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
我这里不说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当行政官僚和行政科层成为主导阶层，就会产生一套政治学说，把国家与政府合一，政府垄断了国家。须知，整个十九世纪，国家和政府之分是非常清晰的，而到了二十世纪，在极权主义运动的魔术中，变得模糊了。国家应该归于公民社会，而让政府孤零零矗立在人民海洋里面，没有国家的保护色，政府就不容易与人民权益，展开明显和隐秘的战争。所以传统意义上说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其实准确说，是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分野。市民社会趋于自足，其中，社会成员即不受统治，也不受其他的成员的宰制。每一个人都是其行为的根源，他们自由的发挥其才能以确保他们的保存以及尽可能的舒适，他们寻求改善其处境。这种分野如果无法确立，那么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就会成为政府的本性。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分野，是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核心因素，所以维护这种分野，才得以维护民族国家，才能彰显民族国家的秩序和精神。这种稳定，只有在法治国家内才能完成，也就是政治认同的纽带是普遍性法律，而不是用于辅助塑造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血缘、种族、或者文字。如果把后者这种特殊性上升为民族国家的普遍性，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就立即趋于瓦解，走向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民族国家服从法律，尤其不跨越法治国家所保障的界限，其内部得不稳定因素不会暴露出来，而成为主导。病毒不会发作，并不需要一种病理学的政治运动。
20世纪民族国家秩序濒临瓦解，是外在的因素渗透进入，加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界限内的不稳定因素，共振形成的。
代议制政府与英美政党制度，建立在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前提之下，在英国美国之外的国家里面，很快就让给政府对社会的大范围延伸，或者说就，缺乏这个前提。这种延伸，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如果没有后者要求，权力的扩张只能如同蜗牛前进。
美国英国的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是良好的，那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的二元前提。阿伦特认为，在整个欧洲，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党和代议制，一直苦于缺乏政治上的整合力和正统性。在欧洲的个大国中，只有英国是唯一至今仍然尊重议会，信任政党制的国家。英国政党的党员把权力和对与民族政治命运的责任，看的同自身和自己的政党一样重要。而其他国家的政党，无法做到政治成熟和如此国家卫士的境界，无法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就只能以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力，把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性，从而对其他阶级形成政治压迫。以阶级社会取代国家政治整合，抛弃压迫其他阶级，是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就是内乱和政治的瓦解。而这一切问题，都可以归根于没有政府――社会分野的基础。
黑格尔超越市民社会
不管如何，1920年的黑格尔就是如此相信，他把描绘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当作现时代的新科学。他在《法哲学》中写道，这是现时代诞生的这些科学之一，似乎有适宜土的土壤。他相信"含有一切属于文明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在黑格尔眼里，还没出现一个比公民社会更加合适的政治秩序和生活世界。这个已经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安排。前无古人，远远超出人类地平线以外。
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并不是完美的。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负面后果，也异常警惕。而且黑格尔并不把这些负面后果，当作偶然的，而加以排除，而是当作公民社会发展的正常结果。只有受到道德形而上支配的人，才喜欢把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当作完美的，当作唯一的。持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反对者，把其中的负面效果无限扩张，否定完美的，因此抹杀最不坏的正当性论证。所以要面对公民社会，必须从道德形而上学走出来，否则只会极端，把复杂的、多元的、复调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伦理心灵问题。超越公民社会的道德性冲动注定是可笑的，失败的。
十年之后，由于被巴黎七月革命所唤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黑格尔注意到看上去曾经如此"坚定安全"的每一个东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曾经坚如磐石的东西好像正成为泡影。
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普遍性大声礼赞，同时对其局限性和矛盾的理解比其他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深刻。批判公共社会，是为了完善，而不是否定。这种境界只有超越道德形而上学才能做到。把政治秩序放在道德基础之上，把道德作为政治的约束性，只会造成冲突和内乱，只有把道德容纳在内，而且给他恰当位置的法律，作为政治秩序的根基，作为政治的约束性，才能正确对待公民社会。
这里不展开黑格尔批判，而想说明黑格尔的出路。黑格尔懂得，公民社会根据自身辩证法，成为一种超越自身的推进。为了保住自己，公民社会需要对外扩张，超出民族国家领土之外，形成殖民地。也就是把世界压缩为财富领域的自由尝试。全球性商业殖民帝国，是自由帝国。外部世界先被殖民，后自由化，分成两部走，黑格尔相信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市民社会。尽管有殖民地和母国的差别，正如国内公民社会的形成之处也有差别，最后还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公民社会。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恶劣帝国主义，还不是充分证据，并不能用来，否点掉这种理想。否则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就没有了正当性。
黑格尔发现了公民社会是对旧世界的超越，但是他同时认为公民社会的未来，存在于这种超越之中。他认为公民社会不过是一种历史阶段，不会使历史终结。公民社会在家庭和国家历史结构的解放运动中取得的发展，反过来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发展中，能解决公民社会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旧世界带给公民社会的，而是公民社会本身的。
黑格尔强调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说，黑格尔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政治秩序能够终局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民主带来的问题，必须民主解。公民社会带来的政治问题，同样必须政治解。
对公民社会的超越，黑格尔回归政治。他懂得，要求放弃政治，就意味着以一种更恶劣的形式――战争对政治的围剿。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战争，社会阶级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结果。
黑格尔的回归政治，拒绝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怀旧，这完全是一个扭曲的镜子，是不是需要完成的政治秩序。对公民社会的批判掩藏在对中世纪公社的单纯怀旧里。这种文化政治的复兴，毫无意义。它是对现实本身的虚无，而只看镜子。而本来是为了改善现实，最后却成了否定现实。这是一种可笑的政治幼稚立场，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望和无力。越加怀旧，越加无能。
黑格尔还拒绝了国家主义的复古，因为用国家取消同样否定了公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确实是一个社会进步，不可能倒退回去，把政治社会的属性把公民社会中剥离开来。公民社会是个人从家庭和传统国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与其当一个政治专制的属民，宁愿成为公民社会的儿子。黑格尔还拒绝了费希特的封闭社会和放弃普遍化的做法。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纠正市场的自然后果，不是通过一种中央调节行动来平衡自发的经济干预。这些行动，是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一种下乘的做法。黑格尔真正关心的是，从政治上建立市场，在政治上审视公民社会，从而打开可能性和希望，承担普遍化的实现任务。普遍化就是在法律之中的个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合一。黑格尔使经济从属于政治，从而超验地打开治疗公民社会内在疾病的可能性。
黑格尔回到霍布斯。他认为，现代性的未来在于要了解如何超越市民社会，而这个，只有回归政治，才有可能。回归政治，黑格尔相信，就打开拯救和希望的大门。而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则是关闭。
维权运动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原则表达了现代世界的根本成就，这是不可抹杀的，不可回头的，而且是根本的规定性，所以任务就是要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以某种形式，将个人的特殊性与法律的普遍性协调起来。
什么样的合适呢。在《法哲学》中，黑格尔认为，随着他庄严地称为"公民社会"的，这个独特现代领域的发展，他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公民社会中，个人是作为有需要的、自由的，独立的产物和权利的承受者而出现的，在这里，他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得到自由的发挥，与此同时，在他们的背后通过法律制度（描绘这个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普遍性的东西也发挥作用。
公民社会是一个"特殊性通过教育而上升为主体性"。在这里，人成为公民，古典的政治社会沉入公民社会。这种教育，是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这个只关心自己私人利益的个体，学习成为公民，成为愿意服从公共利益的个体。
对于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的灾难，并不是启蒙理想造成的，而是没有发现一个与现代所依据的原则相适应的宪政形式，也就是现代革命精神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制度化表达。有用宪法阻止革命。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等启蒙革命来说，二十世纪出现了宪政化的革命。这是一种宪法之下，自我克服和自我限制的革命。于是克服了这个问题，距离黑格尔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更近。
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缺乏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极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
维权运动，应该提前到1848年之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对立时，撕裂了现代性初期的共同革命理想时，就应该出现，甚至应该与现代性宪政一起诞生，承续中世纪的自我保存、自我防卫和私力救济制度。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了文化政治中的一些失败努力。必须看到，文化政治的努力，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与政府――公民社会的分野相对立的，文化政治倾向于突破，文化包容国家和公民社会，消化其中的冲突和对立，这是尼采的伎俩。文化政治完全是非政治的，甚至不能说反政治的。这是一种心灵镜子中政治行动，一种唯心主义的前政治行动，而与现实无关涉。只能说是社会要求控制国家的扭曲反映。
黑格尔所谓的"自我异化精神"的世界，也是他讽刺的"文化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论述，以"绝对自由和恐怖"告终。比较一下英国资产阶级经过自由制度的教育，成为公民，与英国之外欧洲各国普遍受到批评和批判的布尔乔亚，就知道政治之外的文化教育，根本无助于资产阶级的升华。
文化政治的结果，依赖于道德基础，确实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化的绝对自由逸出到政治中来，就形成无政府主义，最终陷入恐怖政治。无政府主义与恐怖相伴相生。文化政治的前途，就是极权主义。
托克威尔担心平等和社会会民主进入政治，带来大多数人的暴政，有可能形成极权主义，如果有维权运动的阻挡，这个潮流应该就是相反的结果，就是自由立宪。黑格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也就是与平等、民主对立的一面，也就是文化政治形成的。这正是反对黑格尔的尼采，所开辟的后来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之路。
可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表达形式和制度化，来吸纳平等和社会民主潮流，或者作为反面促进平等和民主的反潮流，那么不管是托克威尔担心的任由野草丛生，还是黑格尔讽刺的用文化保守主义锄草，其结果都是"绝对自由和恐怖"。
英美立宪政体看起来好像是特例，然而只有特例才是稳定持久的。特例是极少的这种情况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不是特例就是可取的普遍的，而特例是不适宜于后发民族国家的。
后发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后发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而是内含的，而且是后发民族国家特别强大腐败的政府所阻挡和破坏的。
首要的敌人，是强大而腐败的政体和政府，而文化政治首先排除这个敌人，而维权运动首先正视这个敌人。文化政治去否定特例，肯定非特例是可取的，自足的，而且是普遍性的，阻挡人们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文化政治，是康庄正道路上所埋伏的地雷，而维权运动，是工兵。
我这里不说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当行政官僚和行政科层成为主导阶层，就会产生一套政治学说，把国家与政府合一，政府垄断了国家。须知，整个十九世纪，国家和政府之分是非常清晰的，而到了二十世纪，在极权主义运动的魔术中，变得模糊了。国家应该归于公民社会，而让政府孤零零矗立在人民海洋里面，没有国家的保护色，政府就不容易与人民权益，展开明显和隐秘的战争。所以传统意义上说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其实准确说，是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分野。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分野。市民社会趋于自足，其中，社会成员即不受统治，也不受其他的成员的宰制。每一个人都是其行为的根源，他们自由的发挥其才能以确保他们的保存以及尽可能的舒适，他们寻求改善其处境。这种分野如果无法确立，那么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就会成为政府的本性。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分野，是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核心因素，所以维护这种分野，才得以维护民族国家，才能彰显民族国家的秩序和精神。这种稳定，只有在法治国家内才能完成，也就是政治认同的纽带是普遍性法律，而不是用于辅助塑造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血缘、种族、或者文字。如果把后者这种特殊性上升为民族国家的普遍性，19世纪政治社会秩序就立即趋于瓦解，走向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民族国家服从法律，尤其不跨越法治国家所保障的界限，其内部得不稳定因素不会暴露出来，而成为主导。病毒不会发作，并不需要一种病理学的政治运动。
20世纪民族国家秩序濒临瓦解，是外在的因素渗透进入，加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界限内的不稳定因素，共振形成的。
代议制政府与英美政党制度，建立在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前提之下，在英国美国之外的国家里面，很快就让给政府对社会的大范围延伸，或者说就，缺乏这个前提。这种延伸，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本性使然，另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如果没有后者要求，权力的扩张只能如同蜗牛前进。
美国英国的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是良好的，那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的二元前提。阿伦特认为，在整个欧洲，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党和代议制，一直苦于缺乏政治上的整合力和正统性。在欧洲的个大国中，只有英国是唯一至今仍然尊重议会，信任政党制的国家。英国政党的党员把权力和对与民族政治命运的责任，看的同自身和自己的政党一样重要。而其他国家的政党，无法做到政治成熟和如此国家卫士的境界，无法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就只能以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整合力，把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性，从而对其他阶级形成政治压迫。以阶级社会取代国家政治整合，抛弃压迫其他阶级，是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就是内乱和政治的瓦解。而这一切问题，都可以归根于没有政府――社会分野的基础。
黑格尔超越市民社会
不管如何，1920年的黑格尔就是如此相信，他把描绘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当作现时代的新科学。他在《法哲学》中写道，这是现时代诞生的这些科学之一，似乎有适宜土的土壤。他相信"含有一切属于文明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内容"。在黑格尔眼里，还没出现一个比公民社会更加合适的政治秩序和生活世界。这个已经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安排。前无古人，远远超出人类地平线以外。
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并不是完美的。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负面后果，也异常警惕。而且黑格尔并不把这些负面后果，当作偶然的，而加以排除，而是当作公民社会发展的正常结果。只有受到道德形而上支配的人，才喜欢把最佳的，或者最不坏的当作完美的，当作唯一的。持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反对者，把其中的负面效果无限扩张，否定完美的，因此抹杀最不坏的正当性论证。所以要面对公民社会，必须从道德形而上学走出来，否则只会极端，把复杂的、多元的、复调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伦理心灵问题。超越公民社会的道德性冲动注定是可笑的，失败的。
十年之后，由于被巴黎七月革命所唤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黑格尔注意到看上去曾经如此"坚定安全"的每一个东西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曾经坚如磐石的东西好像正成为泡影。
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普遍性大声礼赞，同时对其局限性和矛盾的理解比其他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深刻。批判公共社会，是为了完善，而不是否定。这种境界只有超越道德形而上学才能做到。把政治秩序放在道德基础之上，把道德作为政治的约束性，只会造成冲突和内乱，只有把道德容纳在内，而且给他恰当位置的法律，作为政治秩序的根基，作为政治的约束性，才能正确对待公民社会。
这里不展开黑格尔批判，而想说明黑格尔的出路。黑格尔懂得，公民社会根据自身辩证法，成为一种超越自身的推进。为了保住自己，公民社会需要对外扩张，超出民族国家领土之外，形成殖民地。也就是把世界压缩为财富领域的自由尝试。全球性商业殖民帝国，是自由帝国。外部世界先被殖民，后自由化，分成两部走，黑格尔相信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市民社会。尽管有殖民地和母国的差别，正如国内公民社会的形成之处也有差别，最后还是可以形成全球的公民社会。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恶劣帝国主义，还不是充分证据，并不能用来，否点掉这种理想。否则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就没有了正当性。
黑格尔发现了公民社会是对旧世界的超越，但是他同时认为公民社会的未来，存在于这种超越之中。他认为公民社会不过是一种历史阶段，不会使历史终结。公民社会在家庭和国家历史结构的解放运动中取得的发展，反过来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发展中，能解决公民社会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旧世界带给公民社会的，而是公民社会本身的。
黑格尔强调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其本身问题的新政治秩序，也就是说，黑格尔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政治秩序能够终局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民主带来的问题，必须民主解。公民社会带来的政治问题，同样必须政治解。
对公民社会的超越，黑格尔回归政治。他懂得，要求放弃政治，就意味着以一种更恶劣的形式――战争对政治的围剿。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战争，社会阶级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结果。
黑格尔的回归政治，拒绝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怀旧，这完全是一个扭曲的镜子，是不是需要完成的政治秩序。对公民社会的批判掩藏在对中世纪公社的单纯怀旧里。这种文化政治的复兴，毫无意义。它是对现实本身的虚无，而只看镜子。而本来是为了改善现实，最后却成了否定现实。这是一种可笑的政治幼稚立场，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望和无力。越加怀旧，越加无能。
黑格尔还拒绝了国家主义的复古，因为用国家取消同样否定了公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确实是一个社会进步，不可能倒退回去，把政治社会的属性把公民社会中剥离开来。公民社会是个人从家庭和传统国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与其当一个政治专制的属民，宁愿成为公民社会的儿子。黑格尔还拒绝了费希特的封闭社会和放弃普遍化的做法。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纠正市场的自然后果，不是通过一种中央调节行动来平衡自发的经济干预。这些行动，是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一种下乘的做法。黑格尔真正关心的是，从政治上建立市场，在政治上审视公民社会，从而打开可能性和希望，承担普遍化的实现任务。普遍化就是在法律之中的个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合一。黑格尔使经济从属于政治，从而超验地打开治疗公民社会内在疾病的可能性。
黑格尔回到霍布斯。他认为，现代性的未来在于要了解如何超越市民社会，而这个，只有回归政治，才有可能。回归政治，黑格尔相信，就打开拯救和希望的大门。而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则是关闭。
维权运动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原则表达了现代世界的根本成就，这是不可抹杀的，不可回头的，而且是根本的规定性，所以任务就是要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以某种形式，将个人的特殊性与法律的普遍性协调起来。
什么样的合适呢。在《法哲学》中，黑格尔认为，随着他庄严地称为"公民社会"的，这个独特现代领域的发展，他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公民社会中，个人是作为有需要的、自由的，独立的产物和权利的承受者而出现的，在这里，他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得到自由的发挥，与此同时，在他们的背后通过法律制度（描绘这个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普遍性的东西也发挥作用。
公民社会是一个"特殊性通过教育而上升为主体性"。在这里，人成为公民，古典的政治社会沉入公民社会。这种教育，是政治教育。资产阶级，这个只关心自己私人利益的个体，学习成为公民，成为愿意服从公共利益的个体。
对于黑格尔来说，法国大革命的灾难，并不是启蒙理想造成的，而是没有发现一个与现代所依据的原则相适应的宪政形式，也就是现代革命精神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制度化表达。有用宪法阻止革命。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等启蒙革命来说，二十世纪出现了宪政化的革命。这是一种宪法之下，自我克服和自我限制的革命。于是克服了这个问题，距离黑格尔创造能够与自由原则相协调的政体更近。
维权运动是19世纪政治秩序走向20世纪的时候，缺失的东西。正是缺乏宪法之下的革命，来替代极权主义运动和革命，从而使容纳战争、革命和道德的总体法政秩序瓦解。19世纪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已经看到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战争，而六十年代立即进入自我消解自我解构的革命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更为正确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迟到的补课。
维权运动，应该提前到1848年之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对立时，撕裂了现代性初期的共同革命理想时，就应该出现，甚至应该与现代性宪政一起诞生，承续中世纪的自我保存、自我防卫和私力救济制度。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了文化政治中的一些失败努力。必须看到，文化政治的努力，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与政府――公民社会的分野相对立的，文化政治倾向于突破，文化包容国家和公民社会，消化其中的冲突和对立，这是尼采的伎俩。文化政治完全是非政治的，甚至不能说反政治的。这是一种心灵镜子中政治行动，一种唯心主义的前政治行动，而与现实无关涉。只能说是社会要求控制国家的扭曲反映。
黑格尔所谓的"自我异化精神"的世界，也是他讽刺的"文化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论述，以"绝对自由和恐怖"告终。比较一下英国资产阶级经过自由制度的教育，成为公民，与英国之外欧洲各国普遍受到批评和批判的布尔乔亚，就知道政治之外的文化教育，根本无助于资产阶级的升华。
文化政治的结果，依赖于道德基础，确实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化的绝对自由逸出到政治中来，就形成无政府主义，最终陷入恐怖政治。无政府主义与恐怖相伴相生。文化政治的前途，就是极权主义。
托克威尔担心平等和社会会民主进入政治，带来大多数人的暴政，有可能形成极权主义，如果有维权运动的阻挡，这个潮流应该就是相反的结果，就是自由立宪。黑格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的，也就是与平等、民主对立的一面，也就是文化政治形成的。这正是反对黑格尔的尼采，所开辟的后来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之路。
可见，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表达形式和制度化，来吸纳平等和社会民主潮流，或者作为反面促进平等和民主的反潮流，那么不管是托克威尔担心的任由野草丛生，还是黑格尔讽刺的用文化保守主义锄草，其结果都是"绝对自由和恐怖"。
英美立宪政体看起来好像是特例，然而只有特例才是稳定持久的。特例是极少的这种情况并不能得出结论说，不是特例就是可取的普遍的，而特例是不适宜于后发民族国家的。
后发民族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后发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而是内含的，而且是后发民族国家特别强大腐败的政府所阻挡和破坏的。
首要的敌人，是强大而腐败的政体和政府，而文化政治首先排除这个敌人，而维权运动首先正视这个敌人。文化政治去否定特例，肯定非特例是可取的，自足的，而且是普遍性的，阻挡人们去修补完善特例所要求的条件。文化政治，是康庄正道路上所埋伏的地雷，而维权运动，是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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