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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日星期二

梁京:解读浙江织里的冲突

网络图片:警察向当地民众发放捆绑组织“民防”


上周,浙江湖州的织里镇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消息传来,让我颇感惊讶。因为在我的印像中,地处杭嘉湖平原的织里镇,是中国江南文明的一个典型小镇,用当地网民的话说,一向民风淳朴,社会安定。http://news.jinghua.cn/351/c/201110/31/n3518733.shtml

这里是世界童装最大的生产中心,富足繁华。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天下。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都极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要大规模调动防暴警察,甚至向本地居民发放棍棒的程度。

有报道说,冲突的起源是一个安徽小老板抗税。不过从当地网民的议论看,湖州人与安徽人的矛盾已非一日,也就是说,冰冻三尺,这次事件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一次比较大的爆发。

那么,这个冲突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种矛盾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我们知道,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它沿海发达省份的最大区别,是依靠本土民营小企业。前些年,浙江是中国小企业主的投资天堂。这里的地方政府对外来的小资本最为开放,服务也最好。同时,浙江的民间融资也十分发达,再加上民营企业人多势众,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容易受国企和外企欺负。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得到很大好处,因为土地价格蒸蒸日上,政府的卖地中收入可以远胜从企业税收中得到的收入。而且,企业税收要和中央分享,而土地收入则可尽入地方政府的私囊。

金融危机的到来开始逆转这个逻辑,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要加剧了。首先是小企业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主要依赖民间小企业的地方财政,就不如那些依赖大国企和大外企的地方政府日子好过。我们看到,温州的经济这几年增长就一直乏力。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想“腾笼换鸟”了,尤其是想把外地的小企业赶走,让大国企、大外企进来。这一次织里的安徽小企业主,表面上是抗税,实际上是在抗议地方政府用高税收来赶他们走路。

这次织里的冲突如此激烈,说明安徽企业主和工人不愿走。确实,你可以想像,有些人一家老小都过来了,有人可能已经过来很多年了,孩子在本地上学,甚至在当地买了商品房。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而且,又能走到哪里去呢?

中国有一批学者为中国模式辩护,认为中国模式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对农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世界经济的波动有最大的抗压能力。织里的冲突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很多人已经回不去了。织里的安徽人此次反抗如此强烈,可能与他们来自安徽的同一地区,而且距离又比较近有关系。这令他们比较心齐,而且比较容易从家乡得到支援。

织里发生的矛盾在沿海地区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年,沿海发达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不少外地投资者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已经在当地安顿下来,但是,在经济越来越萧条,尤其是在地价开始回落,地方政府财源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成为当地政府压榨的对像。因此,织里的冲突有可能是同样类型冲突的一个开端。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决策者急功近利,非常短视,他们根本不考虑,也无需考虑稍微长远一点的后果,因为今天的当权者,总是可以把问题转嫁给明天的当权者。这次织里的冲突事件,官方的处理方针还是老一套,一面进行镇压,一面封锁消息。事平之后,再搞一些粉饰太平的报道。10月31日,《 湖州日报》有一篇关于织里的最新报道:“吴兴区织里镇:企业只闻织机声”。http://unn.people.com.cn/GB/121616/16075842.html

报纸用一对安徽打工夫妇的话来批评冲突肇事者。“我们是计件计酬的,能多做点就能多拿点。两年前在老家买了120多平方米的新房,欠了10多万元,夫妻俩只想好好工作多挣点钱,早点把欠款还清。”“有想法从正规渠道提啊,闹什么闹,对谁都不好。”但谁都知道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会因为肇事者不愿与政府沟通,而是沟通了也无用。现在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只能选择赶安徽人走。而中央的当权者无心调整。因为只要这一年不出大事,以后闹得再大,也不是我的事。


20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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