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戈揚晚年在紐約

（左起）万润南、戈扬、严家祺在西来寺（1989年） 

戈揚活了九十三歲，她的一生如此起伏多變，從重慶到北京，從北大荒到紐約，從參加台兒莊戰役、隨新四軍轉戰南北，到住進星雲大師的西來寺。但不變的是，她在當右派和流亡美國兩次人生低潮中，始終是那麼不屈不撓、那麼自信自尊、那麼自強不息、那麼堅毅剛強。

戈揚和鄧穎超相識將近半個世紀。早在 1940年抗日戰爭初期的重慶，戈揚和鄧穎超在宋慶齡的「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中工作。皖南事變後，鄧穎超介紹戈揚去了新四軍。戈揚作為女記者，在共產黨內赫赫有名， 1949年，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
    戈揚當上右派後，與鄧穎超有二十多年沒有聯繫。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與戈揚又見面了，兩人都成了老太太。鄧穎超在大連棒槌島避暑時，戈揚又去看她，兩人談得來。鄧穎超當時是全國政協主席，戈揚又擔任起「反右」前的《新觀察》雜誌主編。鄧穎超住在中南海，希望戈揚每星期都去看她，與她聊聊天。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改變了戈揚的人生。正是戈揚和張偉國主辦了一次「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當這個座談會的發言刊登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時，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停刊整頓。「六四」後，陳希同點名戈揚參與「製造動亂」。
    1989年 4月 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戈揚應邀赴美參加一次研討會。「六四」後，戈揚從美國打電話到北京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對戈揚說，「不要輕信謠言」。戈揚從她二十一年「右派」經歷中，知道「六四屠殺」不是「謠言」，決定留在美國，從此艱難地在美國度過了她最後的二十年。

「六四」後，通過陸鏗的聯繫，戈揚住到洛杉磯的西來寺。 1989年 8月，我在西來寺見到戈揚，看到她談論中國政治，充滿自信、意氣風發，我沒有想到她已 73歲，也沒有想到 73歲一人流亡美國會有甚麼問題。 1991年，我從法國到紐約，乘了一小時地鐵，又步行了近二十分鐘，才找到了戈揚家。它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附近，但與布魯克林最大的公墓更近，只隔一條街，街另一面只有一間房子寬，後面就是連綿不斷的公墓群。 1991年時，戈揚家附近十分冷落。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聽戈揚談話，感到她剛強堅毅。

離開西來寺來到紐約，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倡導、籌款組建了「中國學社」，幫助解決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生存之憂，以便他們繼續研究中國問題並由他們自己管理。戈揚想到普林斯頓，劉賓雁卻以「我們是學術機構，不是養老院」為由將她拒之門外。戈揚對高皋說：「再請我也不去！我要用自己的腿走我的流亡之路！」談到這些，戈揚還說，劉賓雁以類似的理由也拒絕了王若望。為了生活自立，戈揚一到紐約就開始在一家慈善機構資助的開放式英語學校，向一位老師一對一地學習口語。老師被戈揚悲愴跌宕的經歷和她自強不息的精神深深感動，鼓勵她寫出自己的人生。這樣，戈揚在這位老師幫助下開始用英文寫自傳。戈揚孜孜不倦地學習英語，她將單詞寫在紙條上，貼在家裏的牆壁上，與烹飪有關的，就掛在廚房；還經常駐足街道，辨認每一個她記得的單詞；而每寫完一段個人經歷，她都請老師批改潤色，回家後還會仔細推敲琢磨。憑藉超人的意志力，戈揚把自己沉浸在英語世界裏，她給香港刊物寫信說：「高皋是學了就忘，我是忘了再學！」因此，聽說讀寫都有長足進步，老師也變成了朋友，以至老師因心臟病不能再輔導時，還特別叮囑兒子繼續幫助戈揚。
    戈揚用她那敏銳的目光和犀利的筆觸繼續寫作，雖然各種報刊雜誌爭相邀約她寫文撰稿，也只能賺取微薄的稿酬，要維持在紐約的生計，猶如杯水車薪。戈揚決定申請社會福利金。她自立而不求人，獨自一人到社會安全局。接待人員希望她請個英文好的人陪她一起來，並說下次來就不用再排隊等候了。戈揚一聽，睜大眼睛，叫了起來：「不！就是我自己，就要今天辦！」戈揚說：「看來是怕年紀大出意外，接待員立即上來扶着我，要我放鬆，並說，現在就辦，現在就辦。」問到有沒有收入時，戈揚說，有時寫點文章，接待人員表示，福利金是要扣除部份收入的。當時，戈揚正在以寫信的方式為《開放》雜誌撰寫回憶錄，她迅速反應過來說，不是文章，是寫信。就此得到了全額養老福利金。

1994年 6月後我家也搬到布魯克林。從我家到戈揚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鐘。我與高皋常去看望戈揚，戈揚有時也來我家吃飯。有一次，我在華人區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容，背微馱，無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來，正是戈揚。我猛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異國他鄉，在到處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個完全無助的戈揚。而平時人們見到的神采飛揚的戈揚，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來的。
    司馬璐是戈揚的同鄉，小時候就互相熟悉。司馬璐也住在布魯克林，常去看望戈揚。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希望與戈揚結婚，戈揚一直沒答應，加之住在女兒家的一些不愉快，司馬璐得了抑鬱症，住進了醫院。戈揚經常去醫院陪伴司馬璐。得知司馬璐拒絕吃飯，她又帶飯到醫院，看着司馬璐進食。有一天，戈揚特地做了一大碗蝦，司馬璐喜形於色一掃而光。戈揚住的房子租金低廉，房東多次暗示要提高租金，說是只需稍稍改裝一下，房租就可以提高很多。由於戈揚時常在文字方面幫助住在樓下的房東，所以沒有說得很明白。一天，戈揚外出，忘了關煤氣，結果爐子上的東西燒糊冒煙了，房東衝上樓，關了煤氣，沒有造成其他損失。其實，戈揚一直非常小心，大門上貼着「關煤氣」幾個大字提醒自己。這次可能走的太匆忙，才釀成事故。有了由頭，房東正式逼戈揚搬家。病情好轉的司馬璐不願意回女兒家，戈揚也必須另覓住處。為了節省開支，互相照顧，他們決定搬到一起居住，並在參議院街找到了一室一廳的住房。後來，他們搬到 遠離布魯克林的法拉盛，我和戈揚的來往就減少了。
    2000年， 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搭橋術。住院期間，我去看望她時，發現司馬璐坐病床邊，幾乎整日陪伴着等待康復的戈揚。戈揚對司馬璐說，只要度過了這一難關，就與司馬璐結婚，二年後，兩人結為連理。
    戈揚、司馬璐搬到法拉盛後，在一位老華僑保延昭的幫助下，戈揚的兩個女兒、女婿和兒子等都來到了美國，這是戈揚晚年最高興的時候。然而，除了一個女兒和女婿外，戈揚其餘兒女還是回了中國。就在戈揚最高興的時候，我與北京來的朋友去看望戈揚，發現戈揚談話有些文不對題。沒有多久，戈揚被確認患有老年癡呆症就進了安養院。
    2009年 1月 18日，戈揚去世，三天後在紐約舉行有數十人參加的戈揚追悼會，其中有八人參加了出殯儀式，有戈揚的女兒、女婿、戈揚兒子的一位同學、《新觀察》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慧燕、王書君和我。

——原载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