等举措，以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松动似乎也都围绕著中央政府的“松弛新政”相继出台。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说明中国政府在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已经放弃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目标、著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针，改而回到以前的倚重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
其实，如果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前五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但是，各项经济指标表明，这种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有可能继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已经难以为继。那些在结构调整中面临破产威胁的行业和企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被迫放弃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与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如同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功。通常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但是，长期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而投资和出口则呈现畸形增长。这样的经济结构既没有效益，又无法持续，同时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也显得十分脆弱。
正因为如此，控制投资和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成为中国宏观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今年前4个月，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速出现下滑的同时，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很明显，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期待相反，消费并没有能够挑起稳增长的大梁。这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调整方案。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再一次说明中国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承受力非常低下。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因此低收入者无法承受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降低的压力；以至于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小幅的放缓，社会不稳定的几率就出现几何级数的上升。时刻为自己缺乏治理合法性提心吊胆的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承受这些的风险。
这些迹像显然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这一点从五月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温家宝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稳增长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在此前后，中央银行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等举措，以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松动似乎也都围绕著中央政府的“松弛新政”相继出台。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说明中国政府在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已经放弃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目标、著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针，改而回到以前的倚重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
其实，如果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前五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但是，各项经济指标表明，这种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有可能继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已经难以为继。那些在结构调整中面临破产威胁的行业和企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被迫放弃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与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如同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功。通常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但是，长期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而投资和出口则呈现畸形增长。这样的经济结构既没有效益，又无法持续，同时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也显得十分脆弱。
正因为如此，控制投资和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成为中国宏观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今年前4个月，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速出现下滑的同时，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很明显，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期待相反，消费并没有能够挑起稳增长的大梁。这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调整方案。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再一次说明中国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承受力非常低下。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因此低收入者无法承受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降低的压力；以至于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小幅的放缓，社会不稳定的几率就出现几何级数的上升。时刻为自己缺乏治理合法性提心吊胆的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承受这些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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