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社会主义”：争论不休
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边走边看，果然心惊肉跳。”“也许，‘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和 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果如此，中国社科院要再建几十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人推测谢韬此文是胡锦涛要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执政理念的信号。 一时，“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热门话题，关注重点。谢韬接受境外RFA电台记者采访，被邀赴港出席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大陆中国面临的变革死局 似乎露出一线曙光。
然而，谢文存在两个弱点使他的说理黯然：（1）它断言，《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以此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2）它断言，“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局宣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冯兰瑞在座谈会上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正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马、恩从来没有提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一贯主张暴力革命，只是预测过个别国家如英、美、法可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向自由民主的宪政之路和平过渡，没有必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理论根据。冯兰瑞还指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是一种期望。不能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政治上实际是专制制度，离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尽管现在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进步，但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冯兰瑞反驳了谢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中共现实政治的美化。谢韬文章的这些缺欠无疑使它的革新意图受到损害。
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谢文观点。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高放在《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一文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比民主社会主 义更周密、更深刻。他主张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着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在《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 主社会主义》一文指出：离开宪政平台，社会民主主义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而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自由主义。对于以建设宪政民主为己任的中国人，应该以什 么学说为宪政原理，是不难决定的。还有一些异议者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靳树鹏、项观奇），“只有放弃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牟传珩），“只有思想 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讲学演讲的真正自由才能救中国”（郭国汀），“只有自由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立），等等。
正在热烈讨论时，《人民日报》5月10日刊出答读者问，谓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香港《文汇报》7月6日报道，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 话，明确中国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降温措施给谢韬的鼓吹拨了冷水，进一步激起毛派对谢韬文章的攻击。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毛派纷纷集会，声讨谢韬 “罪行”。他们按照列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敌我矛盾的观念，批判谢韬的“反动言论”，认为谢韬的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为美国为 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毛派代表马宾针锋相对提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点出了他们的核心目标。这股陈旧势力是相当顽固 的，且在原当权派中有着广泛影响，成为制衡中国政治走向的潜在因素。他们不赞成脱离毛体制的变革，因而与谢韬等人的党内革新倾向势不两立。毛派对谢韬文章 的强烈反应是中共保守派与革新派相互博弈的表现。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流布中国，既有民主又有社会主义曾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前后两次组织过社民党，民主社会主义宗旨还体现在中 国民主同盟的政纲中。以后，这一思潮逐渐沉寂，当中共出路或中共气数成为议论话题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又显抬头。早在1989年温煇就提出“唯民主社会主 义可以救中国、兴中国”，他建议中共改名社会党或民主社会党，改弦易辙。1999和2002年又有曹思源两度建议中共改名社会党，进行实质变革。张博树则 从宪政转型角度认为：“社会民主党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佳归宿。”他说，中共转变为社民党将大大降低中国宪政改革可能付出的‘成本’，因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 整体利益。这些分析大多是表达单方面愿望，很少把中共现实状况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在内。这个东方的历史积淀十分沉重的古国，要使一个完全靠专 制基因而生存的社会组织接受“民主”的改造，其难度是不宜低估的。这次谢韬文章引起的争论不过是上世纪流布到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回光反映而已。
（二）“党政分开”：艰难跋涉
邓小平在“文革”后重新掌权，面临的是即将崩溃的经济和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群众。他摆脱这种困境的代价就是出让大部分“社会主义原则”，以换取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这就是他的经济改革。至于政治改革，邓也呼应但无实际行动。逼紧了，他会流露出真实心态：“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 楚。”（邓选5卷240页）这是他最担心的。为了躲开“民主化”这个敏感课题，他的应对之策是：以政治改革之名行巩固和改善原有体制之实。于是，他规定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将党政职权分开，目的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邓选5卷 177页）这就是邓的政治改革。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是根据邓的上述原则拟定的，它的政治改革部分的总体框架不可能超出“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范围。但是，政改内容的起草者之一吴国光 讲，在赵紫阳指导下，对邓规定的政治改革原则有所突破。吴指出：党政分开方面“最‘激进’的就是提倡所谓‘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十三大报告原文表述为 “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下子就把党的功能缩减到了像个联谊组织差不多了。” “如果这一条实现的话，它的后续影响就太大了。”吴还举出“取消‘政法委’”、“取消‘党管干部’”的突破。（引文见《无法通过的“窄门”》）十三大提出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则是沟通官民互动渠道的突破性举措。吴国光指出，这些方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指导思想：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民主化。赵紫阳讲，我们老说资产 阶级民主是假民主，我们的民主是真民主，我看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实际上我们的是假民主，人家的是真民主。
赵紫阳倾向于民主化，邓小平却告诫赵“不要迁就民主化思潮”（见吴国光文），两种不同的指导原则表明中央决策层在政改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是：中共手中权力是进一步集中控制，还是按民主原则有所约束和分散？它是中共最高层的保守与革新的区别。
王霄在《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报告与十七大报告的比较》一文对中共的保守性作了分析：“要求一个执政党不是出于外来压力迫不得已而是出于自身理性而自动放 弃权力，客观地讲是非常难的。”“特别是通过暴力手段、付出了生命与鲜血代价而取得政权的政治集团，‘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是非常自然的。而在领受了 ‘有权的幸福’后，也就更恐惧‘无权的痛苦’。”“十三大后愈益明显的权力可以交换金钱或者权力可以获取特权如三公消费的利益，这样，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 员就更不愿意放弃权力。”这个“大多数”具有决定意义。中共的整体利益趋向于特权享受，它的意识形态主流趋向于党权至上，这时突然插入“基层党组织属地 化”、“取消‘政法委’”等，必然引起大多数权力者或观望或反对而支持者甚少。吴国光举出两个事例说明政改的难度：一是彭真说，这个“党政分开”谁要能做 成了，我给他作揖。二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到北京开会说，党政分开不行，搞不成。（见《无法通过的‘窄门’》）阻力重重，因而十三大过后不久政改即全面 搁浅。可见中共整个组织的保守性之强悍，难于迈出新步之顽固。经过1989年动荡，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把党国和军事大权重新集中于江泽民一人，江则推翻十 三大政治革新措施，恢复党政一家体系，强化所有专制职能，旧体制全面复辟。政治改革从此进入死局。
不过，党政分开之说还在社会上游荡，仍然有人为之说项。辛宇撰文《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称，为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现象，可以按决策、执行、 监督原则实行党内分权制，在此基础上实行党政合理分工，党成为宏观战略的决策者、大政方针的制订者、立法建议的提出者、重要干部的推荐者。为此，他建议先 搞特区试点，“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央的权力只能加强”。就是说，作者企图在高度集权的体制内实现“特区”的党政权力分开。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设想已经失 败，辛宇的党政分开的“特区”设计能够成功吗？
（三）“党内民主”：似有若无
中共十三大认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这一新的思路不断获得体制内外的支持，至今不衰。
对党内民主，刘军宁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抑或宪政民主》一文提出几条标准：（1）党内应有公开、健康、透明的政治竞争。（2）党内权力构成是 由下至上、以民主程序逐级授权形成。（3）党员对党忠诚不是靠纪律、惩罚或分利赢得。“分裂”、“叛党”不应是政治和法律罪名。党员的义务不应侵害党员享 有的公民基本权利。（4）民主政党应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活动。它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党政分开，党与司法分开，党与资本（商业）分开。（5）民主集中制的 精髓是服从，而且是无条件服从，它带来的是权力无条件的绝对集中。因此，民主集中制不应成为民主政党的组织原则。刘军宁接着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基于 上述条件的党内民主如何在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上生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应答。
看来，“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应理解为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双管齐下，渐行渐进，不能让党内先民主起来，十几亿人口在旁边看热闹。党内资深人士李 锐在十七大建言中就是把党和国家体制联系起来分析，提出党应从“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国家则应“变专制型 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就是把党和国家走向民主的程序同步考虑。先搞党内民主，待全党民主化了再搞人民民主，是行不通的。
关于党内民主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表明这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大多数讨论热衷于党务的公开、党内的选举、党代表的任期、党委会的分权等等，这对规范党的 权力的透明化、细则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讨论很少触及根本性问题，即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李锐的十七大建言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共是“高度集权的专制 型政党”，这是对党的性质的界定。由此出发，讨论如何转变为民主型政党才不会避重就轻，才不会只在专制型体制外围兜圈子。下面的3个事例就是推动中共走向 民主的根本措施：（1）李锐在十六大要求“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这 是根据民主原则，保障党员言论自由的必要措施。此项建议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却见到蒋彦勇医生因上书中央为六四正名而遭软禁，从此消声匿迹。（2）贺卫方教 授在西山会议明确表示“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这是根据民主原则，引进竞争机制，保障党内活力的必要措施。此项建议也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却见到毛派期刊被 封，毛派散发批评贪污腐败传单而被捕判刑。（3）中共党员毛继东从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任临时中央总书记。这是根据民主原则，党 员有权脱离出去，另组新党。结果毛继东却被捕判刑。这些建议或活动本应推动中共走向实质性民主，却一一遭遇挫折。它证明，中共掌权者缺乏或根本不具备使党 民主化的必要思想准备。他们只是在维持党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体制的前提下，对党的肌体做些皮毛性修正，以应付民主潮流的大局。党内民主，由此看来，前景黯 淡。
王霄对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改革）有一总的展望。他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提》一文中说：“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改革的压力。”“这 时中国的弱势群体只要还有一碗饭吃，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还在分享这种增长的好处，就不会有巨大的社会动荡，就不会危及现有的政治体制。”只有到了经济支持 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这时社会力量的对比才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强弱易势，暴力的局限性也显示出来了，既得利益集团才能被迫进行改革。”他指出：从 实质看，“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的官们是不会进行这一剥夺自己分肥权力的改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自己及亲属办好了外国的护照和绿卡，转移了 巨额的财富，作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但是，在没有‘变天’之前，他们还是要多捞一点是一点的，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时候与其商量政治体制改革， 无异与虎谋皮。” （2008.1.12） --------------------------
原载《议报》第33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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