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之灾导致社会断水断电，生活停摆，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自然界突变引发社会秩序紊乱是值得关注的。路透社记者卢伟奇从湖南郴州市发出报道：宾馆没暖 气，没热水，没熟食，没电炉。该市到2月5日已停电10天，何时修好没有音信。从记者的报道看，全城一片黑暗的日子是不会维持多久的，火车站小食店被抢就 是严重信号。这时正临年关，大批旅客着急乘车回家团圆，但京广线湖南境内被切断，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奥北段被切断，24个机场关闭。因此，滞留广州市的 旅客与日俱增，20余万群众涌堵在车站广场，情绪在雨雪中翻腾。据说，广州机场滞留旅客再三等待而无着落，群情激愤而一瞬暴发，一声“砸”，一哄而起。以 “砸”发泄不满，以破坏表达愤怒，说明社会危机达到的程度。
毫无疑问，胡温对这场灾害的反应是迟钝的、无力的。他们到1月 底才感知灾情严重，赶急部署救灾，为时已晚。老实说，胡温只是把它看作一场大面积自然灾害。比这严重的事件，比如东北某厂钢包脱落而将工人熔化的事件都不 见他们严重关注，何况这类自然现象呢！须知，他们无需为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负责，也没有任何机制向他们追究应当承担的法律过失。相反，他们赴灾区“视察”还 有舆论为其歌功颂德。对这场灾害反应迟钝、无力不是过而是功，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同时，中央权力结构是勉强拼凑而成的，每人把守一摊儿，各人有个人的拳 经。所以，灾情严重已经浮上台面时，温家宝只能唱独角戏。胡锦涛动员贾庆林去贵州省灾区“视察”，贾借故推拖，只好由温家宝“代劳”。这是一个稀松、软 弱、涣散、离心的最高权力中枢，权力者各怀异志。天灾倒是他们寻求桌下伸腿、暗中使绊的契机。用离心离德形容这伙人是最恰当不过了。再说，受灾的18个省 市自治区是直接受难者，当输电铁塔倒地、大面积停电时，这些地方诸侯理应大声疾呼、疾言救灾，实际却是不动声色，左顾右盼，看中央如何作为，看胡温手忙脚 乱。这次冰雪之灾充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冷眼旁观态度。
自然界的突变引发了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展示了他们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就其面对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无力而言，就其内部热衷私利、不顾百姓死活而言，就其彼此恶斗、空耗国力而言，这种统治的腐朽性已是昭然若揭，一场社会性突变的条件在蕴蓄中。
突变，在其突然 性，出其不意；在其偶然性，超越常规；在其不备性，没有预防；在其爆炸性，引发震动。不管是自然突变还是社会突变，都具有这些特点。从社会突变看，孙中山 革命，数度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只有在四川兴起护路运动时，武汉守军调川，乘当地守备空虚，一小支部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起义，遂使大功告成，这就是社会突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看来免不了要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路。
最近，何频先生着文《2021： 中国民主来临》，称“中国不能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确，民主 力量、维权上访力量目前处于分散、弱势阶段，这是客观现实，至于全社会有无力量取代中共腐朽统治，这个问题不妨从长计议。其中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可能性就 是：偶发事件的突变性――突变产生于不知不觉的偶发事件。这样的突变发生于社会统治的薄弱环节，是统治阶层疏忽之处，是它以为安全系数较高的领域，是它无 暇顾及的地方。而且，突发事件开始时不一定具有什么严重意义，也许，只是一位老者失足落水而亡的普通事故，这个事故足以麻痹权力者的警惕性，但这个普通事 故却是一支触媒，挑起了群众久郁心中的块垒，继而才暴发为与政权的严重冲突。在它的偶然性背后实际潜藏的必然性是不易发觉的。双方在最初都不以为意，但社 会矛盾的成熟性却依其必然的逻辑而导引至突变的临界点，突变才终于产生。这一过程的条件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不是任何偶发事件均有突变的可能。现在可以认定 的条件是：（1）偶发事件具有足够警示社会的意义，它可以触动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2）统治集团处置社会问题时犯严重错误，点燃了社会不满的烈焰而无法 扑灭。（3）在事件发展的深入阶段，有群众性领袖出面引导和组织。（4）中共民主派人士在适当时机挺身而起，实现党内外合作，共襄大业。这些条件都是必不 可少的。由于认知的有限性，可能还有现在不能列举的必要条件。
这里提供一个事例，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变或者有启示作用，供关注者研究、参考：
统治集团犯严重错误，内乱外患齐至，统治力量虚弱而无法强力整合，这是暴发社会突变的有利条件。1969年， 大陆“文革”，大批当权派被整，中共组织瘫痪；对外以美苏双强为敌，苏联欲乘机强行摧毁中国核设施，形势危殆。毛赶忙命令疏散大中城市人口与物资。中央和 北京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单位纷纷散至外地，犹如难民逃亡，人心慌慌，加以各地的武斗拼杀，枪声不止，整个社会权力机制呈空虚状态。当时决定在京郊组织 战备地下指挥部，由周恩来主持；毛移至武汉，操纵全国大政方针；林移至苏州，负责战备。毛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和中央退职者于10月20日前全部疏 散。10月17日 宣布朱德、陈云、叶剑英、陈毅等人的疏散地，要求疏散到不同地点后不准相互来往，不准重返北京。这些人在疏散地的行动受到限制。朱德、董必武等被疏散到广 州郊区从化，规定散步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离开宾馆须经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当时被斗争的对象则是分别押送到不同的疏散地点。张闻天被要求化名“张 普”，房前有部队设岗监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就张闻天思想、行为向上级作书面汇报。总之，此 次疏散把中央一级的当权派，不管是未被揪出还是已被揪出，均作为被监视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就表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统治秩序无法维 持。这种混乱状态就是社会发生突变的适当时机。
只有这项条件还 不能保证社会突变的实现，还需要社会认知这种社会状态的非理性与有害性，从而萌发对它的批判与否定的意识，产生以新的社会体制代替它的要求。张志新、遇罗 克、王申酉、杨曦光、李一哲等等就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深度反对旧秩序、探讨新格局的闪亮的明星。这样的明星可以举出一大串，他（她）们成为酝酿大陆社会 突变的启蒙者。在社会上一片揪斗“走资派”的叫嚣声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逆反声音呢？“物极则反”的规律告诉我们，“文革”使毛的倒行逆施发展到顶峰，它 使社会、经济、文化面临全面崩溃，因而，必然萌发其对立物即反“文革”意识，这是对“文革”逆流的反方向运动。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的觉醒表示社会 对旧秩序的唾弃和对新格局的祈求已经突破一切禁锢而诞生。当时遍布各地的地下读书会和地下刊物是烘托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崭露头角的广泛社会基础。 “文革”的荒诞性越是暴露，社会的理性认识越是成长。于是，终于出现了挺拔屹立的林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顾准，唤醒自由主义的李慎之，与毛泽东的专 制主义形成坚强对抗的社会意识终于树立起来。作为社会突变的鼓吹者，新的社会意识响起了鼓舞人心的进军号角。
这里，应该特别 提到“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专门介绍过的《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朱成昭曾是地院“东方红”早期领袖，也曾是首都“红三司”一 把手。“东方红”受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至京。派去的第一批人与彭谈话后，认为彭谈的是“真话、实话”，确认彭受了冤屈；派去的第二批人了解后，同第一批人 一起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商量对策。他们将与彭的谈话记录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结果被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改派北航“红旗”赴川抓彭。朱 成昭毫不屈服，又派出百余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回彭，将彭置于朱的房间保护起来。此时，朱看到彭“绝不示人”的材料：对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 批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意见，深受震动，由此产生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他在3万 人大会上，以自我检查名义指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过大，中央“文革”抓人太多，中央“文革”太左等。当然，结果是以“炮 打中央‘文革’”之名勒令他闭门思过，但他的大胆突破旧思维、勇敢追求新境界的精神，显示了可贵的进步。朱成昭事件表明，派出“东方红”赴川抓彭本是偶发 事件，统治者不会预料到这一正常举措会有什么疵漏，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偶发事件中暴出了反中央“文革”的突变。这个本是偶然发生于“文革”中的一般常规 行为，由于“文革”中必然产生的逆向因素，使这一常规行为从与彭德怀的接触中发生质变，从而使抓彭变为护彭、使维护“文革”变为批判“文革”，突变就是这 样从权力的空隙中产生的。这一事例对我们思考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可能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社会突变之路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旧制度意识到新 的社会认知是它的掘墓者，因此，它以决绝的手段凶狠地加以扑灭。张志新惨绝人寰的牺牲，林昭英勇悲壮的就义，说明旧制度对敢于向它的专制进行挑战的新人是 何等残忍、暴虐！他们不能容忍“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甚至连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成为罪恶。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仅仅由于提出“改进无产阶级 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遭镇压。上千个读书小组被他们以诬蔑不实之词、冠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或处决 或监禁。同时，旧制度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灌输造神论，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大立特立毛的神只地位，全国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拜神活动。愚蠢的拜 神颂大大盖过新的社会认知，狂热的君王崇拜大大盖过理性的民主礼赞。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说明社会转型条件尚未成熟。
从那时到现在，时代的脚步迈过了30余年的步伐。在胡锦涛掌权的最后5年，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社会转型的形势及转型的可能形式呢？这是亟需给予解答的课题吧？（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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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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