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德国“启蒙的艺术”展展品
【新世纪特稿2011年4月20日】要想让一个音乐会，一次艺术展，成为直接的政治抗议和斗争法码，势必令人失望和沮丧；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展示，都在心灵里给人一种美的启发；而这种美学启蒙，有时候远远胜过一种政治说教和政治宣言。我们知道，大凡总结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和极权主义毛，文革的宣传劣品，人们其实不是从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正确出发，而是尤其感觉到那种文化膺品的拙劣和伪善，从而更加趋向寻找真正的艺术珍品。这样的经验，使得政治和美学产生一种纠结。这个纠结，其实从道理上讲，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鉴赏作品的天性，会拒绝丑陋和宣传——这个特征，也从经验上给出了结论。生活在毛时期和后毛时期的人们，尤其懂得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参与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这样的人群极为希缺。这样的经验开始于七十年代——更早，也许开始于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人们对于苏，俄艺术的欣赏，产生了也许是第一代受到苏，俄混杂艺术熏陶的人们。他们在音乐艺术上，以音乐家李德伦，严良�为代表；当然也包括画家们的参与等等。于是，在毛主席和后来八个样板戏占据中国舞台的时候，人们基于中共某种政治需求带来的艺术裂隙，对西方音乐艺术展示带来的机会，抓住不放，以排除类似毒药和污秽饮食过多产生的毒素。这个排毒的艺术欣赏，首先就是美学的自我洗礼和自我拯救。记得我们在北京欣赏米罗画展和其他画展时，身心愉悦和心智振奋的状态。虽然，米罗也好，艾舍尔也罢，他们远离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欣赏者也无心无力，将此类展览一定要联系于政治表态和文化定位；但是，这样的画展，对于中国观众心灵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青年，在遍地荒芜的北京能找到什么样子的艺术氛围和文学讨论呢？无非是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各类西方艺术珍品。这些唱片，画册和书籍，并非给老三届直接的政治启蒙，而是首先在美学熏陶和艺术鉴赏上，带来一种自他和自我的训练。这种艺术鉴赏和音乐欣赏，给人一种特定的美学鉴别和美本身的洗礼；于是，这样的经验，一旦和政治学接轨，势必整体上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纳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阴错阳差地自我探索这块西方文化大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想直接产生政治正确的诉求，势必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中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的影响，他不会对应运而生的西方政治学，产生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赞成一切类似德国启蒙展活动出现在北京的原因。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 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 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 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 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 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 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 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 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然而，这丝毫不是说，中国政权也非常欣赏这类文化展示的内涵； 不是；因为世界复杂性的存在，所以，中西往返的艺术交流，总是要留下一种莫名的空间；就像在德国展览中国（古代）色情艺术那样，中国现在的政权，也可以展示德国启蒙——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样一种要求，就像尼克松和周恩来为了政治目的而触及到中西艺术的展示那样。我们前此提到古典音乐带来的中西文化的各取所需（见关于抨击朗朗的文字）。这也说明，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并不认为一次阿巴多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乐的演奏，会给他们的政治环境带来直接的冲击；但是，他们也许忘记了，在欣赏这样的，当时绝无仅有的真正音乐的时候，那种反差于红灯记沙家浜的音乐，会怎样造就一个美学欣赏者，出现在极权主义的土壤和环境里面。这是毛、周和基辛格等人也许忽略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每一次真正的艺术洗礼，会给一个青年如何一种人生的规划和定位。他们真是从那个年代塑造了终其一生也要崇拜、值得崇拜的艺术价值观念——并且，由此衍生到对于文化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上面——如果他们没有忘记七十年代那次阿巴多带来的洗礼的话。是的，我们也完全不会枉顾相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就是，即便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是真正的音乐和美，但是，其被纳粹利用的可能，业已在福特文革勒时期，转变成为希特勒支持的现实；卡拉杨和肯佩的纳粹化，使得音乐内涵产生几乎是永远的争议。滥用古典音乐的事务，在北京也屡屡出现。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每每运用甚至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旋律，以配合与此毫无关联的情节。一种是希特勒的绝对精神；一种是中共文化的绝对“没有”精神，产生了他们或许认为的，可以异化和曲解文化珍品的所谓权宜之计。这是北京屡屡发生西方大师展和音乐会的事实之悖论。于是，这个事实带来的争议，也会继续下去。
设想一下，如果从七十年开始，中国统治者毛和后毛时期， 中国完全干净彻底禁止一切的西方画展和音乐会，又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这是极端可怕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居然就连在朝鲜，也做不到——马泽尔带领的美国交响乐团，也居然访问了朝鲜。这是一个特别的说明。在朝鲜，是不是因此会产生中国产生于七十年代的、一群真正欣赏艺术者，而后走上思考政治哲学之人群呢？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至少在中国，在北京，在很多城市，这个追逐西方文化的潮流，产生了胜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逻辑反差。这是培养一种美学和真善美人群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和中国的朝廷文化和官方文化发生作用，但是，同样的歌德学院，也为我们诗人群体，做过中德诗歌交流活动。这是我们亲手促成的双方的聚会，毫无官方特色。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所以，今天的歌德学院，势必会继续支持德国启蒙展览，也在预料之中。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展览会如何助纣为虐，而是西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治经济活动的绥靖主义和妥协方式，在继续着这个负面的交汇和苟利行为。取消这个启蒙展览，并不能整体改变西方和美国在此方面的负面态势和错误选项——好在，现在奥巴马似乎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的挫折和误导，产生了深远的危害美国自身利益的结果，且做出相应调整——至于欧洲方面，双向的，相反的和矛盾的对华政治，还在继续；贸易与人权远离的事实，更是脱缰无返，不可逆转；德国，由于和中国贸易的勾结，使得其经济景象获得优势，更是他们津津乐道之话题。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启蒙展览不能相比的，实利主义政治的结果和毒果。所以，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话题时，还是持有保守的态度，期望这样的展示越多越好，以便使得这样的展示，在那怕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灵里植入了美的种子，也是值得的——这才是启蒙前辈们乐见的后续之果。
话说回来。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同样是两面性的。这个话题， 我们以前言及于初。简单说，启蒙，是以反对宗教中心论，提倡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核心——也就是说，启蒙的正面性质，是强调人格化和人本化尊严之道和革命之道——负面化，是产生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含解构圣经——这个说法，在几十年前，有我们判别黑格尔和歌德之间性关系，予以说明。这个苟简的论述是——“
笔者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歌德诞辰25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幸亲聆中外学者畅叙有关歌德研究的最近成果，虽为门外汉，但仍不失思想上的波动。歌德现象，乘承德国人理性思维的传统，以追求庞大的思想体系为能事，以期解决人类（起码是欧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然，这种生存的内涵，多指文化上的生存与发展。就歌德与发展的体系而言，有学者指出其基点概括为三维世界，即神，人，魔一般而言，人之存在，若依据神的旨意，通过奋斗，即可达于天堂。反之，若合流于魔，堕落于感官淫乐，即会沦于地狱。因此，人间的事，不可贪恋于感性之阶段，必有一番柏拉图式的超越，也就是说，必然有精神层次的归属。
“可是，这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 每每放弃对于人之主体性的追求，而达于‘绝对精神’，就其阶段论而言，人，或可以非人之超越
——实在是一种桎梏 ——方可达于异化（虽然，黑格尔是称其为异化之扬弃的），仅就人本身的位置而言，浮士德的人性，其实恰恰在于他的‘善，恶并包’于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出了人类存在之繁复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到了现代，后现代哲学里，已可去掉合题——回到一半一半之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在以后的‘实践’中被检验的情况来看，‘合题’之出现，往往不是‘扬弃’，而是‘斗争’！这样一种斗争造成了违背黑氏所谓客观唯心论的本质，而达于‘主观’的意志。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对黑氏的‘斗争’哲学，报以疑惑与反对的态度。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之回归，以德语哲学的脉络而言，已属主流加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已说明；先验规定之‘绝对’精神的虚妄人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选择，构成了生活与生命中的本质类似这种主体体验，尚包括在其他现代哲学家的主张中，如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等。
“如此一来，歌德的思想是否被挤出了现、 当代哲学论证的价值以外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因为歌德的文本的整体框架是十分坚固的。他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教导，每每可以突破他自己设定的‘绝对精神’，从而上升到非绝对论的生活之树中去。生活本身的善恶，人性本身的善恶，一直以来，都是生活中人的存在的本性，本质浮士德的当代涵意，当是他的对生命复杂性的澈底洞悉
；从而反对了黑格尔的‘异化’论 - 其实，用黑格尔的话说，浮士德的现代意义，当是一种对‘异化’的异化 ；
即从绝对的精神层面中返回到生活，生命，甚至感性世界中来。
“于是，浮士德的精神，一方面，符合古典理性，信仰之价值， 另一方面，又拖引出德国哲学与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诉求这样一来，浮士德与歌德就逾越了。一种古典主义精神，接壤于现代人的思考。其实，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直处在一种对于理性与信仰的戏谑与调侃状态，反讽状态之中。这就使得歌德的眼光，内含一种当代荒诞剧的刍型。这也是歌德老人的智慧，可以说超过了老黑格尔的地方。李健鸣，林兆华二先生合做上演的当代‘浮士德’，是颇能理解歌德老人在当时之用心的
。因为，按照古典精神或曰黑格尔精神导演一出‘浮士德’，怕是不会有多少人问津的。这也就是歌德的‘现代精神’之所在吧。 ！？
“重复而言，我们纪念歌德，绝不应当回到老人家的故纸堆中， 以期发现那些只对古代文本有价值的任何发现，而应当了解浮士德的今天的生命价值。如若不然，浮士德，也就死了，歌德也就只具‘纪念’，哀悼之意义了。
“任何人为地裁节人类之恶的‘合题’——导向斗争 ——信念/理性，往往流于幻觉
。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所识，所感浮士德之所以不朽，是他对这个过程采取一种荒诞的态度。
“这正是所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本文《关于歌德》）
我们新在的补充就是，“大而言之，启蒙之说，对于《圣经》 里的安排，是双向轨迹。一个是决定论轨迹——就是前此宗教改革派路德的上帝规定论；一个是伊拉斯谟的自由意志论‘人事比神事重要’！（伊拉斯谟语）——这个分野说明了宗教认识论的背向。再就是，政治宗教的归属各异。把上帝问题搁置起来的实证主义。于是，启蒙在后启蒙时代，并不像伏尔泰要打倒摩西，狄德罗要消灭神志，乃至自由主义者们也怀疑‘第一推动’（见《约翰.穆勒传》）。在这个时期，所谓理性主义的式重，成为人们说项真理的重点。所谓牛顿万有引力的社科版，屡屡应世。其间，法国革命产生的卢梭主义，‘人民当家作主’主义（为波普所激烈反对之观点），成为携手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乃至波尔布特主义之余续。这个启蒙主义之卢梭版，就是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说的革命试验（这个思想根源何在？就是卢梭之‘普遍意志’、总意志论。卢梭此论，是要争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民主——其实，就是独裁。于是，他主张实行人民至高无上主义。何谓人民呢？就是人民之分子为1，所有的1＋1＋1……加起来就是N，就是‘总意志’”（《老启蒙与新愚昧》刘自立）——再有这种人本真理论，变异成为暴力真理论和暴力本身（见马克思）——凡此种种，异化了真理和启蒙——直接导致中国之五四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后来一二九运动，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个启蒙，就是用愚昧代替启蒙。以后的启蒙变质遂在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贬抑过程而不为人道！所以，在肯定启蒙的一般意义而忽视启蒙的真正意义之间性关系上，人们其实着墨甚多，这里无须再赘。我们要说的是，不能以启蒙代替上帝之道；同样，也不能以圣经极权主义，取代启蒙和文艺复兴。这是大是大非的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其实远离现在北京启蒙展带来的现实话题；这个话题是：我们既不能废弃启蒙于中国；也不能枉顾宗教普及于华夏。这是两面都要强调的事务之两面。可惜，从中领悟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教义和理性的人们，在此并不多见。所以，当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赘言与之，以便常识之术和生活之树双双来得健康和有益。所以，轻易废弃各种西方之文化展示，而强调一时之政治所需，也许，是并不恰当的选择。不知道读者诸君何种高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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