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国光
【新世纪特稿2010年11月25日】[按语：本文是作者为英文刊物《亚洲研究》（Asian Survey）所写的2009年度中国情况回顾，原文发表在Asian Survey 第50卷第1期（2010年2月）。虽然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年，但文中许多分析仍未过时，特别是其中关社会矛盾和政治控制的部分。故特予译载。Asian Survey 是英文学术界一份重要的兼顾学术与政策的亚洲研究刊物，由伯克莱加州大学编辑出版；每年第一期均为上一年亚洲各国状况的年终回顾专辑。据了解，在这份刊物 五十年的历史上，吴国光教授是第一位非美国教授受邀撰写有关中国的年度回顾；他的这篇文章受到刊物编辑的重视与好评。据悉，他并已再次受邀撰写中国的2010年度回顾，文章将在Asian Survey 第51卷第1期（2011年2月）刊出。届时本刊亦拟译载。此处，谨向Asian Survey 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致谢。]
各种各样的危机在2009年冲击中国。自2008年9月开始的国际经济衰退，持续地损害中国经济；社会动乱在全国到处出现，尽管都是分散地发生；异议人士提出的呼吁民主的“08宪 章”，则构成了政治挑战；暴动和社会冲突出现在多个民族自治地区，特别是西藏和新疆。一系列的外交争端也在困扰中国和一些最友好国家之间的外交、政治、经 济、和贸易关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与澳大利亚、俄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年的十月一日庆祝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庆典事实上笼罩在当 局对于社会不稳、政治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担心这样的阴影下。
当然，从整个2009年的表现看，中国的党国体制还是有能力对付这些危机的。当局使出浑身解数，防止单个危机扩展为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权威主义制度构成根本威胁。政治稳定，也就是保持中共对于公共权力的垄断不被挑战，仍然在当局的议事日程上占据最高优先。在2009年，这主要是通过实施所谓的“6-5-2-1”工程来得到确认和实现的。所谓“6-5-2-1”，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西藏暴动50周年，天安门屠杀20周年，和镇压法轮功10周年。[1] 在一个历史常常被用来服务于当前需要的国家，这个具有中国特色、自相矛盾的清单，凸显了中共领导层的焦灼：他们担心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回忆都可能燃爆今天的社会不满。
为什么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强权会如此脆弱和神经质？中国当局又是如何成功地应对了这些危机呢？通过回顾2009年中国的经历，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恰恰在于这个超级强权的根基：中国所面临的困扰，正是来自于那些它从中获得力量的因素；中国当局对于危机的处理，同时也在制造进一步的麻烦。这一两难困境，就2009年的中国发展来看，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观察，即：经济滑坡、社会动荡、政治紧张和外交争端。
经济滑坡和促进增长的努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在2008年 下半年就开始了，但直到当年的十一月才引起中国政府的充分关注。在世界金融危机于九月份爆发之后的头几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热衷于谈论“弯道超车”，意思 是说中国可以借助世界经济出现的这个“弯道”而超过主要的工业化国家。[2] 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减退了，因为中国经济对于对外贸易的深度依赖开始拖中国增长的后腿。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跌到6.1%，这是自1992年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长记录。在整个这一年的其他时间，中国不得不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将目标定在8%的年增长率。早在2008年开年，当温家宝总理曾宣布那年将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一年”的时候，[3] 他肯定没有料到2009年的情况更为糟糕。
当然，在2009年，无论是6.1%还是8%的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别的地方都将是令人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这样温和的经济下降，也对他们对于中国的管治构成种种危险。首先是就业问题，而这是一个直接并深刻地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有报道指出，在中国，每1%的年经济增长率，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职位，而中国劳动力数量则每年增长一千二百万。当经济增长在2008年冬天到2009年 初放慢的时候，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在不断增长的失业人数上又额外增加了两千万刚刚被辞退的民工[4] 。这波民工失业浪潮导致的压力是如 此巨大，以至中央政府不得不悄悄地暂停了新拟定的农村土地流转项目，[5] 以便那些小块土地能够留在从沿海地区工厂失去工作回到老家的农民工的手中。在城市地区，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百五十万名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这意味着不 到四个大学毕业生之中就有一个要待业。[6] 中央政府承诺在２００９年创造九百万个工作职位。即使这一目标全部实现，就业情况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善。[7]
经济滑坡的另一个重要负面影响，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下降。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经济的增长。在2008年，这种情况变得比平常更加严重；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率为7%，仅是2007年的一半。而且，2008年是多年来首次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不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这并不是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很多：尽管以胡锦涛为首的现领导层在2003年上任以来做了多种努力以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居民多年来还是持续承受低收入的痛苦。[8] 对2009年和将来中国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苦苦挣扎在试图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依赖投资和外贸向依赖国内消费转型， [9] 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减速显然难以构成这样一种转型的坚实基础。
后来的发展证实，中国不得不依赖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来应对经济滑坡。这就意味着增加国家投资和促进对外贸易。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而排名世界第三。巨大的经济总量和相应的政府税收，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挑战。2008年十一月，中央政府宣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放松了对地方政府投资的限制。加上其他的经济和财政措施，中国经济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低谷逐渐攀升，而且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大致稳定下来。[10]
然而，挑战仍然存在，并且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涉及战略调整的时候。首先，当经济开始回暖时，通货膨胀相应地上升。自从2009年7月以来，据官方媒体报道，农产品的价格“广泛地上涨”。7月和8月，猪肉价格上涨了25%，蔬菜价格也上涨了25%，鸡蛋价格则上涨5%。同时，全国性的旱灾在继续推高物价。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所主办的《经济参考报》预计，这将会像2007年那样引发通货膨胀。[11]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多个回合的通胀冲击，但物价上涨和社会骚乱之间的历史关联依然笼罩着整个国家的前景，特别是笼罩着领导层。而且，通胀效应不可避免地会收窄实施经济调整的政治、社会和政策空间。
中 国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途径的努力和朝着所谓“科学发展”方向的进步，也被政府这些维持高增长的措施以及地方政府的贯彻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所削弱。尽管中央政 府坚持说经济刺激计划的目的是推动国内需求，并且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也是国家投资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无论国家媒体还是独立的国际分析家都认为，经济刺 激的款项主要是注入到公营事业、建筑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了。不幸的是，这些行业的项目一直是党国干部腐败的一个主要源泉，为干部们提供了许多将公款 中饱私囊的机会。国家试图减少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的努力，如果不是被经济刺激策略完全压倒，那也是完全被搁置了。 [12] 2009年之前，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抗议的压力下，中央政府确实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商联盟的抵抗是可怕而强大的。现在，在党的干部 中，所有的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关注，都被迫让位给那种难以抗拒的“GDP就是一切”的思维。虽然胡锦涛为首的中国现领导层的政策标签就是所谓“科学发展”，但是，当局为抵消全球危机冲击的那种努力，却使得“科学发展”成为一句空话。
星火四起，未能燎原：官民冲突和政府对策
中 国的宣传喜欢赞扬今天的中国是什么“盛世”——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治词汇，用来形容那些既有社会安宁又有经济繁荣的年代。很明显，这个词汇只有一半 适用于今天：中国取得了物质繁荣，但并没有社会安宁。正是由于看到了不断加大的社会断裂，中共领导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然而，社会不满正在不断 地（甚至是失去控制地）扩大，“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政府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公民和地方政府干部之间的对抗会爆发为一 个危险“事件”。毫不夸张地说，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一直是在担心下一个社会动乱爆发的恐惧中度过的。
在 一月份，政府不得不准备对付预期中的所谓“二月危机”，这就是一千二百万在沿海地区工作的民工将失去工作。[13] 有些干部警告说，这些民工正在被敌对势力所渗 透。[14] 这种警告后来被证实为捏造的，很可能是在为镇压日益不安的失业工人而制造借口。当春季到来时，中国进入了政治敏感期，因为太多的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 日都在春天。这包括西藏暴动（１９５９年３月），第一次天安门抗议运动（１９７６年４月），五四运动（１９１９年），和天安门武装镇压（１９８９年６ 月）。所有这些纪念日，都可能成为无声的信号而导致“无组织的集体行动”。 [15] 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其他方面，显著的例子包括湖北巴东事件和石首事件、浙江杭州事件、湖南邵阳事件、吉林通化事件、和最为严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 木齐事件。这些事件一般都有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参与，包括了农民、工人和其他社会群体；它们起因于不同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因为相当荒诞的原因。比如说，在 杭州，一个大学生被超速驾驶的司机撞死，而这位司机据说是一位当地干部子弟。据称，地方法院想方设法要掩盖司机的真实身份。这一事件激发了群众的极度不 满。[16] 在邵阳，当地一位公安局长被揭发用另一位学生的名字将他自己的女儿送进大学，那位学生的高考成绩当然比他女儿的好得多。 [17] 大批群众在网上抗议，谴责卷入这些丑闻的干部；这些谴责同时也是针对整个政府的。
石首事件和巴东事件通过互联网而引起了全国关注。这两起事件显示，普通民众根本不信任党和政府官员，并且对这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极为愤怒。在湖北巴东的一个偏 远的小镇野三关，一个名叫邓玉娇的女服务员将一个试图强迫她提供性服务的地方官员刺死。当邓玉娇被警察逮捕后，互联网上兴起一股舆论浪潮为邓辩护；同时， 从北京和其他地方来的维权人士，赶到这个山区小镇进行独立调查。[18] 几周以后，在几百里以外的石首，一位年轻的厨师从一座酒店的三层楼上摔下来以后死亡；而这座酒店据说为当地干部所拥有，而且这个干部据说还参与了毒品走私。警察的结论认定厨师是自杀，但当地居民不接受警察的结论，认为这位年轻的厨师是被酒店经理杀害以掩盖自己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当警察匆忙地想将尸体送到火葬场时，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聚集起来，用石头和棍棒阻止警察将尸体拉走。他们试图保护尸体 以等待验尸，希望找出致死的真相。[19]
七月间在新疆和东北发生的暴乱，使社会骚乱达到了高潮。根据中国的官方报道，新疆的这次维吾尔族暴乱导致184人死亡。[20] 加上2008年 西藏的动乱，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多民族的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矛盾的紧张局势；而民族矛盾被普遍认为是二十年前导致了苏联崩溃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相对比，在东 北通化发生的抗议则显示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在前国有通化钢铁公司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普通工人丧失了基本福利，他们为此而抗议 以表达愤怒，并打死了一个出面威胁抗议者的经理。[21]
所有这些事件，不过是当今中国日益增大的社会冲突的巨大冰山的一角。这些事件并不都是直接由2009年的经济措施所造成的，但是，它们都植根于三十多年来推动了经济繁荣的那种中国发展模式之中。民族矛盾素有历史背景，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加剧了由汉人支配的政府和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
在普通民众的这种不满和抗议的阵阵浪潮中，知识分子的声音相对比较微弱。但是，当“零八宪章”在2008年12月公布，并且有数百名对当局的主要批评者和更多的普通公民参加签署以后，知识分子的异议运动也达到了自己的高潮。这一宪章公开倡议用宪政民主来取代现有的政治体制，并由此校正当今中国发展模式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尽 管星火四溅，中国当局还是遏制住了火势，防止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中共党国政权的应对措施，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即：信息控制、武力强制和改善地方管治。在 把地方事件变成全国公众不满的聚焦点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当局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加强对于数码通讯的控制。“绿坝”软件 就是这样的措施之一；中央政府要求所有新买的电脑都必须预装这一软件以过滤“不健康”的信息。然而，这一计划由于遭到广泛的批评和互联网用户的大众抵制而 被迫中止。[22]
在2009年，强制的措施首先包括拘留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并且镇压维权人士，例如，对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人许志永作出逃税指控。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的强化，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中共已经渗透到全国17，000多家律师事务所：在那些有三个或更多中共党员的律师事务所，每一个事务所都设立一个党支部，这就有了3，895个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在另外的8，075家律师事务所，则几个所联合设立支部，因此建立了2，692个党支部；对于其余的没有党员的2，741家，则每所派驻一名党的监督员。共产党宣布，它已经实现了“党对法律行业的全覆盖”这个目标。[23]
武装警察最近也被赋予“镇压暴乱”和驱散群众聚会的责任。武警部队不仅大大扩员，而且针对人群控制而装备了更好的武器和设备。[24] 当大批上访者到北京来上访，要求中央政府介入以纠正地方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对待时，中央政府用60周年大庆的借口，强迫这些上访者离开他们自己的首都。[25]
当局在处理社会不满的事务上同时也有“软”的一面，目标在于减低干部和群众之间在各地的对立，并且提高地方政府处理这种对立的技巧。在2009年上半年，全国2000多 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党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党的纪检委书记，都分别被召集到北京参加特别设计的训练项目。[26] 九月份，当临近国庆节时，一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进一步警告地方干部，“谁惹事，谁负责”。[27] 显然，这是一个警告，它要求那些滥用权力的干部们在这样一个政治敏感的时期要避免激怒老百姓。
困难时期的政治紧张
上面提到的所有措施中，没有一个足以止住社会冲突不断加深的趋势。由于政府官员现在比以前控制了更多的资源（例如，通过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却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监督，更多的腐败是可以预见的，当然更多的社会不满也将产生。然而，2009年 的中国政治还是没有朝着法治和民主监督方向迈出任何实质的步伐。人们一度期待九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通过改善所谓的党内民主来朝着这个方向发 展，可是，这次会议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相反，这次会议凸现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某些不确定性。通常被认为是胡锦涛的当然接班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 并没有像观察家们事先所广泛预期的那样取得军委位置。这也许不会动摇习近平的位置，但这无疑为正常来说将在下届党代会上实现的权力转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当然这也帮助胡锦涛免于过早地成为一个跛鸭。几周之后，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聚集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游行时，高层政治问题甚至变得更为突出。和现任总 书记胡锦涛走在一起的党的前总书记江泽民，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媒体曝光。他们两个人的如影随形虽然被官方解释为显示了党的团结，可是敏锐的观察家们却把这解 释为江胡之间竞争的一种表现。
当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年底冲击到中国的时候，领导层内部对胡锦涛的政治压力也开始升高。在2009年 一月下旬的春节期间，江泽民在全国电视上高调露面。与此同时，胡则访问了边远的江西省井冈山，那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发展出他用来赢得革命胜利的游击战术的 红军根据地。对精英政治的观察家们来说，这些迹象显示胡正在挣扎着重新获取相对于江的优势，以便在十八大上支配人事安排。在预定于2012年举行的这次重要会议上，预计将出现胡和他的同事们向下一代领导人的权力转移。权力斗争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对于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观察家们来说，需要提醒人们的是，“斗而不破”的原则在党内高层从1989年之后就被接受并且保持为领导者们之间的斗争底线。
2009年针对“广东帮”的反腐战役也在凸现权力斗争的不断加剧。在这场反腐战役中，三位省部级和多位副省部级干部被关押。他们包括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纪委书记)、 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曾经负责广东的政法事务）、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人），还有来自广东的国家公安部副部长郑少东，和深圳市长许宗衡。[28] 尽管很难了解到这些动作背后的政治考量，但很少有人相信对这些高官的逮捕纯粹是出于反腐的目的而不涉权力斗争。本文作者认为，这些战役是针对未来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权的一场前哨战。胡锦涛发起这些战役以削弱江泽民的追随者，目的在于在下任中央最高层中由胡的人马占据多数。江的这些追随者，可能包括 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和周永康（全国政法事务负责人），还有张德江，同样也曾经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并有望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反腐战 役针对那些在上述三位江派官员领导之下的人物，由此可能削弱他们在党代会之前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胡 锦涛同时也在努力提高自己在军队中的权威——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支配政治的关键因素，也是老套权威主义政治的根本特征。在人民解放军中并没有强力开展反 腐战役，但是，一个新的关于“高级军官和中级军官的行为”的决定正被小心地贯彻，部分目的即在于警告将领们在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网时要注意中南海（中共中 央所在地）的信号。[29] 这些努力看来有助于胡锦涛在九月的四中全会上避过了任命习近平进入中央军委——习作为接班人一般认为是江泽民而不是胡锦涛的选择。
高 层权力斗争的另一个战场围绕新疆的民族骚乱而展开。跟往常一样，关于这一事件也没有多少信息。但是，有迹象表明，江泽民的某些追随者，比如周永康，在这一 事件中得益，补偿了他们在反腐战役中的失分。这样的权力斗争在近二十年来越来越与意识形态之争和政策之争无关，但是，经济滑坡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冲 击，给了相互竞争的领导人持不同意见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机会。比如，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鼓吹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的机会实行所谓“腾笼换 鸟”，就是说趁着大批工人下岗来用技术进步替代密集劳动力以实现产业升级换代。[30] 相反，国家经济事务领导人和内地省份的领导人，则更关心失业问题：前者担心 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后者犯愁失业的民工回到他们的内陆家乡省份。中央-地方之间、沿海-内地之间这样的紧张关系，也反映在比较年轻的一代的领导人（比如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对未来中央领导位置的争夺战上，并且被这样的争夺战所加剧。
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与2009年的国内麻烦形成对照，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一年持续上升。当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进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希望得到北京的帮助。中美关系在2009年基本上是稳定而平顺的；媒体甚至用乐观的语调臆造了“G-2“ （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成为一组）和“中美国“ （”Chimerica，即中美高度相互依赖和相互连接而成为一体) 这样的的词汇来描述两国关系。人权问题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包括一般来说应该是人权的坚决鼓吹者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在访问北京的时候，也选择不去提及人权问题。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实现了互访，各种高层对话都在持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愉快。紧迫的挑战来自于诸如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金融力量等这样一些议题。同时，中美在军事和贸易关系上那些传统的和难对付的争端也不时浮出水面。
在国务委员戴秉国9月底访问平壤为10月份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北朝鲜之行铺平道路之前，在2009年 的大多数时间，地域政治游戏使得北朝鲜和中国疏远。在向北朝鲜提供比以前更多的经济和物资援助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看来终于能够说服金正日不从中国所主导 的处理朝鲜核危机的主要国际外交机制“六方会谈“中撤出。“六方会谈“也为中国在华盛顿和国际社会的眼中赢得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声誉。[31] 但是，这恐怕不过是又一轮北京用金钱、粮食和能源来换取平壤的空头承诺来加强双边关系的那场老游戏而已。就在温家宝访问平壤两星期以后，平壤再次宣布它将 发射新的导弹。
贸易和经济争端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在北面，虽然俄罗斯依然是中国最密切的战略伙伴之一，但中国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内市场遭到当地的抵抗。七月份的切克佐维斯基（Cherkizovsky）市场关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是莫斯科最大的批发市场，至少有一万多名中国商人在这里经营生意。 [32] 在南面，中国与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的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紧密的经济合作之后骤然恶化，原因是上海国安局的警察逮捕了代表力拓（Rio Tinto）铁矿集团的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 指控他犯有经济间谍罪。[33] 这次逮捕使外国驻华商人或者有中国商业合作伙伴的外国人十分担心，因为他们也都跟中国大陆有信息方面的交流和生意合约。在胡士泰案件的阴影下，这些商业活 动都可能被中国当局任意和单方面地指控为对中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西方在跟中国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一度试图促使中国朝着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方向发 展，但这种政治压力在21世 纪大大减弱了。对那些声称正在推动中国的法治和公民自由的主要民主国家来说，力拓逮捕案就像是对他们的努力是否有进展的一个测试。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表明 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可能损害国际商业关系。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这些外向效应是内向紧张的结果，他们会不断地威胁和削弱中国的崛起。[34]
新疆骚乱及随后的镇压也同样显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是如何影响对外关系的。当骚乱在7月初开始时，胡锦涛不得不退出八国峰会回国。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因为国内的麻烦而被迫这样做。北京谴责热比亚.卡 迪尔密谋了这场暴乱，从而把这个维吾尔族女人当成第二个达赖喇嘛，也就是一个被中国政府描绘为恶魔的少数民族的流亡领袖。当一个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日 本）没有和热比亚保持足够的距离时，北京就会立即抗议。最后，这些骚乱和中国政府处理这些骚乱的方式，还导致中国与一些主要的伊斯兰教国家，特别是土耳其 和伊朗，以及一些伊斯兰组织的关系变差。这种关系的恶化可能会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内部整合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9年 庆祝了自己的六十周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周年纪念，因为中国的传统历法将六十年作为一个轮回。然而，这次庆典却被各种各样的危机和领导层为更多的可能 危机而担忧的浓重阴影所笼罩。二十年来，中国拥抱全球化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繁荣和明显改善的外交关系。反过来，这些成就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领导层重 建政治制度的动力，不可能放松共产党对于公共权力的垄断，也不去容纳普通的中国公民参与到政治中来。党的干部和公民之间的对抗，正如积累财富一样积聚起来；经济滑坡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冲突，因为当局主要依赖经济表现来保持其合法性。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增长再一次压倒了社会再分配而成为困难时期的政治优 先。中国政府很有技巧地遏制了危机的蔓延，甚至能够迅速地从其中某些危机之中走了出来。但是，中国当局还没有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引起这些危机的深层次的根源——至少在2009年没有找到，看来在不远的将来也不会找到。
（何南初 译）
【注释】
[1] 《南华早报》在2009年2月28日首次报道了这个项目。转引自AsiaNews 网站2009年4月29日报道，http://www.asianews.it/index.php?l=en&art=15110A，作者于2009年12月3日阅读。还可参阅，Zan Aizong, “The Communist Party Prepares for the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Nervous as an Army Going to Battle,” China Rights Forum, no. 3 (2009), pp.10-21. [2] 比如说，“人民网”报道了关于湖南省是如何策划“弯道超车”的。
[6] 这个数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估算的。参阅“千龙网”http://news.qianlong.com/28874/2008/12/15/2821@4789578.htm，2008年12月15日张贴，2008年12月20日阅读。200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为五百六十万。
[7] 2009年10月，中国政府没有按惯例公布第三季度的失业数字。
[9] Nicholas R. Lardy, “China: Toward a Consumption – Driven Growth Path,”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no. PB06-6 (October 2006), pp.1-13.
[10] 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7.9%和8.9%。
[11] 《经济参考》，2009年8月27日。但是，中央政府后来否认有这种可能。
[15] Xueguang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1993), pp.54-73.
[31]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82: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22-35.
[34] For one such analysis, see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