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总统萨达特【阅兵毙命】纪实

 

1981年10月6日，埃及在首都开罗东郊十月战争纪念碑前举行庆祝十月战争8周年的盛大阅兵式。当炮兵通过检阅台前时，一辆炮车突然停下，跳下几个军人冲向检阅台，用机枪扫射，正在阅兵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当即中弹身亡。

刺客用枪扫射主席台的瞬间

 

刺客用枪扫射主席台的瞬间

 

萨达特(敬礼者)在主席台向受阅部队致意

 

刺杀事件发生事现场一片凌乱

故事发生在1981年非洲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The  Arab  Republic  of  Angola）。
    1981年10月6日，是埃及共和国第4次中东战争8周年纪念日。所谓“第四次中东战争”是指1973年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成功地越过苏伊士运河，摧毁被以色列吹嘘为“不可逾越”的防御工事“巴列夫防线”。埃及军队收复大部分的西奈埃及领土。埃及领土在西奈半岛，控制着苏伊士湾东岸的迈萨拉角到福德港以横垮地中海和红海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叙利亚军队也同时打到太巴列湖，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以色列军队后方进行作战，配合了埃及、叙利亚前线的战斗，歼灭了大量以色列军。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338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就地停火，埃及和叙利亚分别在22日、24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以色列也同意24日停火。在美国和苏联的斡旋下，各方签定协定。以色列在3年内将占领埃及西奈的土地全部交回埃及共和国，这是埃及人民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
    每年的10月6日，埃及共和国都在首都开罗市纳斯尔郊区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就在阅兵典礼进入高潮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刺杀了执政11个年头的安瓦尔•萨达特总统。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震惊了整个非洲，也震惊了世界各国。萨达特总统之死是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出身农夫之家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1918年1月18日生于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北里迪西耶镇一个贫穷的农夫家庭里。1925年，萨达特总统就读北里迪西耶镇伊斯兰慈善会小学。1931年就读于曼努菲亚省商业技术学校。1938年参军，加入福阿德•法鲁克王朝通信部队。1942年参加伊斯兰教苏菲派教会激进分子组织。1943年，以危害国防安全罪被法鲁克王朝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3年。出狱后，因参与从事反英斗争再度被捕入狱，1949年释放。1950年1月重新参军，任法鲁克王朝通信工程兵少校军官。1952年7月，参加自由军官组织团任中校团长，参与推翻法鲁克王朝革命。1953年6月18日，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部部长。1969年12月，被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委任为唯一的副总统。1970年，当选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1970年9月 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后，继任共和国总统。1972年7月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78年7月创建民族民主党，被推选为主席。萨达特任总统期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采取一些新的政策，他释放了前总统纳赛尔时期关押的政治犯，实行多党制，打破自七•二三革命后不准建立政党的规定，宣布修改宪法，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在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逐步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在发展国家资本的同时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对外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收外国资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民族经济。萨达特总统还调整了外交政策，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从美国得到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改变前总统纳赛尔时期亲近苏联的政策。通过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苏联经济专家，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苏联大使和外交官，解散埃苏友好协会等措施，逐步消除苏联对埃及的渗透和影响，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摆脱同以色列长期不战不和的被动局面，发动了“十月战争”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了更有效地解决中东问题，1977年6月13日，萨达特总统出访以色列，打破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僵局之后，与美国签订《戴维营协议》，并由此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3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为政治谈判解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然而，埃及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强烈反对萨达特总统推行的西方改革政策。同时，萨达特总统在执政期间，国内贫富加剧，政府官员腐败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都是刺杀萨达特总统的原因。

    阅兵大典上被暗杀
    自古以来，埃及的秋天一直以天气晴朗而闻名于世，绝少有阴霾的记录。6日这一天，阳光灿烂。从4日开始，阅兵场上就有国民警卫军的士兵们守卫着，士兵们像木头人一般纹丝不动地站着，红色贝雷帽下露出一张张黝黑的、神情严肃的面孔。国民警卫军司令穆斯塔法•马斯里将军手持军权杖向天空望去，脸上绽出一丝笑容，按照埃及人的说法，好天气一定会带来好运气。天气晴朗，检阅结束后，飞机就可以进行空中特技表演。作为萨达特总统的亲信，马斯里将军知道总统特别喜欢观看这种表演。9点钟，离正式检阅的时间只有两小时了，马斯里将军向检阅台走去，准备最后一次检查安全保卫情况。能够容纳1000多观众的检阅台戒备森严，从昨天到今天，台上台下已检查10多次了，连最不引人注意的各个角落都认真检查。马斯里将军想世界各地爆炸暗杀事件频频发生，可不能让这样的爆炸事情在埃及重演啊！检阅台前一堵1.5米高的矮墙，马斯里将军在墙边停下来，打量着矮墙，这是他想出的主意。有了这矮墙，谁也别想从正面冲到总统的身边，马斯里将军把矮墙唤作“保护墙”，保护墙前面站立着两排国民警卫士兵，沿矮墙的两侧，每隔1米就有一个士兵。士兵们提着轻机枪。检阅台上还有22名穿便服的人，马斯里将军向检阅台前方走去，台上穿便服的人都是秘密警察，检阅开始时，矮墙前的所有士兵都要撤走，保护萨达特总统的任务则由秘密的便衣警察担负。近几个月来，暗杀的风声很紧，利比亚共和国领袖“狂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已经多次扬言要除掉萨达特总统，卡扎菲是说到做到的人，卡扎菲是否真的派遣刺客潜入埃及，不得而知。马斯里将军只知道利比亚的暗杀团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气。另外，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伊郎总统霍贾特伊斯兰•阿里•哈梅内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候赛因、叙利亚总统萨拉赫•贾迪德、黎巴嫩总理拉希德•卡拉米都对萨达特总统恨得咬牙切齿。国内也有一些麻烦。近几年来，极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赎罪与迁移组织等派系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公开反对萨达特总统的开放政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崇尚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革命式穆斯林教义。极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精神领袖以萨米•兴那维安指责萨达特是个异教徒，埃及整个社会都背弃了穆斯林教义。我们必须以暴力进行反抗，首先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将萨达特杀死。马斯里将军首先把这些情况通报给美国政府。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协助埃及保安当局保卫萨达特总统的安全，美国中央情报局多次向埃及提供保安警卫人员，并拨出1500万美元训练萨达特总统的贴身保镖，还专门为萨达特总统安装了一套价值 1000万美元的秘密通讯系统，确保萨达特总统的通信电话、联络系统不被窃听。只要萨达特总统出国访问，美国空军都提供空中特警雷达飞机实施保护，以防萨达特总统座机被导弹击中。马斯里将军也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安排总统在几处住宅轮流居住，使杀手很难知道萨达特总统的行踪。马斯里将军很少安排萨达特总统离开开罗，如非要因大事离开不可，空中就乘防弹的直升飞机，陆地就乘改装过的装甲汽车，并建议萨达特总统尽可能少参加公众活动。
    10时30分，阅兵大典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梯形的检阅台上人头涌涌，全埃及的重量级人物几乎都聚集在阅兵台上，除了埃及政府的军政要员外，还有各国驻埃及的大使、外交官、专家、知名人士、记者以及他们的眷属，受检阅的部队在广场外列队等候。人们远远望去，千军万马，肃静无声，整齐划一，足以显示出埃及国防军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力量。11点正，阅兵大典开始。萨达特总统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出现在阅兵场，人们热烈欢呼：“萨达特您好！您好萨达特。”萨达特总统在副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国防部长阿斯旺•特里加•加扎勒的陪同下，捧着一个花圈向无名战士英雄墓走去，萨达特总统把花圈放在墓碑前，立正，向无名战士英雄敬礼。敬礼的手许久才放下来，过了一刻钟，萨达特总统转过身来，向检阅台大步走去。人们向萨达特总统欢呼，萨达特总统向群众举起右手摆动着致敬。国防部长加扎勒首先致词，朗诵《古兰经》。萨达特总统侧着头仔细地聆听着，紧接着国防部长加扎勒宣布阅兵典礼正式开始。萨达特坐在主席台前排中央位置，左边是副总统穆巴拉克，右边是国防部部长加扎勒。还有萨达特总统的私人秘书穆罕默德•法达奇•哈菲兹，武装部队参谋长福阿德•拉里斯•贝勒纳比和侍从警卫长加里森林•蒙特勒•艾别林等高级官员。一会儿，萨达特总统从下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来抽烟，军乐队奏起乐曲，军队阅兵式开始行进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步兵，他们以整齐的英国式步伐通过检阅台，跟在步兵后面的是2000辆坦克和3000辆装甲车，“铁牛”的洪流一眼望不到边，黄土滚滚，太阳被遮得黯淡无光。绝大多数的埃及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点这盛大的阅兵典礼实况转播，电视台军事评论员穆罕默德•福阿斯•阿拉加用自豪的声音说：“现在精锐无敌的埃及军队开始接受统帅萨达特总统的检阅，八年前的今天，正是我们英雄的军队奋不顾身地冲过苏伊士运河，夺回我们的神圣领土——西奈半岛。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萨达特总统突然站起来，向英雄的军队行军礼。士兵们齐刷刷地把头偏向右边，向萨达特总统还注目礼。驰在最前面的是100辆苏制T—62型坦克，坦克士兵将大炮平置过来向总统萨达特致敬。过了片刻，配置着红、白、蓝三色像征埃及国旗样式的伞兵自天而降，冉冉飘落到检阅台前10米处，向萨达特总统行持枪礼，萨达特总统萨敬礼，表示祝贺。检阅顺利地按计划进行着。步兵、伞兵、坦克、装甲车、导弹，依次从检阅台通过。队伍整肃，井井有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有两辆苏制卡车在检阅台前熄火了，但很快推到一边去，以便让大队通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熄火的卡车，因为这种事情在历次阅兵大典中都发生过。将近两小时过去了，检阅接近尾声，即时炮兵方队开过来了，人们向西边望去，尘土中，高射炮的炮管像森林一样耸立着，反衬着雪白的蓝天。此时，炮兵中尉加麦尔•特拉杜•卡里德由于卡车熄火，在主席台一边的汽车里坐了3个小时了。卡里德中尉不停地看表，卡车司机福阿德•拉马克•阿特法坐在身边。从上汽车这一刻开始，卡里德中尉就避免与司机阿特法说话。卡里德中尉紧握着一支苏制AC16式冲锋枪，汗水从手心里渗出来。司机阿特法无意碰了一下他的枪，卡里德中尉像被针扎似地做出反应：别乱动，动就打死你，他眼里射出恶狠狠的目光。司机阿特法笑着说：“枪里面又没有装子弹，你那样害怕做什么呢？”卡里德中尉似乎察觉到自己的鲁莽和不安，依然把枪紧紧地攥着。他知道，因为冲锋枪里装满了实弹，卡里德中尉1978年3月在回亚历山大市达曼胡尔镇家乡探亲时，加入了原教旨主义者极端组织，成了一名成员。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对萨达特总统恨之入骨。这两年多来，在精神领袖兴那维安的灌输和教导下，卡里德中尉很快成为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的一名干将。卡里德每时每刻都想着剥夺萨达特总统的性命，但苦于没有机会下手，这次阅兵典礼，卡里德中尉率领一门苏制US型130毫米的火炮参加分列式表演，当行进到离检阅到50米时，卡里德中尉有意识地将卡车弄死火，不能行进，由工作人员将卡车和苏制US型130毫米火炮推到检阅台一侧。
卡里德要按原教旨主义者精神领袖兴那维安的指令，在检阅典礼上做出令全世界震惊的事件来。一个星期前，萨达特总统下令逮捕了2500多名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和赎罪与迁移组织成员，这些成员中，就有卡里德中尉的弟弟加麦尔•特拉杜•戴维奇，这更增加了卡里德中尉对萨达特总统的仇恨。
    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怕死的，他们一旦加入组织，用血酒发过誓盟，便终生不能退出。如果谁中途反悔或者改变信仰，等待他的将是精神领袖下令的私刑和死亡。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每时每刻都受到严格教规的约缚。为了信仰抛开一切，宁可粉身碎骨，决不退后半步。卡里德中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部署和策划。他手下只有三个士兵。在阅兵典礼前卡里德中尉故意安排他们去休假，然后从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当中挑选3个人来冒名顶替，这3个人原来都是国民警卫军的士兵。一个因为对萨达特总统有“过激的言论”而被开除军籍，一个是服役期满后退伍的，另一个是调到曼苏拉市国民警卫军里，这次休假回开罗探亲的。3 人的枪法都非常准。卡里德中尉知道受检阅的部队武器弹药都要严格检查，事前他们从叙利亚运来的手榴弹和子弹都藏在苏制的炮车上。检查过后，再偷偷地藏在每个人的身上。5日下午4时，卡里德中尉3个同伙来到军营。卡里德中尉向上司纳加里•特安其•卡加维少校报告了这3个士兵是中央战区派来代替休假者参加阅兵典礼的，并当着卡加维少校的面，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们：“命令你们下午3时准备到达，你们怎么拖到4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到禁闭室去反思。”卡里德中尉这样做的目的是把3人隔离开来。如果他们同别的军人一接触，很快就会露出破绽。为了不引起卡加维少校的怀疑，卡里德中尉还当着卡加维少校的面，仔细搜查了他们的全身。6日上午8时，卡里德中尉将他们从禁闭室时放出来，开赴纳斯尔郊区检阅典礼前，卡里德中尉向那3个人伸出右手两个指头数V状，这是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用来表示胜利与死亡并存的暗号。现在那3人就坐在熄火汽车的车厢里，他们的时间是那样的难熬。中午1时，10架海市蜃楼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出现了。这是阅兵大典的最后一个节目，也是最精彩的节目，炮车方队还未过完，人们的注意力已经投向空中了。观礼台上掌声雷动，响彻云霄。
    飞机列队从检阅台上低空掠过，尖利的呼啸声使许多妇女和儿童捂住了耳朵，飞机穿过阅兵台上空后又突然拉升，直刺蓝天，尾部贲出红、白、蓝三种颜色的烟来，情景非常壮观美丽。萨达特总统仰头观看，不时鼓掌祝贺。军事评论员阿拉加说：各位观众，你们现场看到的是海市蜃楼飞机在表演花式垂直转圈，这个飞行难度是世界上少有军用飞行员能做到这样飞行的，此与同时，还有为数少量的130火炮和炮车仍在通过阅兵台前。这时，卡里德中尉熄火的炮车在机械师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启动了，卡里德中尉坐在炮车上，脸色惨白，嘴唇紧咬，幸亏司机阿特法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汽车，否则，很明显地发现卡里德中尉的可怕脸孔。炮车从检阅台前缓缓通过。卡里德突然用冲锋枪口顶住司机阿特法的胸部厉声命令道：“停车！”司机阿特法吓了一跳，但没有听从卡里德中尉的命令，卡里德中尉恶狠狠地命令道：“停车，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司机阿特法仍然没有停车。这时，卡里德中尉不顾一切地拉了汽车手刹，汽车突然向前冲了一下，130炮车停了下来，卡里德中尉从驾驶室里跳出来。车厢里的3个人也开始行动了，两个跳下车，另一个枪法好的人继续留守在车上，瞄准萨达特总统。众人都在仰头观看飞机的表演，谁也没有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卡里德中尉等3人端着苏制AC16式冲锋枪，排成一个三角队形，大步地直奔检阅台，萨达特总统恰在这时掏出手绢擦去脸上的汗水，看见卡里德中尉等3人走来，萨达特总统以为他们和刚才那些伞兵一样是来向他行持枪礼的呢？他站了起来，准备还礼，这时卡里德中尉大吼一声，“萨达特，你这个异教徒，你的死期到了，我代表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要你的命。”边喊边向检阅台投出了一枚手榴弹。另外两个人也开始射击，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突然，以致大多数观众不知是怎么回事。手榴弹的爆炸声被低飞战机的呼啸声所淹没。倒是侍从警卫长艾别林反应最快。他大叫一声，“有刺客！”就奋不顾身地向萨达特总统扑过去，想保护萨达特总统的安全。萨达特总统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脸色平静，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侍从警卫长艾别林大叫道，“总统趴下，总统趴下！”但萨达特总统仍然站着一动不动，脸色沉着，两眼目视前方，仿佛在思考什么？侍从警卫艾别林见萨达特总统那么固执，明知有刺客行凶，居然无所畏惧，侍从警卫长艾别林急中生智，操起身边的一把大椅子想为萨达特总统遮档一下，但这时已经晚了，留在卡车上的神枪手这时已扣动了扳机，凶手瞄得太准了，长长的一串子弹几乎全部命中了萨达特总统的胸膛，萨达特总统即时倒下去，侍从警卫长艾别林也中弹身亡。这一切，发生得这么突然，检阅台上的其他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这时又一颗手榴弹掷向检阅台，一声巨响，人们才清醒地知道发生了暗杀。
军事评论员阿拉加目击这种情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以痛哭流泪的声音说道：“你们这些刺客，这些该死的叛徒，埃及人们绝不放过你们。”接着就听不见军事评论员阿拉加的声音了。全国的电视屏幕都没有图像了。阅兵场上一片可怕的混乱。卡里德中尉已经冲到离检阅台只有1.5米的矮墙下，摄影记者穆罕默德拉特安•加里奇奇拦住他的去路，赤手空拳的加里奇奇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埃及伟大，真主伟大，你们这些魔鬼，伊斯兰教的叛徒。”卡里德中尉扣动扳机击毙记者加里奇奇，继续想朝前冲，但矮墙挡住他的去路，卡里德中尉看不到萨达特总统，不知道萨达特总统是死还是活。他便把冲锋枪举起，向萨达特总统坐的位置乱枪扫射，正巧，子弹全部打在萨达特总统的身上。接着，卡里德中尉又举起冲锋枪对着检阅台乱扫，他大声呼叫着：“你们这些异教徒，都下地狱去吧。”随着大声的叫喊，两肩强烈在抖动，汗水从脸上滚滚淌下。检阅台上，人们纷纷向后拥去，挤成一团，咒骂声，惨叫声，哭喊声，救命声响成一片。这一瞬间，秘密警察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闹懵了，竟忘记了拔枪还击。当他们清醒过来时，向卡里德中尉猛扑过去，这时卡里德中尉又换上了一梭子弹，向着猛扑过来的秘密警察扫射，一会儿，1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在这千钧一刻之际，国民警卫军阅兵典礼保卫突击队队员围过来，用苏制US10型手提机枪将卡里德中尉以及3名同伙一个一个击毙。
    副总统穆巴拉克身中3枪，被人及时推倒在桌子下，他的脸与萨达特总统的脸挨着。穆巴拉克副总统看见萨达特总统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这些刺客那么凶狠，不可思议。”这是萨达特总统说的最后几句话。萨达特总统静静地躺在检阅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灰蓝色的军装满是血迹。身上中了26枪，萨达特总统的表情那样平静、安详、肃穆，似乎没有丝毫的痛苦。马斯里将军把手凑到萨达特总统的鼻子前，总统已经停止呼吸了，穆巴拉克副总统、加扎勒部长、哈菲兹参谋长等高级官员拥了上来，他们抬起萨达特总统向检阅台后边跑去，这里有萨达特总统的私人直升飞机。萨达特总统被直升飞机送到开罗马阿道中心医院。副总统穆巴拉克随直升飞机前往医院，医院立即成立10人专家小组对萨达特总统进行抢救，但无济于事，3个小时后，医生们流着眼泪联合签署了萨达特总统的死亡报告。
    检阅台下尸体一片，国民警卫队清理现场时发现，有56人死于这次暗杀，这是埃及共和国自1953年6月18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暗杀惨剧。

    永远怀念您萨达特总统
    10月10日，埃及共和国隆重举行萨达特总统的葬礼。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葬礼。他们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以及以色列副总统贝京、美国现任总统罗纳德•里根。萨达特总统安葬在四天前被暗杀的地方——首都开罗市纳尔城胜利广场的无名战士墓的左边。数不清的花圈放在萨达特的墓碑前。墓碑上的铭文是这样写的：以宽大仁慈真主的名义，你与真主同在，你是战争的英雄，和平的天使，你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之墓。
    穆斯阴历140年12月8日
    公元1981年10月6日

    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后，1981年10月13日，埃及举行全国公民投票，98.4%的选民推选副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为总统。
    穆巴拉克上任后，成立了专案组，由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将军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经过缜密的侦查、核实引证、大规模追捕，抓获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成员和赎罪与迁移组织成员4868人，并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将极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精神领袖以萨米•兴那维安抓获。从而基本上铲除了在埃及活动的原教旨主义者极端分子和赎罪与迁移组织的恐怖活动。

（文转自中国大陆网站 http://www.hao123.com/haoserver/jianfanzh.htm）
图片选自google 搜寻

杜光：从文化专制主义的出口看帮闲文人的嘴脸

――价值观.公理和正义.爱国主义

 

戴晴（右）应邀在会上发言

【新世纪特稿2009年9月29日】最近多次在网上读到关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信息，但多语焉不详；读了秦晖先生的《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才了解其间的曲折详情，捧腹忍俊之余，不禁想要写一点什么，同朋友们网友们共享新闻出版总署导演的这幕滑稽剧的笑料。

法兰克福书展是已创办多年的国际性书展，中国是今年这个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展前活动，主办方德国笔会在9月12至13日举办以"中国与世界――感受"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中方参加者的请柬发到新闻出版总署，他们发现被邀请者中间有戴晴和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当即采取了惊人的应对措施。据《环球时报》9月11日报道："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书展主办者里肯布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的话说：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德方无奈，只好撤回邀请书。

在国内，新闻出版总署滥施文化专制主义，随意查禁书籍，处分报刊，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被查禁处罚者无法抗争，只能忍气吞声。但现在要把文化专制主义出口到国际上，就没有这么顺当了。德方撤回邀请书的消息一传开，一时舆论大哗，德国报纸纷纷斥责书展主办方"出卖了言论自由"。主办方鉴于舆论的压力，重新向戴晴发出了邀请书。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

中方的反应，可以从《环球时报》9月11日的那篇报道的标题上窥见一二："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这篇报道还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

近几年来，爱国主义不断被御用文人用来掩盖专制主义的丑态，在批判普世价值的先锋陈奎元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出色。这次站出来叫板的就是该院一位名叫赵俊杰的人物，在《环球时报》的宣扬下，他的一副帮闲嘴脸，跃然纸上。当然，他说的"这次事件是中欧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一点也没有说错。这个较量在《环球时报》报道后的第二天就达到高潮。在12日的研讨会开幕时，法兰克福市长致辞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会议主办者也为所发生的波折向公众道歉，并且请戴晴和贝岭上台发言。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中国官方代表纷纷退场，表示抗议。随后回到会上的中方发言者，据说还驳斥了"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

赵俊杰所说的"中欧价值观"，在这个较量和对比中显得何等强烈何等鲜明啊！德方在屈从于中国官方的压力，撤销了对戴晴和贝岭的邀请后，接受了舆论的批评，重新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而且在研讨会开幕时，市长表态坚持言论自由，主办者表示道歉，这种对言论自由和民间舆论的尊重，正是欧洲价值观的体现。相对于中方剥夺戴晴的与会权利和言论自由，其是非优劣，判若云泥。不论中国官方代表怎样否认"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他们围绕这个研讨会的所作所为，恰恰证实了他们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凶手。而他们嘴里的中国价值观，实际上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罢了。按照这个价值观，所有言论和新闻出版以至一切文化事业，都必须服从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指挥，这在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叫做"舆论一律"，在后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则是"舆论导向"。把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说成是中国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侮辱。

贝岭

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帮闲文人是知识分子中最无廉耻的一伙。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用最堂皇最漂亮的辞藻，来说明最卑鄙最肮脏的勾当。赵俊杰的表演就可以说明这个特点。他把剥夺一个公民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权利，说成是必须"丝毫不能妥协"地坚持的"公理和正义之举"，是"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真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国际大洋相。什么是公理，《辞源》的解释是"世界所共认之道理也"，正义则是"公正的道理"。剥夺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是世界所共认的公正的道理吗？别说是世界不会共认，就是在中国，难道民众会共认这样的公理和正义吗？至于所谓"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就更荒唐了，难道你的百宝囊里，还有什么可以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吗？所谓爱国主义，爱的是祖国的锦绣山河，悠久文化，她的优良传统和光明前途，而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种制度。纵观当今中华大地，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像戴晴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反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为此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他们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把打压他们，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说成是爱国主义，而且"不能打折扣"，岂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这一点也不奇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是帮闲文人的特色。

在这个事件里，表现了这种特色的还有《环球时报》的报道。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在9月11日的报道里，赫然地显示着醒目的标题："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在14日的《环球时报》上，同几个作者在报道这个研讨会时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云云。三天前刚说过"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三天后却说异见人士被拒绝是"假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他们心里清楚；是甘愿为虎作伥，还是有苦难言，那就天晓得了！

                                                    2009年9月29日

http://ncn.org/view.php?id=76453

【旧文重发】陈彦：林希翎的意义

－－释读《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伟国兄：

今天去参加了林希翎追悼会，回后觉得十年前的这篇文章仍没有完全过时，发给新世纪，也许可以旧文重发。

祝好

陈彦】

林希翎（上图）是一个历史人物，她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垂青，是由於她曾以大胆的言论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她的特点是其在被划为右派时仅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从中共建国以後的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检视，林希翎一生的经历是有着很特殊的意义的。九八年二月，法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坚定支持者玛丽・侯芷明女士推出新著《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Lin Xiling indomitable》（下图），根据林希翎本人口述的史实，将林希翎的一生及其社会背景展现出给法语世界。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表示："在目前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正在成为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在中国的延续是一个谜。理解林希翎的一生及其选择或许是穿透这个谜的某些侧面的一途径。"无庸置疑，候芷明此话是有道理的，而且，通过林希翎来理解现代中国，不仅是对众多的法语读者来说是有益的，尤其是对中国人自己，是非常必须的。

林希翎的革命生涯

林希翎於一九三五年出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其父母均是当年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青年。父亲原籍东北，曾组织过东北移民学生抗日请愿团，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摆动脱旧式婚姻从浙江逃至上海，受其兄影响，三十年代就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自幼受到家庭氛围熏染，林希翎幼年就充满了革命激情。她四九年时仅仅十三岁时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年进入人大法律系时仅十八岁，此时，她已是一个有着五年革命经历的干部了。


十三岁参加革命，十八岁进入人大，按理林希翎应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前程。然而，《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前三章分别记述其家世，从军和进入人大，所展示的林希翎的人生轨迹都远非一帆风顺。林希翎参军是自愿的，因为她从心底里认定共产党代表着社会正义。她最初作解放军在浙东一带进行土改的方言翻译，後又转至防空部队机关工作，因工作一直十分靠近政治运动的中心，但由於其父曾任过国民党官职，又於解放前夕逃离大陆，使她虽可接近政治中心，却无法进入权力内围。青少年时代的程海果，是一个纯情的为理想献身的范例，但尽管她一腔热血，勤奋向上，却无法摆脱这一历史污点，共产党甚至共青团的大门是不为她敞开的。在防空部队机关工作，由於她不是团员而不能作机要工作；由於同样的原因，她还不得不割断同其恋人的联系；大人法律系去石家庄进行司法实习，又由於她不是党员，而只能给她安排作法官助手的二流角色。对於满腔热血，天赋聪颖的程海果来说，这无异於一种政治歧视。侯芷明敏感地觉察到这一问题，指出不能入党将是林希翎头上的一把永恒的德漠克利斯剑，使她无法进入政治核心。




林希翎一生的光辉的顶点无疑是她五七年大鸣大放时的大胆言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大学生，她能够挑战毛泽东，认为毛的话"不是金科玉律"，指出"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这不仅需有超凡的勇气，尤其需要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林希翎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从五五年底她以林希翎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文章开始，到五七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林希翎及北大另一名学生右派谭天荣，林希翎展现其思想的时间仅有一年多而其间最为辉煌的时刻也就是五七年四月底至六月初的"大鸣大放"阶段。这一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当时中国意识形势一统的极权社会，已足以奠定其闪光的地位。自此以後的林希翎的生涯，无论是在监狱（十五年），还是後来辗转来到法国（八三年），基本上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与牺牲品的历史，为我们认识极权政治对於人及人性的摧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林希翎的思想资源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的书题十分传神，不可驯服四个字点出了该书的主旨同时也可看作是林希翎本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意义。从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是人生中可塑性极强的一段时间，但林希翎都没有被当时如日中天的强大意识形态所征服，从五七年六月底开始到五八年七月林希翎入狱前的批判整肃及十五年的铁窗生涯，也没有使其屈服於意识形态极权的淫威，不可驯服的林希翎是中国极权政治下的一个异数。




从这一角度去读这本林希翎传记，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林希翎何以能够抵抗中共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教育？换句话说，林希翎有何种精神资源可以使她一直保存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林希翎的经历来看，无论是从军队到大学，从大学到监狱，她同当时其他调干生不同的大概就是她曾同当时同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过恋爱。因此，有机会接触到高层的一些信息，尤其是读到当时属於绝密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她的知识背景，也无非是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流行的苏联文化。不错，林希翎就读的是法律专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虽然仅仅是徒有其名，但仍有可能诱导青年的法律意识，林希翎曾经到基层进行过司法实习，也以青年报记者身份到农村进行调查，有机会接触社会的真实。所有这些如果说可以给林希翎的独立思想提供必要的材料的话，但却不一定能够启动其独立思考，否则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可能出现成千上万个林希翎。




在林希翎的家庭背景中，有两个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因素。一个是她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十三岁参军之时林希翎已是一个笃信不移的基督信徒了。解放初期，浙东一带的基督教堂仍然存在，林希翎在一段时期里顶着军队组织的压力，每星期天去教堂作礼拜。她甚至可以基督教义的一些信条来比较当时中共军队的政治教育，甚至可以公开提出如果没有上帝，世界何以会如此完美的问题。林的宗教意识如此之强烈又源於她十二岁时因伤寒一病不起後"又死里逃生"的一次"宗教奇迹""她在昏睡中听到一白衣天使的呼唤，於是大病痊愈。对於儒家社会的传人来说，这类宗教奇迹无异是天方夜谭，但对一神教文化说来，这类神秘的宗教体验已足够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支柱而抗衡任何外来的思想侵袭。按照《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的记述，後来身陷囹圄的林希翎，也仍然以其宗教信念来判断事物。在林的心灵世界里，毛俨然有着上帝的地位，然而基督教教义告诉她，人曾与上帝对话的可能也是有的，为什么就不能同毛对话呢？很显然，宗教信仰是林希翎抵抗意识形态极权的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支柱之一。有意思的是，林希翎後来在狱中遇到的一位名叫刘京文的虔诚的基督徒，她将共产党增加给他们任何苦痛都看作是她通向最後拯救的阶梯。这是一个温顺如羊的女人，宗教却赋予她坚不可摧的心灵，极权主义无可奈何之！这是宗教信仰排拒意识形态的又一例。




第二个因素是林希翎父亲给她留下的血统污点，这一把永远将她排斥於共产党权力内核之外的德漠克利斯剑。林希翎以一颗透明的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久就发现在她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她永远不可能进入那个理想境地。她本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者，然而这个她认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制度却将她排斥在外，而理由又是她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血脉因素。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个人际遇与理想投射的张力，不仅使林希翎最初盲从的心灵受到沉重的震撼，而且促使她无时无刻地重新思索理想与现实的真伪，无法进入意识形态的内圈，使她不仅少了权利、荣誉的诱惑和腐蚀，也使她能够同正统说教保持距离，这种被排斥的距离感并不构成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但却为利用各种有限的思想源泉来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提供了动力。




具备以上两个因素，林希翎的人生道路其实已经划定了。她以宗教的执着去信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的制作与发布中心对她的排斥又使她不断地发现意识形态神话与其现实间的距离，并进而追寻这一距离的原因。宗教精神的执着使她成为一个纯情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对她的歧视又反过来加强了她对理想的信仰和对现实的批判。她的人生经历使她汇入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特有的那一小部分"政治异见分子"，他们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尺度去丈量共产主义的现实，他们坚持思想的完整性，拒斥极权社会的谎言预设，他们揭露制度与理想的矛盾，进而要求二者的统一。林希翎不同於当时老一代的右派，他们有着先於极权主义的思想根基，她属於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但她又是那极少的无法为共产主义极权所驯服的人，她的思想无法被折服，因为她的理想较正统理想更为纯正，更为挚着；共产党又无法从组织上、利益上将她俘虏，因为她本是共产党排斥的对象。

林希翎的意义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用一半的篇幅，展现了林希翎从参军到进入共产党监狱的历史，与此同时，作者也不露声色地描绘出中共建国初期思想教育－－意识形态洗脑－－的过程和具体步骤，从军队内部的每周政治学习至土改中的宣传发动，再到知识界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最终扩展到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反右，一部中国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系统的确立的历史通过林希翎这根经线浮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其实填补了法语世界对中国反右运动以前意识形态确立时期研究论述的空白，因而也给法语读者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更为可贵的是，以其西方文化的背景，作者注意到性、宗教、亲情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如何为极权主义利用的事实，读来令人深思。


从五七年六月底到五八年七月的整整一年时间，是林希翎入狱前遭到思想整肃的一年，自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点批判林之後，一个《林希翎问题专案调查小姐》旋即成立，林几乎每天都要受到盘讯和审问。为了使林希翎能够从思想上就范，调查组使用了一切中国文化资源中可以支配的手段，他们将林希翎的母亲从浙江请来京诚，用窃听器偷听其母女间的谈话，他们抓住林希翎同胡耀邦秘书曹志雄的恋爱关系，强逼和诱使她交待他们间的"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中共的报刊舆论机器，尤其是《中国青年》与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向林希翎发起道德批判攻势，将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移植到道德立场层面。在这种道德攻势面前，不但曹志雄受到下放农村十年的处罚，胡耀邦据说也不得不指斥林希翎为"流氓"。




在思想道德批判的同时，将林希翎送交工人农民"监督"，强迫进行体力劳动是改造思想的又一有效手段。在此期间，林希翎每天的生活安排是：一、写检讨；二、向党交待问题（回答所有来审讯她的人的问题）；三、体力劳动。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林希翎在最後离开人大前夕，仍然坚持其一贯立场。如果说由於中共的思想动员，尤其是以林希翎作为反面教材的动员，使得八大类学校的大学生达到普遍的意识形态认同的话，但在改造林希翎的战役上，中共强大的思想改造机器却触礁了。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个思想上"顽固不化"的林希翎的存在，乃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失败。




从四九年建国到五七年反右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是这一套思想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奠基，落实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意识形态动员时期：毫无疑问，反右运动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基准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後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看，反右运动也同时隐含着另一层意义上的转折，即从意识形态的灌输认同向意识形态恐怖的转折。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旗帜，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无论多么善意，都表明了解放後铺天盖地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思想与判断的能力，而对这些无法被意识形态俘获的自由思想的人，从肉体上给予镇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右派的组织处理及强加给他们的人身歧视充分表明了中共可以不惜以思想之外的强制手段达到思想认同的本质。诚然，从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开始，中共意识形态统治也是灌输与恐怖两手交叉使用的，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镇压，但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则是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的。




如果说解放前成长起来的这些右派的主流不认同中共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旧社会的"渣滓"的话，那么林希翎却属於共产党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渣滓的不堪改造是情有可原的，但新人却顽暝不化有如林希翎，对於当时志得意满的意识形态守护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以这种自信和"天真"的心态，林希翎专案组志在必得地去教训林希翎，并企图以各种手段使林心悦诚服地回到正统意识形态道路上来。然而林希翎终於没有低头，从思想交锋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监狱的那一刻，则意味着极权思想自甘失败。




《不可驯服的林希翎》一书所记载的林的铁窗生涯，及其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所反映出的中国社会，也是值得一读的，但从林本人的历史意识看，她的生命的闪光仍是由於她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站出来捍卫了理想的纯正。她的不可驯服的事实，显示了中共强大意识形态的限度，击破了这一意识形态战无不胜的神话。

 （http://ncn.org/view.php?id=76449 ）

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附朱学渊评，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贝岭和戴晴

这是9月12日早晨早饭时，组织方通知戴晴，她这回就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戴晴立 刻回房间，将想讲的写下来。法兰克福市长 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她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贝岭登台。她走到台上，坐下来，那出那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到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包 括莫言、李强、黄平）。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以下是全文：

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

       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

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

       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

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

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

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

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和贝岭在这里，而中国官员没有像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集体退场”。

我为我的祖国又有了这点进步高兴，更要向他们道喜：

       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

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

       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

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希望接下来的研讨把智慧与信心带给每个人！预祝10月的书展成功！

【朱学渊评】二 ○○九是多事之年，其中一桩大事是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要操办友邦德国文化言论事务，不许国人戴晴女士出席德国书展，想不到戴晴奋起抗争，自己买了一张飞机 票飞到法兰克福，在机场用英语与媒体流利对话，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法兰克福市政当局的关注，场面极为精彩火爆……。事端既起，中国政府再将矛头指向“ 无冕之王”——德国新闻媒体，结果当然是一局有中国特色的德国滑铁卢了。滑铁卢里败笔录定，这家“言论管理总署”却未必会痛定思痛：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 言论自由”的价值，但又何必将思想斗争搞得如此壁垒森严呢？我想他们是举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来与戴晴女士的斗争的，他们是有撞死在南墙上的决心的。

秦 晖: 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 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 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 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 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 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 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 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 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 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 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 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 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 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 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 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 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 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 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 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 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 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 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 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 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 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 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 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 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 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 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 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 “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 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 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 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 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 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 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 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 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 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 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 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 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 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 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 （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 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 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 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 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 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 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 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 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 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 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 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 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 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 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 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 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 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 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 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 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 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 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 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 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 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 “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 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 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 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 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 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 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 “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 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 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 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 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 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 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 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 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 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 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 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 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 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 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 “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 “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 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 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 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 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陈凯提议十一为“驱逐毛泽东日”（程凯）

图：陈凯在“毛的厨房”外抗议示威

陈凯与我同名不同姓，姓只差一个韵母。他是美国华人中的一位英雄，我将在这篇短文中介绍这位英雄驱逐毛泽东的二三事。

今年十月一日这一天，在美国，中国的使领馆将组织华人，举行活动，庆祝毛泽东建立的独裁政权六十周年。但有一个人，让庆祝活动失色，他提出把十月一日定为“驱逐毛泽东日”，这个人就是陈凯。

居住在洛杉几的陈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曾是中国国家篮球队的队员，如今是美国的一位拥有高学历、事业有成人士。

陈凯在全世界都有知名度。去年上半年，北京奥运会进入倒数之际，那时候世界上有三只火炬在运行，一个人在长跑：如过街老鼠般的奥运火炬，法轮功的人权圣火，海外流亡藏人的自由西藏圣火；而陈凯则迈开双脚，进行奥运自由长跑。他穿着印有中国六四屠杀王维林挡坦克图案和“真理、正义、自由、尊严”字样的T恤衫，跑遍美国的多个城市，然后又跑遍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城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支持者陪着他跑，虽然只他一个人，却并不孤独。

以后再听到陈凯的消息，就是他驱逐毛泽东了。

前年，洛杉几郊区的阿罕布拉市，市政府举办画展，一位华人画家的画，将毛泽东与华盛顿并肩而立。陈凯向市政厅提出抗议，他指出：“我不敢相信，我来美国寻找自由，却看到那样的画挂在市政府大厅。”结果市政府将那幅画撤下。

半年前，洛杉几附近的好莱坞，开张一家中餐馆，取名“毛的厨房”。来这家餐馆的顾客，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和当年中国文革的一些遗留物前就餐。陈凯组织当地华人前往“毛的厨房”示威。他斥责道：华人在美国开餐馆，公然以毛泽东为招来，就如同有人在以色列开希特勒餐馆，在纽约开911烤肉店。不知道这家餐馆是否开得下去，但陈凯把他的愤怒表达的清清楚楚。

还 有就是，洛杉几附近已故总统尼克森图书馆，竟然矗立着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铜像。陈凯于是发起签名连署行动，要求尼克森图书馆将毛泽东周恩来的铜像拆除。把 毛泽东的铜像放进自己的图书馆，是尼克森这位令美国人唾 弃的总统最令人唾弃的行为之一。尼克森图书馆，不是尼克森的私人住宅，是公共场所。毛泽东铜像， 正在那里污染美国的自由空气。陈凯说：毛泽东的历史是中国 人民难以抹灭的伤痛，尼克森图书馆不能褒扬世界最凶残的杀人屠夫，不能将这个屠夫荣耀化和罗曼 蒂克化。尼克森图书馆当局已经对陈凯的行动做出了初步反应： 他们回函给陈凯，答应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铜像前，加贴一张告示：“摆放这个铜像不代表认同这些人的政治理念。”

陈凯接着要做的，就是十月一日，呼吁美国华人“驱逐毛泽东”。

今年的十月一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中国人要围着一具毛泽东尸体起舞，同时接受毛泽东的徒孙胡锦涛们的检阅。在美国，一帮帮华人也要跟随中国驻美使领馆高歌。因此十月一日，在美国各地华人社会，人们随处可闻从天安门广场散发出来的毛泽东尸臭。幸亏美国华人中还有一个陈凯，把十月一日定为“驱逐毛泽东日”。到时他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得而知，至少他会让美国华人社会这一天的空气，不至于被完全污染，多少保持住一些洁净和健康。

（原载《动向》2009年9月号）

图辑：北京“新疆喀什美食”餐厅馆爆炸

北京一家餐厅操作间内液化石油气罐周五（25日）上午9点10分发生爆炸。
有报道说，发生爆炸的现场是新街口东街、积水潭医院附近的"新疆喀什美食"餐厅。
爆炸现场周边的几家店铺的玻璃门窗被炸损。

北京警方证实，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东街一家餐厅操作间内液化石油气罐周五（25日）上午9点10分发生爆炸。警方发布公告说，爆炸造成三名餐馆员工受伤，也有路过的民众不同程度受伤。

新华社此前的报道曾引述在现场的一位姓乔的居民说，餐馆所在房屋被炸塌，"还有人被埋"。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喀什人，雇员都是维吾尔族。这家餐馆一周前受到过一群年轻人威胁。爆炸发生之前的十几天，消防部门对餐馆所在的街区进行过安全大检查。

美联社、BBC、Getty Images和网络图片

新世纪出版社新书《中国文明的反思》简介、目录、前言、报道

书名：   中国文明的反思

作者：  萧建生

序：  前言 - 萧建生

页数：  472

出版：  香港 2009年9月

经销：  田园书屋

电话：852-2385-8031

ISBN:  978-988-17202-6-9

定价：  138

 

  

【内容简介】

很多人把春秋战国看成是一个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混乱的黑暗时代；那麽一个黑暗的社会，怎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很多人把秦始皇暴力统一六国、建立皇帝专制的大统一国家看成是历史的伟大进步；既然是伟大的进步，为什么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像老子、孔子、孟子等伟大的思想家？

很多人把宋朝看成是一个专制的、腐败的、落后的、贫弱的朝代；可是既然是这么专制、腐败、落后、贫弱的社会，那么，它为什么会对全人类贡献出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宋朝会出现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

本书的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犀利生动的文字，引述大量翔实史料，阐述了中国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及衰落；重新解读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同时结合了东西方的经验，对中国一元化文明的起源、发展、强化及其转型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其结果是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对于今天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文明的进步，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总之，这是一部用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现代文明观点对中国文明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反思的着作，堪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

本书的作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写成此书，期间反覆修改补充达20余次。本书的删节版，几经周折，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却被禁止发行。新世纪出版社现推出海外未删节版，希望读者在读后受到强烈震撼之余，还能得到深刻的人文启迪。

【目录】

前言

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古代神话传说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天地人起源的传说与原始文化

大同社会的传说与原始民主制

小康社会的传说与王权的产生

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与圣人时代

强权和暴力形成的原因

伟大时代的悲剧——春秋战国与专制主义的胜利

西周分封自治制度对人权的保护

春秋战国时代人权的勃兴

春秋战国没有走向民主社会的原因

商鞅变法与专制独裁者的崛起

百家争鸣与学术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暴力与专制的灾难——秦朝大一统与一元化文明的确立

秦灭六国的非正义性

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秦朝法律对人权的严重摧残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外交竞争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贸易竞争

大一统扼杀了国际人才竞争

大一统与秦始皇的极端腐败和暴政

大一统与官僚体制的黑暗

繁荣背后的危机——雄汉盛唐与皇权强化

蒙鸠筑巢的启示

中国人接受皇权专制的心理过程

皇权强化的主要措施

君相分权互制政治设计的严重缺陷

地方官吏制度设计的弊端

汉唐的盛衰是人治的结果

汉唐经济的崩溃是人治的必然

古代中国文明的顶峰——宋朝文明的伟大与消亡

辉煌的大宋文明不应否定

以文立国与中央集权加仁政的制度设计

宋朝政治设计的成就和局限性

宋朝和平发展基本国策的得失

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和物质文明

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

对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皇权登天 人权落地——元明清的黑暗政治与文明的衰落

英国《自由大宪章》与蒙古军队的大屠杀

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

明清社会黑暗的专制政治

皇权强化与愚民政策

专制皇权对人权的摧残

皇权强化与闭关锁国

畸形社会与畸形人生——专制制度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万恶的宫廷制度

野蛮的宦官制度

可怕的奸臣现象

灵魂扭曲的中国

江湖习气和流氓文化的蔓延

官逼民反与周期性大动乱

不成功的文明转型——近代中国与文明革新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破产

戊戌维新与第一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君主立宪与第二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民国建立与第三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沉痛教训和严重后果

五四运动与第四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联省自治与第五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1946年宪政运动与第六次文明转型的失败

1949年国共和谈和政协会议的反思

历史的奇观：超顽强文明——东西方文明转型的比较

两种中国文明转型的观点

教会是推动西方文明转型的决定力量

中国没有出现制约皇权的教会组织

人权和契约观念是西方文明转型的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和契约观念

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伟大作用

西方文明转型的其它重要因素

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悲剧——东西方文明转型的再比较

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

中国人一再忘记保护弱者和失败者

中国人失败后不愿意主动认输

中国人容易遗忘历史

中国人喜欢歌颂而不喜欢批评

中国人容忍强抢豪夺

「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惯性

奠定现代文明的根基——中国文明的展望

中国文明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演进

树立伟大的信仰才有伟大的文明

大宋文明的启示：从仁政到宪政

后记

 

中国文明的反思

前言

1980 年代，我在写作《民国总理熊希龄》的时候，曾有过系统地反思中国历史的想法。那时候，许多人还是习惯于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把活生生的历史套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框框里，随便加以歪曲，把人分成「革命」和「反动」两大类来进行评价，不尊重历史的事实。我觉得这种现象把历史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史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中国的历史学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然还处在一种思想混乱的状态。中国人不愿意彻底地反思自己的历史，所以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成就，不能够从历史上吸取真正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哪些是应该抛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结果，该抛弃的东西没有被抛弃，反而作为文明的精华被继承下来，而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文明精神，反而被认为是糟粕被抛弃了。

例如，在中国古代，老子就提倡「敬天顺道」、「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提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态度，墨家提倡博爱、平等、反战的思想等等。这些本来非常好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却长期被人们否定，而暴力和专制思想以及后来的江湖习气等不良文化，却长期被人们所肯定和继承。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明精华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结果使得中国的文明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个民族必须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明史，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文明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一个不能够彻底反思自己文明历史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事情很明显，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不能够正确地对待，又怎么能够期望这个民族以伟大的胸怀面向未来？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把春秋战国看成是一个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混乱的黑暗时代，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一想，一个黑暗的社会，怎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怎么会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出现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依然把秦始皇以暴力统一六国、建立高度大一统的皇帝专制制度的国家看成是历史的伟大进步。可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既然是伟大的进步，那么，为什么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像老子、孔子、孟子等等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中国总是出现周期性的动乱而无法走出这个怪圈？为什么中国人在秦朝社会生活得那么痛苦？为什么秦朝社会迅速天下大乱而走向崩溃？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依然把宋朝看成是一个专制的、腐败的、落后的、贫弱的朝代，对宋朝所创造的文明成就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可是他们没有想一想，既然是这么专制、腐败、落后、贫弱的社会，那么，它为什么会创造出领先世界上百年的先进文明？为什么会对全人类社会贡献出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宋朝会出现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繁荣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操？为什么宋朝人会产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样崇高的民族气节？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对所谓的「康干盛世」津津乐道。可是他们没有去想一想，既然康干盛世那么进步繁荣，那么为什么干隆皇帝死后仅仅41年，中国就在外国人的大炮轰击之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为什么从此被人视为东亚病夫，被人视为脑后拖着猪尾巴的怪物和白痴？为什么龚自珍会写出「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悲惨的诗句？

现在人们都说要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可是人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正想过，什么是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伟大表现在那些方面？今天要复兴什么样的中华文明？有谁真正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如果连中华文明伟大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去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呢？

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就是，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依然对自己的文明历史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处在蒙昧状态。对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野蛮的，完全没有弄清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代，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还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如今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国人还是这样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就很不应该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怎么能够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这怎么能够吸取自己文明的精华，继往开来？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我感到用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等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系统地彻底地反思中国文明史的必要性。我觉得，面对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必须要对国家的文明历史进行深刻地反思。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只有用现代文明的观点来深刻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才能知道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才能知道中国人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为什么中国人会犯那样的错误，从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弄不清楚，连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什么地方都懵懂无知，又怎么可能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国和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文明呢？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目前的政治体制，以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从而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公平、自由和和谐的社会。有人认为，中国要有效地进行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实行全民竞选、政党轮替、三权分离等等民主宪政体制，也就是要全盘西化。但是也有人认为，西方的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那么，中国到底能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那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说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该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很完善的制度设计，不需要改革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历史大悲剧？为什么面对如此惨重的民族灾难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任何反抗？当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以及知识分子和民众被冤屈而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能进行有力的保护？为什么当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化公为私、挥霍浪费、买官卖官、黑社会猖獗等等腐败现象以及决策失误、分配不公、道德堕落、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等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所以，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必须要改革，而且必须要加快改革的进程。不然的话，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民主、法治、自由和和谐的社会，要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目标，是不可想像的。

历史证明，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只有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实现长治久安。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写过一篇《后发劣势》的文章，就是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摹仿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建设作为其保证。所以，他希望中国不要走拉美国家的道路，由于没有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制度，虽然繁荣一时，但最终衰落，而是要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制度兴国。」

杨小凯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民主和科学，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和共和比民主和科学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保证社会的公正公平，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国家的实力越来越增强了，一些基础设施，如通讯设施、能源设施、高速公路和城市建设，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提高了很多。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都不会否认这些事实。但另一方面是，这种由国家集中资源主导投资的模式，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建设，缺乏社会强有力的监督，结果也有其巨大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干部提拔、土地征收、工程招标建设中大肆地贪污受贿，导致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和腐败，加之社会分配不公以及人们道德水平下降，造成了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今的中国犹如一条巨龙，其肉体的膨胀和精神的麻木，同样令世界惊异。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精神、道德日益沦落的社会，许多有识之士都呼吁中国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保障人民言论、思想、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使中国不仅有一个繁荣的物质文明，而且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

历史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文明是十全十美的。在民主共和立宪制度之下，社会依然有腐败、贪污、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等的问题发生，依然有行政效率低下以及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但是，在民主宪政制度之下，这些现象不会构成整个官僚体制的系统性腐败，不会危及到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行，而且也容易被迅速地揭露出来，得到改正。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整个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的腐败堕落和对人民的欺骗控制剥夺，而且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因为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地监督。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比较先进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腐败的打击是比较有效的，具有普世的价值，并没有「姓社」或者「姓资」的区别。人类社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更好的制度，来取代民主宪政制度。因此，这些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国人是应该努力学习和模仿的。既然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以及科举制度等，能为西方国家学习和采用，那么，为什么西方民主宪政制度就不能为中国学习和采用呢？

按照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录音整理、并在香港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记录了赵紫阳晚年的思想。他在书中明确地说：「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一样，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赵紫阳作为中共前总书记，晚年痛定思痛，得出了这样的政治结论，绝对不会是偶然的，而是其长期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对中国发展道路深刻反思的结果。因此他的这些看法值得人们格外的重视。

当然，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要贸然进行全盘西方化的改造肯定是有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真正产生过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且在近代史上，中国也曾经实行过君主立宪和建立中华民国的大规模的西方化改造，中国人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中国社会后来陷于了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

所以，如何在坚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去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中国文明的革新和进步？就成为当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当前社会科学的神圣职责。这使人感到，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就历史讲历史，也不能对历史采取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更不能厚古薄今或者借古讽今，而是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变革今天中国文明的成功模式。而要成功地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就应该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模式，也要吸取中国历史上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因为中国政治模式的确立，是源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这本书中，我对照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着重研究了以下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只能产生出君主专制的一元化文明，而没有产生古希腊、罗马那样民主的多元化文明？中国的一元化专制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发展和强化的？为什么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中国人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在宋朝时期，创造出了领先世界上百年的先进文明？为什么西方能够产生立宪政治？西方中世纪的一元化文明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实现向多元化文明的转型？而中国的一元化文明为什么没有在近代实现向多元化文明的转型？其中文明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等等。

在此同时，本人根据现代文明的基本观点，还对西周社会、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文明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商鞅变法、秦灭六国以及近代的鸦片战争、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1的联省自治、1946年的宪政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分析和评价，对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重新的探讨，等等。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许多观点和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个人的看法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反思，将有助于人们重新客观认识自己的历史，有助于人们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这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中国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1946年6月26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将「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一个人人享受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中国人民是世界人类的一部分，中国也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当时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固然应该承担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在1945年10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1945年国共谈判签署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联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签署的《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协议中，都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制度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富强的国家作为目标。

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实现由臣民到公民转变的程度。严复说过：「国贵自主，民贵自由」，他认为个人「自由不自由」，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一个国家的个人有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乃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否成为公民的根本。

有人认为，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现在中国人已经充分享受到了生存的权利，就是得到了人权。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生存权不是人类独有的权利，猪、狗等动物也有一个生存权的问题。蚂蚁也有生命，也有生存的权力。把吃喝拉撒这样动物界普遍的生理需要和求生本能当成人权，这是对人权的曲解，是对人权的亵渎。人权是人类独有的权利，它有非常清楚的含义，那就是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这些才是宪法规定的人权的内容。而要保障这些人权的实现，就必须开放政治。没有政治的开放，就谈不上人权的保障。

如今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而中国大陆也应该履行承诺，逐步地稳妥地开放政治，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文明。民主宪政建设不能遥遥无期，成为中国人心头的画饼；而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路线图，以此来振奋民族的精神，提升人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以及对祖国的爱，凝聚人心。这对于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能不对未来的中国寄予无限的希望，但也不能不对历史的变化产生很深的感慨：成王败寇的改朝换代模式让中国人蒙受了太多的苦难，强权和暴力应该被终结；而贪泉汹涌的背后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权力缺乏制约使官员可以肆意妄为。官员权利的无限扩张，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个国家无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采取什么政治模式，都必须将民主宪政作为国家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都必须将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尊重放到首位。

一个文明的国家，必须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任何人都应该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一个公民不应该在被暴力强制的情况下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如果一个公民被强迫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那么就没有自由可言。一个公民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那么，他就不应该被强制。正如英国思想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这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源于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也就是对人治的不信任。按照《圣经》的意思，「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既然人不可靠，那么，就必须对人掌握的权力进行制约。所以西方国家设计了种种的程序，将权力分散，并让权力之间相互进行制衡，从而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其中如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多党政治、地方自治、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独立检察官、陪审团、大法官，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制度的设计、建立和完善，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其中的根本思想，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这些制度也许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关键。

近代以来，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目标，中国人前赴后继，谭嗣同、宋教仁等许多先烈抛头洒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宪政对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望而不可及。1911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后在1949年，中国再次建立了共和国。当时的中国人都以为民主真的降临到了中国。然而，到头来也依然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中国人民主自由的梦想依然是泡影，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就这么困难呢？为什么中国人与民主自由就这样无缘呢？这是一个千古诘问。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近代以来，很多人都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但是至今还没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书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再次进行分析和探讨，意图寻找出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的证据和走向现代文明的途径。希望本书的观点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萧建生

2009年8月20日

 

 

《中国文明的反思》，《河殇》再现？

美国之音记者： 斯洋 香港  Sep 24, 2009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9-24-voa31.cfm

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政60周年之际，一本反思中国传统文明和价值，探讨中国未来如何走向民主和宪政的书即将在香港出版。作者也因此受到官方的压力。这本书的大陆版本两年前在出版后立即被当局定为禁书。

中国文明的反思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下星期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湖南日报》社的资深编辑肖建生。上星期，肖建生被官方要求取消这本书在香港的出版计划，并交代他与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的关系。

鲍朴的父亲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鲍朴今年出版了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引起世界关注。

肖建生著作的《中国文明的反思 》2007年1月曾在中国大陆出了删简版，但出版后立即被当局禁止发行。

*用民主、宪政、自由以及人权的观点解读中国文明史*

肖建生在书中运用民主、宪政、自由以及人权等现代文明观点重新解读了中国的文明历史，对中国一元化文明，也即暴力和专制的起源、发展、强化以及转型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鲍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出版这本书是因为觉得书中的某些观点新颖，同时也为了弥补因本书在大陆被禁留下的空白。他说：“我实在搞不懂，这本书为什么被禁。我看了以后觉得，如果这本书被禁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书可以正正当当的发表呢？”

书中的一些观点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的传统史观，例如，作者认为秦始皇用暴力统一中国，建立高度专制的大一统国家并不是历史的进步。他还认为中国文明的颠峰时期是被很多史学家认为的落后和羸弱的宋朝，因为这个朝代政治开放，人权和私有财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才能为人类贡献四大发明。

萧建生

*作者：民主宪政才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作者肖建生提出，实行民主和宪政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这种制度可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肖建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中国应该借鉴和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传统中也有好的东西，所以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借鉴西方、模仿西方。”

*中国有利于民主宪政发展的三个条件*

他解释说，他写本书的一个初衷就是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后，权力缺乏制约，官员腐败，道德沦丧，因此需要对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进行反思。不过，他表示，中国要实现民主和宪政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目前具备推动民主和宪政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是基督信仰的传播，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观念对中国的民主会有好的推动作用；第二是台湾，中国大陆要与实行了民主宪政的台湾统一，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第三是互联网的传播，对政府的权力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从‘仁政’走向‘宪政’*
肖建生补充说，中国现在比较客观和现实的做法是从“仁政”走向宪政。也就是，政府通过一种开明的制度过渡到宪政制度，这样可以避免朝代更替，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化解矛盾，走向长治久安。

*南华早报：河殇的继承和补充*

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继承了《河殇》对中国文明和价值的批判。《河殇》是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推出的一个电视记录片，对中国传统的长城和黄河农耕文明、官本位、闭关锁国、文字狱等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被认为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肖建生认为《河殇》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例如，电视片中没有提到人权、民主宪政、权力制衡以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

关键词：民主宪政， 中国文明、河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