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没有书房，只有"书床"

本文删节版刊登在《新京报》，2008-2-8。作者武云溥。转贴者订正了几句话。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禹州农村，199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著有《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另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由明镜出版社（Mirror Books）出版，并有数百万字学术和史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

学校宿舍里常见的一种单人床，是在写字台和书架上边架一张床板，旁边有梯子，睡觉时候爬上去。张耀杰把这样一张床搁在一居室的家里，就成了他的书房，或者说，应该叫"书床"（如图）。床和床下的书架都不大，满满地堆着书，写字台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盏台灯，仅此而已。这里远离窗户，采光不好，大白天倘若关掉台灯和电脑，张耀杰就只能和书一起隐身在黑暗里。狭小，简陋，张耀杰说，自己没有书房，"连客人坐的地方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堆书、读书的地方，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

幼读《论语》：饿出来的学问

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张耀杰，称自己是"饿出来的学问"。"就是小时候吃不饱饭，想了一些事情。"张耀杰说，之所以千方百计从农村出来，就是为了吃更多的饭，知道更多的事实。

张耀杰的爷爷，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当年因为舍不下血汗钱置办的田产，本来已经在县城里经营小钱摊的爷爷，回乡下参加土改，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当货郎，"万没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张耀杰回忆自己的家史时，总是提到饥饿，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孩子们戏耍时吟唱的童谣，反倒比流行的书本更形象地勾勒出乡村生活的实景："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

七八岁的时候，张耀杰就读起了《论语》，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看，似懂非懂。书从哪里来的呢？张耀杰的父亲是建国后第一届师范毕业生，五十年代当过小学校长，家里的书不少，烧掉一些，还能留下一些。《论语》就是从一堆师范学校教材里翻出来的，张耀杰和哥哥妹妹们经常哭喊打闹着争抢食物，读了书，他恍惚明白这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读了很久，张耀杰也并不觉得《论语》有多么好。在他看来，这书里就是一个农村老师一样的老人，在絮絮叨叨给他的学生们讲道理，有些道理是有用的，比如教人明哲保身，教人变聪明一点，可有些道理是很没人情味的。"什么'不可三日无君'、'杀身成仁'，那些东西是反人性的。"张耀杰说，"什么样的道理会让人去牺牲？任何好东西都是让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这是鲁迅说的话。"张耀杰后来明白，大道理往往骗人，人不能为了某种宏大的东西去死，这些都是常识，在饿肚子的时候，没有人教也会懂。

外国书养出的"历史癖"

1971年，张耀杰和哥哥一起去上小学。第一堂课，老师教大家学习"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张耀杰不明白什么叫"接班人"。放学回家，他问父亲，父亲随口答道："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小孩子嘴快，张耀杰接茬就说："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未落，父亲的一记耳光就甩在了张耀杰脸上，打得他眼冒金星。"可那一下子把我打明白了。"张耀杰说，从那以后，别人喊口号、唱颂歌，他只当旁观者。"那些老头老太太，牙都没了还在使劲唱，确实很难看。"张耀杰笑着说。

不追求"进步"了，又因为身材瘦小，打架也打不过别人，张耀杰没别的事做，就还是整日看书。学校里学的是汉语拼音，可那些旧书里边都还是注音字母，张耀杰捧着本老字典，把注音字母也学会了。断断续续看了一些鲁迅和郭沫若的集子，直到1980年，张耀杰以超过本科录取线的分数，考进了一所中专学校——漯河师范。当时，16岁的张耀杰体重只有38公斤。

中专里的教师都是当地高中里抽调过来的，课堂上教的知识，张耀杰和同学们都已经学过了，顿觉无聊。张耀杰就白天窝在宿舍里看小说，晚上睡觉，反正没人叫就不去上课，好几次被班主任从被窝里拎出来。别的同学都爱看中国古典名著，张耀杰不喜欢，觉得中国的书不好。他读的是巴尔扎克、雨果，还有《红与黑》、《巨人传》、《十日谈》、《莎士比亚全集》……"我就是觉得外国书里有人性的东西，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不过在漯河师范，张耀杰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读书，而是终于可以吃饱饭了。"漯河是产粮区，我头一回吃到了米饭和白面馒头，很快就长高了。"张耀杰总结道，"吃饭、睡觉、看闲书，中专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毕业后，张耀杰被分回老家，成了一名农村教师。那一年，父亲去世。

张耀杰的一点儿工资要养活几个弟弟妹妹，熬了几年的结果是，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他也没有丁点儿积蓄。实在没办法，张耀杰攒了几个月的工资，跑到郑州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台录放机，开始自学英语。在许多英文读本里，张耀杰从侧面触摸到了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他的"历史癖"从那时养成。当了7年农村教师之后，张耀杰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专业是戏剧史。

张耀杰自述：常识面前，每个人都在退步

研究了几年戏剧，写了《影剧之王田汉》、《戏剧大师曹禺》，我觉得现代话剧史已经没什么好写的了，更多的精力转向广泛的人文思想史。其实我也写过剧本，想把真实的东西表达一下。写完去找林兆华，他看了一下说，像这样的东西，不可能让你演的。我马上明白了，我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戏剧家。后来认识了谢泳，觉得他走的路子很好，现在能够出版并被大家接受的，就是写历史。

我就大量看史料，只写自己看到的东西。我的方法就是，任何人物都有多面性，不管研究鲁迅、胡适，还是陈独秀、孙中山，我首先找的是这个人的反面材料和负面言论，我要问一问这么多年以来，有什么是刻意隐藏、没有告诉给我的？寻找的结果我就是发现，这些人的阴暗面比一般人会更多一些。祸国殃民的往往就是被称为"伟大"的一些人。

鲁迅就是一种斗争意识，他心理很黑暗，自己都承认。他不相信西方的文明，比如宪政民主、工商业文明，他都不相信。他选的是尼采的道路，"唯超人出，世乃太平。"他要当超人，超人出来了，这个国家才有救。拿这个东西去攻击别人就不好了，而且他攻击的都是文人，从来不是掌权者。人家都是光明正大用真名字写文章，鲁迅用假名字。鲁迅的斗争，就是国民党斗国民党，他站在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浙江人这一派，斗胡适这样的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学习了更好知识的一派。

现在研究鲁迅的学者，钱理群、陈平原这些中文系教授，其实完全是以自己的情绪去研究别人的情绪，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的是你用一种普世的精神，用理性的现代文明去照亮我们的文学。钱先生人很好，可这个学问就没想明白，他竟然去给中学生讲鲁迅。中学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应该是接受一点简单常识就可以了，鲁迅带有很多落后、片面的党派意识，你怎么可以去给中学生讲这个？

鲁迅研究的最高水平迄今为止依然是周作人。因为周作人掌握有最为权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且从来不把鲁迅当作神来加以崇拜，而是把鲁迅当作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一个人来予以介绍和评论。王晓明的《鲁迅传》在当时有一些新意，只是整体上过于情绪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辛晓征著《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写得比王晓明更加严谨也更加平实，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本书。我认为近年来关于鲁迅的研究以邵建和韩石山最有价值，他们两个人都能够以普世性的新视角来重新发掘第一手的文献资料。韩石山出版有《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邵建也有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将要出版。相比之下，邵建的研究比韩石山更加深刻严谨。

对我的文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胡风。胡适的伟大处在于以最简单通俗的话语讲明白最为复杂也最具有普世性的人文哲理。胡风的可贵处在于他敢讲真话，他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让我从小就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些专门给别人讲大道理的灵魂工程师们，往往是最为自私、最为虚伪也最欺软怕硬的一些人。我现在所见到的绝大多数自称是专家学者的人都是如此。最近这些年，网络中的真话越来越多，教授学者和文学家圈子里的真话越来越少。

胡适研究的最高成就是邵建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其主要价值就是在日记、书信、年谱等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升华出了最具有普世性和前瞻性的以人为本、和谐宽容的人文思想。谢泳、程巢父、范泓等人也有一些关于胡适的文章写得很好。胡明的《胡适传论》以史料见长，可读性较差。

我手头在写的一本书，研究国民党操纵宋教仁案。现在通行的历史书，上来就写袁世凯派人杀了宋教仁，其实不是这样。看看孙中山当年私下里写的话，他自己都不相信是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孙中山的意思是，拿现在的证据，至少可以攻击袁世凯他们。我研究的结论就至少可以说明白，袁世凯没有下命令杀死宋教仁，他也不可能有这种想法。他有很多手段，为什么非要杀人呢？就是因为他后来做了皇帝，继而倒台了，国民党掌权，就要改写历史，把自己说得好一些。中国历史一直都在改，谁掌权了谁就要改。

宋教仁案里边牵扯到一个人叫洪述祖，是洪深的父亲。很多书里把洪述祖写得很乱，比如说他因为贪污，就去贿赂袁世凯，把自己的妹妹送给袁世凯，有人就编出袁世凯的妾里边就有个姓洪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你去查第一手资料，袁世凯的妻子和妾里边没有姓洪的。最不能忍受的是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竟然把袁世凯称为"袁姐丈"，意思就是说他是洪述祖的姐夫。就是所谓的历史学家，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袁氏当国》里边有大量这样胡说八道的东西。就因为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华人，有些人就捧他，其实他的很多史料都是不可靠的。

进入史学研究后，我就不太看那些抽象的理论了，更注重就事论事。西方的书我看得越来越少，但《圣经》有时间就还要看看。一方面它可读性强，另一方面，它更人性化一点，像"人人平等"和"权利分享"这些思想都源于基督教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就主要是专制意识，让你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也就是特殊材料。

在当代的文史学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谢泳、袁伟时、邵建三个人。谢泳对于胡适和储安平的研究，让整个学术界重新记忆起了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谢泳宽容温和的文风，本身就是胡适精神的一种复活和再现。袁伟时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以及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印证了一个基本的事实：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在直线前进的，"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与文化破坏，其实是对于晚清时代已经开始的民主政制的极大倒退。邵建几乎所有的长短文章都堪称经典，而且他所研究的大部分的人物和事件，都与我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胡适研究和鲁迅研究领域里，我与邵建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我看的书主要是从国家图书馆里自己复印，因为没有什么现成的书可以全部接受，只能从每本书里找出一点有用的材料，复印下来装订成册。在常识面前，每个人都在退步，大家都在说的，说了几十年的，往往就是错的。

图：2001年7月27日我的儿子在爬高床

【另：敬请关注2月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重磅专题《呐喊》，法学界精神领袖江平教授接受独家专访。本博客稍后转载全文，向记者张弘老师赞一声"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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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列出最近正在读的10本书，写明书名和作者即可。这个是本报书评周刊"书房"栏目的一个固定格式，也可给读者的阅读提供参考。

我最近看的十本书。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范泓：《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1月。

章立凡：《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2007。

臧杰、薛原编《闲话①玫瑰与蝴蝶》，青岛出版社，2008。

臧杰、薛原编《闲话②书生不自量》，青岛出版社，2008。

周实：《无法安宁》，花城出版社，2008。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

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河南人民出版，1990。

向继东编：《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