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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俞梅荪:魂系天外 情暖人间――有识之士思赵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蔡文彬主编,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11年4月版

左起,蔡文彬谈《赵紫阳在四川》编写过程,紫阳之女王雁南(原名赵亮)、俞梅荪、赵二军,在紫阳书房。

左1蔡文彬把《赵紫阳在四川》送给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后立者赵二军,左2俞梅荪,在紫阳饭厅餐桌。

1993年元旦在紫阳家。左起,杜星垣(原国务院秘书长)、姚锡华(原《光明日报》总编辑)、赵紫阳、萧洪达(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现除已89岁杜导正,其他都已故去。

蔡文彬在紫阳书房留言:“赵紫阳永远活在四川人民心中。”左赵二军。



蔡文彬在紫阳书房留言。



魂系天外   情暖人间
——有识之士思赵紫阳
俞梅荪


2012年1月17日是赵紫阳离世7周年,一些有识之士聚在书房,追思紫阳的执政智慧,对当下的指导意义。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11年4月,香港出版《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被官方严厉打压,成今日聚会热议话题:

治川改革林凌(86岁,紫阳倚重的经济学家):“文革”期间四川武斗,动用机枪、大炮、登陆艇,死伤群众之多,损失之大,居全国之冠。农业凋零,工厂停产,农民食不果腹,市民口粮为全国最低,经济几近崩溃。可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紫阳临危受命,入川主政4年半,处理乱局宽严适度,稳定了社会秩序。他冒着政治风险,废除弊制,还权于民;取消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制度(陈云、李先念不同意),率先探索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大人民走出饥荒,迈向温饱,“要吃粮,找紫阳”成佳话。

上世纪80年代,林凌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探索经济改革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我从事经济立法工作多有指导。1988年12月初,紫阳在怀仁堂接见全国十年改革研讨会代表,我见紫阳拉着林凌问长问短。

“六四”风骨。杜星垣(96岁原国务院秘书长):“1989年5月,紫阳主张与学生对话,反对把运动定为反革命动乱,19日没有出席宣布军事戒严的大会,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武力镇压的决定,按惯例将下台,受处罚。”杜星垣对紫阳说:“《拿破仑传》说:‘历史上伟人的最大悲剧是不能收回成命。’你能否采取别的方式呢?‘永不翻案’都翻案了嘛!”紫阳拒绝说:“如果是那样,我今后必须不停地检讨,我无从检讨。”紫阳被软禁,江泽民曾对杜星垣说过紫阳的问题可以解决。

2004年10月,紫阳85岁生日,90岁杜星垣前往庆贺,被警卫拦在大门外,被告知“上面不同意”。年底获悉紫阳病重,杜两次到上海,找江泽民。江问:“你是不是为‘六四’平反的事?‘十五大’时赵写了信,我们一致认为不能接受。”杜说:“先不说平反,你们天天讲‘以人为本’,赵紫阳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我不能去看他?你不会忘记吧,当时对你的工作安排是去香港或上海,你打电话给我,希望去上海,后来是赵紫阳决定你到上海!”江结结巴巴地说:“我现已退,你可给胡锦涛写报告嘛!”杜给中央写报告获准。杜赶回北京,因紫阳病危去世,未能最后相见,在紫阳书房嚎啕大哭。紫阳子女要求当局按干部惯例,给紫阳写个《生平》,被百般推脱,僵持不下。杜打电话给曾庆红、吴邦国、吴官正,没有一个接电话。杜万般无奈地说:“吞下这颗苦果吧,这是在和一个政权作斗争,斗不过的,谁和你讲理啊!”说到此,他老泪纵横,站起来,跺着脚,双手使劲捶打胸脯……。那一刻,我头一次体会“捶胸顿足”,是人在极度绝望,力不从心,痛彻心脾的宣泄啊!他心疼老友迟迟未能入殓,又无法给其家属帮助。他的身体颤抖着,我站起来,搂着他消瘦的双肩,我俩的泪水无尽地流淌。(摘自2011年李欲晓访谈杜星垣,次年杜去世。)

回想“六四”前夕,我常去师兄处,在中南海西八所杜星垣办公室过夜(杜已卸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张劲夫、吕东、周建南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以便感受长安街传来民众的抗议声浪,看望躺在新华门前绝食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当时,中南海的各方面处于停顿状态,杜曾建议紫阳要有所作为。

开明的民族政策

为“叛乱”平反杨岭多吉(藏族,82岁,时任四川阿坝藏区党委书记,后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68年,因群众对宗教问题发生争执,军方在山坡架起机枪,向冲上山坡一百多人的马队扫射,打死61人。因死人太多,省政法部门无法交账,将事件定为“叛乱”逐级上报,竟得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15万人的阿坝地区“叛乱分子”达3万人。

1978年,在紫阳主持的全省民族会议上,杨岭多吉说此案真相,紫阳听闻大为震惊,怒斥有关负责人,要三个政法部门实地调查后平反,化解了民族矛盾。次年会议,杨大胆提出:“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错误的执政理念,被紫阳肯定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紫阳不断告诫:“要改变动辄整人的执政方式。”

胡赵开启民族和解的先声杨岭多吉说:“1980年,紫阳到中央工作,胡耀邦主持首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采纳这一理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民族政策变好了。耀邦到西藏讲话和中央五项新政策,争取达赖回归。当时达赖想要回来,确定了时间,藏民欢呼,整个西藏在欢腾。”

“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四川藏区反分裂通知》,说藏区要叛乱。为此,我到两个寺庙暗访住宿,很平静。我提出:‘怎么会叛乱?为什么要叛乱?没有一点苗头。’一直报告到中央,没出大问题。2007年8月,时任省委书记杜青林开会分析认为,藏区分裂的隐蔽活动最严重,公开破坏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我针对‘三最’给杜写报告:‘你把反分裂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普遍化。’杜未理会(后升为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今,阿坝和甘孜藏区抗争的藏民被残酷镇压,2009年至2012年3月4日“两会”召开,已有26位僧尼及藏民自焚,大部分在四川藏区,愈演愈烈。杨岭多吉痛心地说,如按胡赵的执政理念,当前的民族冲突就不会发生。
  
禁不住的人格力量

探索改革第一人。蔡文彬(70岁,本书主编,1968年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现为企业家):“文革”使紫阳反思,率先在四川省全面探索改革并取得成效,受到百姓爱戴。“六四”使他再次彻悟,从体制内改革升华到走民主宪政之路。紫阳是我的老上级,他使我从“文革”造反派,到改革派,再到民主宪政派的思想转变。

黄一龙(80岁,本书责任编辑,川史学者)说,该书54位参与回忆的干部,都被当局谈话:“中央领导认为此书为‘六四’翻案,不准扩散。”激起更多的老同志要抓紧时间,把紫阳的执政理念和智慧留给后人。

我感慨道:参与回忆的四川省地县三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各自亲历谈紫阳,这是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先声。打压本书,违反《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改革成败与民主呼唤

80年代,中共摒弃左的路线,拨乱反正,邓胡赵齐心协力,经济改革取得成效。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撤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中央各部委党组,防止各级党组织对行政工作的不当干预。

1988年秋,邓小平派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率团(中共首次)考察美国大选,在亚特兰大的民主党总部等地考察杜卡基斯和老布什的选战。回国后顾明和全团成员在中南海会议室,向《法制日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新闻社记者座谈观感:“美国大选的某些方面值得研究借鉴。”该系列报道受各界广泛关注。考察团成员中,有来自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该研究室由紫阳直接领导。(我时任顾明的秘书)

1989年,在“反腐败,要求加快改革”的学潮中,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被邓小平否定,天安门广场被血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夭折断送,痛失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到如今,基层选举普遍贿选,走过场,买官卖官盛行,民怨沸腾,访民剧增,警方非法维稳打压;重庆“唱红打黑”实为黑打的暴力执法,“打黑英雄”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使中共高层权斗内讧升级。在权大于法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沦为权贵政治和经济的工具。

2012年1月中旬,我在台湾观摩总统及立委竞选,亲眼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位总统候选人和数十位立法委员候选人,日夜深入民间游说其执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走街串巷到百姓家中访贫问苦,争取民众支持而拜票。台北街上的行人对我说:“任何人当选对百姓都不会错。”

民主机制约束权力的滥用,将权力锁在笼子里。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使取信于民,执政为民成为可能。民主自由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民幸福的保障。幸亏有个台湾,为大陆做出典范。


本文初稿2000字,刊载《争鸣》2012年3月号;刷新为3000字,首发《纵览中国》3月10日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4625

本文上篇:《天没亮,路正长——纪念赵紫阳逝世七周年纪实》原载《动向》201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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