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革命（上）
——阅读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
一、日本政治之走向
日本政治家兼学者大隈重信之《日本开国五十年》一书，辑录了日本文化和政治的走向，是其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最好辑录。这个辑录的特点有二：一是，阐明日本文化的不可取代性。二，阐明日本文化西学日渐的必要性。这个二元化，其实是内外兼顾，历史与现实兼顾。其主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其明治维新的转折，直接受益于最后一代幕府的退让和隐遁，即德川庆喜的让度权利，开展回复王权的君主立宪，呈现日本古代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其中思想传统的顺利交接和政治权利的顺利交接，都表现了日本国自开神道以来，不见革命和流血的制度和思想特征。这个特征，正好和中国的流民和造反文化相去甚远；和中国的儒家科层体制和极端皇权也不尽相同。
该书开宗明义，说明日本国全盘西化之依据，不是推倒其传统文化，神道崇拜和幕府建制，而是解构和建构并举，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完成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化古代为现代，化神道为民主。这个过程的开展，大隈名言其里，涵涉其外，把日本国和世界文化进程加以统合，加以辨析，且一以贯之地凸现日本国家和国民的性格与风格，文道与武道，人文与宗教，在叙述论证和风格调性上，呈现汉文、骈文之美和西域分析哲学之锐，可以说，是一部涵盖中国精神，西方精神和日本精神的集大成作。不可不给于重视和研讨。
此文本之译者，尚且不祥。因为是民国书版，且是影印本，但是，那种古典文章家作文之文雅和犀利，却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写作范式。
事隔将近百年，阅读此书，我们好像直接面对日本历史；直接面对中、日文化、东、西政治比较；直接面对日本历史对于中国现实的启示，是一种在国人看来，提示中国事务的启发性读本。这个读本和关于伊藤博文和福泽谕吉的读本结合阅读，和近现代关于日本文化之典籍和书籍结合阅读，日本事务之真谛，就不难呈现于国人面前；日本政治走向和中国政治走向之异同，也就一目了然。
这个阅读，基本上成为考量中日双方未来前景的一种比较文化之研析。读者经过大隈君之书写和编撰路线，可以比较明确、也比较清晰地分解出来，何以中日两国百年来，各走各路，各归各属，几乎选择天壤之别的政治路径之原因。这些原因的要点则简单在于——日本之传统和西化，是选择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官方，则选择了西方政治学的末流和偏学；再者，日本人对待传统，没有采取否定和切割的立场，而我们，则像儒学大师吴宓所言，抛却了孔孟之道这个中国文化主流；而日本人，则不单敬重儒学，汲取其养，且对待后来之朱程和阳明哲学，也呵护备至，深入研讨，采为其学，其用。于是，百多年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整个中国文化之态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其中可以辨析的细节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待西学主流的态度和态势，几乎是采纳了最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他们对于西方的学习，在几个基本层面，几乎做到一步到位。他们争取民主的努力，在大隈撰编和书写的政党历史，宪政历史，议会历史和宗教，泰西之学以及农工商林诸多方面，其历史记忆和历史辨析，都表明得清楚不二；这既是他们观念创造的实践，也是他们思想更新的证明。大隈君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兼容并包之大手笔，即便呈现给我们百年之后之中国人观赏，也是很为得体和十分精彩的。作为异国之人和晚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镜和学习之处——而不是因为日本民主的侵略性之所在，将其一概否定和抹煞？这个日本的民主和侵略，当然应该一一对待，不可等而是之，却也不能因此以侵略代替民主，把他们的历史正面经验和思想一概抛却。就像我们审视英法德之民主体制一样，同样不可以因其参与八国联军而枉顾对其民主的研究；同样，找到他们所谓对内民主，对外侵略的体制之病，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个意义，正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体制现今的接轨之故。
中国人当然有权批判甚至痛斥日本人之侵略，英法德人之侵略，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民主本性给日本国和其他民主国带来的富强和人权之道。否则，我们的轻易之否定，会使得我们枉顾其文化和政治路径的精准和效用，堕入西学为用不为体的历史之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循环，从二十世纪初叶遂已开始。这里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1，日本人是由福泽谕吉等西化派知识分子，开创了西学日渐的民主过程。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些知识分子是西学日渐的创始者。
2，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走上所谓"仕途"，加入了日本的政治运动，方使得日本政界响应了他们的思维和号召，将其定位在日本官方之主流机构和主流媒体上，并且引导了日本政治文化之走向。
3，这些知识分子的主流关照和那些知识分子的末流关照，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论和实践后，遂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主流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几乎淘汰了社会主义等末流思潮，几乎径直走向西方主流政治学和政治路线。
4，这个主流政治路线，就是宪政政治，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他们虽然同样经过很多末流思潮之影响，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几乎在十九世纪，日本人就通过自身的辨识和研判，通过大隈和一班亦官亦文之人，把这些末流思潮逐步废弃于日本国。这个辨识，在《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里，分析得面面俱到，细致入微，不能不让人看到，日本人、其庶民、其官员、其知识分子们，在选择日本之道路、之前程时候，所做出的努力，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民主之人尊重、学习，甚至值得效法之。
我们做出的比较，同样是十分明确无误的。
和日本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官方乃至庶民，就是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叶做出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甚至荒诞的。这个选择，从那些笃信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者开始，那些"少年中国学会"，那些刘姓和江姓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村建设"者，那些转向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舍本求末，误导自身，误导民众，从一个个国家否定论者，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变成共党分子，最后，变成一群党同伐异，涂炭生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从所谓西方末流主义起家，对中国这个试验厂广施暴力，把西方主流之盛宴变成西方非主流的残席。他们在五四时期的选择，最终导致"一声炮响"这个屠杀信号的爆炸！于是，和日本之大隈之流更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弃置西方之民主普世价值，弃置三权分立和宪政政治，走向德莫克拉贼和民疯，以至于百年未变。
如今，很多中国人，还在幻想借尸还魂，借社会主义之尸，还马克思主义之魂。他们新近发明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新民主主义论，恰好证明，他们比较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之政治观念，要落后一百年。
中国落后，不是没有原因如上述。但是，国人常常以为，日本自发出遣唐使节以还，至明清诸朝，都是称臣朝贡——其实，自明朝，已经倭寇蜂起，扰我华夏——何以中土自盛而衰，最后酿成"九一八"危机。我们却可以从王芸生先生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鉴出端倪。虽然，王芸生和张季鸾只是给出一个诸如李鸿章卖国论，却惶惶巨著，未能给出日本强大之欧化或者化欧（后再详细）之原因。这个落后之议和大隈的强盛之议，适成对照，可做出中国由强入弱，而日本反其道之因——只是，现在国人又出中国特色论，以不民主抗衡民主论，说是可以走出一条特殊道路来；于是，中日政治文化走向又成争论。但是，中日历史，中日交流殷鉴不远，是非清楚，不可忽视，故有一班援引。借鉴于上书即《六十年》。从古代，尤其唐朝中日交往始——
最早有秦皇派徐福浮海抵日。而日本存嬴秦焚书之余，百篇也！
晋朝王仁携《论语》十篇入日。
南北朝时，日遣使还自中土，得吴织吴女还。
日人源光国，青山延光著作谓中日同史源于隋朝。大业年间遂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说，定日本为日国。日人始派留学生于中土。
舒明天皇年——唐贞观年——日人仿唐制如祭辞与度量衡等；"盛唐威仪，行于三岛。"日人得蜜蜂于唐百济。
齐明天皇年——唐永徽年——河边麻吕还自唐，佛教盛传于日本；日僧学于玄奘。
武则天时期，日人真备传儒学于日本。日本注重唐乐。唐天宝年，日本使者仲麻吕请还。"麻吕（华名晁衡）在唐五十四年，慕华而不肯归日，与王维、李白、包佶、储光羲往来赠答，有雅士之目，明皇擢为左散骑常侍。……斯时广陵僧鉴真，率尼尤婆塞四十余人，从古麻吕行，至萨摩由难波入都。"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年——唐乾元年——日使清河，仲麻吕又来唐。
唐宝应元年，日人尊孔。"尊王攘夷"思想根蒂。
日恒武天皇时期，日本诏书一律汉音。
日僧永忠受戒天台寺；天台宗传日。平城年，密宗入。
宇多天皇宽平年间，中日交通，使节中顿。村上天历元年，"日人乃渐起轻我之心。"
元世祖忽必烈问贡于日。后，明朝鼎定。倭寇生乱，"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太祖"列
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是为邪恶轴心之始。
万历四年，"经总督胡宗宪，总兵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协力攻剿，倭势大杀。"万历十八年——正亲町天皇年间，丰臣秀吉平日之乱。既而攻朝鲜。后败。
德川家康时期敦促中国开埠通商，屡遭拒。明遗郑成功请兵日本，图复明室。不成。
继而华商至日甚多。受桎梏。输出货殖由八千减至二千；船只由七十艘减至十。
此时，明朱顺水亡命日本。德川尊为国师。朝夕讲学，风行日本。
清朝转戾，江河日下。
于是，事情从正面转变到反面。芸老谓李鸿章几错。1，"日本维新之治，逐日进取"。这个理由很充分——惜一言而已——所以引出我们的赘述。
2，"不能安顿朝鲜问题"。
3，"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这只是一个外律，内律则乏。
4，与伊藤缔约《天津条约》，"致甲午之祸根。"
5，《中俄密约》又铸成大错，酿成庚子赔款和日俄战争。
6，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放弃山东，"暂时相安"。
7，所以，"修明政治"才是出路。
二、传统与现代之结合
大隈重信在其《开国五十年史.序论》里，对日本国奠基之过程，之根据，之实况实行回顾。他说，"绵绵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其能如是者原因虽多，试提其要，有三端焉。继绍神国久而健存，曰发挥地灵
有特质，曰封建割据磨砺智能。日本民族发展之故，千端万绪，皆莫不能为此三纲所函括者。"
今顺次详说之。
"日本曰神国。其谓神者，意义与宗教家所说自有矛盾自有差别。……"大隈曰，其天、人序列分为皇别，神别和蕃别。而"皇属亦为神属之宗家"。是为要点。也就是说，皇家族裔源自神属，是神属的延续而不能超越之。（另外，大隈亦说，日本国善于兼容并包，佛教日渐以后，"自是并用神道，儒学，佛教及阴阳术，尽采其所长而匀和之"。）这个"别属"有别于中、西神道和王道。有别于西方神道之处在于，西属神道也就是他们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没有神别和皇别的。皇上的位置就是皇上的位置，恺撒和上帝各归各属。这个平等的观念几千年来演化进步，以至于为现代平等说和政教分离做了最初的伏笔。而中国的宗教就是没有宗教。很多西方学者把儒学称为入世"宗教"，其实他们是一种社会伦理学。天赋皇权的哲学之"天"，也是没有具体所属的，不像日本人说的，皇别晚于神别，是属于神别的。中国人如果没有皇，哪有天？这是日本和中，西皇权于教权的迥异。这个迥异在西方发展成为一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学说；在日本，发展成为人人都要效忠神道，也是在神道面前，皇属次之；在中国，君为轻的说法虽然见诸于孟，但是，天道皇权的一体化建议，却使得君为轻，没有实际意义。
此其一。
第二，日本的皇权更迭基本上是顺利交接和"和平演变"，也就是后面他们所言之无革命说。西方是"革命（——排异甚至战争）"于正教与异教，教廷与朝廷；中国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但是，日本无革命，改朝换代原来在，却不是造反和革命。日本国中，"日本帝位累世相继之间，亦非无皇族相残杀几绝其统之事，然未几而复繁荣。"也就是说，日本没有中国式改朝换代，神器更迭，胜者为君，败者为寇，累世循环往复，等于在原地造反，原地踏步，以至于千百年来，终于停滞不前，落后于人。每一次开始，好像是"时间开始"，最后，却是时间倒退，无可理喻。且一旦中心瓦解，就出现无可如何的局面。这是日本之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于是，在宗教和政治，实际和学理上，西，中，日的历史诉求和发展轨迹又有异同。日，西之同本在。就是他们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祗。这个神祗是高于世俗存在和帝位存在的。在此前提下，西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可以皈依的历史道统——随之是历史正统——再随之，是革命或者改革的天道不变之归属。明治维新也好，英、法革命也好，革来革去，还是要回复上帝和信仰——日本人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在二战艰难时期，也是"玉碎"或者并不玉碎于敌，则全靠天皇一句话。因为天皇是万变不变，万胜更胜的超越性存在。
这个日、西哲学和宗教路径，就赫然不同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学统。中国人的神器建立和王朝颠覆，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天翻地覆。这个改变好像激烈彻底，其实是一种循环往复，变亦不变。变的，是某种本来不变的所在。一个个王朝之建立与颠覆，一个个崇拜和不崇拜，一个个时代的更迭，一个个时代的不更迭，更迭的人是新人，新皇，于是，老皇帝就成为一夜遗民，其姓氏所余，遂成为反对力量，和正统方面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覆灭——几百年后，这个新旧更迭，就要再来一次。直到皇权被所谓的共和现代取缔。孙文取消了皇权，也就取消了中国的道统和正统。中国没有道统的道统，很可笑，或者赖于苏联，或者赖于美国。于是，这个中国，和那个日本，在处理历史遗产上，遂变得又是天壤之别。换言之，日本没有"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也少见日本人抨击天皇神道的诸多不合理性。他们一以贯之的原则建设，和中国人朝三暮四的离心离德，数典忘祖，完全不一。于是，一个基本的涉问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不变核心，不变文化和核心崇拜，他是不是就若汪洋行船，只遇随风颠覆的命运呢？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日本和英国，虽属岛国，但是，他们的立基之道，是走出去，引进来。历史上，日本虽有成吉思汗之"黄祸"威胁，却不能颠覆之。据说是日本邻海，风暴守护之，亦谓天佑。
再者，大隈在这篇序文中强调之"日本无革命"说。虽有藤原氏摄政创关（白）以迫帝位之说，然他只是创造武士，"不失恭顺"（于皇）。
"其后武家将军统全国兵马，……至幕府犹恪恭也"。
足利氏之末，豪杰割据，兵乱无已，"然无人敢觑神器"。
大内氏财霸一方，已然坐大，"朝廷卒不听之"，也没有酿成革命。
天庆年间，平将门作乱，未几伏诛之。"后醍醐天皇废幕府而足利尊氏举兵于镰仓，虽可谋反"，却在谋取政权，"亦非企图革命也"。
"明治之初将军奉还政权，新政府改革庶政，"一时兵乱，亦非革命。"盖日本人实不知革命，其神国之永固为他邦之所无也"。其国基之固，为其是。
到了最后一届幕府，就是我们熟知之德川庆喜之高德退让，王政复始，也是避免了革命。这样看来，中、日政治历史在革命造反与否之问题上，确实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返观中国历史，一是，农民造反之革命，层出不穷。二是，近代以来，更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多种革命，造成人员涂炭，国家罹难，经济遭殃。这是我们历史和日本的不同。也是历史现实的不同。而在对应之思想观念上，日本人是知进亦知退，我们是权利第一，胜利第一，杀戮第一；以至于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马基雅佛利主义并道而行，既无王道，可以追溯，即便有人有众追溯之，也一概打倒。这样，在对待传统文化和神器神道上，我们就没有办法重新规定历史的继承和历史的敬畏。我们的近代历史，就是造反和革命的历史。我们的思潮，就是神器可以夺，看你凶不凶！我们的思维，就是破旧立新，破坏传统。这样一来，儒学以降，国器和神器双双不存，儒学也就被废弃了。这个教训不是大隈的所指，而是我们对比后发现的事实。没有革命的日本，是不是走进民主比较革命不断的中国更加容易——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说，革命所在，并不是走向民主的必然不利条件；但是，没有革命的民族，是不是更加容易走进民主呢？
这里的推断是很难厘清的。纵观欧美各国，哪个不是经过了革命，才走进民主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之全部。问题之所在，之关键是，革命要被遏制，皇权要被虚位，上帝和神道要被隔离——这是东、西革命或者反革命之要害。西人可以革命，但是，法国革命是完成于反革命，也就是复辟带来的专制和拿破仑主义——拿破仑主义，其实就是否定革命带来的宗教破坏，恢复革命枉顾的法制和人伦——英国革命，乃是更加保守和复古的革命。惟有俄国革命，是一个更加野蛮的破坏。于是，他们的出路，也就是反革命。所以，这样看来，日本人的不革命，正是他们走上维护传统、现代之路的便捷之途。这个便捷之途，一是他们维护了幕府、天皇的合而为一，一是他们采纳了西学日渐的渐进模式——唯独他们的民主中之侵略，改变了他们的明智，却还是被两颗原子弹轰回正道。这是我们看待日本无革命论的出发点。
三，德川庆喜的退遁之功
在此书的《德川庆喜公回顾录》里，大隈君亲自撰写了这个人物在明治维新关键转折时期所做出的决定性选择。这个选择使人想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孙文让位于袁世凯的故事。但是，其中本质有异，意义相反，根本不同。孙文的让权——当然出于实力不济之原因——德川的让度，是向正面力量的"投降"，而孙文却是向反动势力妥协。于是，寻找其中的因由，成为观察历史和进行比对的必须。
我们在《回顾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述——
尊王、佐幕两派争执是否还政于王。庆喜公上表示还政权时候，遇有几端事件发生。一是，"此时朝廷宣以密旨（内命）曰，奉还之名，则听允之。惟大政机务，仍使卿揽之。"继之，朝廷废弃摄政幕府之一切旧官职；庆喜公"不受选任之命"。其中，幕僚板仓等人趁德川公病言进兵，德川谓"无胜算之理"；法国驻大阪公使亦言争战，"法国愿假一臂之力"，遭拒。其间，"幕军屡败报知大阪城中士气沮丧"。战和嗷嗷，不知所归。"惟公初有决心。六日随带会桑二藩主及近臣数名，坐乘军舰开阳丸，由海路而归还江户。公在船中谕诸士。"
"已归城后，召胜安房守（后胜伯），大久保越中（一翁），山冈铁太郎三人，示以旨。仍用胜为海路总裁。托以全权，身引咎而蛰居上野宽永寺，表谨慎。"
继之，"三月间江户无政府士民苦之"，然外国人以为秩序井然。再继之，官军攻江户。随后，德川命开城门，"以贯彻大政奉还之旨意。而商议其要目而妥定之。""幕府由天朝委任执大权，统制全国诸藩，二百七十年。至是大事决议于谈笑之间，不见流血而使都城归于朝廷，朝廷即置镇将将府以树皇政维新之基。"虽尚有抵制，不足以"动大势"。"政机之大革新不经半年而成。幕府退谢，王政复古。是为历史之异彩。"德川此隐，大处说是因为时世使然，大局在胸；小处言，"吾尊父之训戒还奉家康，""以结幕府六百八十有余年之终局。""以泰平之闲民而乐余命，是吾之望耳。"其后如是琴棋书画三十年。
大隈总结其因，虽多，却是有着几个要点。一是，"皇室与臣民之同心同德在他国未见其例；"公（德川）亦偿有言曰天朝与幕府之关系初不同于支那及欧洲之封建制度。"也就是他们的幕府同样是"一仰天朝"，官职等赖天批准，一直如是。
二是，幕府中人之抵抗运动，使得德川谓"以累天朝"、"吾负祖宗"、"不敢不引罪而遁世耳"。事过，伊藤博文曾经亲问德川庆喜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