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66年新加坡左派在毛主义和文革影响下退出国会走向街头
最近，国际政治在两个国家重演了政治变革的经典戏剧：一个是在北非其他国家的革命性变革之后利比亚人民反对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另一个是在东南亚，在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下的新加坡举行总统选举，第一次出现有多位候选人角逐和真正的竞争。这两出政治戏剧现在已经落幕：卡扎菲政权在人民革命和国际干预下被推翻，而新加坡选民选出了一个温和的被执政党认可的总统，尽管这个总统只获得了三分之一选民的支持。
虽然全球化已经给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带来深刻改变，但在有关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上，激进革命和程序民主看来还是两个基本的模式。这就是北非革命和新加坡选举的意义。
我和新加坡的缘分
我来过新加坡多次，现在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任高级访问学者。我的研究无意中和新加坡政治发生了一定的关系。2007年我在新国大亚洲所作访问时，发现了大量新加坡60年代左派的材料。新加坡在50和60年代争取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时主要有两派政治力量，一派是以李光耀为首的民族主义右翼，另一派是以林清祥和后来的李绍祖为首的民族主义左翼。两派在独立斗争中合组了人民行动党，但1961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后发生分裂，左翼退出，组织了社会主义阵线，成为反对党。1963年初，社阵受到英国和新马两地过渡政府的镇压，主要领导人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但社阵本身仍然是合法政党，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约四分之一的席位，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和基层动员能力。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社阵把世界革命视为新加坡的出路，于是盲目追随毛主义路线，退出国会，放弃议会道路，走向街头政治，以这种方式参与世界革命。同时，社阵内部斗争也完全照搬中国文革那一套，造反夺权，斗走资派，挖阶级敌人，连小说诗歌等文艺领域也充满阶级斗争的暴戾之气。社阵的这条路线完全脱离了新加坡独立后的现实，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孤立。70年代初，毛泽东出于对苏联袭击的恐惧，开始放弃世界革命，和尼克松政府谈判，这对本来已经分崩离析的新加坡左派是雪上加霜。当时的社阵领导人李绍祖决定改弦易辙，回到议会道路上来，但为时已晚，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没有获得一个席位，直到80年代并入新加坡工人党。
我研究这段历史的结论是，第一，新加坡左派追随毛主义的文革路线是它最终失败的原因，虽然有新加坡政府对左翼的强烈压制在先，但毕竟这种压制和当时其他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对左派的血腥镇压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在新加坡没有发生过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屡见不鲜的处决，暗杀，拷打和失踪。第二，正是左派放弃了艰苦斗争换来的议会席位造成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总之，新加坡60年代的政治必须放在毛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来考察。
历史的现实性
这段历史在今天新加坡政治中仍然有相当的意义，因为它和人民行动党当初的合法性有关。新加坡官方的历史在叙述独立斗争时，原来没有左派的地位，不承认左派对独立的贡献。但从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加坡开始允许一些和官方史学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的出现，即使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也坦承对林清祥的敬佩。今天在新加坡的书店里可以见到大量左派史学的书籍，报纸上也可以见到相应的讨论。但问题是，很多讨论回避了左派60年代下半期对毛主义文革的追随这个关键，把50年代和60年代一锅煮，于是把左派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无辜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样就把人民行动党和社阵的斗争处理成民族主义右派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对左派的镇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党专制。这样一来，似乎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一开始就有合法性问题，是今天这个政府的原罪。
而在人民行动党这一边，由于当初在和左派斗争中确实诉诸于很多非法手段，不但借助殖民当局的力量，而且囚禁了一些社阵成员但没有定罪证据（即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员），所以对这个历史问题仍然很敏感。去年夏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邀请我就60年代社阵问题作专题讲演时，主办方还收到安全机构的质询，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但演讲还是如期举行了。当时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纸《联合早报》和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对这次演讲在前后都对我做了采访并用相当篇幅做了报道。今年早些时候国会选举前，《海峡时报》还采访我，说当年社阵一些主要人物的子女现在加入了人民行动党这一面竞争国会议员的席位，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对当代新加坡政治没有深入了解，但就60年代而言，毫无疑问人民行动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社阵没有上台是新加坡人民的幸运。这段话被原文照登在《海峡时报》上。其实，那段话是我借用了原马共领导人余柱业的话。余投身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革命，是马共对新加坡工作的南方局（设在印尼雅加达，直到1965年10月）的主要领导人，后来是设在中国湖南的马共电台中文组的负责人。但他晚年回顾革命历史，对毛主义是基本否定的，并以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毁灭性破坏为例，认为马共没有在马来亚取得政权是马来亚人民的幸运。
我对人民行动党政府合法性问题的看法是：在它执政早期，在冷战和共产党革命的复杂局面下，面对新加坡被迫和马来西亚分裂建立独立国家这个困难的现实，和当时世界上其他民族主义国家建国后的历史记录相比，人民行动党不但为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在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一系列社会领域中的成就给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模式，它的一党独大是那个历史局面下的产物；但到了冷战以后，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没有改变，反而用"亚洲价值"来对抗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话语，仍然以父权政治的风格治国，给新加坡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问题，尤其在那些对全球化潮流非常认同的年轻一代的眼中，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落后形成了鲜明反差。今天新加坡对民主政治最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年轻人。如果人民行动党不改弦易辙，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它就会被选民抛弃。
新加坡走向民主的启示
新加坡会成为全球民主新一波中的一个浪头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但因为新加坡人民的民主意识正在高涨，也因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是那种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要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不是那种把国家和自己绑架在一起，声称没有自己就没有国家的独裁者；还因为在它的历史上没有血债，但却有对法制的尊重和维持。
新加坡民主的发展和台湾当初走向民主有一定的类似，都是执政党对宪政程序从操纵和控制走向真正的实行，对反对派从压制走向宽容。但一个重大区别是在台湾，民主发展和族群分化联系在一起，而新加坡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在台湾，反对党的上台一定程度上是台湾本地人对外省人的胜利，而在新加坡则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冲突。而选民对人民行动党的不满，还远没有到当初国民党在台湾丧失政权时的地步。因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果真正完成从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党向一个民主政党的转变，在新加坡继续掌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今年早些时候的国会选举和这次总统选举中行动党虽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还是维持了执政党的地位和面子，就说明新加坡选民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保守和稳重，不愿意接受那些激进的政治家，选举前根据网络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反行动党的民意并不能反映沉默的大多数的政见。
对于中国来说，新加坡和北非政局的急剧变化无非用新的事实证明了那个古老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依靠武力和霸道永远掌权的政治集团。北非的专制统治者把自己和国家绑架在一起，最后导致自己被赶下台的同时国家大乱甚至内战。而新加坡的选举则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即宪政民主的道路。我想，归根结底，在那些政治问题之外，这里我们可能面临的首先是一个统治者的道德和良知问题，即你是不是真的想让国家和你一起灭亡。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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