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博：书缘

2009年12月 
史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国可以亡，史不可断。意思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可以灭亡，领土可以沦丧，只要还有人坚持它的文化，还有人讲它的历史，这个民族就有凝聚力，就能继续存在下去。例如，犹太民族的国家在两千年前灭亡之后，犹太人被赶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国。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化代代相传，所以始终不被其他民族同化, 亡国而不灭种（这里“种”的内容首先是人文科学的，其次是生物科学的）。1948年时机到来时，他们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聚集了来自各大洲不同肤色的子民。
20世纪中国多难，傅斯年作为当时人文科学领袖人物，恪尽守护中国文化的责任。文化的载体一是文化人，二是书籍档案文物，傅斯年先生曾在这两方面呕心沥血。他创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几十年间培养了大批有志人文的青年，一代代史语所出身的文化人遍布台湾，大陆和世界各国，有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抗日和内战烽火中，傅斯年组织了史语所人员档案文物从南京向西南和从大陆向台湾的撤退，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保存了血脉。
2009年4月，蒙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慨允，我看到了1936年到1948年间父亲周一良在史语所的写的论文手稿，以及他写给所内同仁的信函。（注1  ）这期间中国战祸频仍，知识人颠沛流离，天各一方，但周一良一直和史语所同仁保持联系，他们的来往信件记录了那个动荡时代文化人的思想交流。这批有人文价值的书信分为两半，同仁写给周一良的信存周一良处，周一良写给同仁的信存史语所档案中。1950年代以后中共在大陆兴起文字狱，周一良开始谨慎对待书信和日记。1966年夏，毛泽东版的的焚书坑儒开始上演，这场文化浩劫中典籍古物和书信均可入罪，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都在破除之列，大有未亡国先灭种之势。傅斯年因是毛钦定的反动文化人而首当其冲，他的祖坟被掘，祖宅被毁，亲属后人被囚被斗被逼自杀，毛皇帝几乎族了傅家。随着抄家愈演愈烈，周一良不得不把所有可能招致灾祸的旧信交我毁掉, 其中包括他保存的那一半与史语所同仁通信。我担心用火冒烟可能引来注意，只能将信撕碎后从厕所下水道冲走。幸运的是，另一半书信在抗日和内战烽火中随史语所流亡西南，又跨海迁台，得以保存。阅读这另一半可以猜出当年毁于我手的同仁来函说了什麽，寻回一些湮灭掉的历史。


着学士服的周一良与女友邓懿 
1935年，22岁的周一良获燕京文学士学位。次年他受聘到南京北极阁下的史语所，以图书员职称做助理员工作，在傅斯年直接领导下读书研究。他带去自己的半部廿四史，共线装书十余箱，总计为《三国志》，《晋书》，八《书》（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和二《史》（南，北），系光绪廿年（1894）上海同文书局按原版明朝本印制。书箱为棕色木制，书箱门上以绿字标出书名。史语所的学术环境和人际关系令他十分舒畅， 他在晚年回忆说在史语所的一年是他学术很有收获，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年。1937年春，他请女友邓懿到南京“熟悉环境”， 准备在史语所长呆下去。

1937年春周一良与女友邓懿在南京中山陵 
1937年夏， 他休假回天津探亲，预定南下回所时间未到，日军于7月7日制造北平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6日日军侵入天津，他随父母避居天津英租界。日军随后于8月攻击上海，于9月进犯山西。面对日本国力和军力的巨大优势，国府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于10月底宣布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并任中研院总务干事，兼管院务和所务，故委托考古组长李济具体领导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的迁移。
      周一良困居天津家中，读史自学，同时与史语所师友保持联系，伺机返所。周受托给在北平的史语所同仁余逊寄去款项，余得款后于1937年9月28日从北平复信，告周款已收到，并向周通报自己吊唁陈寅恪导师之父陈散原老人，罗常培告知的陈寅恪经济困难，和迁往后方史语所同仁近况。此信由周转给了史语所而得以保留，现存傅斯年图书馆。信中说：
“一良仁兄先生惠鉴：
 损书敬承种种，寅公丁忧，遵乡俗不接三，且未发讣受唁。弟于第三日闻知曾往吊唁。闻莘田(罗常培)先生言，寅公经济奇窘，散原老人临终之具多出自赊贷。即其目疾迟不施治者，亦以协和取费过昂不易筹措，不仅因其眼科主任滞美未归也。承寄之款二百元已取归祖谟（周祖谟）兄。得梧梓（丁声树）兄书，知其近寓（长沙）城外韭菜（园）圣经书院，仍从事其声韵研究不辍，近方纪录方音。当此戎马仓皇之时仍不弃学术研讨，甚可佩也。专此布复
                                                          敬颂
著安                                              弟 逊顿首  九月廿八日 ”。
这时史语所从南京西撤，已经到达长沙，暂住长沙城外韭菜园。周一良的线装书也随史语所撤退物资运到韭菜园。日军地面部队凭借装备精良步步进逼，并以空军猛烈轰炸。国军的劣质武器不敌日军，只能以血肉筑成防线迟滞敌人，为政府和民众撤退争取时间。国难当头，史语所青年学子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报国方式。1937年11月，考古组的尹达（字照林，原名刘耀）等几位宣布投笔从戎，告别史语所。语言组丁声树（字梧梓）则坚守学术岗位，在“戎马仓皇”中继续研究中国语言。丁与周一良在南京史语所相识, 以后丁，周两夫妇交谊多年。丁嗜食面茶，我自小就称他“面茶丁伯伯”。当时丁的声韵课题不能为前方增加一枪一弹，看似缓不济急，但确实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中国文化。假如美国不对日宣战，中国势将面临大部国土沦丧的危险，那时文化维系民心救亡图存的作用就更加凸显，所以丁在后方学术研究做的是即使亡国也不灭种的准备，对抗日的贡献不亚于前方将士的冲锋陷阵。

丁声树伯伯（前排右）的全家照 
尹达是左倾知识青年，在史语所期间经常阅读中共宣传品，导师李济曾告诫他勿因中共蛊惑而“戴上有色眼镜”。他丢下未写完的考古报告，使用中研院特别通行证去了延安，同去的青年还有王湘，杨廷宝等。他们放弃学术，却未“从戎”，而是到毛手下任职出版科（尹达），造纸厂（王湘）和图书馆（杨廷宝）（注2 ）。当时国军6个集团军70万人与日寇9个师团22万人在正面战场淞沪地区已激战三个月，国军歼敌9万，自己伤亡逾20万，很多大学生排着队争取入伍补充国军兵员（注3）；而地处后方的延安尚无日寇一兵一卒。杀敌抗日要去有敌可杀的地方，参加国军奔赴正面战场应是首选，但这几位青年舍正面战场而就延安，所以他们的首要动机应该说是投共，然后才是抗日。
1938年6月起，日军进犯华中重镇武汉。国军付出伤亡40万官兵的代价，鏖战4个月， 掩护从华北，华东和华中西撤的人员和物资 在武汉以西300公里的宜昌登船溯长江入川。傅斯年在西撤的路上指示同在历史组的劳干给周一良写信，召他回所继续研修。此时周一良新婚，夫人有孕。周感激所长的关照，但对从华北入川滇的长途跋涉难免有些顾虑。同在历史组的姚加积已经先期到所，对周不无激励。考虑之后，周于1938年10月3日回信，向所长表示计划1939年春只身回所报到，将妻儿暂留天津。信中说：
“孟公函丈：
违侍年余，时切驰系。每欲修笺，祗思事务繁忙，未敢以琐屑上凟视听。辰维道履康绥，潭第清吉，定符私颂！
半月前接贞一(历史组 劳干)兄来函，谓公意欲招一良返院读书，闻之不胜欣感。一良春间得家积（历史组 姚加积）兄返所之讯，即思援例以请，而因循未果。嗣因室人有身，恐不堪舟车劳顿，乃决意俟明年春间隻身入滇，妻孥暂留平津。以昆
明近来人口加增，卜居不易，莫如孑身南行，可以随遇而安，专心治事。渡江虽
晚，谅必不以荒伧见摈也。
一良暑假中曾在青年会补习学校中任国文教职，已于八月底结束。嗣后即未谋事。
盖以中学教书，于学问裨补无多，而合同定后，即难自由离去也。家居一载，所
得除零星杂记而外，殊无撰述。回忆白门读书受教之乐，友朋切磋之益，浑如隔
世矣！
一良患流行性感冒，卧床十余日，今日始克握笔，致稽裁答，尚希谅鉴！
敬请                             著安
晚一良顿首上言                  廿七年十月三日” 

1938年10月3日信二页之一 


1938年10月3日信二页之二 

1939年春，燕京大学推荐周一良去哈佛留学。周于4月24日致信傅斯年，报告自己决定接受奖学金赴美留学，请求辞去史语所职务。同时希望傅斯年在留学注意事项和选课方面给予指导：
“孟公函丈：
去岁冬初曾肃寸笺，想达。记室敬维，道履康愉，定符私颂。一良本定今春买棹南游入所，赓续工作。乃燕京方面有推荐一良 至哈佛大学读书之议，一良 兴趣原在吾国中古文史之学，入所以来获侍我公及寅丈讲席，欲饫闻绪论，窃自幸从此启迪得人渐知途径。不意两年来索居北国，亲炙末由，旧业未荒，新知实鲜。美洲汉学远非法德之比，于 一良所学恐无多俾补。虽涉重洋，其孤陋谅与居津相等。然在中国文史以外如东亚史地以及宗教美术诸课程或有可供采撷者，外国语文方面亦可进步一二。”
“我公于欧美各国学术界情况知之甚稔，而一良所业亦公所悉，不识到哈佛后宜注意何方面何种课程于一良较为有 益，尚祈拨冗赐教，无任感激待命。哈佛奖金年千陆百金，路费学费在内，一年以后视成绩如何而续请。一良大约八月初由沪启行。去国年限既不能定，所中助理员职务自应呈请辞去，敬希酌定为荷。一良在此时所作领民酋长考一文原稿携以北来，如集刊仍继续出版当寄呈。”
然后，周一良提到自己的线装书（当时已随史语所撤到长沙）：“存韭菜园书籍想不至有意外，将来规复以后仍盼能寄存所中。如无处存储请饬 亚农兄等函告 内子（地址天津英租界六十六号路一百三十号）或舍弟  珏良（联合大学西洋文学系），当设法搬运。一良藏书本区区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娑手加批注者，是以辄念念不能忘耳。”信的结尾说“寅丈将有英伦之行，管幼安（注4）避地辽东，实彼帮学子之大幸。但恐寅丈为学之精密深邃非彼辈所可领略欣赏耳。白下拜别忽已二年，不知何日始得再亲謦欬。临颖神驰，不尽依依。
                                                      转肃敬请
道安             晚  一良谨启                     四月廿四日   ”。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和斯大林同时从西方和东方出兵，瓜分波兰。英法因此向德国宣战。9月10日周一良抵达哈佛 ，9月17日致信傅斯年报告选课情况。
“孟公所长函丈：
在津曾上一书，由渝退回，遂转寄昆明，谅达左右。
一良 八月十五日由沪启程，卅一日抵旧金山。九月二日乘车东行，六日抵纽约，十日来剑桥。哈佛廿五日开学，课程已选定，法文，东洋美术及日英翻译三门，尚须补习拉丁以备明年选读一二西洋历史科目。德文及梵文亦须待明年选习，大约此行最大收获端在语言方面矣。”
欧战中断海路，阻碍了史语所导师陈寅恪应邀赴英国治眼并讲学的计划，周一良在信中因此写道：“欧洲战事爆发，不识  寅丈已成行否，至以为念。”  与此同时，苏联急需在远东与日本媾和，以腾出手来对付西线的德国。这时开始的苏日和谈导致了日后的“苏日中立条约”。日本加紧侵华，苏联表示不干预，中国的两个悍邻以中国为牺牲各谋私利。1928年苏联为“中东路事件”对中国东北用兵时中共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现在中国抗日图存亟需外援，苏日媾和不啻从背后捅中国一刀，也再次提醒国人中共事苏共如太上皇不惜牺牲本国利益。书生周一良向不问政治，这时也对苏联有微词了，在信中说“俄日携手于我国抗战大不利，国际政局真莫可解也” 。
与欧战爆发同时，日军6个多师团从赣北、湘北、鄂北进攻长沙，遭国军19集团军等部击退，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日陆军积极准备再犯，空军连日轰炸，长沙日益危急。由于大批人员物资仍需西撤川滇，百万川军也要出川作战，国民政府的水陆运力极其紧张。傅斯年这时已到昆明，但史语所大批书籍物资，包括周一良的线装书仍滞留长沙。1940年4月26日， 傅斯年从昆明致电在长沙押运的考古组李光宇（启生）：
“国立中央研究院去电纸
去电第一等三十一字
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郑咏陶先生转李启生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
陆路运费昂，乞斟酌。……周一良书全运。…….加运弟之白纸文献通考及通志，  黄纸之续编不运。    斯年
青云街靛花巷三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傅斯年   （傅斯年印）
中华民国廿九年   四月  廿六日  ”    

傅斯年1940年4月26日电报 

此电之后又加一电：
“长沙圣经学校郑咏陶先生转李光宇兄
函悉。   一，兽首可埋。  二，租金同意。 三，汉碑底片能带仍带。 四，助理书
酌运，周一良书全运。 五，家具即送学校，救火机能运即运。六，保险箱不运 
七，关处可打电报，铁路运输似需人助。八,  弟之通志及文献通考仍运，仍照尊函或详前电         斯年 
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 
史语所作为学术单位，在战时难与军队和政府机关争夺运力，从南京抢运出的许多东西不得不在西撤途中陆续扔掉。例如这两电中提到的，傅自己的“黄纸之续编”放弃，兽首掩埋，汉碑底片和所内助理员的书以及救火机如有运力才能保留，家具和保险箱则放弃。但是一再提到“周一良书全运”。
1940年秋，已迁至昆明的史语所由于日机轰炸日甚，决定再迁四川宜宾李庄。傅斯年先生风尘仆仆往返于陪都重庆和李庄板栗坳，协调全所人员，家属及六百余箱物资的运输和安置。 物资之中含20多万册书，周一良的线装书也在其中（史语所周法高在李庄写作的论文中就提到参考过周一良的“校读本”）。傅斯年百忙之中致信周一良，召他在美学成后返所。周一良于1940年11月13日从美国复信：
“孟公所长函丈：
违侍逾三载，相隔千万里，一旦忽奉手教，欢慰无已。承询留此学业，并代擘画归国后位置，殷勤诱掖，尤衷心铭感，匪可言喻。兹请略陈年来状况及此后之计划。
哈佛燕京学社之奖金学生最初原无限制，得自由隶属于任何学系。自数年前成立远东语文系后，于是凡领受奖金者名义上必须隶属于此学系，然哈燕社诸公尚有自知之明，对中国学生之选课与以相当自由，盖本系内原无可读之课也。渠等利用中国学生以增加本系在学校中之声望，而中国同学则利用此奖金选习本系以外之课程，所谓“挂羊头而卖狗肉”，唯中国人而在美国大学 之中文系作学生，细思之终可耻耳。如此间中文教授有XXX者，尝译魏书释老志为博士论文，载于通报，一良昔年曾为文评之，错误百出。今则渠为教授，我虽不听渠讲课，终属此学系之学生。其他洋人亦多一知半解，即不可一世，以为中国学问非待彼辈研究，永无结果，可恼亦复可笑。同学中每有喜与洋人辩者, 一良大抵一笑置之, 不屑与之论短长也。
一良未来哈佛前本无大志， 但谓习得一二工具如法德文字，即不虚此行。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文，梵文，及语言史。因梵文对治中国中古史颇有用，在国内复无处可学也。今年暑假仍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及梵文外， 兼习希腊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日英翻译为本系主修课程，然大部分时力反用于其他语言。哈燕社诸公主张治东方语文非娴西方语言之学不可，而欲窥西洋语言学之门径，又非解希腊拉丁文不可，故今年迫于功令不得不双管齐下。所幸去岁治梵语用功甚勤，有此根底，视希腊拉丁有曾经沧海之感，德文更属小巫见大巫矣。唯除梵语德语外，希腊拉丁将来殊无用处，费此冤枉工夫，未免可惜耳”。
“（在哈佛）能多留一二年， 于治梵语最有益，因德法等近代语言有一两年功力即可读书，梵语则不然，一良 若能锲而不舍习之四年，庶几归国后稍能独立深造，仅习一二年全无用处也。
一良自辅仁之燕京， 历大学及研究院，自觉师友教诲琢磨之益，莫若在研究所之一年间； 学问之进步，亦莫若此一年。苟非倭寇, 一良得留所侍公讲席, 自信三年间定可粗有所树立。迄今每与友朋谈论，尤谓研究所为唯一理想职业，读书养志不可多得者也。 今蒙公召之返所, 反复诵读 手书,不胜雀跃！  虽然,世事不能尽如人意。 燕京推荐毕业同学出国， 向例别无明文规定之条件，唯道义上同学有尽先至母校服务之义务。一良去岁来美前，司徒校长曾非正式地见告，谓返国后拟邀 一良回燕京任事。 哈燕社方面之给与奖金，似亦含有投资之意, 一良在此选课，渠等处处皆为燕京着想。 故将来不见约则已，否则恐难他就也。 燕京待遇不高，一良  自问除日本文外， 亦无敢教之课， 与其忝颜尸位， 误人子弟， 何若在所中从吾所好， 安心读书？万一燕京方面不见聘， 定当回所服务， 薪俸名义皆所不计，只须所入足以赡家， 别无奢望。 唯三年之期过久，一良目前复不敢作确凿之词， 若欲保留所中地位, 虽以见我 公见爱之深，未免有碍贤路，尚希斟酌料量之。 至北大方面， 更希婉为辞谢是荷。
拙作 领民酋长考清稿于出国前，挂号寄上海商务转杨时逢君，当时闻杨君在沪编印集刊， 故寄渠转呈我 公， 以定登载与否。此稿想尚在商务，若未收到，自当重誊清稿寄奉。 
存湘书籍承运到重庆，不胜感谢。运费若干请 便中告吴亚农兄函示，当即汇上。   一良藏书无珍本， 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 不忍舍弃之矣。
寅丈闻尚留港， 以不晓住处，迄未上书。 欧洲战事停后，仍盼其能成行。德奥眼科皆好， 定可奏效。元任先生前者来剑桥，曾晤及之。
倭兵由两广撤退，似拟南犯， 我军当可乘此机反攻。苟美日启衅，更于我有利。居津两年， 窒息于租界中， 出国后顿觉开朗，于我军抗战及南中一般状况始获了然。 逮一良归国时，定已克服神州，驱倭奴于三岛矣。 闲尝自思，青年人皆应 share 此空前之国难， 而我独不与，实可羞也。 
余不一一， 翘首故国， 不尽欲言。   敬请
      著安                                                                                        晚  一良谨启”
周一良在信中对自己的线装书念念不忘。关于外国援华抗日，中国曾殷切期待的苏联已与日本签约言和，中国只能转而指望美国了。周一良因此写道“苟美日启衅， 更于我有利。”在信尾周一良表示，自己身为青年，未与大家共赴国难，实感羞愧。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转为以文盲无知为荣，知识学历被当作脱离工农的标志，留学欧美更成为历史包袱。“因为留学而没有经受抗日战争的风雨”成为周一良的心病。文化革命中，周一良与所有知识人一样亲历抄家，批斗，毒打，挂牌，罚跪，苦工等“必修课”， 不少人选择了宁死而不再受虐待侮辱。周一良因为这个心病此时心理承受力反而比别人强一些。文化革命中甚嚣尘上的一条毛语录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圣谕”触动了他几十年前在这封信里提到的羞愧。如他在检查交代中所说，自己把“必修课”的所有苦头都当成了“经风雨”的机会，言外之意是希望这次“补课”及格，以后就不再矮人一头。他的同事，邻居们相继服毒，投水卧轨和触电之后，他仍然相信文革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只要“正确对待”所有“必修课”，就是按毛的要求经受文革“风雨”考验，就可能“修成正果”，被党接受。因为有这个“盼头”，他对子女一再说“我不会自杀”。

周一良为“经风雨”参加学生的负重行军 
文革后期他被起用，进了毛的写作班子梁效，好像真的“盼”到了党的“接受”。只是好景不长，毛一死党又说他“反党”，原来“补课”及格并不算数，党只是先使用再抛弃，愚弄了他一下。文革前期他对所有精神和肉体折磨都能安之若素，继续保持对毛的迷信， 可是最后发现被党愚弄对他的打击超过了所有“风雨”和“必修课”，终于使他对毛和中共产生疑问。
1946年夏，周一良与哈佛合同期满。傅斯年即着手邀他回国到史语所工作。周尚未从哈佛启程，傅斯年已办好人事手续，1946年6月30日中央研究院总务处致史语所公函说：
“查贵所拟升任专任研究员之陈磐，劳干两先生，拟聘为专任研究员之周一良先生，及拟聘为兼任研究员之韩儒林先生均经院务委员会议通过，除聘书汇案另送外，兹特先将陈劳韩三先生之著作附函奉还，即请
查收为荷    此致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6年10月周一良偕妻儿在旧金山登船，11月经上海回到天津家中，立即通知傅斯年。傅斯年于11月12  日致电周一良：
“国立中央研究院              官电纸      特急
天津11区桂林路20号周一良。八日函悉，返国至慰，所示弟均同意，盼即就本院聘，暂住东厂胡同，函详。斯年”
但周一良由母校燕京派出留学，应优先回母校服务，不便去史语所。中研院在1947年春仍在争取周一良去史语所，中研院致史语所公函说：
“（36）  人  字   第   648 号  
径启者：准国民政府文官处出人字第六五七号函，“为本院尚有一百三十二人未经本处登记，相应开通名单，并检附人事调查表函，请查照转发填复，俾便登记为荷”等由；查台端亦在所开名单之中，兹谨转奉该项人事调查表一份，至希查收照填寄处，以便汇转为荷！此致
周一良先生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启
中华民国卅六年四月廿二日发出”

1947年秋周一良转往清华，任教之余给导师陈寅恪作助理。为陈聘用程曦为专职助理一事，1948年3月8日周一良致函代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所务的夏鼐（作铭）：
“作铭、逸夫先生大鉴：顷陈寅恪先生嘱转询前次所言聘程曦君为助理事，孟真先生已有回信否？如尚未有决定，可否乞二公便中早日函询孟公？因程君已毕业，而寅恪先生积稿待整理，亟盼此事早定也！
赐书请仍寄一良代转。又，一良存所书籍北运事，亦祈赐与方便，玉成为感！  专肃     即请
春安                                                            弟周一良谨启三月八日”
信尾再次提到自己留在史语所的半部廿四史。自1937年夏南京一别，书与主人睽违逾十年。周一良在北美“恋恋如故人”的十几个线装书箱，随史语所流亡湘蜀，历经舟车劳顿，关山险阻，终于靠了史语所所长和同仁的辛劳在北平完璧归赵。此后这十几箱书跟随周一良从清华到北大，在周一良两个儿子的卧室里从地面堆到屋顶。周一良闲暇时一大享受就是从书箱中取一本线装书，倒在吱吱作响的旧躺椅上翻阅几个小时。文革中周一良被诬为美国特务，抄家者寻找电台， 翻箱倒柜，凿墙挖洞，书箱和书被随地乱扔，又遭一劫。1976到1978年周一良因梁效案受审查3年。反右时他因同情右派而被批“立场不稳”，但未划右派。文革中大陆文化人几乎无一幸免，与他遭遇相同者以千万计，所以他也比较坦然。梁效案则大不同。毛死前大陆报刊已经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社会认为梁效是四人帮和毛本人的传声筒，毛死后大陆社会将中共允许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允许的对毛的愤怒，全部加之于梁效。于是梁效案变成全国10亿人声讨这39个梁效成员，而这39个成员中的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和周一良4个老教授被认为是在幕后提供文史炮弹，甚至执笔为文反中共反周恩来的首恶。这是周一良一生思想压力最大的时刻。所幸审查后期办案人员默许案犯读学术书，他在被迫检查违心自污之余拿起这半部廿四史，自称“旧欢重拾，如睹故人”。在困境中是相依为命多年的史书给他提供了精神慰藉，也唤醒了他闲置许久的学术创造力, 他获释以后发表的学术文字就是此时开始酝酿的。
在史语所受傅斯年等前辈奖掖提携的青年当中，考古组尹达（1906-1983），夏鼐（1910-1985）和历史组周一良（1913-2001）在离开史语所以后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三人中周一良出生最晚，在史语所的时间最短，应属小学弟。尹和夏均受考古大师李济和所长傅斯年器重。尹达在1937年投共，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一直对傅斯年，李济执弟子礼。毛在内战得手之后钦定傅斯年为反动文化人和战犯，这就不是尹所能抗御的了。中共上台，尹达以他的延安资历自然成为大陆史学界掌门人之一，任历史所长等职。夏鼐从清华毕业后经李济关照留学英国，于1941年归国，与史语所师友一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风雨。李济的女儿因战时缺医少药而病故，李济仍然忍住悲痛倾力于学术研究和保护文物。联大教授闻一多却因不满战时物质生活困难，受中共挑拨而怪罪领导抗日的国府，鼓吹对国府进行“革命”，当时夏鼐没有此类不顾大局的言行。几年后内战又起，国土糜烂。内战的破坏本由交战双方造成，而且混入国府高层的共谍冀朝鼎故意推动与民争利的金融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而对国府不满。这一次夏鼐失察，将院士教授们“妻儿啼饥号寒”完全归咎于国府一方，因对国府失望而离史语所而去。1949年以后，滞留大陆考古学人论学术成就和国际声誉非夏鼐莫属。他积极应用马列主义于考古，任考古所长，有“新中国考古奠基人”之誉。周一良则被中共树为“红专典型”，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尹，夏，周三人的启蒙教育和学术训练都在民国时代完成，因此都应该具有为人为学起码的是非判断，但是他们的道德价值系统敌不过政治权力的裹挟和蛊惑。1954年毛为进一步驯化知识人发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55年毛的仆从们把批判目标从胡适扩大到民国时代各个人文学科的导师人物，于是大陆学术机构中搞考古的批李济，搞历史的批傅斯年，曾受亲炙的更要大义灭亲。尹达名列9人“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并任历史学中考据作用批判这一题目的召集人。（注5）学长传下毛旨，学弟遵命向前。主持考古所和主编“考古通讯”的夏鼐为文不点名的批判李济，臧否自己曾参与的民国时代史语所考古成就。周一良那时正争取入党，奉尹指令写了“西洋‘汉学’与胡适”，除攻击胡适之外还点了傅斯年的名 ：“胡适主张‘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跟证据走’…… 主要藉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到了他的伙伴傅斯年，就更加露骨地利用材料两字来抵制马克思主义了。”傅斯年手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有一段讲述了如何根据材料作出结论，周一良指责傅斯年这是要引导青年搞支离破碎的考据，“使青年们埋头在材料的整理中，却不去进一步发现在材料后面的真理”。周一良点恩师的名，用的是第三人称，算是“背对背”批判。到了1960年，李济离台湾赴美访问，夏鼐按中共官方授意（以当时大陆封闭之严，不可想象夏私自向美国发信）致函恩师劝其回大陆投共。写信用第二人称，这就像是“面对面”了。更有甚者，夏鼐引用了南梁丘迟招降陈伯之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居高临下的口吻让人想起毛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师徒分别在两个敌对的阵营， 弟子“面对面”向恩师喊话劝降，学长尹达觉得太过分而扣下了“劝降书”。（注6）当时大陆正经历饥荒，饿殍千万，哀鸿遍野，夏鼐自己吃不饱还宣传新中国“莺歌燕舞”，要李济归降以“自求多福”，欺骗恩师，也欺骗自己。尹达为中共管辖大陆史学界，1966年还短期跻身于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幸历史所的部下很快揪他回去批斗，他没有像久居高位的那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毛投入秦城监狱。这种因祸得福理应促使他思考。据他在历史所的部下回忆，晚年他很孤独、困惑。“（1983年）临终前一个月，他特地去探望延安抗大时的老同学、老朋友曾彦修先生，诉说自己的苦闷、委屈”。 （注 7 ）他的困惑和苦闷可能源自重新认识自己1937年在长沙的决定，后悔自己拒绝了李济老师的教诲，辜负了傅斯年所长的恩泽。如果尹达和夏鼐能活到1989年，六四屠城对他们无疑将振聋发聩。傅斯年先生提携过的三个史语所青年，在毛时代都供职北京史学界，尹任历史所长，夏任考古所长，周任副系主任，在史学界会议场合经常相遇。他们若能在古稀之龄聚首回顾自己背弃恩师误上贼船的教训，会留下一段佳话。

1961年北京史学界闻人会见日本左派史学家（注意挎胳膊是那个年代的日本左派肢体语言）。右一尹达，右二夏鼐，左二周一良。
天不假年，尹和夏于1983和1985年故去，只有学弟周一良经历了以后的事件并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和反思。周一良去世前19个月，决定把这半部廿四史线装书捐给北大历史系。从少壮到垂老的七十余年间，他用红，黑毛笔和铅笔在书上批注多次，这时他因病已难握笔，但仍勉力在泛黄的书页上写下了最后一次批注：“《三国志》《晋书》八《书》二《史》随余入史语所。抗战军兴，与所中藏书内迁，转涉湘蜀，又复员南京。余自海外归来，任教清华。此半部二十四史完整无缺，又回旧京，复归余手。所以如此幸运者，皆由于傅孟真所长维护之功也！ 傅先生深知知识分子珍惜书籍，故而能得人心，与焚书坑儒之史无前例固大异其趣矣！ 今将永别老友，不得不记之如此。西元二千年三月周一良”

周一良与书的“告别批注” 

“告别批注”为傅斯年先生与后学周一良的这一段书缘画下句号，同时标志这个学生终于迷途知返。这一段书缘也是傅斯年先生一生守护中国文化的一个注脚。
这半部廿四史伴我睡了十几年，我从来不知道它“转涉湘蜀，又复员南京”的详情。史语所保存下来的信件电报，不但给我讲了这个故事，而且彰显了国府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这个政权输了内战，在败退台湾时丢掉了数百万军队，数千万美制军械，却没有丢掉故宫文物和史语所档案。1948年底，中共炮火逼近南京，国府派海军运输舰抢运文物和档案，抗战时主持故宫和史语所西撤的考古大师李济再次出山押运，以“东西在，人就要在”的决心，随船颠簸四天四夜，确保文物和档案安全到达基隆。毛登基大陆之后，人文科学的厄运开始，拒绝按傅斯年安排去台的教授们迅速沦为政治权力的奴婢。中国大陆文史哲各科学术研究在严厉政治管制下乏善可陈。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历史学术却在孤岛台湾薪火相传并走向世界，原因是国府对文化与历史尚有相当的尊重，而且能容纳傅斯年和李济这样的学术精英。
一九九零年代，周一良曾有到台湾学术交流并重游史语所的计划，也是他亲谒傅斯年先生墓以忏悔膜拜的机会，惜因当时两岸政治龃龉未能成行。

作者在傅斯年图书馆 
我访问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以后，即去台大傅墓献花，虽然延误了一代之久，终于替父亲了却这一心愿，也表达了我自己的敬意。
   
注1、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提供信函复印件，以及信函扫描图像，程巢父先生辨读标点文言信件，谨致谢忱。  
注2、岱峻  “李济传”
注3    龙应台    “大江大海1949”
注4     三国时魏国学者管宁
注5    谢泳   “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材料’”
注6     同注2
注7      王春瑜  “尹达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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