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与会的茉莉、康正果、朱学渊
这个主题为“寻找共同点”的族际会议适逢其时，达赖喇嘛出境流亡已经过了五十周年，他的非暴力主张为西藏人民的苦难博得了举世的关注，而上月初乌鲁木齐发生的恶性事件，又标志中共死硬的民族政策已走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空前困境。在如此严重的态势下，北京高层有拖无决，它的内部则不可能不反思：西藏和新疆问题还再拖得过一个二十年吗？
两个月前在达兰萨拉认识的旺珍拉姆小姐也从印度赶来，她的外祖父是阿坝地区藏族头人，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旺珍拉姆的母亲是流亡政府藏汉和谈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当年去新疆支边时与一位南京支边青年结合，育有子女数人。旺珍拉姆和母亲认同西藏，不畏艰苦来到印度参加流亡事业。内人张宁华女士也是南京人，听到如此感人的乡里故事，不禁流下了眼泪。
共产党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敌，而且它又把解决民族问题扭曲成‘反分裂斗争’，这就使某些追求民主的勇敢人士，在民族问题上反而畏缩不前。然而近年这种状态大幅转变，这要归因于西藏流亡政府不断努力和达赖喇嘛在世界上的崇高威望，也要归因于茉莉、曹长青等汉族作家经年为西藏人民大声疾呼，这次藏汉精英在日内瓦‘寻找共同点’，实际是他们思想合流的水到渠成。
整个会议显得轻松和谐，各种观点都能得以表达，与会者的普遍情绪是：同情西藏人民的处境，欣赏达赖喇嘛的人格，怀念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厌恶北京的歪曲宣传。虽然也有几位台湾和原大陆人士表现了对西藏独立的个人期望，但远没有达到有人宣传的‘绑架大会’或者‘误导达赖喇嘛’的效果。当然，达赖喇嘛也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人误导的人。
共同点的中心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核心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不仅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民族自治的操作余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也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达赖喇嘛的回国更会有利于解决全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这个能够创造多利多赢格局的共同点，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需要，除非它没有政治智慧。
香港《亚洲周刊》会后报道，以新华社为背景的《新华网》认为这次会议是‘达赖与海外动乱分子的新勾结’。事实上，一些有亲北京立场的海外新闻专业人士也应邀与会，他们在会上也都畅所欲言，会后则先声发表报道或评论，当然也会将达赖喇嘛的善意报送北京政府，因此《新华网》的‘新勾结’说法非常不当，是一种过时的‘阴谋思维’。
八月七日的上午和下午，于陆际饭店的十八楼，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分别会见严家祺先生，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先生作翻译，我均出席作陪。达赖喇嘛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很恳切地对严家祺说：‘最重要的是争取知识分子，如果能够争取到一千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想，这次会议本身就是达赖喇嘛与海外汉族知识分子的一次直接互动。
图二、达赖喇嘛与严家祺、朱学渊
一九三五年，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的一个农家，因此外间都很关注他的健康，而北京方面则期待着他的圆寂。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他，他看上去很健康，袈裟裹着一副壮实的身骨，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开朗，所以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七十四岁的人。据说他去年切除了胆囊，那只是很小的常规手术。北京当局对他的健康和长寿，或许还须要作更长期的思想准备，在期待中不要贻误了自己的时光。
达赖喇嘛也懂一些汉语，不仅会说象‘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也会说‘完全同意’，有时还与翻译讨论用词。之于一个磨难成的名人，恭维或许是另一种折磨，上次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我就注意到，他对漫长的恭维会很沉静，但是一旦有新鲜话题就会兴奋起来，有时还会插话，使谈话变得非常热烈。他对下属也很客气，我不懂藏话，只觉得他们是在商量着什么，他没有一点居高临下。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连毛泽东也说他的态度好。
他对科学似乎特别有兴趣，在达兰萨拉有人介绍我过去是学物理的，他的眼睛就一亮。这次我请他在一本他谈科学的书上签名，他看了一下书名，然后对我说：‘是我写的，我只是半个科学家。’据说他对下属说过，如果佛经与科学有抵触的话，不要随意地反对科学。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觉悟了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度觉悟了的僧侣，在面对挑战时对宗教更深度的信心。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低诉求，但是北京当局还是以最专横的语言欺凌他。这位受了五十年折磨的谦卑僧侣，却以悲天悯人赢得了世界的认同，不止一个西方人对我说，他的影响已经超过罗马教皇。人类历史只产生过不多的几位圣人：释迦、基督、甘地……，在达赖喇嘛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种脱凡的圣性，青海省湟中县无疑也将呈献这位藏家子加入这个荣耀的行列。
严家祺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他对达赖喇嘛说，邓小平以为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想法错了。近来中国经济发展颇有成绩，但突发事件愈闹愈多，愈闹愈大，去年的西藏事件和今年的新疆事件表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都有问题，而且是金钱物质所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但是，北京领导人的胆子却一代一代愈来愈小，他们要名誉要地位，然而谁也不敢做决定，谁也不愿负责任，甚至不愿对共产党的未来结局负责任。
严家祺对达赖喇嘛回国表示极大的关切，他不仅认为这是达赖喇嘛作为中国公民的无条件的权利，而且认为它可以是中共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的一个举重若轻的切入点。他认为达赖喇嘛第一步可以先去五台山朝圣，这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和解的象征，一定会受到世界舆论的欢迎。严家祺向达赖喇嘛建议，对于未来的自治区域和方法，可以在他回国以后进行协商，不必成为今天的障碍。
达赖喇嘛回忆近二十年前在巴黎见到严家祺的情景，他说他对北京政府二十年的作为很失望，但对中国知识分子却愈来愈有信心。达赖喇嘛指出不要过分地纠缠历史，历史也未必能规定现状，只是中央政府有些说法不合理，譬如元朝统治过西藏，就说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元朝统治过中国，中国又是不是蒙古的一部分呢？今天西藏必须依附于一个大国，最好就是中国，这不仅是因为藏汉两族历来相处得很好，而且留在中国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有利，对藏人的物质生活有利。
对历史和现实，对人民的物质利益，达赖喇嘛都持客观的态度。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讲话，他立刻就停下来听我说，我用英文对他说：‘We are not only searching for the fact of history, but also the solution for the future.’（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事实，而且要寻求未来的答案）他听了以后很表赞同。
会议最后一天达成《共识》，这份求同文件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近一百名与会者无人提出异议，因为这不是否定今天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是肯定这种现实格局的更理性的态度。否则，若唯有自古以来的领土，才是未来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西藏反而可能有分离出去的借口了。
桑东仁波切是一个思维缜密的学者型人物，他在开幕式后回答问题，也是提供西藏方面的全面立场，有些问题相当尖锐，如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可能性的质疑，他则以‘权利的可实现性’作的理性阐发，表达对未来充分现实的估计，予我以深刻而悲情的印象。
在与我们私人见面时，严家祺问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我画了一张草图，他在上面用藏文和英文标明了几个宗（县）的位置。我注意到他不仅对国际条约、地理水系了解得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也毫不含糊，而且对历届中央政府的态度非常尊重，显然他明白边界问题是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来解决的。我想他的这种态度也能为未来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创造了优良的气氛。
在讨论《共识》中关于‘藏人的民族自治权，政治选择权，宗教信仰的权利’的时候，会场上发生较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应将‘自治’改为‘自决’；另一部分人认为《共识》主要面对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当前民众的觉悟尚未及理解‘自决’的程度，而且往往将其误解为‘独立’的诉求，故尔‘自治’实为较少阻力的用字。争论相当激烈，最后以表决通过已公布的文件。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藏方对汉族知识分子有高度的期望，但又对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高度的理性。尽管与会汉族人士对北京方面的错误政策有不同的批评程度，但又对西藏人民抱有一致真挚的善意，可以展望藏汉两族民间交往会进一步发展，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具体内容会在两族的互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得到两族人民更多的拥护和支持。
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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