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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胡少江:延缓中国民主浪潮的三大原因

图为2011年3月1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

民主革命目前在中国还难以形成高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涵盖范围更加广泛、治理结构更加精细的专制制度。



中国的"周末茉莉花集会"


去年底开始兴起的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民主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民主力量,也使得世界上所有反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的集权政府紧张异常。有趣的是,中国虽然身处这一轮民主革命的中心区数千里之外,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世界上最顽固的反对民主的堡垒,它的动向却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正在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利用网络工具发起"周末茉莉花集会"。但是目前看来,这些最多只能看作是一种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的低成本练兵, 真正由此产生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的几率并不大。倒是紧张不安的政府不惜成本的过度反应产生了更多的新闻效应,因为它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何等的程度。

中国政府的紧张不无道理,因为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民主革命的那些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素在中国并不缺乏。甚至于那些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直接导致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具体现象也都在中国经常发生,例如:警察粗暴执法,受欺压的民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当街自焚表示抗议等等。


中国式专制制度的两个新特点


但是,发生在中国的严酷的现实是:那些能够引发中东民主革命的火种在中国没有变成摧毁专制制度的熊熊烈焰,相反这些火种常常是在刚刚燃起的时候便被政府迅速地扑灭。不少人用中国的统治者更加残暴对此作出解释。不错,中国统治者的残暴的确是无与伦比,天安门广场的机关枪和坦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且绝大部分的 民众总是不愿意牺牲生命的,残暴的政权的确能够阻吓反抗。但是这种解释似乎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从历史上看,统治者的残暴既能够用来解释革命的难度, 同时也能够用来解释革命的迫切性和革命的烈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民主革命目前在中国还难以形成高潮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涵盖范围更加广泛、治理结构更加精细的专制制度。中国的专制,不同 于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军阀或军事强人专制。江泽民和胡锦涛之辈,既没有贵胄血统,也没有军事履历,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不能简单的用"君权神授"和 "打江山者坐江山"等传统专制主义的逻辑来解释。

事实上,江泽民和胡锦涛本人并不拥有最终的绝对权力,他们只是中国权势集团的象征性人物。而中国的权力集团,无论是相对于王朝时代的王公贵族、还是相对于那些现代集团社会的军事强人集团,从人数上看都要大得多。而且凡是这个庞大的专制集团的参与者都具有法外的特权和数量可观的经济利益。

应该看到,中国的这种制度仍然是一种专制制度,因为它仍然具有剥夺人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本质特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相对于传统专制制 度而言,这种中国式的专制制度具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由于统治集团象征性人物的定期更换能够给制度带来一些弹性,从而在外界的冲击面前具有时间上的缓冲 性;二是由于专制制度的参与度较为广泛,因此社会中维护专制制度的力量相对强大。


专制弹性及让更多人参与分赃


领导人定期更换给维持专制主义带来的制度弹性显而易见。只要看一看在北非和中东遭受冲击的那些军事强人,突尼斯的本阿里在位二十三年,埃及的穆巴拉克在位三 十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在位四十二年,他们长期盘踞大位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让人们产生政治上的视觉疲劳,并有充分的理由将所有的社会积怨归咎于他们。而且他 们长期处于权力的顶端,已经与现实完全隔绝,一旦遭遇反抗,除了使用暴力便只有仓皇出走,没有多少政治弹性。

而在中国,自从强人邓小平逝世之后,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下一届的习近平,每人十年。每一次换人都能给不满现状的民众带来一些希望;而新人上任后,善良的 老百姓也都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希望他们实践上台时所做的承诺;等到发现他们的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又到了换人的时候了。中国人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会认识 到,这样通过黑箱操作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无法真正保障民众的利益。
让 更多的人参与专制制度的利益分赃客观上也延缓了中国专制制度的寿命。在发生革命的北非和中东国家,最高统治者和他们的家族攫取了经济利益中的绝大部分。但 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的好处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从上到下有序分配的。从"国家领导人"到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股级、甚至警察、村官等都有法权以外的 权力和利益。这精细的利益分赃机制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维护专制制度的动力;同时在他们的参与下,这种专制制度也能够发展到一种更为精细的地步。在中国,对 民众反抗的镇压,不仅仅是警察、军队等专政机构,而是是从上到下的,无所不在的。


争取政治权利的机会和风险


中国尚未发生民主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还具有一定的空间。虽然在现有制度下,民众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合理的份额,但是增长毕竟提供了就业 机会,也让民众存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中国民众渴望政治权利,但是在政治权利被强暴剥夺之后,他们需要在政治权利所带来的利益和争取政 治权利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对绝大部分人而言,政治权利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和精神上的满足感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而争取政治权力的巨大成本甚至是牺 牲则是十分现实的。尤其是,在普通人的眼中,社会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大,争取政治权利的机会成本越高。

不错,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尤其由于是资源、环境等带来的压力,由于制度制约和缺乏创造性所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枯竭,随着工业化进程 所带来的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外向型增长的抗拒等等。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回旋的余地相对较大;尤其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 度使得国家政权应对危机的机动性较大;这些虽然无法化解危机,但是在短期内应对困难,维持一定高增长还是能够做到的。对这一点,中国的统治者看得十分清 楚,他们不惜牺牲环境、牺牲未来数代人得福利来维持高速增长,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此。



知识精英对普罗大众的背叛


此外,中国知识精英对普罗大众的背叛也是中国民主革命高潮延缓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这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实在最黑暗的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这一点使得 这一代精英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精英,在一个摧残创造性思维的制度中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的知识面十分狭窄,并且缺乏思想上的自主 性和创造性。二是中国的许多精英的大半辈子都是在物质的极度匮乏中度过的,刚刚因为受统治者的招安而暴富,因而太看重世俗的物质利益。在这批所谓的知识精 英的基因中,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有的是与普通民众争夺利益的市侩的势利和贪婪。

对 于统治当局在"六四"之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收买政策,不少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欣然领受,而且是感激涕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进入社会主流之后,尽心竭力地对 中国的专制制度进行合理性的阐述。其理论完全是历史上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大拼盘,有不少还是从西方世界泊来的被人家抛弃以久的历史糟粕。但是由于中国并 没有一个自由辩论的环境,他们的诡辩成了充斥媒体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声音,倒也欺骗了不少普通的民众。这些无疑在帮助专制制度的苟延残喘方面起到了 一些作用。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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