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自始至终是在法律层面上进行。按照《刑法》的规定，如何如何；按照刑法某一条规定，又如何如何。一位法律教授激动地说，由于许霆的存折里只剩了171元了，但是他却按了取1000元，所以，有犯罪企图、有犯罪行为，所以，判他无期徒刑，量刑是正确的。……
大概由于旁听的都是法律系的学生，所以，无论哪种意见，都在谈法律。
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从“道德层面”上来谈一谈呢？
老实说，当我一听到许霆的存折上只有171元的时候，我真是感到心里一震，不由得心头一酸。他怎么只有这么一点钱啊？
他是个穷人！
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一点，并立刻开始同情他。
他只有26岁，无论他工作是否卖力，存折上只有171元，说明他的贫困。但是那位认为他应被判无期徒刑的女教授，身穿恐怕有上千元的行头，还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来上电视，并义愤填膺地说对许霆量刑适当，就应当判他无期徒刑！这是最低的限度，再上去就是死刑了。那种冷酷，那种杀机，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中国的高贵者们，是否对穷人已经只剩下“冷酷的心”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偷窃10万元以上，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我以前没有研究过刑法，但我实在不理解我国《刑法》这项“罚则”是怎么定的？
我认为偷窃银行和抢劫银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
我曾经一再说过，中国古代对“偷”判得轻，对“抢”多半是砍头。古代也许不足法，但偷和抢的性质之不同，是显然的。如果中国的《刑法》对此不加区别，我看只能说明中国的法制水平太低，还能说明什么？
显然，许霆行为不是“抢银行”，而是由于吐钱的机器犯错在先，他偶然得到了一个拣钱的机会而已。可以说，他的行为连“偷银行”都算不上。
但是，广州的法院却毫不留情地、马上判他个无期徒刑，毁掉这孩子的一生。
我们看到的，不是法院的铁面无私，而是冷酷无情。
为什么？就因为许霆是一个穷人。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余振东，贪污了近5亿美元，当时合40多亿人民币，是许霆取出的钱的近2.4万倍，不过判了12年。当然，这位银行经理逃到了美国，由美国引渡回来，他占了便宜。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个比较，为什么穷人被判刑之沉重竟如此惊人？这一下，我们不难理解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不过偷了一块面包，就进入了《悲惨世界》。难道我们中国就一定要对一个穷人如此之狠么？
冉·阿让的对手，代表法律的沙威警长，最后也放走了冉·阿让。我得说，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胜利，而非当时法国法律的胜利。当然，也许我们不能拿许霆与冉·阿让相比；但我们中国今天的人道主义水平，起码应当高过沙威先生。
实际上，当然没有 。
看来，我们中国确实应当有一次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启蒙运动。
当一个穷人犯了一点错的时候，法律应当表现出一种“宽恕的精神”。而我们的教授说到17万元时，一口咬定这就是属“数额巨大”。他们应当扪心自问一下，在今天的广东，它究竟能不能算是“数额特别巨大”。
而当一个富人犯了罪的时候，我认为法律反而应当严格。
因为这里面可能会发生行贿受贿。富人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否则他们不可能这么富。而且应当知道，富人偷一条铁路、有时比穷人偷一元钱，偷一个面包，还要容易，社会危害要巨大得多！（2008.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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