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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陈永苗:改革是一种政治传销

改革派在试图影响官方决策和试图摆脱全能国家的约束中。尽管终极目的是后者,可是改革派的可靠路径是利用权力来克制权力,利用权威来消除权威。当改革措施要在现实政治中展开,而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时候,改革就等于威权主义,等于促进专制权威的稳定。颇为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年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一旦进入体制,承受政治事务之复杂,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名声荣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转变为威权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种宏大而不露神色的政治传销,上了贼船,就坑害欺骗下家百姓。

实际上,也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试图影响官方决策,这时候改革手段的条件,构成首要的限制和必然性,能不能取代了应不应该。手段本身成为了在场的目的,而目的本身,也就是自由本身却消失了。这里呈现出比较纯净比较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与成为幕僚的对立,一旦入得侯门便深深如海,就像娶得丑陋的高干女儿,初恋情人便到了九霄云外。

即使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的真爱还是初恋情人,可是所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与当初的理想,一个在泥土上,一个在梦中,打成格格不入的两截。

当手段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而改革过程的措施,都算是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的,即使一开始看起来很吻合,路遥知马力,日久就看出来了。改革依赖于既有的政治权威,而且必须为特权利益集团创设租金,才能有效推动。也就是说,只有二者利益一致的时候,改革才能有效推动,那么大部分重大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揭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就会发现,只起两个作用,一个强化既有的政治权威,另外一个促成腐败,只有在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下,有的时候很偶然,或许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改革派与政治权威看起来同床异梦,可是当终极目的不在场,这时候,能够实现的,仅仅是捍卫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与有野心的狼共舞,可是野心也无法实现,一切努力最后效果服务于政治权威了。

这样的路径下来,那么政改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这是改革时代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刺就死。任何改革措施,从其原初意图来看,都指向了瓦解政治权威,可是都被乾坤大挪移,成了稳固政治权威。这种冲突在经济改革阶段,可以隐藏起来,但是到了政改阶段,就图穷匕见了,没办法回避。政改要求荆轲那一刀毫无迟疑得刺向秦始皇,可是荆轲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无名,刺向秦始皇,仅仅是刀柄。除了被引向继续强化政治权威之外(例如假惺惺的似是而非的政改),没有任何积极效果。依赖政治权威与政改之间,完全是对立的,距离是越行越远,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不是靠道德劝诫或者说理能够说服的,所以谁在高喊改革,谁就是骗子,这个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来。

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当政改的条件已经过去过于成熟,熟透以至于现在已经凋谢情的情况下,不惜一切把希望寄托在政改之上,这是一种绝望的瞎搞。毫无把握的自杀,其疯狂程度,可以比拟毛//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


我这里不是否定政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不能把押宝全部压在政改。在改革时代中,有一种更根本性的迷信就是政治解决一切难题,当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启动政改,那么一切都好起来,包括过去专制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在改革时代中改革措施和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混合造成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都被净化了,于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里是过去毛//东时代政治救赎或政治解决的遗产,也是政治变革或者革命成功必然带来新天新地,这与1949年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没有二致,不过说得委婉,或者成为不言自明的信条,或者默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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