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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戴晴:言论控制肇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2011-03-10
上回说到,在1940-1943年,终于借“抗日”之名在延安立脚的中共,继以“整风”手段“整容”历史,为毛泽东个人独裁铺上第一块奠基石。

按照官史的说法,“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中旬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25000里,367天。如果读者诸君对那幅“吴起镇会师”的油画、或者“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长征组歌•到吴起镇》太当真,就上了中共宣传干部的当了。

带著“党中央”长征的这支部队,一个多月前,从张国焘——当时他名分不是最高但实力最强——手里“迅速脱险”的时候,碍于原先自己订下的全套建制,只把自己称作北上创建新苏区的“陕甘支队”(有时候也加上“抗日”字样)——这时候,他们还没从报纸上看到“陕北原来已经有苏区、有红军、有游击队”。他们“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著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有马骑、有担架乘从而体力尚好的毛泽东,虽然写下“倚天抽宝剑”赠送昆仑山、“长缨在手 缚住苍龙”等豪言,但无一日不头疼于 “摆脱追敌”、“打土豪筹粮食”、“征集资材解决冬衣”。

终于进入陕北,走到陕 北苏区的边境吴起镇(当时共七户人家),接著联系上了人、枪过万,军容雄壮、武器好,而且忠诚、厚道的西北同志。更巧的是,红十五军团(即最先抵达的徐海东的25军,与陕北刘志丹26、谢子长的27军)刚打了一个胜仗,读史人相当熟悉的西安事变关键人物、毕业于汇文中学与辅仁大学的东北军67军高福源团长,就是这次被俘继而“现身说法”张学良的。

大家来了情绪。虽然内心深处依旧以“全国革命中心”自诩,不知想到了张国焘还是陕北同志的感 受,决定“对外”取低姿态,把自己称作“西北中央局”,政府和军队也是“西北”什么什么的,唯“陕甘支队”恢复为“红一军团”,加上“红十五军团”,“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也恢复了。一个后世史家不大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成立于此时 ——虽然为时不长,但毛泽东从长征时候三人之一的最高军事决策人,升到第一位:王稼祥出局;周恩来为副主席主要负责后方;毛任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政委,旋即南下。

问题是,就在他们在直罗镇 “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新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基础”大破东北军的当口,骑著骆驼、扮作货郎的国际代表张浩,穿过关口密布的蒙古大漠,终于摸到瓦窑堡,见到了带著中央机关在此“安家”的总书记张闻天。这是自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之后,第一次听到远方声音——二张相拥、热泪滂沱。更为关键的是, 国际新精神到了:别再一心想著“暴动夺权”啦,莫斯科的中心任务已经变成“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

张闻天紧急联络正在直罗镇指挥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专信一封接一封送达。

到底谁的意见在中共党内占上风——深谋远虑、最终的天下的毛泽东,还是教条主义、唯苏联之命是从、唯苏联利益为上的“洋房子先生”?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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