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道】
他们在公开信中,特别提到国务院[1980年10月8日加(落)号68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這个通知说:“①实事求是;②有错必纠;③补发比不发强;④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⑤有利于安定团结。发放方法是:1981年春节前后发30%,其余的付定额储蓄,5-7年付清;在单位的100%发足,不在单位的每月补基本工资36元。”,“十分遗憾的是,这么一个好政策,至今一直不执行,难道真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吗?”
他们认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消除隔阂,使党和政府赢得声誉和尊敬,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反右运动受到迫害的人数之众多,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均超过历史上任何冤假错案,而我们的合法诉求却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这是为什么?!”
最后,他们十分悲懑地写道:“残存的我们也已年迈体衰,行将就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党和政府遵行宪法,依法行政,信守承诺,兑现政策,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并发还被扣工资,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得到国家善意的回应”。
这次上书的右派老人中,有全国知名学者许良英、茅于轼、杜光、和戏剧创作家杜高,北京右派老人任重、鉄流、蒋绥民、纪由、万跃球,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纪增善、燕豚符、博绳武,以及山东的史若平、李昌玉、肖纪际,湖南的刘洁宇、胡坚、李立刚,上海的鈡鉴恩、叶思九,一机部的高晓枫、陈行健,四川成都的唐道富、彭慕陶、屈楚平,中山大学的孙中仁、吴兴勇,兰州的何之明、何凤鸣、邹世敏,郑州的曾咸知,江西的邓亦斌,邵阳的莫奇才,长沙的夏佑之、于武臣,厦门陈倬云,哈尔宾的吴秉文,新彊的王庆山、董兆年,青海的陈承融,西安的徐茂义,唐山的徐绳祖,浙江的茅雪叙、于红书,贵州的刘忠诚,内蒙古的滕有正,杭州的叶孝刚、陈右由,青海的周复初,沈阳的孙启中,云南的邵正祥、唐显富,重庆的蒋文阳、张绍宽,四川团校的林宪君,西南政法大学的张良思、王者香等八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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