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无条件爱国，已令不少衰人有枯木逢春之感；甚而一见“爱国”二字，就仿佛来了一粒伟哥那般亢奋。不管国家为何种制度，为何人所领导，自己如何 受奴役，没有尊严，国家仿佛成了一颗万能的春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让他们来高潮。事实上国家只是利益共同体的一种组合——利益当然有显性与隐性，显性如 人权、经济等，隐性如文化及族群身份认同等——那么每个人的利益与尊严都应该得到相当之保证，如不是这样，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具有政治文明的现代国家。一个 背离政治文明的非现代国家，你爱它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因为这样的爱可能爱来一把随时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可能爱来一根又粗又壮的绳索，将你勒紧至 死。六十年来不缺乏这样的实际例证。
胡适先生说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颇受那些为职 业革命家所盅惑的学生所唾弃。事实上，不理性爱国，哪怕你喊着爱国的口号，甚至说要争取民主自由，可能最终会走向你追求的反面。当然更有可能的是，爱国只 是个藉口，民主自由只是幌子，争取一小撮专制者自己的利益才是他们皮袍下面的小，对比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的吊诡和现实的惨痛。 我们一向以为日本军国主义教学生爱国，一定是煽动而不理智的，是灌输军国思想而不及正常思维的。事实上，在日本教育中虽不乏盲目爱国主义因素，但在明治、 大正时期，他们却也有相对理性的一面。我们以为他们的杀人嗜血是其来有自，是完全出自教育的结果，其实军国主义教育只是在昭和后才变本加厉而已。当然不管 怎样讲，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在彼时都是国家至上主义的教育观，所以日本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而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教育（专制主义的爱国 教育），这两者都是在国家主义教育观这颗大树下所结出的殊途同归的苦果与毒瘤。不过，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目的观，已然有很大的改变，而当今之中国依旧在变 种的共产主义专制教育下，学生频频遭受愚弄。国家主义教育观将国家看得至高无上，看得玄乎其乎，神乎其神，其目的就是裭夺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已。国家云 乎哉，国家变成一些人堂而皇之侵犯他人权益的监狱也。
现将星期日（6月22日）于旧书市场所 搜的线装《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商务印书馆1911年8月初版，1913年2月18版）第六册（在下收了不百年来的语文教科书，正在做一个《百年中国语 文教材变迁》的研究），其中第三十二课《学生之爱国》全录如下，以给现代中国盲动的民族主义爱国愤青一帖止泻药。
2008年6月25日7：52分于成都
第三十二 学生之爱国
日俄战争之初起也，日本人心愤激，争效命于疆场。在校学生遇将士出征，必列队送或投私财以助军费，七八龄之童子亦然。文部省惧其以此废业也，乃发令告谕之。其辞曰：
“国 民奋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满腔之势血，为海陆军之后援，固属当然之事。至于悬念战事而废本业，虽曰爱国之至情，决非策之得也。吾愿从事教育者，当无变其平日 沉著之度，热心诚意，尽力厥职。盖此次事变，所关甚大。教育者当使青年男女共知，将来国家之所负之责任必更重大，我国民欲尽此重大责任，全恃在学时代专心 一意，修养其身心而已。
我忠勇之海陆军人，为国家誓死赴战，生徒欲表其同情，相率欢送，虽无不可，若因此辍学，费其贵重之时光，则非忠勇军人所期望于在学之男女者也。
学生所助军费，果皆出于自己节省之资财，忠爱之情既属可嘉，且以此养成节俭之美风，尤为有益。若以捐助为名高，而要求于父兄，则大不可，即国家亦不愿受之矣。
今日所以与俄交兵者，为后来永远和平之计也。凡我学生不可客气（疑为“意气”之误——冉注）用事，若对俄人而肆口嘲骂，或并及于他外国人，此尤宜切戒者也。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于此之时，当视平时尤为奋励，国家所期望于教育者在此。教育者所以报国家之道亦在此。”
呜呼！观于日本学生之所以为，我少年其亦动爱国之心乎？观于日本文部省之所言，我少年其亦知所以爱国之道乎？今者强邻逼处，国步之艰难，百倍日本。我爱国少年，其亦知自奋于学问，以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则国家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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