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刘自立――也说说中、西政变的异同

作者:刘自立

近读希罗多德《历史》(汉文新译本),所获多多。其书涉及,
从人到神,从神谕到命运,从战争到和平,内容甚多,涵义甚大,不可一言蔽之。此只举一,就是希氏写到波希战争中一段:大流士等所谓"七人帮"(奥塔涅斯――他让女儿暗查居鲁士的假儿子没有耳朵――为政变正名;加上地位显赫的阿斯帕西涅斯,戈布里亚斯,殷塔佛涅斯,麦伽毕佐斯,海达涅斯――最后,大流士加入。共七人。他们废黜了居鲁士假儿子的皇位),发动政变上台,再行议政,论权:是不是要施行民主制度――含寡头制度和君主制度之选择――最后,大流士主张的君主制度占先。

姑且援引之――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
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
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
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
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同上书)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
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
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
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

这个历史现象说明,西方神义和希腊(含波斯神灵)
并不完全拒绝民主之事实。其文化扩张和后来亚历山大之扩张一样,也是到达印度为止。上帝和宙斯毕竟没有在千年时间里(含公元前后几千年)到达中国――按照希书所言,他们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再往东,就"荒芜人烟",乃至不比企及之地了。但是,其实在东方,发生着和希腊各族一样的民众和宫廷政治。那些结构类同的阴谋和阳谋,奇迹和尘事,几乎没有不同――不同的,就是中国这里没有发生大流士们讨论的民主――中国这里,也没有产生民主论和自由说。但是,在希腊和波斯却产生了;虽然波斯没有施行之。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简单而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中,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那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一直涵盖着印度以西的人群,政治家甚至皇帝;而在中国和日本,本来就没有民主的国家和政权,即便发生了很深刻的政治变化,让他们和大流士们一样讨论民主,简直在梦想之外。

所有民主之外的所谓正面政治经验和政治统治,对于东、
西方的人们,对于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并不陌生。其正面含义往往带有,其一,圣君,其二,清官,其三,稍似民主的皇权让度――大臣的权限(有限权利论),如,奏折权,言说权,选拔权等――这个权限至少在中国是日益退步的――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言,如,言论权和上书权,就是"清不如明"。清所设文字狱也达到"明不如清"。但是,其中圣君说,在考量其扩大疆土,制造繁荣和GDP增长方面,确实做到了民主体制之外的成绩。其文化建设和文字狱齐头并进,使得清朝汉化或者化汉之举,颇为成功。这是任何所谓盛世政治必须秉承的原则,就是某种政治和文化宽容――这个宽容,不可废弃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之建设――就是这样的文化有限论的产物。换言之,专制和民主既是文化的起因,又是文化的结果――没有文化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文化并不对位――专制可以无民主,但是,却也可以不无文化。到了极权主义,其本质,就是消灭和阉割所有传统,所有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政治文化。于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一直以来没有民主,却有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个进程在49年以后完结。

我们说过,希特勒和纳粹文化就是对于西方整体文化的消灭――
其整体消灭的路径和西方国家的形成史,恰恰相反。在查理曼帝国以后,无论是实质上形成的德、意、法国家雏形,抑或是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其选帝候乃至后来的拿破仑帝国和俾斯麦帝国,其民主文化和帝国文化都是萌芽其中,不死不活,发生影响的(如其《南特敕令》和《黄金诏书》,就是宽容之见,《大宪章》,更是早就"社会主义化"的最早文献――他认同贵族,皇权的守恒等等)。所有的迪斯累里们,梅特涅们,塔列朗们乃至拿破仑、俾斯麦们,都是民主观念的掌握者而不是陌生者。他们可以一时消灭民主操作,解散议会甚至镇压革命,但是他们知道,民主观念的要素就是社会存在的要素。所以,俾斯麦和社民党人过从甚秘,他和拉萨尔几乎要达到政见一致之地步(见《俾斯麦传》)。至于拉萨尔推荐的马克思,则不为"铁血"宰相重视和喜欢。所以,只有希特勒枉顾了这个专制加民主的西方传统,把蕴涵在德国人里的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发展到极至(
我们可以重温洪堡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说――
他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成为德国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据――就跟尼采的超人,成为希特勒个人迷信和崇拜疯癫一致)。所以,大西方民主观念在其发展成为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之前,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后,也不会不存在。一个区区希特勒,当然不能扼杀之于永久。

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从"七人帮"到"四人帮"的解读,
究竟要区分怎样的文化异同和民主有无论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简单一分为二。一个区别是,毛极权,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也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积极性和正面性,其存在,不但落后于希腊体制和波斯讨论,简直就是后退于,反动于任何皇权专制。所以,四人帮倒台以后,绝对不会在官场上层,出现大流士们讨论的关于君权和民主之优劣论,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见解的人群载体和国家载体。所有中国人,对于一次政变带来的既不是专制,也并非民主的改变,以为是上到天堂之路,他们欢欣鼓舞,忘乎所以――当然,毛政权之死,四人帮之死,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事隔三、四十年,人们如果还是陷在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的政治大概念中,讨论问题,这样的总结,有何意义呢?不必请教亚理士多德,就是去请教"七人帮",他们也会为中国人政治观念之落后西人两、三千年,而感到意外!

以后发生的一切,基本上,也是在重复"七人帮"讨论的问题――
是在千年以后的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波斯和希腊人,耳熟能详。蹊跷的是,这些阿拉伯人,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前辈,早就对于民主做过分析,哪怕是否定的分析。而中国人,在讨论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在褒贬老华同志的时候,却少于讨论"七人帮"讨涉及的民主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在两年以后,由民间的魏同志提出的(民主现代化)――却马上被邓氏镇压逮捕起来――邓是大流士辈的继承者吗?不是。他根本就是"言不称希腊"的无知者――无知者无畏――是从邓那里开始的。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人应该"言必称希腊"――
因为所有的民主和文化之东、西对比,东、西参照,都蕴涵在这个判断式中了。

毛无知,却因为感觉到什么,做了希腊否定式。

毛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应该抛弃!扔进毛/茅厕!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供稿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