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 四九年后知识分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我再三再四重伸我的观点，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比他们有 后见之明，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不存在个人的你胜我败。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借此观察现在我们周围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 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我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我的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小女2002年 上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 恐怕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的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多。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逼民致富无罪”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 我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我们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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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沫若先生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从诗歌史上看，自有其价值，但就诗歌本身来说实乃不能垂诸久远的过渡产品），不在他的剧本写作，在他尚有 问题的史学研究（甲骨、十批判书等，至于后来“李白与杜甫”那是仰体圣意的结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 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 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四九年后郭先生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党意义的知识分子 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先生四九年 后的主要工作，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一项一项地罗列出来让大家观看。郭先生的遭遇尤其晚年对自己儿子被害而不能搭救，其情其苦实在难以言状，我们理 当寄予深深的同情。但郭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害死自己孩子的帮凶呢？
下面是郭末若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此集中除了不少政客的说教外，单列了一集对青年人有至深影响的专家们的“思想示范”，其文分别为：郭沫若《讨论红与专》、刘仙洲《同青年们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钱学森《“先专后红”是不是捷径》、裴文中《跟青年人谈红与专的问题》、梁思诚《“红”“专”还有先后问题吗？》、朱光潜《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高士其《又“红”又“专”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郭先生说学生不爱做实验，说实在的问题不在学生身上，多出在我们教育的问题上，稍微真懂点教育的人恐怕不难清楚。姑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
我 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炼。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 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着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 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 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 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
成为党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
（选自《论又红又专》，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第一版，6月重庆第3次印刷，印数200000册）
2008年9月4日7：5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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