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國說，該報告被趙紫陽稱為「不敢公開的審查報告」報告由曾任中共中南局書記的王任重負責（新世纪注：王任重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據趙紫陽回憶：「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30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寫在材料上，退給他。」
這份報告全名為：「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趙紫陽說：「這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援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
趙 紫陽曾逐條反駁「30條」，同時指出，即使這「30條」全部成立，對他本人「支援動亂、分裂黨」的指控也無法成立。張偉國指出，這份材料再次證明，中共當 權者沒有理由也有沒有勇氣面對趙紫陽、面對六四，30條所列的「事實和證據」，非但無法坐實趙紫陽的罪名，相反在後人反省這一事件的時候，清楚看到趙紫陽 在重大歷史關頭的非凡勇氣和卓越功勳。
張偉國提到此書英譯本序文作者、哈佛大學教授麥法圭（Roderick MacRarquhar）研究中國問題的獨特角度。第一，麥法圭指出，中國改革設計師：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麥法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之時，國民經濟 到了崩潰的邊緣，對此，鄧小平的應對方法是「整頓」；陳雲的方法是「調整」，而趙紫陽則非常具體地著手在農村推行承包制，後來並在全國推廣，「麥法圭的這 一觀點具有顛覆性。」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鄧小平是「教父」，真正設計師是趙紫陽。
張 偉國指出，麥法圭的另一個特別的想法是：趙紫陽經過這麼多的磨難，幽禁這麼多年，「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於日理萬機的官員來說，又有甚麼空 閒時間，或者有什麼（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們能夠在當朝當政的條件下，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如他們終於能夠得出這種結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黨 內反對力量之下，來實現這個結論呢？」「如果中國領導人想去實現趙紫陽最後遺言中的結論，這個黨就必須從根本上有所變革。」
張偉國感慨地說，趙紫陽得出的關於中國應走那條道路的結論，實際上是非常起碼的常識。趙紫陽經過如此多的磨難，才得到這些結論，對目前日理萬機、沉浸在崛起盛世的中共高層領導來說，趙紫陽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境界已經變得越來可望而不可及，實在是一種悲哀。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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