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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梁京:网络时代的政治革命

最近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也许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场网络时代的政治革命。所谓政治革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有人被迫下台,而新上台者会推行一套完全违背下台者意愿的新政。


中国现在有5亿网民

我之所以有了这个想法,是认识到中国正在见证一种以前不可能的政治博弈。由于有了网络沟通技术,这种博弈的特征是,对当局恶政的抗议行动,可以非常方便地以多种方式,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这些行动不仅和平合法,并且在道义上很难挑剔。这样一来,当权者就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困难的境地。当权者如果公开使用政府暴力来扑灭这种行动,师出无名,政治风险很大,但如果听之任之,后果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从最近临沂发生的事情看到,困境之下,当局选择以组织流氓暴力来阻止民间探访陈光诚的行动。也就是说,当局选择了非法暴力,而且选择了以黑社会的流氓方式来实施这种暴力。虽然这是政府直接雇佣和组织的流氓暴力,而不是以“外包”方式,委托真的黑社会实施的流氓暴力,但这种国营的流氓暴力一定会比民营的流氓暴力成本高许多。如果当局因财政吃紧,决定像当年国民党那样走上勾结青红帮的路子,那将打开一个危险的潘多拉盒子。

专制统治者的麻烦还在于,反抗者可以随时转换战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英明的领袖,恰恰相反,网络时代抗议运动的灵活性恰恰在于它不需要有形的组织和明确的领袖。专制之下必然不断发生的每一桩罪恶,每一场灾难,都有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不仅每个网民都有机会振臂一呼,而且每个网民都可以出谋划策。在这种情况下,最愚蠢、最蛮横、最无耻的当权者,就成为抗议行动最有效力的号召者和组织者。殴打陈光诚和他的支持者是如此,以惩罚偷税为名,迫害艾未未也是这样。当权者自以为得计的行径越是卑鄙,其激发大规模抗议行动的效果也就越强。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还表明,网络时代的政治抗议正在改造官逼民反的传统机制。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基本机制就是以暴制暴。而现在有了网络技术,抗议者无需选择暴力,因为网络无限的沟通能力,为抗议者打开了合法斗争的无限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性的进步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既带来历史性机会,也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

从最近政府的所作所为看,当权者完全没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他们的选择,一是立恶法,如不久前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把一些公然侵犯基本人身权利的手段合法化。另一个就是赤裸裸地滥用法律,搞所谓“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彻底摧毁现存法律所剩不多的尊严。这一次对艾未未处以巨额罚款,就是一个极端恶劣的例子。这意味著什么呢?这意味著现在的当权者,不惜冒瓦解社会全部基本秩序的巨大风险来镇压政治反抗。这无异于选择让整个社会与专制政权同归于尽。

包括权贵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当然不愿接受这个选择。因此,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革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能否有效地阻止少数当权者这样一种极其危险,完全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目前自发形成的踊跃借款给艾未未付政府罚款的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行动的发展将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有多大的力量,以及成熟到什么程度来支持一场理性的政治革命。这一事件的发展也将让我们看到,中共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对于网络时代的政治革命会如何反应。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政治智慧,与民间相配合,让中国避免利比亚那样一场玉石俱焚的战乱。

因此,网络时代中国政治革命的成败,还取决于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能否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不仅激发更多人的政治热情,同时也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能支持让愿意讲理的人即使不互相喜欢,但可以互相尊重,让对话最大限度地替代枪炮。果能如此,则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革命,就能战胜更多的挑战,成就一场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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