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悦的文章"文革时的打人者──罪错及道歉"（http://www.baihua.org/topic.php?tkey=1320631099&theme_id=-1&tpc=1&page_no=1）写得很好，触到中国一个政府和老
百姓心照不宣的回避话题。其实何止文革打人应该道歉，罚错，对于土改， 反右，
四清，三年人灾被伤害的人都应该道歉，罚错。如果仅因为文革打了当权的人，社
会名人要罚，其它运动打的是一般人，就没有人管，还不如不罚。文革中打当权人
的罪，何须大家操心，清理阶级队伍时就罚了，而且罚得很重。所以更正确的提法，
不是以运动的名字来定义道歉和受罚，而是所有在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害的人都应得
到道歉，迫害人都应该受罚。
与犹太民族对待历史灾难的态度和处理方法相比，中国人正处于人类另一个极端。
犹太人的做法是：
1。 对于杀害过犹太人的战犯全力不惜代价的追踪，绳之以法。
2。 不忘被杀害者，筑碑纪念。碑上刻着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中国人不但将受害的名字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连三年灾荒，文化革命死了多少人，
都说不清楚。多少年来，我不但对网络上关于三年灾荒死多少人的这样一个国家应
该交代的基本问题吵到互相谩骂，感到伤痛之极，对于右派五十万的数字我也从来
没有相信过。因为我碰到的朋友，同事，甚至陌路相逢的人，稍作交谈，几乎发现
没有人的亲友中没有右派分子。右派的影子 乃至六十年后的今天生活仍阴魂不散，
到处遇到，这五十万的数字实在不近常理。
至于绳之以法更谈不上了，所以才出现愉悦非常谦卑的要求，应不应该罪错及道歉
的问题。实际情况这个问题的阻力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老百姓是惺惺惜惺
惺的， 因为当年毛泽东整人的方法是群众运动，不需要自己亲手做，大家责任均摊。
追究责任牵一发动全身，揭这个伤痕就要桶中国民族的命根子。
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制高点，不管官派文人，民主派文人，甚至武侠小
说的最高境界都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令世界民族瞠目结舌的大手笔对于几千万人
的冤死慷慨地鼓吹一风吹，也就是说鼓吹遗忘。实际的情况也是在遗忘，再过若干
年，当事人一死，无人再知道中国人当年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很悲观，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人会改变这个观念。我
也不相信我能看到中国人会对于过去自己所做的罪孽心甘情愿地和痛哭流涕地忏悔
的一天，更谈不到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天了。记得当
年德国战犯曾经用军人以服从为天责，为自己的罪孽辩护，但是最后这并不能完全
洗刷他们的责任，他们照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可是今天的中国人离像德国战犯那
样承认错， 用奉命执行来为自己开脱的境界都相距甚远。
我是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我的平反书上是这么写的(大意)，"XXX 在一九六四年的
清理思想运动中交代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被定成反动学生
………现在本人不承认，所以予以平反"。
这份平反书没有一丝歉意，其中说的我好像是在发神经病，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在
表演，他们是观众。更可怕的是这份平反书强调的平反原因是本人不承认，在将来
时机到来时，不用改就是一份新的 翻案起诉书，写的人已为未来的政治反扑留了伏
笔。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毛泽东刚死，大家对将来的政治形势发展尚心有余悸，那么等到
一九八五年，改革已成定势，情况总应该变化了。答案是no！八五年我出国学习后
回到母校任教，在校园中碰到当年将我打成反动学生的工作组组长文世鹏(时任数学
教师)，他装做不认识，一擦而过，没有说一字歉意。相擦而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一
股仇视的阴森之气朴面而来。我毫不怀疑如果毛政策重返，此人是要找我算翻案账
的。使他更对我不能饶恕的原因，恐怕还要加上当时我已经破格被提升为付教授，
他还是一个讲师。
如果说一九八五年共产党是刚脱下战袍，换上商袍，那么到了二零零五年，共产党
已经腐败成一个比四九年国民党更堕落的党了，中国人应该对共产党过去整人的罪
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答案还是否定的！二零零五年我在难友秦永廪的张罗
下会见了在上海的校友，这些校友都不是共产党干部，大部分当时属于要求进步帮
助党作孽的普通学生。他们见面时非常宽宏大量的说，我对于你们这些人从来是不
歧视的，而且当年我就没有积极参加那个运动。
为什么整我的共产党干部不愿意道歉呢？为什么参加过斗我的同学认为不歧视我就
是对我的恩赐了呢？
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如果我入了党，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排成队向我来道歉的人
就车水马龙，还要得到秘书批准了。中国事情的考虑方法，不是源自于做人道理，
不是源自于已经被共产党破坏得荡然无存的祖宗道德，不是源自于漏洞百出的所谓
中国法律，更不是源自于西方人人有罪的信仰，而是一种用种种美丽名词或者复杂
逻辑包装起来的厉害关系的衡度。这就是他们一边对自己在共产党统治期所犯的迫
害人类罪拒绝道歉，拒绝认罪， 而另一边义正词严地要日本做二战道歉而不感到荒
唐的原因。
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无意走到工字楼的一个房间中，发现当年运动
中整人的一批政治辅导员和激进的党政干部济济一堂，在集会。二十年过去了，他
们这个党中之党，圈中之圈，仍紧紧的抱成一团，分析和对付大局。而他们之中的
姣姣者，就是现在正在主政的政治局委员和胡锦涛。这些人都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
年代的大学中飞黄腾达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他们飞黄腾达的功劳和
政治资本除了整了多少人，还能够是什么呢？ 与我同庚的周永康就是在我们那次清
理思想运动后入党的。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子弟，在那个时代，整人运动后入党，为
什么还需要说吗？令人深思的是我们这些反动学生都不是倒在当时中国的领导阶级
工农子弟的手中，也不是倒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手里，无一例外的都是
倒在出身资本家地主，或者父母是历史反革命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手里，这些
新共产党的激进，极左和残酷无情才真正令人触目惊心。试想如果现任国家的领导
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斗人染红的顶子，相当部分又都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
他们麾下的喽喽辅导员会笨到来向我道歉吗？
就算倒退一步，真要到了中国的大形势要求这些人面对自己的罪孽，该道歉的道歉，
该负责的负责的时候，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可以不失大错的预言，那时在中国的
土地上恐怕发现的全是当年和毛泽东阶级斗争对着干的英雄， 而当年整人的凶手恐
怕会稀少得如凤毛麟角。在这个不诚实到了病入膏肓的民族的面前，任何法律，信
仰，道德恐怕都无能为力。
我在教书时曾与当年我班的团支书的妻子有过这么一段对话，他们夫妻俩全是党员。
大学中党员是非常稀少的，非炙手可热的人物入不了党。她的丈夫就是将我打成反
动学生的主角之一，他的父兄都是右派，于是他背叛了本阶级以比正统共产党百倍
的疯狂来抓反动学生。
她说："现在杨(她丈夫)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现在正在攻读系统工程，他现在是赵
紫阳智囊团外围的人，很多地方都在请他做报告。"
我说："可是系统工程是需要很好的数学根底的，杨的数学基础恐怕不够吧。"
她说："所以他非常想与你合作。"
我不语。
她又说："不要以过去的眼光看杨，杨现在对毛泽东很痛恨，他写了很多骂毛泽东
的文章。"
我说："当年你们说我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其实我并没有反。现在你们
自己开始反了，我还是不反，等到将来毛派再出来了，你们又会说什么呢？是不是
再将我打成反毛泽东分子揭发出去？"
她说："你神气什么？你不是就凭着邓小平上来吗，要不还不是狗屎！" (愤然离
去)
这段对话清楚说明了中国国情所在的位置。观念是非的色彩淡到几乎看不到了，人
们削尖脑袋钻营的是从那个时代中榨取最大利益。而当时代改变成相反的观念时，
他们又马上变成另一个模样去榨取利益，根本无需转弯，将他们以前在榨取利益中
伤害的人，伤害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而永远不变的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残酷无情。
有一个朋友曾经想尽办法让国外长大的孩子知道中国与美国的区别，儿子怎么也不
明白。最后他说，这样吧，美国的士兵从战场上回来需要进心里调整班训练一段时
间， 才能正常生活，而中国的士兵从战场回来，不需要任何心里调整，就可以得意
洋洋的投入工作，而且津津乐道战争的英雄故事。儿子说，爸爸，我好像懂了一点
了。
在我一九八七年决心放弃教职，移民美国的时候，曾经对一个挚友讲过下列话:
等到这批中共打天下的功臣都去世以后， 中国的将来仍然没有领导阶级工农分子的
戏，中国的将来必是太子党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争鹿天下。
沉默了一段时候， 我又说：
如果中国的将来只能在这二者中选一的话，我宁可太子党当政，虽然从人性上来说
他们都是自私贪婪的，但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在人性上的扭曲和畸形更为可怕，
他们的不动声色，深于城府，残酷无情极为可怕。
二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证明了我的看法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
作为本文结束，回到我开始讲的话：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会看到共产党政权倒
台，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有相当的机会看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在我有生之
年，我相信我只有很小机会看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到达台湾目前民主水平的一半，
同样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相信我会看到中国社会的民主水平到达西方社会的一半，
最后，我认为不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子孙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中国人会对他们在
共产党阶级斗争岁月中伤害的人，惨死的人，诚挚的道歉和承担责任，并对死者一
一哀悼，像犹太人和德国人做的那样。
同时，我也不无担心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社会也有可能会回到互相杀戮，陷害，出
卖的时代。而促成这个可能的并不完全是中国残留的毛派，也不完全是在现社会中
混得没有人样的所谓地痞流氓和低能儿，更不是那些海外的所谓民主法轮功分子，
其中真正促得最起劲的应该是中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大财主和亿万富翁，他们正不
遗余力的将这个社会向悬崖上逼，逼到它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只能从悬崖
上跳下去了。至于跳下去后是置死地而后生，还是一场新浩劫，那是无法预言的。
也许这个民族吃的苦还不够，还要更大的灾难才能清醒。
中国的路， 苦难深重， 漫长岐岖。
百姓心照不宣的回避话题。其实何止文革打人应该道歉，罚错，对于土改， 反右，
四清，三年人灾被伤害的人都应该道歉，罚错。如果仅因为文革打了当权的人，社
会名人要罚，其它运动打的是一般人，就没有人管，还不如不罚。文革中打当权人
的罪，何须大家操心，清理阶级队伍时就罚了，而且罚得很重。所以更正确的提法，
不是以运动的名字来定义道歉和受罚，而是所有在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害的人都应得
到道歉，迫害人都应该受罚。
与犹太民族对待历史灾难的态度和处理方法相比，中国人正处于人类另一个极端。
犹太人的做法是：
1。 对于杀害过犹太人的战犯全力不惜代价的追踪，绳之以法。
2。 不忘被杀害者，筑碑纪念。碑上刻着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中国人不但将受害的名字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连三年灾荒，文化革命死了多少人，
都说不清楚。多少年来，我不但对网络上关于三年灾荒死多少人的这样一个国家应
该交代的基本问题吵到互相谩骂，感到伤痛之极，对于右派五十万的数字我也从来
没有相信过。因为我碰到的朋友，同事，甚至陌路相逢的人，稍作交谈，几乎发现
没有人的亲友中没有右派分子。右派的影子 乃至六十年后的今天生活仍阴魂不散，
到处遇到，这五十万的数字实在不近常理。
至于绳之以法更谈不上了，所以才出现愉悦非常谦卑的要求，应不应该罪错及道歉
的问题。实际情况这个问题的阻力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老百姓是惺惺惜惺
惺的， 因为当年毛泽东整人的方法是群众运动，不需要自己亲手做，大家责任均摊。
追究责任牵一发动全身，揭这个伤痕就要桶中国民族的命根子。
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制高点，不管官派文人，民主派文人，甚至武侠小
说的最高境界都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令世界民族瞠目结舌的大手笔对于几千万人
的冤死慷慨地鼓吹一风吹，也就是说鼓吹遗忘。实际的情况也是在遗忘，再过若干
年，当事人一死，无人再知道中国人当年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很悲观，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人会改变这个观念。我
也不相信我能看到中国人会对于过去自己所做的罪孽心甘情愿地和痛哭流涕地忏悔
的一天，更谈不到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天了。记得当
年德国战犯曾经用军人以服从为天责，为自己的罪孽辩护，但是最后这并不能完全
洗刷他们的责任，他们照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可是今天的中国人离像德国战犯那
样承认错， 用奉命执行来为自己开脱的境界都相距甚远。
我是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我的平反书上是这么写的(大意)，"XXX 在一九六四年的
清理思想运动中交代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被定成反动学生
………现在本人不承认，所以予以平反"。
这份平反书没有一丝歉意，其中说的我好像是在发神经病，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在
表演，他们是观众。更可怕的是这份平反书强调的平反原因是本人不承认，在将来
时机到来时，不用改就是一份新的 翻案起诉书，写的人已为未来的政治反扑留了伏
笔。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毛泽东刚死，大家对将来的政治形势发展尚心有余悸，那么等到
一九八五年，改革已成定势，情况总应该变化了。答案是no！八五年我出国学习后
回到母校任教，在校园中碰到当年将我打成反动学生的工作组组长文世鹏(时任数学
教师)，他装做不认识，一擦而过，没有说一字歉意。相擦而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一
股仇视的阴森之气朴面而来。我毫不怀疑如果毛政策重返，此人是要找我算翻案账
的。使他更对我不能饶恕的原因，恐怕还要加上当时我已经破格被提升为付教授，
他还是一个讲师。
如果说一九八五年共产党是刚脱下战袍，换上商袍，那么到了二零零五年，共产党
已经腐败成一个比四九年国民党更堕落的党了，中国人应该对共产党过去整人的罪
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答案还是否定的！二零零五年我在难友秦永廪的张罗
下会见了在上海的校友，这些校友都不是共产党干部，大部分当时属于要求进步帮
助党作孽的普通学生。他们见面时非常宽宏大量的说，我对于你们这些人从来是不
歧视的，而且当年我就没有积极参加那个运动。
为什么整我的共产党干部不愿意道歉呢？为什么参加过斗我的同学认为不歧视我就
是对我的恩赐了呢？
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如果我入了党，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排成队向我来道歉的人
就车水马龙，还要得到秘书批准了。中国事情的考虑方法，不是源自于做人道理，
不是源自于已经被共产党破坏得荡然无存的祖宗道德，不是源自于漏洞百出的所谓
中国法律，更不是源自于西方人人有罪的信仰，而是一种用种种美丽名词或者复杂
逻辑包装起来的厉害关系的衡度。这就是他们一边对自己在共产党统治期所犯的迫
害人类罪拒绝道歉，拒绝认罪， 而另一边义正词严地要日本做二战道歉而不感到荒
唐的原因。
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无意走到工字楼的一个房间中，发现当年运动
中整人的一批政治辅导员和激进的党政干部济济一堂，在集会。二十年过去了，他
们这个党中之党，圈中之圈，仍紧紧的抱成一团，分析和对付大局。而他们之中的
姣姣者，就是现在正在主政的政治局委员和胡锦涛。这些人都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
年代的大学中飞黄腾达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他们飞黄腾达的功劳和
政治资本除了整了多少人，还能够是什么呢？ 与我同庚的周永康就是在我们那次清
理思想运动后入党的。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子弟，在那个时代，整人运动后入党，为
什么还需要说吗？令人深思的是我们这些反动学生都不是倒在当时中国的领导阶级
工农子弟的手中，也不是倒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手里，无一例外的都是
倒在出身资本家地主，或者父母是历史反革命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手里，这些
新共产党的激进，极左和残酷无情才真正令人触目惊心。试想如果现任国家的领导
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斗人染红的顶子，相当部分又都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
他们麾下的喽喽辅导员会笨到来向我道歉吗？
就算倒退一步，真要到了中国的大形势要求这些人面对自己的罪孽，该道歉的道歉，
该负责的负责的时候，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可以不失大错的预言，那时在中国的
土地上恐怕发现的全是当年和毛泽东阶级斗争对着干的英雄， 而当年整人的凶手恐
怕会稀少得如凤毛麟角。在这个不诚实到了病入膏肓的民族的面前，任何法律，信
仰，道德恐怕都无能为力。
我在教书时曾与当年我班的团支书的妻子有过这么一段对话，他们夫妻俩全是党员。
大学中党员是非常稀少的，非炙手可热的人物入不了党。她的丈夫就是将我打成反
动学生的主角之一，他的父兄都是右派，于是他背叛了本阶级以比正统共产党百倍
的疯狂来抓反动学生。
她说："现在杨(她丈夫)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现在正在攻读系统工程，他现在是赵
紫阳智囊团外围的人，很多地方都在请他做报告。"
我说："可是系统工程是需要很好的数学根底的，杨的数学基础恐怕不够吧。"
她说："所以他非常想与你合作。"
我不语。
她又说："不要以过去的眼光看杨，杨现在对毛泽东很痛恨，他写了很多骂毛泽东
的文章。"
我说："当年你们说我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其实我并没有反。现在你们
自己开始反了，我还是不反，等到将来毛派再出来了，你们又会说什么呢？是不是
再将我打成反毛泽东分子揭发出去？"
她说："你神气什么？你不是就凭着邓小平上来吗，要不还不是狗屎！" (愤然离
去)
这段对话清楚说明了中国国情所在的位置。观念是非的色彩淡到几乎看不到了，人
们削尖脑袋钻营的是从那个时代中榨取最大利益。而当时代改变成相反的观念时，
他们又马上变成另一个模样去榨取利益，根本无需转弯，将他们以前在榨取利益中
伤害的人，伤害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而永远不变的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残酷无情。
有一个朋友曾经想尽办法让国外长大的孩子知道中国与美国的区别，儿子怎么也不
明白。最后他说，这样吧，美国的士兵从战场上回来需要进心里调整班训练一段时
间， 才能正常生活，而中国的士兵从战场回来，不需要任何心里调整，就可以得意
洋洋的投入工作，而且津津乐道战争的英雄故事。儿子说，爸爸，我好像懂了一点
了。
在我一九八七年决心放弃教职，移民美国的时候，曾经对一个挚友讲过下列话:
等到这批中共打天下的功臣都去世以后， 中国的将来仍然没有领导阶级工农分子的
戏，中国的将来必是太子党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争鹿天下。
沉默了一段时候， 我又说：
如果中国的将来只能在这二者中选一的话，我宁可太子党当政，虽然从人性上来说
他们都是自私贪婪的，但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在人性上的扭曲和畸形更为可怕，
他们的不动声色，深于城府，残酷无情极为可怕。
二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证明了我的看法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
作为本文结束，回到我开始讲的话：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会看到共产党政权倒
台，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有相当的机会看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在我有生之
年，我相信我只有很小机会看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到达台湾目前民主水平的一半，
同样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相信我会看到中国社会的民主水平到达西方社会的一半，
最后，我认为不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子孙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中国人会对他们在
共产党阶级斗争岁月中伤害的人，惨死的人，诚挚的道歉和承担责任，并对死者一
一哀悼，像犹太人和德国人做的那样。
同时，我也不无担心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社会也有可能会回到互相杀戮，陷害，出
卖的时代。而促成这个可能的并不完全是中国残留的毛派，也不完全是在现社会中
混得没有人样的所谓地痞流氓和低能儿，更不是那些海外的所谓民主法轮功分子，
其中真正促得最起劲的应该是中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大财主和亿万富翁，他们正不
遗余力的将这个社会向悬崖上逼，逼到它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只能从悬崖
上跳下去了。至于跳下去后是置死地而后生，还是一场新浩劫，那是无法预言的。
也许这个民族吃的苦还不够，还要更大的灾难才能清醒。
中国的路， 苦难深重， 漫长岐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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