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9年8月21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在重组中发生工潮，矛盾错综复杂，矛盾表现耐人寻味。笔者以为，对这一事件，应该做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
通钢重组一事，吉林国资委极力推动，北京建龙积极参与， 而通钢管理层实际上不大热情，出现矛盾。到建龙试图第二次控股，省国资委仍然全力支持建龙，通钢管理层则看来忍无可忍，集团高层宣布辞职。随即，爆发大规模工潮，不仅酿成停产罢工，而且打死建龙派驻通钢的高管。出事当天，这边工潮汹涌，那边省国资委还在组织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终于，这一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进程，在工潮冲击下夭折。
吴庸指出，" 大陆中国的民营资本正在同共产党的官僚资本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建龙滚出通钢'的怒吼反映了官僚资本保护自身权益的心声"。这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其中的关节，还是要更为仔细地加以分析。
奇妙的是，在通钢事件中，挺身而出捍卫官僚资本权益的， 不是省国资委，而是通钢管理层。他们在工人支持下，遏止了民间资本进取的势头。
建龙第一次控股，经数年合作，到今年三月转为"股权分立"， 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显然双方合作不尽愉快，在危机中未能携手共渡难关，而是各打自己的算盘。建龙看来是低估了国有体制刺激经济的能力。它在危机中调整了策略，不料通钢经营很快有了起色，于是回过头来企图第二次控股，情况却起了变化。
建龙承诺，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 而通钢集团的反应是高层集体辞职。微妙的是传到通钢厂区的传言。《�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导指出，这些传言"主要针对中层干部调整和裁员，一些人认为重组后'必将洗牌'，建龙已经准备好替换通钢干部，更有甚者说建龙将会从外地带来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流传甚广的建龙陈国君所谓"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的狠话，其实很可能也是针对着通钢管理层。工人出身、担任过钢铁厂车间主任的陈某，应该不会冲动到坚持要裁撤通钢数万员工的程度。
但是，工潮正在酝酿之中， 激愤的工人已经不理会传言后面的实际情况了。
通钢集团高层辞职，是事态走向激化的一个信号， 而工潮爆发当天中午，炼铁厂食堂面向所有人免费供餐，还提供饮水，则透露出工潮有组织安排之端倪。省国资委官员把事件归咎于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之类"非在岗人员"，用意是大事化小，而他对于通钢管理层对建龙重组通钢的抵制，当然一清二楚。
建龙集团鉴于第一次控股及合作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控股之际， 寻求更大的支配权力，而通钢管理层的抵制随之升级，都是理所当然的。�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表明，建龙作为民企，掌权后必将彻底整顿通钢，连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也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通钢一位领导感慨地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通钢周边有多少是围绕通钢活着的，通化市的百万、千万富翁有多少是通钢养着。建龙为了利益最大化，对通钢的原燃料等必将强化控制，这些人将无利可图，而以前这种钱就是白捡。"正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兵压境时鲁肃对孙权所说的，大臣们都可降曹，唯独君侯（孙权）不可降曹。通钢重组，意味着利益格局变化。建龙越是强势，其撕裂旧格局就越是无情，而矛盾冲突也就越大。
反过来，赶走了建龙，旧格局仍有维持下去的希望，那么， 旧格局是怎样的格局？
�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厂区时了解到，群体事件发生前，党群、 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
国企有其固有的矛盾。工人徒有"领导阶级"、"企业主人" 名义而无其实，但党群、干群关系不一定紧张，其基本状态是疏离，或曰异化，毕竟大家都在国有体制下生存，特权也相对有限。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这种格局。即使民间资本不进入，管理层也会尽得"市场化"之好处，工人的"贵族"身份尽显虚幻，管理层之"贵族"身份却逐渐名副其实。不过，只要变化之中"国有"招牌不变，则内部压力逐渐积聚的同时，聪明的管理层会将其矛头引向其市场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于是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这时，民间资本试图进入，若管理层利益得到满足， 他们会引导员工接受民间资本作为合作者，一旦利益谈不拢，则如通钢那样，共御外敌就出现新的篇章。于是，国企的固有矛盾，就在重组事件中转而表现在民间资本身上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指出， 对于官民双方都曾寄予厚望的民营资本，官方和民间的评价却截然相反。民间评价是：2005年至今，通钢整体变了样，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更主要的是员工人心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官方的评价认为，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这当然不奇怪。官方即国资委力主建龙控股， 他们喜欢看到发展的表面文章，而企业并购通常会遇到重重困难，全球商界莫不如此，何况这里是一家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只要通钢管理层作梗，可以肯定，建龙控股的通钢，会摩擦丛生，甚至举步维艰。数年合作之后又"股权分立"，意味着矛盾在表面化，然后建龙又试图再度扩大控股，即使国资委支持，通钢管理层却忍无可忍了。
但是，重组失败，重组之大趋势受阻， 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尚未出现新的希望。"是不是建龙走了，通钢的天就亮了？不是。"一位通钢干部面对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工人挺身而出
一位长期反映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钢老职工，拍着桌子， 一字一顿地问�望东方周刊记者："通钢究竟是谁的？"这是堪称经典的一问。
通钢不是你建龙的，工人怒吼"建龙滚出通钢"， 真的就导致建龙控股重组夭折。
这里面有何奥妙？难道工人阶级真的可以"领导一切"了么？
国有企业爆发工潮，成为一桩很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上下震动。从维护稳定之"大局"看，这样的工潮应该算是负面的事件，相关官员说不定要被问责，甚至最终丢掉乌纱帽。
然而，在目前"国进民退"的趋势中， 这一工潮显然又是顺应趋势的经典之作。它的意义很明显：不仅国有企业本身利润增长、吞噬民营而市场份额扩大，而且，在多年来体现"国退民进"之重要领域的"国企改革"中，一举反击得手，遏止了民间资本的进取势头。
于是，"维稳"与"国进民退"，在通钢事件中， 奇妙地呈现出反向关系。
事情很清楚，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了，但未能扭转重组势头。 即使其高层宣布辞职，省国资委仍然不放弃，在事变当天还在召集座谈会，对通钢管理层做工作，推进重组。直到工人挺身而出，造成停产、罢工的严重事态，甚至将建龙集团高管群殴致死，这才中断了重组的进程。
毫无疑问，工人显示了力量。问题在于，其中的涵义却极其复杂。
工人的怒火针对着北京建龙， 但却不是建龙集团将工人们排除在重组谈判之外，而从建龙重组的承诺，也看不出对工人有多大的不利。建龙集团若控股重组成功，输家是通钢管理层，而工人的境遇其实反而有改善的可能。当然，他们头上"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光环肯定要消散──为民营老板打工的身份取代了为国有资本打工的身份，未来可能有实惠，失落感却立即涌上心头。
然而不能不承认，通钢工人"国有情结"较深，的确是事实，进而， 工人掀起工潮，是为了捍卫"国有"，坚决反对民营企业建龙控股超过50％、达到65％，似乎也言之成理。这样，工人对其切身利益、对大规模裁员的担心，似乎反倒在其次。
工潮中，被派往现场做工作的通化市政府领导的随行人员被驱打， 建龙集团与国资委工作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遭到砖头和钢块的攻击，"砸到盾牌上砰砰响"。但是，工人们搜捕、追打陈国君，更是红了眼，且表现得相当冷酷："不是通钢人要他死，是多少不作为的人看着他死"，"陈国君不是被打死的，是激怒了太多的人，被一人一小脚踩死的"。
这样把人打成重伤而不准救治，等待其慢慢死去，北京人在"六四" 镇压中曾见识过，没想到通钢的工人们也会这么干。那么，难道这些钢铁工人真的是横下一条心要将陈某人置于死地？况且，这样打人致死，工人们能得到些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只是回到过去国有体制下的状态而已。他们披上"国"字号战袍冲锋陷阵，为赶走建龙集团而杀得天昏地暗，就真是"无私奉献"？
但是，反过来想，要是不这样把事情闹大，谁会把工人当回事儿呢？
在国有体制下，低工资低收入曾经是企业中的常态， 其福利则含有终身聘用的承诺，因而工人有很确定的预期，尽管创新激励不足，却能够安于现状。市场化改革中，工资福利有所提高的同时，就业"铁饭碗"的承诺逐渐消失，但在国有体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好好干，确定的预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有的。然而，民营企业进入，对未来之不确定的恐惧就随之明显增长。
建龙第一次控股时，持股36.19％，工人尚可接受， 而若双方管理层合作愉快，情况可能会改善。现实却是，合作不尽愉快，管理层中的博弈情况也不够透明，民间评价则明显对建龙不利。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出于对不确定之未来的恐惧，当然希望赶走建龙，对建龙去而复返更是持反对态度。这样来看，工人敌视建龙，坚持"国有"的背后，实际上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即使是计划体制，实际上也是运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 而硬是要压制市场经济，其代价是经济活力持续萎缩。国有企业以低工资而塑造"铁饭碗"的确定性，是其压制市场因素的手段之一。在改革中，这种手段渐渐失效，不确定性从隐性状态变得明显了，而民营企业的外部竞争，以及民营企业的进入，更被视为"不确定性之源"。
更进一步看，"劳资矛盾" 在人们意识中似乎仅仅存在于劳动者与民间资本之间，国有企业似乎没有劳资矛盾，只有干部特权或腐败的问题。然而，工人的"领导阶级"、"企业主人"身份其实是虚幻的东西，他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计划体制下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在市场经济来临之际，则势必迅速发展，迅速表面化。这时所谓"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只是看上去还算温情脉脉的面纱，其背后，是劳资矛盾的真实发展。
况且，工人无法独立地或"自为地"组织起来， 无法与国有资本进行集体谈判，早已是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常态。到了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取代的转型时期，这一常态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各类企业蔓延，成为普遍存在的企业常态。现实中很清楚，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状态，实际上规定着目前社会里企业劳资矛盾的状态。
工人在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对面，是企业管理层， 管理层的背后是政府，是国家机器。工人们如一盘散沙，工会不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不会组织罢工，也不会在工人自发的行动中支持工人。可以说，工人在与国有资本的矛盾冲突中，取胜希望极其渺茫。
那么，工人们抓住机会，在与民间资本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力量， 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工人与国有资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 这种矛盾只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才逐渐尖锐起来。特别是在民间资本试图进入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领地之际，劳资矛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表现得极其尖锐，此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表现。
过去曾有个说法，落后国家的革命是突破" 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则听说，国外有学者揭示了事物运动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即省力规律。可以说，权力资本或官僚资本是资本锁链中极其强大的环节，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工人对它，不能不相当克制，而民间资本，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省力规律在起作用──通钢工人的仇恨，通钢工人的怒火，在通钢事件中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其背后，是数十年积累着的他们与国有资本的深刻矛盾。
在工人眼里，陈某人是民营资本家走狗，他仗政府之势， 竟敢到国有企业来为所欲为，那么，打死这条"狗"给主人看，叫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通钢工人挺身而出，显示了力量。严酷的真相是，这还只是"自在" 的力量，远非"自为"之力量。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极其艰难。
现实中，工人有不满，管理层也有不满，这样那样的不满不尽相同， 因为矛盾错综复杂，而一旦这些不满形成共鸣，就可能酿成大事。在通钢事件中，巨大的不满和仇恨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因为这一国企重组实践中的民间资本背后有政府主导，不痛击民间资本，政府就不会罢手──现实矛盾之复杂，矛盾表现之诡异，民间资本之虚弱，可见一斑。
民间资本知难而退，看上去窝窝囊囊，自己的人被打死， 只能默默撤退。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处不让进，不进就是了。更何况"国进民退"早已又成趋势，民间资本依附于国有资本，正是时下的热门。
真正感到恐惧的，当然不是民间资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而言， 工人掀起工潮，击退了民间资本对官僚资本的攻势，那只是这一场混战中意外的战利品而已，而工人寻求自己的组织，寻求自己起来独立行动的机会，才真正是心腹大患。
■国资委遇到新问题
国资委一手主导、操办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交易中呼风唤雨， 纵横捭阖，对维持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维持国有资产增值功不可没，对"国有资产流失"也难以推卸其责任。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有"监督管理"之责任和权力。 它能否向所有的国企董事会都派出董事，只是形式问题，其权力运作机制的实质，是它可以依据它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支配企业的运行，乃至策划、设计和推行企业重组方案，并且往往不以其持有股份所规定的权力为限。
国资委掌管国企改革事务，它一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指导和帮助国企走市场化之路，引入民间资本，实行企业重组，另一方面，它坚持国有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在利益格局中排斥或压制企业的参与，即使名义上作为"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工人也不例外。表面上的道理是，工人不拥有企业股权，管理层也很少拥有股权，于是，改革的产权交易，理直气壮地在股东之间协商，可以把工人和管理层都排除在外。
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现实的"宪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掌握实际权力，其执政权力不容制约，其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人大名义上"监督"政府，实际上政府支配一切，那么，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也同样体现现实"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违宪"，那只是因为，这一根本性改革体现着最基本的现实"宪政"矛盾。
然而，国资委本身是应改革需要而生，尽管改革实践充满争议，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曲折地展开着。
但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在悄悄地起作用，即使国资委， 也尚未真正察觉。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劳动之异化， 即形成价值的活劳动反过来为死劳动所支配，体现着"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现实。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是积累过程，，在其中，剩余价值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这时，"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 并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原有资本，或预付资本，是依靠活劳动而"再生产自己"，其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新形成的资本"，也同样是劳动的异化，其中有工人的劳动，也有管理劳动。
新形成的资本，乃剩余价值转化而来，源自于活劳动，那么， 预付资本的人对其有产权要求，付出活劳动的人们，同样对其可以有产权要求。在改革开放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格局，是第一步，而企业产权意识的萌生，是新的、更富长远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身负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它的产权要求，也有其经济学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完全有权在产权交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即应该由管理层和员工双方派出代表参与交易谈判。国资委代表着预付资本出资人，而预付资本（死劳动）在企业运营中由活劳动而再生产，它对于剩余价值或企业资本的支配权力，并非天然地高于企业的其它"股东"。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新形成的资本归于投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非天经地义──"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就是说，它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应该看到，企业资本成长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中管理层之强势的资本基础，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体现着投资资本与企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那么，企业管理层在改革中顽强地参与，并占据相当的权益，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恰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逻辑，成为改革的现实逻辑。郎咸平之类的学者，忙着抢占维护"国有"的制高点，一味指责企业管理层作为"保姆"而越权行事，避免触及企业"主人"的复杂现实。他们难以面对、难以正视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国有体制下，企业自身的社会化趋势也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寻求政府官员之外的人格化代表，无论他们是企业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家。
改革逻辑在理论上有根据，在实际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却已相当有力。当然，它本身有其内在的矛盾，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而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政府顽固地抵制和阻碍民主发展，公民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工会组织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党政机构的延伸。这样，在改革中，国资委可以实现政绩，得到其它好处，管理层无论是否参与交易，或是否满意，终究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权益，而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则基本都落实在工人和其他纳税人的身上。
有矛盾，就有其表现。有压迫，就有反抗。通钢工潮表明， 国资委的主导地位已经遭遇到企业管理层及工人的严重挑战。
■结语
可以说，通钢是国家的。也可以说，通钢是通钢全体员工的。 这两个说法或许都不完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认可的。
一旦民间资本进入，答案就会更复杂，或者也会更模糊。 然而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和模糊的发展，人们才能够比较肯定地说，通钢经过了市场化的复杂变化，成为社会的了。
但是，通钢事件导致民间资本退却，通钢重回官僚资本掌握之中， 它未来如何市场化，如何社会化，更充满着不确定性。
社会主义不等于国家占有。国有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指出，社会化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趋势。这一判断，至今没有人能够否定，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正在丰富它的内容。迄今的发展证明，这一趋势，不是权力可以主导的，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通钢如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它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它终究会社会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变成为如今人们面前这个庞大的怪物。在它极力欢庆自己的六十周年的时候，在它极力吟唱权力颂歌之际，通钢事件如同一道闪电，撕下了它的面纱，映照出它身上所有的颜色。
■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
通钢重组一事，吉林国资委极力推动，北京建龙积极参与， 而通钢管理层实际上不大热情，出现矛盾。到建龙试图第二次控股，省国资委仍然全力支持建龙，通钢管理层则看来忍无可忍，集团高层宣布辞职。随即，爆发大规模工潮，不仅酿成停产罢工，而且打死建龙派驻通钢的高管。出事当天，这边工潮汹涌，那边省国资委还在组织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终于，这一民营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进程，在工潮冲击下夭折。
吴庸指出，" 大陆中国的民营资本正在同共产党的官僚资本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建龙滚出通钢'的怒吼反映了官僚资本保护自身权益的心声"。这应该说是准确的，但其中的关节，还是要更为仔细地加以分析。
奇妙的是，在通钢事件中，挺身而出捍卫官僚资本权益的， 不是省国资委，而是通钢管理层。他们在工人支持下，遏止了民间资本进取的势头。
建龙第一次控股，经数年合作，到今年三月转为"股权分立"， 背景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显然双方合作不尽愉快，在危机中未能携手共渡难关，而是各打自己的算盘。建龙看来是低估了国有体制刺激经济的能力。它在危机中调整了策略，不料通钢经营很快有了起色，于是回过头来企图第二次控股，情况却起了变化。
建龙承诺，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 而通钢集团的反应是高层集体辞职。微妙的是传到通钢厂区的传言。《�望东方》周刊的调查报导指出，这些传言"主要针对中层干部调整和裁员，一些人认为重组后'必将洗牌'，建龙已经准备好替换通钢干部，更有甚者说建龙将会从外地带来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流传甚广的建龙陈国君所谓"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的狠话，其实很可能也是针对着通钢管理层。工人出身、担任过钢铁厂车间主任的陈某，应该不会冲动到坚持要裁撤通钢数万员工的程度。
但是，工潮正在酝酿之中， 激愤的工人已经不理会传言后面的实际情况了。
通钢集团高层辞职，是事态走向激化的一个信号， 而工潮爆发当天中午，炼铁厂食堂面向所有人免费供餐，还提供饮水，则透露出工潮有组织安排之端倪。省国资委官员把事件归咎于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之类"非在岗人员"，用意是大事化小，而他对于通钢管理层对建龙重组通钢的抵制，当然一清二楚。
建龙集团鉴于第一次控股及合作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控股之际， 寻求更大的支配权力，而通钢管理层的抵制随之升级，都是理所当然的。�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表明，建龙作为民企，掌权后必将彻底整顿通钢，连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也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通钢一位领导感慨地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说："通钢周边有多少是围绕通钢活着的，通化市的百万、千万富翁有多少是通钢养着。建龙为了利益最大化，对通钢的原燃料等必将强化控制，这些人将无利可图，而以前这种钱就是白捡。"正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兵压境时鲁肃对孙权所说的，大臣们都可降曹，唯独君侯（孙权）不可降曹。通钢重组，意味着利益格局变化。建龙越是强势，其撕裂旧格局就越是无情，而矛盾冲突也就越大。
反过来，赶走了建龙，旧格局仍有维持下去的希望，那么， 旧格局是怎样的格局？
�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厂区时了解到，群体事件发生前，党群、 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信任。
国企有其固有的矛盾。工人徒有"领导阶级"、"企业主人" 名义而无其实，但党群、干群关系不一定紧张，其基本状态是疏离，或曰异化，毕竟大家都在国有体制下生存，特权也相对有限。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这种格局。即使民间资本不进入，管理层也会尽得"市场化"之好处，工人的"贵族"身份尽显虚幻，管理层之"贵族"身份却逐渐名副其实。不过，只要变化之中"国有"招牌不变，则内部压力逐渐积聚的同时，聪明的管理层会将其矛头引向其市场竞争者，特别是民营竞争者，于是同仇敌忾，共御外敌。
这时，民间资本试图进入，若管理层利益得到满足， 他们会引导员工接受民间资本作为合作者，一旦利益谈不拢，则如通钢那样，共御外敌就出现新的篇章。于是，国企的固有矛盾，就在重组事件中转而表现在民间资本身上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调查指出， 对于官民双方都曾寄予厚望的民营资本，官方和民间的评价却截然相反。民间评价是：2005年至今，通钢整体变了样，效益低下，发展缓慢，更主要的是员工人心涣散、干群关系紧张。官方的评价认为，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这当然不奇怪。官方即国资委力主建龙控股， 他们喜欢看到发展的表面文章，而企业并购通常会遇到重重困难，全球商界莫不如此，何况这里是一家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只要通钢管理层作梗，可以肯定，建龙控股的通钢，会摩擦丛生，甚至举步维艰。数年合作之后又"股权分立"，意味着矛盾在表面化，然后建龙又试图再度扩大控股，即使国资委支持，通钢管理层却忍无可忍了。
但是，重组失败，重组之大趋势受阻， 国有企业是否能够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尚未出现新的希望。"是不是建龙走了，通钢的天就亮了？不是。"一位通钢干部面对记者，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工人挺身而出
一位长期反映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钢老职工，拍着桌子， 一字一顿地问�望东方周刊记者："通钢究竟是谁的？"这是堪称经典的一问。
通钢不是你建龙的，工人怒吼"建龙滚出通钢"， 真的就导致建龙控股重组夭折。
这里面有何奥妙？难道工人阶级真的可以"领导一切"了么？
国有企业爆发工潮，成为一桩很特殊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上下震动。从维护稳定之"大局"看，这样的工潮应该算是负面的事件，相关官员说不定要被问责，甚至最终丢掉乌纱帽。
然而，在目前"国进民退"的趋势中， 这一工潮显然又是顺应趋势的经典之作。它的意义很明显：不仅国有企业本身利润增长、吞噬民营而市场份额扩大，而且，在多年来体现"国退民进"之重要领域的"国企改革"中，一举反击得手，遏止了民间资本的进取势头。
于是，"维稳"与"国进民退"，在通钢事件中， 奇妙地呈现出反向关系。
事情很清楚，通钢管理层挺身而出了，但未能扭转重组势头。 即使其高层宣布辞职，省国资委仍然不放弃，在事变当天还在召集座谈会，对通钢管理层做工作，推进重组。直到工人挺身而出，造成停产、罢工的严重事态，甚至将建龙集团高管群殴致死，这才中断了重组的进程。
毫无疑问，工人显示了力量。问题在于，其中的涵义却极其复杂。
工人的怒火针对着北京建龙， 但却不是建龙集团将工人们排除在重组谈判之外，而从建龙重组的承诺，也看不出对工人有多大的不利。建龙集团若控股重组成功，输家是通钢管理层，而工人的境遇其实反而有改善的可能。当然，他们头上"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光环肯定要消散──为民营老板打工的身份取代了为国有资本打工的身份，未来可能有实惠，失落感却立即涌上心头。
然而不能不承认，通钢工人"国有情结"较深，的确是事实，进而， 工人掀起工潮，是为了捍卫"国有"，坚决反对民营企业建龙控股超过50％、达到65％，似乎也言之成理。这样，工人对其切身利益、对大规模裁员的担心，似乎反倒在其次。
工潮中，被派往现场做工作的通化市政府领导的随行人员被驱打， 建龙集团与国资委工作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遭到砖头和钢块的攻击，"砸到盾牌上砰砰响"。但是，工人们搜捕、追打陈国君，更是红了眼，且表现得相当冷酷："不是通钢人要他死，是多少不作为的人看着他死"，"陈国君不是被打死的，是激怒了太多的人，被一人一小脚踩死的"。
这样把人打成重伤而不准救治，等待其慢慢死去，北京人在"六四" 镇压中曾见识过，没想到通钢的工人们也会这么干。那么，难道这些钢铁工人真的是横下一条心要将陈某人置于死地？况且，这样打人致死，工人们能得到些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只是回到过去国有体制下的状态而已。他们披上"国"字号战袍冲锋陷阵，为赶走建龙集团而杀得天昏地暗，就真是"无私奉献"？
但是，反过来想，要是不这样把事情闹大，谁会把工人当回事儿呢？
在国有体制下，低工资低收入曾经是企业中的常态， 其福利则含有终身聘用的承诺，因而工人有很确定的预期，尽管创新激励不足，却能够安于现状。市场化改革中，工资福利有所提高的同时，就业"铁饭碗"的承诺逐渐消失，但在国有体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好好干，确定的预期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有的。然而，民营企业进入，对未来之不确定的恐惧就随之明显增长。
建龙第一次控股时，持股36.19％，工人尚可接受， 而若双方管理层合作愉快，情况可能会改善。现实却是，合作不尽愉快，管理层中的博弈情况也不够透明，民间评价则明显对建龙不利。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出于对不确定之未来的恐惧，当然希望赶走建龙，对建龙去而复返更是持反对态度。这样来看，工人敌视建龙，坚持"国有"的背后，实际上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
即使是计划体制，实际上也是运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 而硬是要压制市场经济，其代价是经济活力持续萎缩。国有企业以低工资而塑造"铁饭碗"的确定性，是其压制市场因素的手段之一。在改革中，这种手段渐渐失效，不确定性从隐性状态变得明显了，而民营企业的外部竞争，以及民营企业的进入，更被视为"不确定性之源"。
更进一步看，"劳资矛盾" 在人们意识中似乎仅仅存在于劳动者与民间资本之间，国有企业似乎没有劳资矛盾，只有干部特权或腐败的问题。然而，工人的"领导阶级"、"企业主人"身份其实是虚幻的东西，他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计划体制下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在市场经济来临之际，则势必迅速发展，迅速表面化。这时所谓"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且沟通不畅"，只是看上去还算温情脉脉的面纱，其背后，是劳资矛盾的真实发展。
况且，工人无法独立地或"自为地"组织起来， 无法与国有资本进行集体谈判，早已是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常态。到了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取代的转型时期，这一常态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各类企业蔓延，成为普遍存在的企业常态。现实中很清楚，国有企业中劳资矛盾的状态，实际上规定着目前社会里企业劳资矛盾的状态。
工人在矛盾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对面，是企业管理层， 管理层的背后是政府，是国家机器。工人们如一盘散沙，工会不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不会组织罢工，也不会在工人自发的行动中支持工人。可以说，工人在与国有资本的矛盾冲突中，取胜希望极其渺茫。
那么，工人们抓住机会，在与民间资本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力量， 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工人与国有资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 这种矛盾只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才逐渐尖锐起来。特别是在民间资本试图进入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领地之际，劳资矛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表现得极其尖锐，此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表现。
过去曾有个说法，落后国家的革命是突破" 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近年来则听说，国外有学者揭示了事物运动中的一种普遍规律，即省力规律。可以说，权力资本或官僚资本是资本锁链中极其强大的环节，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工人对它，不能不相当克制，而民间资本，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省力规律在起作用──通钢工人的仇恨，通钢工人的怒火，在通钢事件中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其背后，是数十年积累着的他们与国有资本的深刻矛盾。
在工人眼里，陈某人是民营资本家走狗，他仗政府之势， 竟敢到国有企业来为所欲为，那么，打死这条"狗"给主人看，叫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通钢工人挺身而出，显示了力量。严酷的真相是，这还只是"自在" 的力量，远非"自为"之力量。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极其艰难。
现实中，工人有不满，管理层也有不满，这样那样的不满不尽相同， 因为矛盾错综复杂，而一旦这些不满形成共鸣，就可能酿成大事。在通钢事件中，巨大的不满和仇恨对着民间资本爆发出来，因为这一国企重组实践中的民间资本背后有政府主导，不痛击民间资本，政府就不会罢手──现实矛盾之复杂，矛盾表现之诡异，民间资本之虚弱，可见一斑。
民间资本知难而退，看上去窝窝囊囊，自己的人被打死， 只能默默撤退。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处不让进，不进就是了。更何况"国进民退"早已又成趋势，民间资本依附于国有资本，正是时下的热门。
真正感到恐惧的，当然不是民间资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而言， 工人掀起工潮，击退了民间资本对官僚资本的攻势，那只是这一场混战中意外的战利品而已，而工人寻求自己的组织，寻求自己起来独立行动的机会，才真正是心腹大患。
■国资委遇到新问题
国资委一手主导、操办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交易中呼风唤雨， 纵横捭阖，对维持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维持国有资产增值功不可没，对"国有资产流失"也难以推卸其责任。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有"监督管理"之责任和权力。 它能否向所有的国企董事会都派出董事，只是形式问题，其权力运作机制的实质，是它可以依据它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支配企业的运行，乃至策划、设计和推行企业重组方案，并且往往不以其持有股份所规定的权力为限。
国资委掌管国企改革事务，它一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指导和帮助国企走市场化之路，引入民间资本，实行企业重组，另一方面，它坚持国有体制的基本原则，即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在利益格局中排斥或压制企业的参与，即使名义上作为"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的工人也不例外。表面上的道理是，工人不拥有企业股权，管理层也很少拥有股权，于是，改革的产权交易，理直气壮地在股东之间协商，可以把工人和管理层都排除在外。
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现实的"宪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掌握实际权力，其执政权力不容制约，其行政权实际上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人大名义上"监督"政府，实际上政府支配一切，那么，国有资产由政府支配，也同样体现现实"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违宪"，那只是因为，这一根本性改革体现着最基本的现实"宪政"矛盾。
然而，国资委本身是应改革需要而生，尽管改革实践充满争议， 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曲折地展开着。
但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在悄悄地起作用，即使国资委， 也尚未真正察觉。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劳动之异化， 即形成价值的活劳动反过来为死劳动所支配，体现着"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现实。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而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是积累过程，，在其中，剩余价值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这时，"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 并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原有资本，或预付资本，是依靠活劳动而"再生产自己"，其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是"新形成的资本"，也同样是劳动的异化，其中有工人的劳动，也有管理劳动。
新形成的资本，乃剩余价值转化而来，源自于活劳动，那么， 预付资本的人对其有产权要求，付出活劳动的人们，同样对其可以有产权要求。在改革开放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格局，是第一步，而企业产权意识的萌生，是新的、更富长远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身负国有资产增值的责任，它的产权要求，也有其经济学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完全有权在产权交易中占据一席之地， 即应该由管理层和员工双方派出代表参与交易谈判。国资委代表着预付资本出资人，而预付资本（死劳动）在企业运营中由活劳动而再生产，它对于剩余价值或企业资本的支配权力，并非天然地高于企业的其它"股东"。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新形成的资本归于投资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非天经地义──"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就是说，它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应该看到，企业资本成长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中管理层之强势的资本基础，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体现着投资资本与企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那么，企业管理层在改革中顽强地参与，并占据相当的权益，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恰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逻辑，成为改革的现实逻辑。郎咸平之类的学者，忙着抢占维护"国有"的制高点，一味指责企业管理层作为"保姆"而越权行事，避免触及企业"主人"的复杂现实。他们难以面对、难以正视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国有体制下，企业自身的社会化趋势也在悄悄地发展着，并且不可避免地寻求政府官员之外的人格化代表，无论他们是企业管理层，还是民营企业家。
改革逻辑在理论上有根据，在实际中尚未得到普遍认同， 却已相当有力。当然，它本身有其内在的矛盾，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而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政府顽固地抵制和阻碍民主发展，公民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工会组织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党政机构的延伸。这样，在改革中，国资委可以实现政绩，得到其它好处，管理层无论是否参与交易，或是否满意，终究也可以得到相当的权益，而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则基本都落实在工人和其他纳税人的身上。
有矛盾，就有其表现。有压迫，就有反抗。通钢工潮表明， 国资委的主导地位已经遭遇到企业管理层及工人的严重挑战。
■结语
可以说，通钢是国家的。也可以说，通钢是通钢全体员工的。 这两个说法或许都不完整，但人们对它们还是认可的。
一旦民间资本进入，答案就会更复杂，或者也会更模糊。 然而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和模糊的发展，人们才能够比较肯定地说，通钢经过了市场化的复杂变化，成为社会的了。
但是，通钢事件导致民间资本退却，通钢重回官僚资本掌握之中， 它未来如何市场化，如何社会化，更充满着不确定性。
社会主义不等于国家占有。国有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指出，社会化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趋势。这一判断，至今没有人能够否定，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正在丰富它的内容。迄今的发展证明，这一趋势，不是权力可以主导的，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通钢如今仍然属于国家，但是它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它终究会社会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 变成为如今人们面前这个庞大的怪物。在它极力欢庆自己的六十周年的时候，在它极力吟唱权力颂歌之际，通钢事件如同一道闪电，撕下了它的面纱，映照出它身上所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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