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一样，都作为彼岸事物，先验或者超验外在于其政治方案，更别说其改革具体措施或具体行动。
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把"政治神学"局限在富强这个目标之上(富强这个目标设计，就保留了原来文化的道德政治，但是如此与政治自由冲突，可见从宪政植入一开始，文化的道德政治，就要排挤政治自由)，那么其方案和行动都是前政治的，而不是政治自由的。把政治奠基在前政治之上，于是前政治与政治自由，就彻底断裂，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那种，前政治作为政治自由的前提，相反前提本身成为了目的，原来目标被不断驱赶，已经消失在此岸世界。
前政治的政治，是一种奠基在道德之上的政治。尽管民国以来的现代性，带有把大多数人从道德生存中提升到政治自由的意味，然而，其展开手段，都是道德对道德的革命，把政治自由的规定性，例如臣民成为公民，法治的要求，转化为一种道德，一种立场。也就是说，用人的道德存在，顶替了政治自由。把成为新人，当作政治的目的，那么永远地走在成为新人的路上，启蒙就是一所永远没有毕业生的学校。
在后改革时代里面，就面临一个问题，是彻底终结这种道德政治，还是延续。后者的方法就是法西斯主义，进一步在虚无主义中沉沦。因为道德主义就是虚无主义，而法西斯主义是虚无主义的顶点。
从1911到如今，1949年可以是说一个分水岭，政治自由从政治神学和国家精神层面逐渐消失，被反现代性的现代化进程所驱逐。而后者是政治自由的敌人，为了生存，也穿上现代性外套。后面发现自己还能说话，更能诱惑别人，以古老和传统、自家人的名义，假惺惺和政治自由不敌对，暗中把政治自由弄到九霄云外。也就是共和精神的丧失。
自由主义对改革终极目标，例如政治自由的守护，在于改革之中，又超出改革。也就是并不为改革所束缚，而呈露在后改革时代中。自由主义对于改革方案的展开，就像督察对警察的督察，对改革目标的守护，以及对改革方案的质疑，被迫浮出水面。而后改革时代就把目标和改革方案隔离开来，从堕落的手段，从受到必然性支配的改革方案中，拯救出来。这必须依赖于前革命的手段，例如维权运动。
我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如冰点事件的抗争。改革时代的成果，初步形成的公民社会，例如公民财产权，例如网络言论自由，都必须依赖于维权运动本身，才能保留下来，并且进一步深化。例如经济自由对政治自由的贡献，只有用维权运动进行拯救，才能从浑水中捞出来。
在中国改革时代，把财富当作了财产。所谓的财产运动，本质是扩大财富的诉求，似是而非被当作财产权的政治性诉求。从穷人上升为资产阶级的穷人，并没有安全感，而需要金钱给他提供，而有钱能使鬼推磨，越大量的金钱，越大的安全感。请记住，并不是财产来保护自由，而是金钱来保护。当其财富来源大有问题，或者对财富占有本身觉得不稳定，所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财富，来掩盖不安全，增强信心。雪球越滚越大。劳动并不成为财富的来源，而是政治分配，并不是自己应得的，而是被分配的，掠夺的，抢占的，盗窃的。
在这里，财产已经金融化资本化，变为财富，已经无法行驶，保护私人空间的职能。财产并不是财富或财产性收入。财产要保护自由，必如同中世纪封建土地和不动产那样，是个"非我莫属的地盘"。
阿伦特区分了财产与财富。在她看来，财富（wealth）和财产（propertty）是原本不同的东西。财富是由在社会全体的年收入中他应得的那部分构成的。而财产则是在世界的特定部分自己所占有的场所，从而属于政治体。私有财产，由于具有保护私人生活不受公共领域侵入的作用，也就是有消极自由的功效，所以它自身也带有了公共意义。
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私有财产转化为财富，纳入政治总体性当中。财产权的边界取决于政治总体性的恩赐，私有产权失去了其保护私人生活的意义，而且最终成为财富不断增长的牺牲品。也就是说财富的形成，建立在剥夺财产的前提上。
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里，自由的保护，并不直接依赖于法律，而是依赖于财权，法律保护财产权，而财产构成自由的四壁，因而保护自由。看来也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记忆。
阿伦特认为，财产在公共领域中保护私生活，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归属于公共领域，在特定的场所占有自己的场所。就是说，财产同生产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财产权的私人所用，并不是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
所以改革时代获取财富，即使是权贵，也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原理不同，这里主宰的不是自由，而是获得安全的激情，因为获得安全的激情，所建构起来的自由，并不是法律之下自由，是不稳定的，充满戾气的。
财产就是地盘。而改革时代的财产，是财富假冒的。病重乱投医，把财富当作保护私人四壁的武器，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太需要了私人空间了（包括发迹穷人的权贵子孙），作为对极权时代扫荡私人空间的反动和对立。
获得安全的激情需要上升为理性。金钱提供安全感的渴望，必须通过炼金术，点石成金，炼化成如何保护私人空间的消极自由。阿伦特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体制中，由于产业社会而剥夺了财产的大众，为了能够重新获得财产，应该如何调整事态呢。
社会主义被阿伦特当作国家资本主义，同样展开严酷的剥夺，从而瓦解私有产权私人保护的政治功能。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改革时代财产权的兴起，并不是来保障对财产的占有，这仅仅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用财产权构成自由的四壁，来抵抗公权力的入侵，也就是使说自由主义关于财产权的言说，并没有致力于对当下的占有财产的正当化与不正当化，而是致力于自由。
所以，只有把财产权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当作维权运动的先声，或者就是维权运动本身，这样才能免于被当前私有财权来源非法的污染。也就是说，改革时代的财产权，只有出于政治自由的目的，才是正当的，而出于发展经济等其他目的，就陷入来源非法的罪恶之中。改革时代所获的经济自由，只有真正可以促成政治自由，才是正当的，如果构成对政治自由的冲突和污染，就是法西斯主义的。
财产权从来只有在自我保存为基础的消极自由上，才有十足十的正当性。古典自由主义将财产权与政治自由密切联系起来，正是基于政治自由，才使财产处于政府的中心地位，有助于使政治世俗化，通过否认政府的中心目标是拯救灵魂，从而把人们从宗教权威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政治技艺，财产在这种政治技艺中扮演中心角色。一旦脱离了政治技艺，而财产的正当性，就成问题。
维权运动而不是市场启蒙，应该成为后改革时代的主旋律，用维权运动拯救改革与市场，尤其是加速被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后改革时代，有人民改革的含义，那么是从参与维权运动中体现出来。维权运动是一个加速器。
后极权时代，并不是由于市场经济而后极权，而是其政治控制能力的衰竭。我认为民间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盟，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警戒线还没到，取决于最高当局是否腾出空间吸纳，并有效安抚民众。民间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盟，对于最高当局，是双刃剑，外推，肯定伤害其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民间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盟，已经是浩浩荡荡的大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顺昌逆亡，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了，就看引导和容纳，或者是其一线生机。
改革的路，改革已经走不通了。维权运动给改革判决死刑，并且不断推动送到火葬场火化。放弃了改革，出路在哪里？就在于维权运动，把改革的原初契约和目标给实现了。社会契约是要带剑的，没有足够的力量，否则权贵反悔。应该给欠债人一点点颜色看看，给点教训，造成轻微伤而不是杀人，才可以使偏离原初契约目标的现象，被克服。
要避免革命，必须釜底抽薪，抽掉爆发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而革命正是偏离原初契约目标的现象逼出来的，也是反对这些的改革原教旨主义孕育出来的。改革之初的设计，也是以避免革命为己任。看来改革与维权运动一样，是革命的替代品，具有准革命的特征。
革命是现代性的永恒内容，无法清除，只能用准革命性替代革命，把短时间内爆发的革命所承担的使命，分摊到爆发前的时间中来，造成无时无刻都在革命，无时无刻都看不到革命。
当改革本身带来革命时，维权运动卡在改革和革命之间，实行缓兵之计延长改革。维权运动是对改革时代的不流血革命或原教旨主义。它修复了改革的原初目标，修缮了被污染和打破的民族共识。所以说，维权运动继承了改革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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