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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

【特稿】管见:再析通钢事件

【新世纪特稿2009年8月21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在重组中发生工潮,矛盾错综复杂,矛盾表现耐人寻味。笔者以为,对这一事件,应该做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

通钢重组一事,吉林国资委极力推动,北京建龙积极参与,
而通钢管理层实际上不大热情,出现矛盾。到建龙试图第二次控股,省国资委仍然全力支持建龙,通钢管理层则看来忍无可忍,集团高层宣布辞职。随即,爆发大规模工潮,不仅酿成停产罢工,而且打死建龙派驻通钢的高管。出事当天,这边工潮汹涌,那边省国资委还在组织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终于,这一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进程,在工潮冲击下夭折。

吴庸指出,"
大陆中国的民营资本正在同共产党的官僚资本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建龙滚出通钢'的怒吼反映了官僚资本保护自身权益的心声"。这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其中的关节,还是要更为仔细地加以分析。

奇妙的是,在通钢事件中,挺身而出捍卫官僚资本权益的,
不是省国资委,而是通钢管理层。他们在工人支持下,遏止了民间资本进取的势头。

建龙第一次控股,经数年合作,到今年三月转为"股权分立",
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显然双方合作不尽愉快,在危机中未能携手共渡难关,而是各打自己的算盘。建龙看来是低估了国有体制刺激经济的能力。它在危机中调整了策略,不料通钢经营很快有了起色,于是回过头来企图第二次控股,情况却起了变化。

建龙承诺,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
而通钢集团的反应是高层集体辞职。微妙的是传到通钢厂区的传言。《�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导指出,这些传言"主要针对中层干部调整和裁员,一些人认为重组后'必将洗牌',建龙已经准备好替换通钢干部,更有甚者说建龙将会从外地带来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流传甚广的建龙陈国君所谓"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的狠话,其实很可能也是针对着通钢管理层。工人出身、担任过钢铁厂车间主任的陈某,应该不会冲动到坚持要裁撤通钢数万员工的程度。

但是,工潮正在酝酿之中,
激愤的工人已经不理会传言后面的实际情况了。

通钢集团高层辞职,是事态走向激化的一个信号,
而工潮爆发当天中午,炼铁厂食堂面向所有人免费供餐,还提供饮水,则透露出工潮有组织安排之端倪。省国资委官员把事件归咎于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之类"非在岗人员",用意是大事化小,而他对于通钢管理层对建龙重组通钢的抵制,当然一清二楚。

建龙集团鉴于第一次控股及合作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控股之际,
寻求更大的支配权力,而通钢管理层的抵制随之升级,都是理所当然的。�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表明,建龙作为民企,掌权后必将彻底整顿通钢,连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也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通钢一位领导感慨地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通钢周边有多少是围绕通钢活着的,通化市的百万、千万富翁有多少是通钢养着。建龙为了利益最大化,对通钢的原燃料等必将强化控制,这些人将无利可图,而以前这种钱就是白捡。"正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兵压境时鲁肃对孙权所说的,大臣们都可降曹,唯独君侯(孙权)不可降曹。通钢重组,意味着利益格局变化。建龙越是强势,其撕裂旧格局就越是无情,而矛盾冲突也就越大。

反过来,赶走了建龙,旧格局仍有维持下去的希望,那么,
旧格局是怎样的格局?

�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厂区时了解到,群体事件发生前,党群、
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

国企有其固有的矛盾。工人徒有"领导阶级"、"企业主人"
名义而无其实,但党群、干群关系不一定紧张,其基本状态是疏离,或曰异化,毕竟大家都在国有体制下生存,特权也相对有限。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这种格局。即使民间资本不进入,管理层也会尽得"市场化"之好处,工人的"贵族"身份尽显虚幻,管理层之"贵族"身份却逐渐名副其实。不过,只要变化之中"国有"招牌不变,则内部压力逐渐积聚的同时,聪明的管理层会将其矛头引向其市场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于是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这时,民间资本试图进入,若管理层利益得到满足,
他们会引导员工接受民间资本作为合作者,一旦利益谈不拢,则如通钢那样,共御外敌就出现新的篇章。于是,国企的固有矛盾,就在重组事件中转而表现在民间资本身上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指出,
对于官民双方都曾寄予厚望的民营资本,官方和民间的评价却截然相反。民间评价是:2005年至今,通钢整体变了样,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更主要的是员工人心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官方的评价认为,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这当然不奇怪。官方即国资委力主建龙控股,
他们喜欢看到发展的表面文章,而企业并购通常会遇到重重困难,全球商界莫不如此,何况这里是一家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只要通钢管理层作梗,可以肯定,建龙控股的通钢,会摩擦丛生,甚至举步维艰。数年合作之后又"股权分立",意味着矛盾在表面化,然后建龙又试图再度扩大控股,即使国资委支持,通钢管理层却忍无可忍了。

但是,重组失败,重组之大趋势受阻,
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尚未出现新的希望。"是不是建龙走了,通钢的天就亮了?不是。"一位通钢干部面对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工人挺身而出

一位长期反映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钢老职工,拍着桌子,
一字一顿地问�望东方周刊记者:"通钢究竟是谁的?"这是堪称经典的一问。

通钢不是你建龙的,工人怒吼"建龙滚出通钢",
真的就导致建龙控股重组夭折。

这里面有何奥妙?难道工人阶级真的可以"领导一切"了么?

国有企业爆发工潮,成为一桩很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上下震动。从维护稳定之"大局"看,这样的工潮应该算是负面的事件,相关官员说不定要被问责,甚至最终丢掉乌纱帽。

然而,在目前"国进民退"的趋势中,
这一工潮显然又是顺应趋势的经典之作。它的意义很明显:不仅国有企业本身利润增长、吞噬民营而市场份额扩大,而且,在多年来体现"国退民进"之重要领域的"国企改革"中,一举反击得手,遏止了民间资本的进取势头。

于是,"维稳"与"国进民退",在通钢事件中,
奇妙地呈现出反向关系。

事情很清楚,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了,但未能扭转重组势头。
即使其高层宣布辞职,省国资委仍然不放弃,在事变当天还在召集座谈会,对通钢管理层做工作,推进重组。直到工人挺身而出,造成停产、罢工的严重事态,甚至将建龙集团高管群殴致死,这才中断了重组的进程。

毫无疑问,工人显示了力量。问题在于,其中的涵义却极其复杂。

工人的怒火针对着北京建龙,
但却不是建龙集团将工人们排除在重组谈判之外,而从建龙重组的承诺,也看不出对工人有多大的不利。建龙集团若控股重组成功,输家是通钢管理层,而工人的境遇其实反而有改善的可能。当然,他们头上"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光环肯定要消散──为民营老板打工的身份取代了为国有资本打工的身份,未来可能有实惠,失落感却立即涌上心头。

然而不能不承认,通钢工人"国有情结"较深,的确是事实,进而,
工人掀起工潮,是为了捍卫"国有",坚决反对民营企业建龙控股超过50%、达到65%,似乎也言之成理。这样,工人对其切身利益、对大规模裁员的担心,似乎反倒在其次。

工潮中,被派往现场做工作的通化市政府领导的随行人员被驱打,
建龙集团与国资委工作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遭到砖头和钢块的攻击,"砸到盾牌上砰砰响"。但是,工人们搜捕、追打陈国君,更是红了眼,且表现得相当冷酷:"不是通钢人要他死,是多少不作为的人看着他死","陈国君不是被打死的,是激怒了太多的人,被一人一小脚踩死的"。

这样把人打成重伤而不准救治,等待其慢慢死去,北京人在"六四"
镇压中曾见识过,没想到通钢的工人们也会这么干。那么,难道这些钢铁工人真的是横下一条心要将陈某人置于死地?况且,这样打人致死,工人们能得到些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只是回到过去国有体制下的状态而已。他们披上"国"字号战袍冲锋陷阵,为赶走建龙集团而杀得天昏地暗,就真是"无私奉献"?

但是,反过来想,要是不这样把事情闹大,谁会把工人当回事儿呢?

在国有体制下,低工资低收入曾经是企业中的常态,
其福利则含有终身聘用的承诺,因而工人有很确定的预期,尽管创新激励不足,却能够安于现状。市场化改革中,工资福利有所提高的同时,就业"铁饭碗"的承诺逐渐消失,但在国有体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好好干,确定的预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有的。然而,民营企业进入,对未来之不确定的恐惧就随之明显增长。

建龙第一次控股时,持股36.19%,工人尚可接受,
而若双方管理层合作愉快,情况可能会改善。现实却是,合作不尽愉快,管理层中的博弈情况也不够透明,民间评价则明显对建龙不利。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出于对不确定之未来的恐惧,当然希望赶走建龙,对建龙去而复返更是持反对态度。这样来看,工人敌视建龙,坚持"国有"的背后,实际上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即使是计划体制,实际上也是运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
而硬是要压制市场经济,其代价是经济活力持续萎缩。国有企业以低工资而塑造"铁饭碗"的确定性,是其压制市场因素的手段之一。在改革中,这种手段渐渐失效,不确定性从隐性状态变得明显了,而民营企业的外部竞争,以及民营企业的进入,更被视为"不确定性之源"。

更进一步看,"劳资矛盾"
在人们意识中似乎仅仅存在于劳动者与民间资本之间,国有企业似乎没有劳资矛盾,只有干部特权或腐败的问题。然而,工人的"领导阶级"、"企业主人"身份其实是虚幻的东西,他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计划体制下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在市场经济来临之际,则势必迅速发展,迅速表面化。这时所谓"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只是看上去还算温情脉脉的面纱,其背后,是劳资矛盾的真实发展。

况且,工人无法独立地或"自为地"组织起来,
无法与国有资本进行集体谈判,早已是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常态。到了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取代的转型时期,这一常态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各类企业蔓延,成为普遍存在的企业常态。现实中很清楚,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状态,实际上规定着目前社会里企业劳资矛盾的状态。

工人在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对面,是企业管理层,
管理层的背后是政府,是国家机器。工人们如一盘散沙,工会不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不会组织罢工,也不会在工人自发的行动中支持工人。可以说,工人在与国有资本的矛盾冲突中,取胜希望极其渺茫。

那么,工人们抓住机会,在与民间资本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力量,
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工人与国有资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
这种矛盾只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才逐渐尖锐起来。特别是在民间资本试图进入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领地之际,劳资矛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表现得极其尖锐,此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表现。

过去曾有个说法,落后国家的革命是突破"
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则听说,国外有学者揭示了事物运动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即省力规律。可以说,权力资本或官僚资本是资本锁链中极其强大的环节,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工人对它,不能不相当克制,而民间资本,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省力规律在起作用──通钢工人的仇恨,通钢工人的怒火,在通钢事件中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其背后,是数十年积累着的他们与国有资本的深刻矛盾。

在工人眼里,陈某人是民营资本家走狗,他仗政府之势,
竟敢到国有企业来为所欲为,那么,打死这条"狗"给主人看,叫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通钢工人挺身而出,显示了力量。严酷的真相是,这还只是"自在"
的力量,远非"自为"之力量。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极其艰难。

现实中,工人有不满,管理层也有不满,这样那样的不满不尽相同,
因为矛盾错综复杂,而一旦这些不满形成共鸣,就可能酿成大事。在通钢事件中,巨大的不满和仇恨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因为这一国企重组实践中的民间资本背后有政府主导,不痛击民间资本,政府就不会罢手──现实矛盾之复杂,矛盾表现之诡异,民间资本之虚弱,可见一斑。

民间资本知难而退,看上去窝窝囊囊,自己的人被打死,
只能默默撤退。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处不让进,不进就是了。更何况"国进民退"早已又成趋势,民间资本依附于国有资本,正是时下的热门。

真正感到恐惧的,当然不是民间资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而言,
工人掀起工潮,击退了民间资本对官僚资本的攻势,那只是这一场混战中意外的战利品而已,而工人寻求自己的组织,寻求自己起来独立行动的机会,才真正是心腹大患。

■国资委遇到新问题

国资委一手主导、操办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交易中呼风唤雨,
纵横捭阖,对维持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维持国有资产增值功不可没,对"国有资产流失"也难以推卸其责任。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有"监督管理"之责任和权力。
它能否向所有的国企董事会都派出董事,只是形式问题,其权力运作机制的实质,是它可以依据它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支配企业的运行,乃至策划、设计和推行企业重组方案,并且往往不以其持有股份所规定的权力为限。

国资委掌管国企改革事务,它一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指导和帮助国企走市场化之路,引入民间资本,实行企业重组,另一方面,它坚持国有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在利益格局中排斥或压制企业的参与,即使名义上作为"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工人也不例外。表面上的道理是,工人不拥有企业股权,管理层也很少拥有股权,于是,改革的产权交易,理直气壮地在股东之间协商,可以把工人和管理层都排除在外。

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现实的"宪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掌握实际权力,其执政权力不容制约,其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人大名义上"监督"政府,实际上政府支配一切,那么,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也同样体现现实"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违宪",那只是因为,这一根本性改革体现着最基本的现实"宪政"矛盾。

然而,国资委本身是应改革需要而生,尽管改革实践充满争议,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曲折地展开着。

但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在悄悄地起作用,即使国资委,
也尚未真正察觉。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劳动之异化,
即形成价值的活劳动反过来为死劳动所支配,体现着"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现实。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是积累过程,,在其中,剩余价值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这时,"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
并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原有资本,或预付资本,是依靠活劳动而"再生产自己",其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新形成的资本",也同样是劳动的异化,其中有工人的劳动,也有管理劳动。

新形成的资本,乃剩余价值转化而来,源自于活劳动,那么,
预付资本的人对其有产权要求,付出活劳动的人们,同样对其可以有产权要求。在改革开放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格局,是第一步,而企业产权意识的萌生,是新的、更富长远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身负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它的产权要求,也有其经济学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完全有权在产权交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即应该由管理层和员工双方派出代表参与交易谈判。国资委代表着预付资本出资人,而预付资本(死劳动)在企业运营中由活劳动而再生产,它对于剩余价值或企业资本的支配权力,并非天然地高于企业的其它"股东"。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新形成的资本归于投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非天经地义──"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就是说,它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应该看到,企业资本成长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中管理层之强势的资本基础,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体现着投资资本与企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那么,企业管理层在改革中顽强地参与,并占据相当的权益,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恰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逻辑,成为改革的现实逻辑。郎咸平之类的学者,忙着抢占维护"国有"的制高点,一味指责企业管理层作为"保姆"而越权行事,避免触及企业"主人"的复杂现实。他们难以面对、难以正视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国有体制下,企业自身的社会化趋势也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寻求政府官员之外的人格化代表,无论他们是企业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家。

改革逻辑在理论上有根据,在实际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却已相当有力。当然,它本身有其内在的矛盾,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而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政府顽固地抵制和阻碍民主发展,公民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工会组织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党政机构的延伸。这样,在改革中,国资委可以实现政绩,得到其它好处,管理层无论是否参与交易,或是否满意,终究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权益,而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则基本都落实在工人和其他纳税人的身上。

有矛盾,就有其表现。有压迫,就有反抗。通钢工潮表明,
国资委的主导地位已经遭遇到企业管理层及工人的严重挑战。

■结语

可以说,通钢是国家的。也可以说,通钢是通钢全体员工的。
这两个说法或许都不完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认可的。

一旦民间资本进入,答案就会更复杂,或者也会更模糊。
然而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和模糊的发展,人们才能够比较肯定地说,通钢经过了市场化的复杂变化,成为社会的了。

但是,通钢事件导致民间资本退却,通钢重回官僚资本掌握之中,
它未来如何市场化,如何社会化,更充满着不确定性。

社会主义不等于国家占有。国有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指出,社会化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趋势。这一判断,至今没有人能够否定,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正在丰富它的内容。迄今的发展证明,这一趋势,不是权力可以主导的,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通钢如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它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它终究会社会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变成为如今人们面前这个庞大的怪物。在它极力欢庆自己的六十周年的时候,在它极力吟唱权力颂歌之际,通钢事件如同一道闪电,撕下了它的面纱,映照出它身上所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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