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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8日星期二

刘自立:辛亥革命导致民国共和

坊间关于宪政和革命,争论得很凶。

宪政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罔顾民国这个特殊体制,是源于正面革命,而不是非正面革命。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者,他们反对清朝的未宪和以后共产主义的违宪,实有两面正确的历史定位(而孙文只有一半正确,就是他早期实行普世价值说)。这个两面正确,就是一反满清王朝,二反苏维埃主义。这个定位十分要紧,不是不要紧。不要紧的说法,很奇特,就是说,他们把共产主义苏维埃称为"革命";把满清称为宪政未遂;那么,他们如何称呼民国(革命)呢?他们实行一个开天窗主义:不说!

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

远而论之,从孙文开始到台湾蒋经国民主――整个历史究竟如何演绎和变易的呢?我们首先提到前面来说。

孙文革命或者言蒋介石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可能性,实在是经国先生实行变革和民主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前提。没有民国文化和政治遗产的归属和存在,实行极权主义无缝隙统治之毛如果统一台湾,台湾何来民主变革的可能性?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于是,关于清朝如果实行宪政于前,孙文实行革命于后,那么,革命成功论或许减半甚至消失。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如果"。这个如果也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等于历史。二,清朝宪政普遍观点,一言蔽之,就是不明白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反对党政治;反对党在前,宪政促成在后――清朝王宫和学人基本不懂;汪大燮懂得但是避之唯恐不及,且警告慈禧和皇室,要不学英国之有"乱党"存在之宪政。所以,假定清朝抢在孙文革命以前实行宪政,比起无宪政,也许好,却还是没有宪政的宪政――就是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人们不是继承这个不当反对派于一百年以后吗!)三,清朝狭隘民族政权之不被汉人认可,是满清贵族最后不得宪政而型的另外一个根据。所以,清朝宪政实行或者不实行,最后,还要在面临反对党这个事情上捉襟见肘,反复无常。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这样,孙文推倒满清乃成势之所然,道之所然,情之所然。没有什么不堪理解之处。不好理解的,反倒是那些看不见孙文革命必然性的革命祸端论者。他们其实不理解,孙文革命不但带来了孙中山的联俄融共,也带来章太炎等人的激烈反对,而形成对于俄化、赤化的激烈抵抗。章太炎是一个赞成革命,反对俄国和共产党,却在日寇进犯时候,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合法抗日者。我们认为,章太炎比起孙文,政治上要"正确"。所以,就像康有为保皇,保成抱残守缺一样;孙文联共联,势成苏维埃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共、国融合论;而启动了共产党的存在和坐大――但是,老蒋并未实行苏维埃主义化于1927年以后。这样,事情的逻辑就是,孙文辛亥革命,并不是所谓只要"血流成河",只要破坏和破旧立新的痞子运动。他的革命,具备半个建国大纲和政治预设,就是许诺还政于民于训政期后(这个政还是还了,在台湾)――而不能视同毛主义革命,还政无期,独裁万岁――试问,毛主义革命,是不是正面的、推动历史进程之革命或同孙文革命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人们在这里同样混同了"两种革命"――

第一种革命,就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还有美国革命之正面意义――他们说,一切革命就是血流成河――试问,上述革命血流成河以后,是不是有民主建设,有天主教复兴,有一大批复辟时代之文化巨擘,实行传统复建和现代开掘!

而毛泽东革命以后之不革命(或者又"继续革命")时代,秩序和反秩序时代,一忽而体制外,一忽而体制内时代,文革前后时代,难道死人没有超过革命时代乎!将近一亿人死于非命,而且不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是有着某种反抗――毛主席时代是囚牢死亡,无声无息,饿殍遍野――无数地富反坏右之死亡,也不是血流成河,却是所谓身份之死亡,名誉之不存和缴械、也得死,而确没有血流成河;但是,这种死亡,比起血流成河,又如何哉!)
试问,这就是不革命最大的好处吗?其实,革命矫正论,早在法国革命之整个历史时期,业已证明。就是,他们要反对暴力,但是,认可暴力对于极端皇权的推倒。英国人砍去查理一世的脑袋,也不是不懂得血流成河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克伦威尔是一个"弑君者"而被诟病于史册;但是,他们毕竟依然选择过克伦威尔!不触动反动政权于丝绒席塌之上,而奢谈一切"不流血",不成本,不牺牲之妄谈者,他们丝毫不懂得,革命,不等于纯粹的暴动――而纯粹暴动本身,却含有革命很大的成分――皆因为政权不作让步于丝毫。

(胡适,反对革命,但是,毛泽东会同意自由主义吗?

08派不是得到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新皇室、反革命派之回复吗?

人们究竟如何考量极权主义内部瓦解的人民动力和和平理性,和解共生,和解南非模式,和解东德模式等等,对于现政府的意义和意义为0论?

究竟如何研讨专制主义革命资源论,和极权主义消灭革命资源论之课题呢?

当然,第二种革命,就是我们说过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

于是,两个革命说还原到对于毛式革命(反革命)的具体解释上来。

毛泽东反对民国,也就是反对革命(他却号称自己是革命,老蒋是反革命)――把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和毛所谓极权主义革命混淆而谈,乃是罔顾宪政和革命的逻辑失误――而其反面,就是民国对于正统道统和学统有限、却是无可如何的绝对之继承;反对之,就是要实行倒退千年专制,推倒民国而实行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苏维埃极权主义(尚且,对于苏维埃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斯大林罔顾了人民苏维埃而蜕化成为官僚极权政府(见阿伦特))。所以,民国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政府――毛政权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现在,是后极权主义政府,等等。肯定蒋介石政府之专制主义性质,就是要区隔毛主席之极权;这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在国民党双重价值产生双身、双面党派:国,共以后,事情的是非就是,简单假定民国之确,还是毛政之确之问题。而革命从属论,也就由此而发,而定,而论。

首先,孙文革命,是不是必须,还是多余,成为第一个问题。

孙文革命,其实包涵孙早期其在三民主义论述中涉及的普世价值(如资本论批判等);中期,他出于现实主义考虑,成为联俄者;后期,他实际上把权柄交给蒋介石。而老蒋访苏以后,基本清楚苏维埃国家性质,走上坚决反共道路。于是,蒋介石回返孙文早期价值论,构造其民国文化价值取向。这个取向,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实行"民主的多少"、这样一种建国和"反革命"――反共产党革命之国策。

其间,民国文化,在一系列问题上,秉承清末遗风,实行广泛辩论,推出何种社团,树立无数观点。只是不要拿起武器,实行武装颠覆现政府,就可以存在。于是,民国文化和文化人,巨擘辈出,风景尚佳,道德犹存,四维未毁。所以,事情从两个角度讲起。一个角度,是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吴宓对于痞子运动和民主变民疯,变德谟克拉贼的惶惑和恐惧,实行绝望主义选择,发出一代文人之哀鸣,俱现民国遗民之大遗憾。其实,他们不是对于民国而是对于人民国一直以来的惶恐和否定。这个事情就是吴宓说的"战是和平暴是仁";就是陈寅恪说的,"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前此,关于黄苗子聂绀弩冯亦代事件的批陋,就是因为民国不存,而毛国兴起――这是枉道从势,在道德四维轰毁之基地上,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主义现状――说,什么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知道极权主义之真谛。试想,所有民国时期之文化人,之所以不会在民国时期遭遇此类祸端,正好说明了蒋介石政权无能力如此折狱而毁人。人们的灵魂,不是因为血流成河的革命造成,而是因为欢迎了这个毛主义反革命政权。

再一个角度是,蒋介石迫于极权主义革命之挑战,实行对于四一二以前、
强奸和破坏西人乃及使馆的中共军队和匪徒的被迫镇压――这个镇压政策,正是蒋介石无法掌控武装反对党的被迫之举――不是他废弃所谓多党制度,采纳类似(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平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实行"另起炉灶"之暴力颠覆,使他无可如何。而对于四方军阀,老蒋,也没有实行毛主席对于刘主席的杀死政策,而是易帜,安抚和(实际上)割据存之,实现了中国统一。于是,在民国革命这个角度上讲,老蒋之政治专制,是由其敌人共产主义、中共、苏俄的干预,直接使然。这不仅仅是纯粹国内内战的权位争夺问题,而是实行中国苏维埃主义,还是实行专制主义之文化中国问题。所以,把蒋介石之革命――其实是用孙文主义之革命,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其实是混淆革命概念,造成中国历史的混乱和对于革命前、后中国现状的误解。

第二,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采纳暴力以还,请问,舍此或有他途?换言之,共产党一旦夺权,国民党或可做和平反对派乎?这不是痴人做梦的宪政主义妄谈?返还而论,对于老蒋,除去武装消灭赤匪,或有宪政主义可以解决其问题乎?亦为妄谈。

所以,在蒋介石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国之时,他保留了私有制在内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传统继承的文化复兴――几乎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重大政治哲学和文学课题,他们民国文人,几乎无一不所涉及。这就是中华民国对于后人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和清朝之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等,可以同日而语――而毛泽东做了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孙文革命,并不是仅仅血流成河,一无所有。

三,蒋介石抗战之大大功绩,是不可以罔顾和忘记的。

这样,所谓革命一无是处论,可以在民国伟大文化复兴面前,适当躺下,寿终正寝了。

换言之,孙文种下的革命果实,并未完全变成一如毛革命留下跳蚤的恶果。硕果就是水果,就是结果之说,可以适当定位于民国,这个革命成果之上,而不是可以简单忘记或者诽谤于兹,轻视于兹。轻视民国传统之人,不是要简单回到毛时代,就是有皇室情结于大清朝,也许,后者,可以谅解,而妄想实行没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就是完全彻底的痴人说梦了!

于是我们设想,问题的提法,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推倒蒋介石的革命,可以为民主派主持而获得法国、英国革命之自由结果?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是,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如果十月革命胎死腹中,列宁在芬兰归途被杀死或者逮捕,十月革命,就不复存在。(这是美国人悉尼.胡克做出的,可以成立的历史上的"如果"。因为十月革命,没有美国南北战争那样势必需要发生的逻辑。)那么,蒋介石政权可以不被历史决定论推着走上势必训政到底,到(他)死的地步。中国社会,也许可以转型为一种准自由国度――像台湾以后所做那样――只是,这个推测的游戏,不知道如何规则之?因为她太像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只能获得诗意定格。中国社会远不是那样天真烂漫,就像俄国社会不是那样一样。

第二种设想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暂且获势,实行国共合作,共,辅弼国(民党),等待所谓阶段论的实行和完成(马克思全球化否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发生共产党独自坐大的问题――也就是,实行所谓49年前后之"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五十年(冯友兰问刘少奇获答),中国是不是会转化成为一种新式威权主义?

这个威权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避免革命?

六四究竟是革命还是改革?抑或什么都不是?她是什么?

这个共产党实行的威权主义,究竟是极权主义,还是专制主义――刘少奇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不是可行的一种半普世价值政治模型?

抑或也还只是一个笑谈?

于是,问题归结到,辛亥革命本身不是问题,不是仅仅血流成河,民国建成,就是一个间断性的绝对的进步;而是后辛亥时期,
中国走向,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迄今无解。另辟蹊径的设想当然是,中国民主派和自由派,利用了国民党的缺陷和隙罅,像历史上一切专制主义中起义者那样,实行了非共产党体制的革命――虽然,这个设想,被现实的很多具体条件否定掉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改革一条路,可以通向宪政。同类比对是,通向宪政,也可以是皇权改革――但是,那个皇权只能是专制政权,就像西方专制政权和日本那样――日皇之对于大隈重信和坂垣退助的接纳和接受,不是极权主义历史,可以设想的。凡此种种,都为革命和专制互相转化,留有余地。唯独对于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无可塑性之政权,人们凡是谈起革命,总要否定,难道对此谈起宪政和改革,就会忽忽奏效吗?这是完全匪夷所思的。

其实,我们前此谈到,专制主义之反,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走向自由民主,一条是走向纳粹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统治――他们都是病诟专制主义的先锋。这个历史吊诡常常被不分于此的简单反专制主义者们忽视和无知。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说,中国革命(毛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国人和知识分子,不熟悉这样的极权主义转换――这个转换,常常成为反对一切的代名词(含民国和民国革命,孙文革命)――而反对和怀疑一切,在深层次结构上,就为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好温床――因为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反动,需要反掉他的一切,等等。

这是一个有待详细探索的课题――加上整个世界资本结构与此之关系――这是当下中、美中心论出台和共谋的一个新趋势。

的确,我们思想者类中很少有人既懂得极权主义改革,又懂得极权主义革命,于其中;罔顾政权性质,做出空梦幻觉,不是政治学,而是幼童诗话。

这是一个要有大智慧,才能解释的课题。简单否定革命,和简单肯定改革,好像都缺少一个固定的前提:那就是政权和人民之间的互动!舍此互动(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和反对党之互动;自由市和威权政府的互动;法国革命前,三级议会和皇室贵族的互动;知识分子和帝师与皇帝和权利者的互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权限的使用和互动;甘地和曼德拉人民主义和宪政政府和殖民地总督的互动;菲特列大帝和伏尔泰的互动;俾斯麦和拉萨尔的互动;甚至上帝(儒道释)和当权者的互动;等等……),只能造就一方吞噬一方的同语反复而缺少基本的进取和发展。

(这个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区隔,我们还是援引阿伦特的原话比较准确。她说――

"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那么,谁在和你/我/他互动呢?保持和他一致,还来不及。



(原载《自由圣火》,2009年。此发《新世纪》,标题改动,原标题是《民国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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