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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戴晴七十岁生日会被取缔幕后


自由撰稿人戴晴七十歲生日之際,朋友們暗中策劃祝壽茶會,不料當局為「維穩」而「堅決取締」,引發風波。但在朋友資助下,《戴晴文選》已經印行出版。

北京歷史紀實作家、自由撰稿人戴晴,八月二十四日是她七十歲生日,朋友們暗中策劃,打算為她辦個祝壽茶會,不料當局為「維穩」而「堅決取締」。

其實戴晴從來不過生日,用她的話說,「過生日這事,當小孩時曾經盼過。從小寄養在別人家裏,盼了,無份,就斷了這個念想。此後,我對過生日從來不曾有過興趣」。一九八三年,她隨中國婦女代表團去澳洲訪問,一天晚餐,她走進餐廳,整個餐廳的布置是濃濃的生日氣氛,她好奇問,是誰生日。眾人哄堂大笑:戴晴,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麼?

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戴晴在北京寓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詳盡講述這次七十歲生日會被取締內情。

八月十日,北京東方太陽城。順義區劉姓警官,將戴晴從正在練習合唱的會所教室叫了出來。戴晴是零七年從市裏海淀區移居順義區太陽城的。住海淀區時,警方對她居所監控相當嚴格,零六年之後隨母親搬到東方太陽城,似乎已不屬監控對象,直到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影響中國,雖然她深知並公開宣稱中國社會變革絕非非洲那樣簡明直截,她本人的努力也絕對不在街頭,無奈警官找她問話,已是家常便飯。

劉姓警官問她:「聽說你要過生日?」戴晴一時不解:什麼生日?警官:「有人要給你開生日會啦。」戴晴:「啊?是嗎?誰呀?」警官說:「就知道不是你要辦。是傳知行。」這是一個創立於二零零七年三月的非政府社會經濟研究所,致力於調查研究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戴晴先是覺得傳知行的朋友真是沒事找事,多少該做的事還沒功夫呢,辦什麼生日會。二十多年第一回與警方共鳴。警官也覺得應該乘勝追擊:「你知道他們都請了誰麼?」戴晴也來了興頭:「誰啊?」警官說:「賀衛方!」戴晴說:「啊,老朋友啦。」在戴晴看來,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現在肩頭責任重,傳知行的小夥子們怎麼好驚動他?警官再接再厲:「還有茅于軾!」經濟學家茅于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戴晴一陣驚喜:「是麼?我太佩服他啦。」警官接著報第三人:「還有浦志強!」浦志強,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戴晴說:「哦,雖沒見過,但非常敬重,能請到嗎?」警官說:「一個個領域最活躍的人,都讓他們請來了。」生日會原安排在東城區國子監街八號一承茶舍。戴晴感動又難過:已七十歲了麼?磕磕絆絆七十年,終於有人疼了?小夥子們的好意,她豈不知?可是又覺得承受不起。

在戴晴心目中,傳知行這批年輕人特別棒,他們大多是農村孩子,考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本科後讀完碩士,按理說,再讀博士完全沒問題,但他們認為,今天的中國,最重要的轉型期,有人在書齋,也要有人走上公民運動的第一線。這些年,戴晴與傳知行成員一起展開社會活動。戴晴說,她和傳知行所做的事,就是要告訴中國每個人:你是公民,你是有權利的,你享有言論自由,目的僅此而已。前年,她正式宣布退休了,她曾經出面組織主導的工作,三峽、北京的水調查、環境英語培訓等等,全交到年輕人手上。

戴晴說:「我宣布退休,大家都笑了。我說,眼下本人當然尚未頭童齒豁,我堅持退休,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還戳在那兒,他們會問,戴老師,接下去我們該怎麼做。但我清楚,他們的眼界、他們的效率、他們的專業訓練、他們的社會聯絡、組織能力都遠遠超過我。因此,我必須從『領頭的』位子上離開,讓局面變成我問:小夥子們,接下去咱們幹什麼。當時他們說了句令我很舒心的話:戴老師,這些事都交給我們,你就專心寫作。你曾經做的那些組織工作,我們可以接著幹;唯獨你的寫作,是沒有誰能替代的。」

今年,戴晴七十歲。他們背著她,從二月就開始籌備這個好玩的生日茶會。他們只與她女兒王小嘉聯繫,打聽戴晴的好朋友有哪些,以便邀請。不幸,這個純屬好友間之樂事為警方所聞。先是傳知行所在地海淀警方出手干預,雙方拉鋸,最後把人數限定在五十人,不過,受邀名單須經他們過目。方案上報北京市公安局,最終被公安部「堅決取締」。傳知行選擇「退讓」。大家痛心又鬱悶:籌備了半年,不就過七十歲生日麼,碰上你官方哪根筋?

他們決定誰都不請,就他們幾個承辦的年輕人「殺」到戴晴家裏,玩鬧一番。不料順義警官說「不行」,建議由他們來給她辦。戴晴試著問能由她請人麼:「昌平的周舵?」警官說不行。戴晴想了想說:「只能順義的吧,那就崔衛平?」警官說:「她也不行!」周舵,著名學者、「六四事件」的「四君子」之一;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社會批評家。戴晴說,看來就只能請太陽城每天一起唱歌、打球的鄰居了。生日一天天近了。朋友們漸漸知道「堅決取締」一節,說「大的不讓玩,咱們自己玩小的」。到了生日前一天,戴晴想想,只有逃遁之一途了,於是跑到和朋友一起承包的山上去「躲壽」了。

生日會沒開成,傳知行為她準備的禮物卻留下了:新趕印的《戴晴選集》。傳知行原本替她印四卷本的《戴晴文集》——「六四事件」至今,二十二年過去,一個以寫作為終身職志的人,一直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作品。印行文集,戴晴覺得一生可告一段落,接下來就在大山裏養雞、栽樹啦。

前一陣,傳知行的朋友們曾替戴晴印過她寫張東蓀的新作《在如來佛掌中》,和這回一樣,沒有書號,「委託印刷,文責自負」,不能公開發行銷售,只是朋友間贈送,或僅收取工本費。他們還是擠出了三千元人民幣(約四百六十九美元)打入戴晴賬戶。戴晴樂了:「太好了,終於可以給我們老王買個大點的電視機了。」「老王」,戴晴丈夫,王德嘉。這次,由於戴晴自己要對作品作增補,《文集》計劃擱置。為趕生日,先出版《戴晴選集》。傳知行找了三個朋友慷慨解囊資助,連茶會約四萬元人民幣。生日會取締,《選集》放行。警察有自己的準則:「你的禁書令?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所長郭玉閃為《戴晴選集》作序。一張精美的「賀戴晴先生七秩壽辰」邀請卡,內印郭玉閃創作的「藏頭格」七言詩:賀戴師七十生日:共工一力傾東海,祝獻千杯福壽齊。戴笠乘車賢集矣,師遵投轄客酣兮。七弦急撫揮流水,十里相迎泛剡溪。生既逢時歌且舞,日斜猶掛月輪西。

戴晴在《選集》裏,有一篇《我的四個父親》,講述了她公爹王磊的故事,王磊臨終前對她說:「咱們……頂得住。」郭玉閃在序言中寫道:「正是這種『頂得住』的豪氣,讓戴晴的人生與同輩人劃開了界限,如此不平凡。」傳知行把「咱們頂得住」刻成印章。此書還附有一張小小的藏書票,上印戴晴和那具造型與鄧小平酷肖的漢代說書傭——手執一枚閃亮獎章,鐫有「平息暴亂紀念1989·6」。

如今戴晴已是七十歲的人了。三十歲,從洲際導彈陀螺實驗室,她「而立」到軍隊農墾場;四十歲開始「不惑」寫作;五十歲出秦城「知天命」;到了新世紀,對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越發明晰。沒成想到了二零一一年,一個好友相聚的生日茶會如此起伏跌宕。從來不作詩、不寫對聯的戴晴,這回「一生氣」,據夫子所曰「七十隨心所欲不踰矩」,來了一幅:「尚有頑心時時所,無處不矩日日踰——七十難過」。難過歸難過。對傳知行的朋友,戴晴寫道:「呵呵,大家不喪氣。」

——亚洲周刊,江迅 读者推荐,《新世纪》配图

【戴晴小檔案】
19418月生於重慶,其父傅大慶1945年遭日本憲兵隊秘密殺害。小學中學時代由葉劍英收養。1960年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1966年至82年,在國防及公安研究、派遣機關任職。1979年開始寫作,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2年至89年任《光明日報》記者。1989年起公開對三峽工程提出異議。「六四」後,於714日遭當局逮捕,關押秦城監獄,次年514日獲釋。作品有《王實味與百合花》、《梁漱溟與毛澤東》、《長江長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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