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4日】把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成一面镜子，比照我们刚走过的这20年，会发现我们之间竟有如此之多的“巧合”。这种貌似“巧合”实则必然，其中自有必然的道理。社会和历史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么多的“巧合”提示了我们：中苏这两个经济和政治体制同构的社会，兴盛衰亡自有其相互参照的可比性。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看，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无论是他的起因和运行，和我们这20年的起因和运行十分相似。看清他那个时期社会走向，不但可以理解苏联解体的根本，更能帮助我们判断中国转型的趋势。用大历史观的视野看问题，我们更多会关注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历史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也很重要，但过多地纠缠会干扰我们的整体思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趋势，那些非关节点的细枝末节都会理解为次要的。
血腥暴力政治是斯大林模式的基础
中苏两个社会的体制属于一个类型，即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有人把它称作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共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但本质上的一致却是难以否认。斯大林模式是建立在血腥暴力政治的基础上，这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苏联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到他逝世的70年代中期，因政治遭到迫害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同样令人难以想象，他不但把一些社会阶层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且还导致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饥荒，致使38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把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建立在人民的痛苦和牺牲上，把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置之于人的生命之上；这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基础，也是导致他们生后出现政治反弹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都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密切相关。之后的一系列演变，事实上都是对这一基础的抗争和冲击。而出现转变的起点，则出于一个完全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谢世使人们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两位领导人的逝世，看做是这两个社会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关节点。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时间几乎一样，都将近27年。这当然是个巧合。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大清洗”暴行。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揭露了毛泽东继续革命名义下的种种恶行。一个发生在1956年——斯大林逝世后的第3年，另一个发生在1981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5年。“报告”和“决议”，都涉及到对大规模政治镇压、政治恐怖的清算，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成百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不同的是，苏联是20大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而中国则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1981年），已经平反了相当部分冤假错案。但就平反冤假错案而言，在时间上非常相近，都在他们去世的三年左右。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二个关键点。而这一点，则是中苏两国改革最大看点，可以理解为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终结的标志。其真实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现实需要政治拉开与斯大林、毛泽东的血腥暴力的距离，也可理解为洗刷政权的血腥痕迹。
中苏改革都是体制内改革
紧接其后的改革，两国的情况极为相似。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这是句屁话，我从维基百科上照抄来的。既然有了正确的理论、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为前提，探索性和开创性从何谈起？这和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多少区别？）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是体制内的改革，受到维护计划体制势力的牵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之后持续近20年的经济发展。
两国的体制模式相似，弊端大同小异。锋芒所指也是大同小异，不外是经济、文化。由于都是体制内的改革，则以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为主，政治体制触动不大，但总的趋势是相对宽松。而一党专制这类根本性问题则是避实就虚，留下了之后倒退的祸根。有意思的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到1964年被党内保守势力逼宫下台，他的改革历时8年，苏联由此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而中国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历时也是8年。巧合还是天意？姑妄言之，这当然是题外话了！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三个关节点——其实是政治倒退起始点。
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首先来自于苏共内部的改革派，其标志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三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结束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而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他在任期间，苏联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对普通群众开放克林姆林宫，并取消了中央领导的“特殊供给”和官僚干部的各种特权以及“特殊津贴”，深得民心，但也招致官员不满。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激进冒险。有人说他是“鲁莽的改革家”。
赫鲁晓夫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他试图改变过分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 赫鲁晓夫还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扩大了地方权力，但没有使企业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但这实质上还是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构架。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但他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这是他与斯大林血腥政治保持距离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反观中国，也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2——4年内，完成了对毛的历史评价，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停止了国内的大规模政治动乱，恢复高考，知青安置，科学大会等一系列举措大得人心。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海量的冤假错案，光是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其规模远远超出苏联。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恐惧中获得解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日子里，中国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新老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中国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毛泽东逝世之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国改革的重心在经济也算顺理成章。而农业问题在当时已经是燃眉之急，于是就有了四川、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取消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中共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建立了经济特区，引入国外资本；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最终把改革引向了城市。 并做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一类的尝试。而这些都和苏共20大以后的改革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可比性是对进程而言，绝非是对措施的高低而论。
虽然邓小平采取不争论的策略，回避了姓社姓资这类的意识形态争论，取得了经济建设很大的发展；但对于“党天下”这类根本性的问题的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提到日程上，反而以“反自由化”一类的口实，维持或强化了旧有的政治体制，给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留下了足以施展的空间。以至在这股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自断其臂，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若非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未必就能保住。至于之后近20年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也是一个未定之天。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征是“悄悄地回到斯大林主义”
所谓斯大林主义不是指高度集中的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特指斯大林所建立的独裁专制的思想体系以及暴力政策；即对国内的任何反对派——包括农民、知识分子的“肃清”镇压，将各国共产党置于苏共的控制下，限制其自主活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血腥暴力政治部分。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时代开始了。他前后执政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18年，也是苏联对外扩张、苏美对峙的18年。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是在他执政期间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代是苏联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时代，其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动乱。然而，就是这个表面繁荣的时代，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这些矛盾与危机在八十年代末期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十年时间分崩离析。
提到勃列日涅夫，人们往往把他和他那个时代与停滞联系在一起。但最有资格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官僚专政、保守僵化、腐败奢侈、结党营私这类词汇。如果是指经济上的停滞，则应该指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而不是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从来就是停滞不前的。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发表的世界工业指数，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大大下降了，但是，苏联工业发展速度仍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排在20位左右。就经济而言，从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停滞，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长率，而在产业结构。结构问题是指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在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耗费大量财力，给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军备竞赛的目的所在，恰好是走斯大林主义对外扩张老路。冷战时期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来说不过是维护它二战利益格局的说辞。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的“有限主权论”——实质是掌控各国共产党，限制其自主活动，苏联才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横行霸道，名正言顺的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标志，标志着苏共是不能和斯大林的血腥暴力政治划清界限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悄悄的回到斯大林主义，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政策。他下令停止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停止对于斯大林的批判，苏联重新回到斯大林体制。极权体制强化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司法权力、经济命脉的垄断地位，使苏共继续专苏联人民的政；巩固加强了干部的特权制，奢靡之风泛滥成灾，贪污腐败猖獗一时，苏共干部拉帮结派，官僚利益集团公开化；纵容官僚集团及其家属把持经济资源，鲸吞社会财富，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控制宣传机器，打压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和疯人院，或者干脆将其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其实就是对内“肃清”镇压，是斯大林主义独裁专制的老路。
我们这20年特征是逐步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
用勃列日涅夫时代来比照我们这20年，其中的相似之处太多。我们这20年也可称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20年，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顺差的2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年是中国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的时代，其间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动乱。然而，这个表面繁荣的20年，是不是也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如果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与危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总爆发？最终会不会导致类似苏联那样的分崩离析？
其实最有资格与这个20年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利益集团、贪污腐败、贫富不均这类词汇。以89风波为标志，标志着我们已经不再顾忌与毛泽东血腥政治的联系，并逐步地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上。并以反和平演变、反西方敌对势力、维持稳定为由，加大、加快对暴力机器的投入，扩张速度和规模超过毛泽东时期。而国内对舆论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加强，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年的任何时期。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垄断把持，离不开强制和血腥。那些外表光鲜的GDP增长，那些辉煌灿烂的外汇储备；背后有多少失地农民的悲惨？有多少血汗工厂民工的艰辛？有多少下岗工人的辛酸？有多少被强拆市民的眼泪？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就是以这种苛政、恶政绑架社会、挟持公众为前提，盘剥社会，鱼肉百姓得来的。
这20年政府从农民手上拿走了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贡献了多少GDP？这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根据农业部范小建在2006年3月提供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2004年种过耕地减少1200万亩，加上历史漏报的因素，全年总计减少1400万亩。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则是：2003年全国耕地减少了3806.1万亩。两个权威部门的数据相互矛盾，我们无法知道真相。即使按照农业部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耕地保守的说法，20年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土地近3亿亩！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被政府汲取了将近20万亿的利益！ 以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元计，每年土地收入接近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由此可知土地财政、暴力拆迁、房价居高不下的秘密。由土地拉动房地产创造的GDP，知道了经济“繁荣”与全球最大的地主买卖土地的关系。
而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民生问题、分配问题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有学者指出，这个0.4725是有隐瞒的，实际的数据已经超过这个水平。我手上没有最新的数据，但可以肯定地讲，这几年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是继续恶化。
就经济而言，繁荣不过是建立在少数人的把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加强，私营企业衰退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公众无休止地剥夺、圈地、强拆的基础上。在几亿人贫困的状况下，那个增长的GDP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说明什么？说明对民脂民膏的榨取更残酷！弱势群体更贫困！因为GDP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各级政府把持社会资源，垄断经济命脉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贫富悬殊的两个板块，恰好是官方垄断企业和血汗工厂、西部农村、失业和失地的人们所构成。（而那些以寻租或腐败所吞噬的社会财富，属于非法所得，两极分化并没有包含这层意义上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人们对公务员的招收趋之若骛，国有垄断企业的招聘门庭若市。原来中共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的最大的老板，而所谓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其实就是这家靠国家机器保护的垄断集团的雇员。知道这个事实，就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政府机构说是改革了，结果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大了几倍。
一个无监管、权利无限、扩张无度的政权模式，一个政党把持社会资源的垄断模式，是经济繁荣还是政治倒退？结论不言而喻。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不清楚这个事实，而是利益所致，揣着明白装糊涂。天下为公，执政为民，话一句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才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于是就有国有中央企业老总年薪高达几千万万的“合法收入”，和血汗工厂拼死拼命一年未必能挣到1万元的活命钱。如果和下岗工人的低保收入，和失地农民的可怜的补偿两相对照，那更没有任何可比性。
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血腥暴力为支撑，有可能吗？以暴力血腥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说穿了就是掠夺他人的强盗模式，掠夺者的暴富和被剥夺者的贫困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中国这60年的经济模式，血腥暴力始终如影随形。土改、对资改造、大炼钢铁、食堂化、大饥荒……，哪一次离开暴力工具，离开了血腥？而这种暴力模式，同样在今天一幕幕地上演着。从暴力拆迁和暴力圈地，这种方式我们从50年代看到今天。你看那些暴力“执法”的各色人员，就不能不联想起当年那些征粮队的嘴脸：一样的横行霸道，一样的无法无天。至于“国进民退”，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模式的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们的结果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吗？
苏联是从超级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解体的。对于苏联的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便是其中之一。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他虽然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但他同时也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暴力和谎言。没有暴力为基础，没有谎言的支撑，这个“三垄断”谁能做到？
只有在这“三垄断”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官僚集团的奢侈和腐败；只有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苏联社会才会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才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而这一切，恰好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从经济体制上讲，勃列日涅夫基本上与赫鲁晓夫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的差别恰好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是扔掉或远离斯大林这把刀子，而勃列日涅夫则是重新捡起这把刀子。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看的明白，斯大林主义说到底，就是恐吓社会，挟持公众的的一把刀子。所谓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还是靠的这两杆子，不过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毛式解读。对嗜血者来说，这两杆子成为政治和经济的根本要素之时，斯大林模式自有他血腥的魅力。当勃列日涅夫捡起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的不到十年，苏联解体了。而我们今天不但把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捡起，还磨刀霍霍地恐吓社会，恐吓公民。在打压、监禁、钳制言论的社会里，在权贵资本疯狂地掠夺社会时，中国社会岂止是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而是愤怒到了极点！不然怎么会有以死相抗？怎么会有“草泥马”？当人民对一个政权连讥讽、诅咒都不屑，而是给你一个最鄙视的粗口，一个最粗野的手势，或是采取极端的行动之时，还有谁会认为我们走出这样的时代很远呢？还有谁会相信我们的结局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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