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特稿】吴庸：最近西藏事件的根源何在？

【新世纪特稿2008年3月25日】藏汉两族自古和平相处。最显著的标志是，唐朝王室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联姻，形成“大和盟约”的亲谊关系，至今在大昭寺广场有唐蕃会盟碑为记，布达拉宫一直供奉文成公主塑像。从元朝开始，藏汉才建立隶属关系，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元、明、清乃至民国，这种隶属关系只限于不同程度地显示中央权力的存在，不在实质上涉及藏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比如，民国时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及其他大活佛须得到中央政府册封才有合法地位，中央政府在藏设办事机构，处理一般性事务，如此而已。西藏对外既非独立政治实体，对内又享受高度自治权，700年来中央与西藏形成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双方认同并不断传替。当今达赖提出的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高度自治，与历史上的中央与西藏的相互关系颇为相似，是双方数百年的利益平衡的延续。

藏汉利益磨合链至1949年中断。北京要推广自己独特的社会统治方案。当然，中共领袖知道，达赖喇嘛不是鲍尔汉，不是赛福鼎，西藏不象新疆那样具有共产主义渗透的经历。对北京来说，西藏是神秘领地，必须慎之又慎。对西藏来说，中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猛士，因此，他们对大军临境绝无迎合之意，亦不存观望之念，断然摆开阵势以示抗拒。昌都一战，藏军败北，这才有了双方谈判的可能。1951年双方代表草签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中央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而成立驻藏军政委员会这样的军事政权机构显然不是象征性的，它要君临西藏噶厦之上。这就会成为对自治权的严重侵犯。达赖在签署这一《协议》前，专门由噶厦对此提出质疑。为谨慎计，这一矛盾由毛泽东出面安抚：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结果是驻藏军政委一直未能成立。改编藏军，也是只授了军阶、发了军服，实质性改编未能进行。从这一回合的来往看，藏族坚持民族自治的顽强性是非常突出的，维护民族自治的坚韧不拔精神在国内少数民族中没有出其右者。

藏族生活于雪域高原，环境严酷，人烟稀少。这个弱小民族经常受外界欺侮，因此对关乎政权安危的因素特别敏感。1910年因川军3000人进驻拉萨，引起十三世达赖的恐惧，竟逃亡印度躲避。1951年中共一个军（约两万人）开进西藏，约4000人进驻拉萨，此时，当今达赖已跑到边城小镇亚东，跨越一步就是印度，他正在忧心难断。只是在中央代表张经武劝说下，达赖才回到拉萨。不过，两万大军进藏，这样的规模是藏史上没有过的，终是心头之患，所以，1956年借赴印参加佛教法会机遇，达赖滞留印度3月不归。周恩来借出席国际会议空隙，3次赴印劝说达赖去除动摇，又向印度尼赫鲁进行严肃交涉，才使达赖回到拉萨。中共辩解说，大军入境是为巩固国防。可是，枪杆子是可以转向的。3年内战的血腥撕杀刻印在藏族心上，教训鲜明。何况，入藏部队大摇大摆开进，从两万增至5万，引起弱小民族极度恐惧不是很自然的么？藏族的骚动从1956年就再次开始，终于在1959年爆发为暴动，达赖率众流亡印度，一去不归。北京从此变脸，噶厦被解散，达赖被贬谥，西藏从此卷入接连不断的风暴之中。

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西藏表示臣属中央，但保留高度自治，北京则以军事力量不断推进藏内为后盾，欲形成一种迫压形势，使西藏逐步放弃高度自治，服从中央的治国理念。这样，就必须突破历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相互联结形式，中共将逐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而居于统治地位，地方原有政权管理系统则将土崩瓦解，这对西藏社会当然意味着剧烈的震荡。大军毫无顾忌地推进藏内已经预示着不祥的前途。1951年开始，几乎是不间断的藏族发生的不满、骚动皆源于此，1959年藏族暴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结关系彻底断裂。

以后的故事就无需细述了，藏区复制了中原的大政方针。斗领主、废劳役、毁寺庙、均田地是题中应有之义。农奴被划分为“贫苦农奴、中等农奴、富裕农奴”，深挖阶级敌人则有“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还有“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达赖特务”等等。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大寺庙，僧侣人人过关，接受审查。当局不信任者或遣送回乡或投入牢狱，留下的表态反对达赖、效忠党国。政府官员被安插到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必须通过他们。60年代初，规定一县一庙，2600座寺庙只剩70座。文革后残存的寺庙被毁，香火断绝。因为中共奉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个教义，中共西藏工委书记阴法唐赞成“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样的信念。

应该着重指出北京治藏时对意识形态的严峻钳制。1957年反右被搬到西藏重演，反右对象是西藏另一精神领袖班禅额尔德尼。60年代初，班禅到各地视察，发现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在所谓“平叛”、“民主改革”中又有许多严重失误。他当时20岁出头，血气方刚，正是无所畏惧之时。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有关领导向他汇报甘孜和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巨大变化，班禅直截了当指出：“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国家干部打成‘叛匪’。”还说：“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又指出：“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迫还俗，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班禅质问四川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四川省委和西南局原是把他作为统战对象，虚以敷衍，不想他如此认真，痛揭疮疤，直接触及四川省委的政治前程，这些官僚大光其火是不难想象的。这位年青的班禅还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长谈13次，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快整理出《谈话纪要》呈报上锋。班禅不以此为满足，他要直接上书中央。堪布会议厅负责人、经师等都觉得此举危险，加以劝阻，班禅不为所动。七万言上书说：“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若不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危险，国家将没有前途。”这位颇赋正义感、很少党文化、不谙油滑世故、敢于揭露矛盾的年青人，看问题是如此敏锐，一语中的：他疾呼，中共所行将毁灭藏文化、毁灭藏传佛教。忠言逆耳，当然不会为中共欣赏。他被撤去所有官职，接受不同层次批斗，系狱达9年多。达赖跑了，班禅关了，两大精神领袖具被中共踩于脚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这样的镇压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西藏。那里的社会上层与下层因教义的维系，是团结一致的，上层有所行动必然获得下层支持，外藏有什么波动必然影响到内藏。而且，中原有什么重大举措必然辐射到藏区。只说一件事就可以明白禁锢和打压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西藏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盛地，信教是藏族生活必要组成部分，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共硬要搞得西藏香火断绝，僧人还俗，这种野蛮、暴虐行为能够持久坚持下去吗？搞到后来，这些土共自己都觉察到难以为继，日子混不下去了。加上中原地区掀起批毛高潮，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直接引起西藏反应。所以，1959年“平叛”、“民主改革”被否定：当年参与叛乱、“平叛”时被没收财产、批斗加劳改的领主、大头人一律平反，退赔财产，安排进各级人大、政协，享受统战待遇。“民主改革”中对未参与叛乱的领主、大头人发予赎买金，文革中停发，一律补齐。文革中被抄家，其损失或退还或折价赔偿。60年代初和文革中所搞冤假错案一律平反，一风吹。“民主改革”、社教、文革中所挖阶级敌人，全部摘帽。拨出专款，重建或修复所有寺庙，鼓励藏人信教、传教。这些事实证明，1959年中共篡夺西藏政权以后实施的社会变革已经站不住脚了。

这是否表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回心转意，有所悔改？如果您作如是观，那就上当了。中共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它会随机应变，以各种面目欺哄世人。它需要否定文革时，就信誓旦旦，作出庄严决议，指斥文革是不折不扣的动乱，而它又需要文革时，则会毫不犹豫地炮制文革，让它再现狰狞，那些围殴维权律师、动刀动枪杀害维权农民的场面不正是文革再现吗？1959年以后，它在西藏露出凶神恶煞模样，一面高呼“权权权，命相联”、“夺权夺权夺大权”，一面将领主、头人、信教藏人拎起摔下，再拎再摔，然后把他们投入九九八十一层地狱，让他们尝尽九九八十一种酷刑。1978年以后，它在西藏露出花颜媚笑模样，将地狱中的原领主、头人、信教藏人请出，一面安排他们恢复旧日生活，一面软绵绵向他们耳边频送“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两种面貌，同一心肠，目的是一个：建立并坚持一党专制。

在西藏上演的这出一幕两场短剧，不过是在中原演出的活剧的再版。试看，先以凶神恶煞面目登台，再以花颜媚笑面目换场，不正是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换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么？毛、邓、江、胡都明确宣布：中共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主政的基本原则。万变不离其宗，这两点是他们不变的宗旨。藏族同胞之所以不满，反复骚动，归根究底，就是反对中共统治一切，反对中共暴政。西藏所以要独立，就是要挣脱中共统治，挣脱中共暴政。这就是西藏事件的根源。

古代有五胡乱华，近代出了中共乱华，在中原，在西藏，都闹得沸反盈天。那么，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会有这么大的能量乱华？这里，把它的主要脉络清理如下：（1）它的理想：从马克思宣布的共产主义理论到他的传人搞的共产主义试验，都证明那是一种新式乌托邦，纯粹空想。（2）它的组织：具有高度集权的专制性质和高度封闭的会道门性质。（3）它的施政核心：在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前提下，追求权势集团的特殊利益。（4）它的施政环节：组织上的严密控制和意识形态的严峻钳制合成主要的社会统治形式。（5）它的权力手段：暴力，形诸社会群体则为暴政。（6）它的宣传手段：以谎言惑世，特别是以“民主”为幌子招摇撞骗。（7）它的社会基础：流氓无产者是它的依靠力量，农民阶层是供其役使的农奴。以这样一个依靠空想发家、实施专制独裁、政教合一、役使农奴的组织去代替西藏的社会统治形式，稍有些社会科学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共的自不量力、无自知之明。够了，中共在西藏耍弄的一切已到收场的时候了。当局的明智者如果真的翻旧图新，应该响应达赖召唤，将中共腐朽、落后的权力退出西藏，中央在藏只保留象征性存在，西藏保有高度自治权，则西藏可得平安，藏文化可得发展，藏传佛教可得流传，中共在西南边陲的寿命可得延长。不过，这只是普通人的善良愿望，愿望最终可能还是停留于愿望，愿望只是愿望而已，最后则只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