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尚之
沙文汉陈修良夫妻50年代合影
沙文汉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初期，为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解放和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走上革命道路所遇到的挫折与遭遇。他们曾以天下为己任，历尽无数劫难，在沉积了几千年的皇权的泥潭和暴政的漩涡 中艰难地挣扎、呼喊、苦苦地探索真理。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为后人铺垫了前进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反思、乃至失败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百年来先人们 的许多理想至今还没有完全能够实现，回头看历史仿佛是走了一个大圈子，表面繁荣的经济增长并没能自发换来社会制度与国家的现代化。当今社会对民生，民主， 公平，正义的呼唤正在日益高涨中。今天让我们理性地重新审视历史，静心地倾听一下在繁华的喧嚣声中早被淹没与遗忘了的先人们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对于真正关 心着中国人民命运的人也许不是无益的。
一从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沙文汉（1908-1964）浙江宁波鄞县塘溪人氏，出身于农村一个儒医之家，父亲早亡，留下五个年幼的儿子，沙文汉排行第三。五个兄弟由一位吃苦耐劳，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家乡沙村艰难地养大。她变卖家产，支持儿子们去求学，期盼他们走出贫乡求得出路。
兄弟们从小受到父兄的影响，熟读古文历史与诗词，尚勇好义。通过自身和家庭受到的压迫与痛苦经历，沙文汉从小痛恨农村中欺侮穷人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他对于历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古典文学中为民除害的侠义人物非常崇敬，立志长大做一个保护贫穷百姓的英雄汉。1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烈火在中国大地燃起后，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在社会边缘挣扎着，努力寻求人生真理的知识青年的热情。沙文汉在宁波甲等商业学校求学期 间，立即成为《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的忠实热情读者，他感到铲除社会不平的出路在于为了民族而奉献自己，他决心向旧世界宣战。1925年4月他 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国共合作的时期，他也因此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放弃了长兄沙孟海为他找到的一份银行工作的美差，毅然 回到家乡，接过二兄文求在沙村建立的农会领导工作，组织起农民运动，抗拒苛捐杂税反对横征暴敛。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他震惊地看到本来合作的 友党竟背信弃义在一夜间无情屠杀、追捕大批革命青年。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他，只能激起他极大的愤怒。于是,他跟着党组织，投入更大的暴动来反抗，这也是当 时他能想到的唯一选择。这年底，他参与组织的鄞、奉暴动遭失败，有更多人被杀害，沙文汉也遭到通缉，老家被抄。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深感自己的莽 撞与不成熟，他说自己「当时根本就不怕死，甚至从未想到过失败。」
1928年1月沙文汉逃到上海。同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二哥文求，却因为参加广州起义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牺牲于黄花岗。二哥是他投入革命的引路人，是他的崇敬的人。文求的勇气和思想对沙文汉有很大影响，这一联串的痛苦与打击对他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如果说这段经历并没有吓倒他，反而激励了他更加坚定地去投入革命的话，那么，以后几年的党内斗争却使这个年青人感到迷茫。
到上海以后的沙文汉在大哥帮助下进了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就读。同时还担任了法南区共青团书记，一边做党的工作。当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完全以斯 大林的马首是瞻，无不以苏共的意见来决定党的方针。盲动主义路线就是在所谓「革命高潮到来」的判断下出现的。党要求每逢革命节日组织「飞行集会」，搞罢 工，罢课，上街游行，企图通过武装暴动，像苏联那样举行城市起义夺取政权。沙文汉经过鄞奉暴动的失败与思索以后，已开始意识到这种「左」倾路线不对头。作 为青工部长的他，曾几次婉转提出不要先冲工厂搞罢工，应深入下层组织做好群众工作，但都被领导人所否定。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苏共支持下上台，沙文汉被怀疑为「右倾」、「右派」不给工作。由于当时的职业革命家是没有其他社会职业的，所有的生活 来源均由党的上级根据工作分配发给，沙文汉因此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常因一个星期只能吃上几顿饭，在外出时因饥馑和疾病昏倒在马路上。这对他的健康有很大 的摧残。但是沙文汉并没有因此被击倒。1932年在一首自勉诗中他写道：
「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贫遭街犬吠，病妒塞鸡鸣。
楚国虽三户，秦皇徒万兵。勿云时不至，有志事竟成！」2
这年秋沙文汉因遭到党内叛徒的告密和政府的追捕，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在亲友帮助下，1933年2月他与妻子陈修良一同流亡到日本。通过他在同文书院的好 友汪孝达关系，由陆久之介绍进了东京铁道学院就学，又与东京的中共支部重新接上党的关系，并被安排在红军远东情报局工作。这一时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日文 版「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经典着作，写了许多笔记和文章，这些学习为他打下系统的马克思理论知识基础。
1935年10月，沙文汉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全部破坏。沙文汉根据他在日本的理论学习和对日本经济，政治，社会 和军事的研究，用不同笔名以文化人姿态，写下大量针砭时弊、有客观资料，具体分析和很有说服力的论文，表现出这一个时期他的政治视野与思想已经走向理性与 成熟。3
1937年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正式恢复。建立了以刘晓为书记的江苏省委。 沙文汉担任宣传部长，主管学生和文化工作，领导学委和文委，在上海培养了大批 学生干部，开展「孤岛文化」。在文委领导下，组织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开展一系列的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等创作活动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 线。这一时期，他还同时兼管过武装斗争，接替江苏省军委书记张爱萍的工作，领导抗战初期上海外围地区抗日武装活动。1940年以前，沙文汉担任过江苏省委 外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开辟与建立苏（州）常（熟）太（仓）游击区、澄（江阴）锡虞（常熟）游击区、「江北特委」、「青浦工委」等地区的武装游击活动。太 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1942年江苏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他担任过淮南和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回到上 海，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宣传部长，兼任统战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1946至49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沙文汉领导下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上海创办和 组织了大量报刊的发表，如《时代日报》、《联合日报》、《文汇报》、《联合晚报》、《文萃》、《经济周报》、《民主周刊》、《消息》、《新文化半月刊》等 4；他在领导统战工作中与各界工商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1947年配合抗战后全国高涨的民主运动，中共上海局发动过影响全国城市的「五．二○」学生运动，1948年沙文汉与张执一领导了上海局的策反工作。主要 针对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策反：发生了上海刘农峻伞兵部队和林遵第二舰队的起义、国民党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嘉兴起义，军长刘昌义在上海起义、有「御 林军」之称的国民党97师王晏清师长在南京起义，他还直接联系了上海爱国将领张权将军的起义、指导南京地下党策动「重庆号」巡洋舰、空军、江阴要塞起义等 等。1949年5月25日，在沙文汉领导下上海局地下警委接管了上海警察局。
建国后，沙文汉认为自己多年来的理想：国家繁荣富强，消灭剥削和压迫民族自强的民主社会最终能够实现。他拥护共同纲领，因为这个纲领在建国之初是经过社会 各界大量精英的酝酿与讨论，获得各派力量的拥护与公认，它是中共党与其他民主力量共同推翻蒋家王朝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开宗明义提出：我国是「新民主主义 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沙文汉从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符合中国的国情，作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华东代表团副团长（陈毅为团长），他参加了对这 个相当于宪法的纲领之批准，在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沙文汉身体力行，从自己主管过的工作出发，以不同角度多次宣传共同纲领的精神，以此精神指导统战， 经济，文化，教育与知识分子工作，沙文汉在有关协商建国和共同纲领的传达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纲领，党的干部要端正对待民主人士，知 识分子，工商业资本家的态度。」5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坚持信守共同纲领的政治承诺，决定了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性命运，更何况随着「革命的深入」，依 然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则的他，还将遇到更多、更致命性的打击。
二沙文汉的政治民主思想
1957年12月，沙文汉在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的任上被打成右派。他的夫人陈修良是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被打成「极右派」，夫妻双双被开除党籍，撤 销一切职务，工资级别连降六级。沙文汉是全国党内地位最高的右派，浙江省省委同时打出一个「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有九名省委委员被清除出党，成为全 国轰动一时的新闻。
今天，当剥去一切夸大其词的批判，撇开所有造谣诬蔑之词，重新分析认识沙文汉的「罪状」时，我们发现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民主主义思想上。这就是他的：政 权观念、主张党政分工、实行党内外民主、团结依靠知识分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对以思想意识问题作为是非和敌我界线的划分依据、贯彻双百方针、拥护「八大」 发展经济和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政治路线。
2.1关于政权的实现形式、内容及党政分工
1954年9月颁布了建国后第一部由毛泽东为首起草的宪法。6根据宪法，浙江省第一届一次人代会选举沙文汉为省长，1954年12月沙文汉正式从上海华东 局宣传部调至杭州到任。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的公布，一般的理解此举应当是为了加强政府的作用和实行国家法治，但`以后的事实说明这两者似乎都不是 这个宪法发布的动因。
首先，浙江省在1954年下半年宣布成立省人委和各厅局的政府行政机构时，曾一度准备在政府机关建立独立领导的总党组。几个月后的1955年春，浙江省委 很快便取消了政府系统设立总党组的决定，另行筹建省委书记处。它按照与政府同样的条块分口，但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服从于相应的主管书记，那怕后者行政上地 位更低，能力更差。1955年8月中央批复浙江省委的书记处正式成立，一律为外来的干部组成，但沙文汉不能参加书记处（理由是莫须有的：他有地下党历史， 因此与潘汉年有关，需要审查）。中央对书记处的部署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赋予其高于政府的地位：「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 名义」，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代表政府的国务院周恩来就不能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7这足以说明这个宪法的出台决非为了加强政府的 作用。其次，新宪法公布后除出了一部婚姻法以外，直到八十年代，全国也没有其他法律再出台，长期以政策代替法律。据此，很难以加强政府的作用与实行法治来 理解它的出台目的。
据现已了解的材料证明，1954年宪法推出是受到苏共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催促与指导的。此后，建国之初根据共同纲领精神，政府从副总理开始各部有大量民主人 士与社会贤达直接参与执政的形势不复存在。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多党执政原则实际上被否定，政协作为客体而不再是执政的主体存在。此举从根本上加强了共产党的 全面统一领导地位，使一切权力（包括政府所有的职能）集中于党。
但是，沙文汉对此中的意图显然并没有理解，因为1954年底他在全省一次行政会议中依然提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主张多党联合民主执政。（1957年反 右批判揭发材料）他认为：政权就其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而言，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驾乎社会之上」的权力。政权属于公众，应当超越党派。他说「政权不是属于一 部分集团的,政权机构应体现出它是属于公众的（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为此，「政权机构应当具有完整的形式与内容，政府机关要有宪法所规定的独立的形式 和自已平衡的统一组织。」他以为宪法既然规定人民委员会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就应当有法律所赋予的行政执政的权力，而不是「空架子」。1956年，他在浙江 省二届一次党代表大会发言中说：新建立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多数都很不健康，很形式的，甚至怎样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就省人民委员会 情形来说：差不多每次开会都只勉强凑足半数的法定人数，讨论问题几乎完全是做做样子,….既没有象样的讨论，也无不是机械地通过。」8沙文汉还提出：无产 阶级政权若是要比资产阶级政权更强大有力，只能是「因为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能给广大人民以真实的政治权利，即要实行最广大的民主，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 性」。这些就是他所认定的我国人民政权的民主性基础。9
沙文汉的民主执政主张与毛泽东1945年4月19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对外讲话公开宣称的「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相信着，并且 实行着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刘少奇也讲过类似的话：「（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 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0这与沙文汉关于民主执政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政权建立以后，以上这些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民主政 治目标被抛弃，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观念了。
沙文汉一贯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他看来政府不可以依附在党的下面，必须是独立运行的，有关党政关系问题，沙文汉在1954年担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兼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时，在「关于华东高等学校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学校党委的性质和任务，按党章的规定，学校中党的组织应该是党的基础组织，应保证 学校行政任务的完成（没有如在工厂党基础组织那样的监督权）。现在华东高等学校中党组织性质与任务有二重性，一方面既是基础党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又是学校 的领导机关，这样不但使学校中党组织的权力与其所担负的责任过大，并且很容易党政混淆」。他批评目前「学校重要问题，纵令是上级政府的指示也非经党组织决 议，校长就无权处理，今天我们党委一般说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1956年沙文汉在浙江省二届一次党代会上针对普遍存在的党政不分现象时说：「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厅、局，工作是不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请示党 委有关部门不行，稍大一些的事情还得由常委或书记来决定，工作中很少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政府机关应办的工作，多半都是党委的部门与分工的常委办的。」「党 委该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的责任界线分不清楚，更加严重的是，党委行政事务过多，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压迫下，不能不放松政治思想领导；使行政机关对党委不能 不存在等待、依赖心理，而人民委员会也只能成了空架子。」11他说；「党既领导着政权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政权机构作用发挥越大，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 与领导力量越强，有些事情由党来做和由政府来做有什么原则区别？」他提出「党的活动不应束缚政权机关的活动，而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削弱了对大政方针和重 要工作的领导，这是得不偿失的」。他认为出现党政不分，「二位一体」的状况，是根源于执政者在国家政权机关的根本观念上有问题。党的元老董必武也曾说过： 「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12这其实是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常识，在当时却成为异端邪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 并成为他的右派主要罪状。
2.2依靠知识分子，真诚地团结、信任社会民主人士
当沙文汉在华东工作时，多次对知识分子问题和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1954年11月，他在上海大专院校贯彻四中全会决议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发 言中，关于「依靠谁来办好学校」的问题，他提出：要「团结全体教师办好学校」。特别指出「对老教师有歧视、怀疑、利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不应「把资产 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的，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对他们政治上进步看的少，而对历史复杂看的多」，特别严厉批评有些南下干部认为： 「老子打下来的天下叫他们享福」的错误思想，他要求「对教师要尊重与信任，要发扬民主作风，建立同志感情；照顾知识分子自尊心，关心生活」，特别提出学校 中「党政要具体明确分工，不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党的工作不能脱离教学中心。」13
1957年5月24日沙文汉曾给浙江昆虫学家蔡邦华，传染病学家王季午亲笔写信，对自己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错误作了诚恳道歉。沙文汉的原信 为：「邦华先生，来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曾误信片面材料怀疑你是贪污分子并行隔离审查，事后虽未认为贪污分子，但既未当即做出结论予以公布，更未 向你道歉，使你精神上，名誉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对不起的。这个处理失当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责。记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 员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我曾说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受了冤屈，这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这是远不足补偿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所受的损失的。 这里特向你作书面道歉，如你认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朋友和同事们传阅。」
最近出版的《束星北档案》记载了沙文汉保护知识分子的一件事情：浙江大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的老师），在解放初「镇反」运 动中，因从前的学生徐名冠被浙大错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全家遭殃。束教授不顾自己会被牵连，到处请命救助，最后找到了浙江省教育厅时任厅长的沙文汉，才使徐 名冠无罪获释。14
沙文汉推荐过不少浙江的老学者到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博物馆或文史馆工作，使大量历史文物和图书得以整理和保存，他指令保护过普陀山一千罗汉和天台国 清寺佛经等文物。他的长兄沙孟海，解放前曾在陈布雷手下任国民党的国府秘书时为蒋氏编纂家谱。1949年，他不愿随蒋介石到台湾去，沙文汉就推荐安排他在 杭州从事文物工作，成为我国着名书法大师和金石考古专家。
沙文汉有长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历，他与党外民主人士之间真诚的关系建立在几十年来共同奋斗的民主革命目标上。建国后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联合四大阶级的统一战 线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忠实执行这一方针的沙文汉非常反对有些党员干部掌权后排斥、打击党外民主人士的行为。1956年1月8日在浙江省的厅，局党组 委员以上党的干部会议上，沙文汉明确规定了三条要求：
1，要相信民主人士的能力和政治上可靠；
2，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如果党外人士是正职，就是领导，我们硬是要服从他；
3，要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还要求党员干部将此三条作党性保证。
沙文汉尊敬民主人士的小事，在四十多年后依然被一位当时的记者记得很清楚15：一次在省人民大会堂开会，到开会时间后沙文汉问：民革主任委员何燮侯16老 人为什么没到？当了解到原来机关事务管理局没有派车去接他，原因是侯老家巷子小进不去车，沙省长责问：「你自己家巷子也小，为什么可以坐公交车（小汽车） 来呢？」开会了，沙先宣布：「何老这么大年纪走路来开会，我们都坐车来，想想也脸红。今后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同志来开会，都要派车接送，车不够先保证 他们，党员同志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沙省长语毕，在座各党派负责人莫不动容。浙江民盟着名的民主人士宋云彬说：「沙文汉的文化和理论水平都是相当高的， 自己对他有一种知己之感，容易接近，谈起话来总是很融洽的。」17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党外人士被点名批斗，但沙文汉仍坚持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多是中间阶层而不是敌对的资产阶级」，「他们历史上是进步的，跟党走的。」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力地保护他们。
1957年6月第一届四次全国人大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浙江省全面开展反右运动的起点。以沙文汉省长和杨思一副省长为正副团长的浙江省代表团刚到北京， 在事先沙文汉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杭州一下子发起对浙江省民盟宋云彬，农工民主党李士豪的公开登报批判。此时浙江省委书记处来电话要求浙江全国人大代表团立 即在北京就地批斗宋，李。沙文汉觉得手头没有材料，不好这样做。浙江日报公布对宋的批判材料是23日寄到北京的，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位团长看后都认为材料散 乱，没有说服力，宋云彬只能作为思想问题帮助而不能定右派。李士豪在杭州的见报材料是6月26日才寄到北京的。当省委书记处来电话催促要代表团在北京开展 批斗时，沙文汉也对李士豪的材料不充分提出了疑问。
宋云彬的情绪很激动，他表示要求在会上讲清自己的问题，并说有些揭发的事情与实际有出入。26日晚上，浙江代表团针对宋云彬开了首次小型座谈会，沙文汉安 慰宋说：「你的历史我们是清楚的，大家对你提了一点意见，可能有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得当，有的帽子大了一点，也不要太紧张，不是右派.也不能硬要成右派，是 右派也辩不掉。」宋云彬在后来的检查中谈到：「在北京，沙文汉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的历史我是知道的，你在民主革命时期追求民主和自由是进步的，没有人会 否认你。』『你的问题要回浙江去才得解决，你要撑得住』。」18虽然浙江省委多次来电话催促在京批斗宋、李并要求快见报。但浙江代表团在沙文汉的主持下一 再推迟批斗，火力又弱，这令浙江小组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们大为不满。更使他们不满的是：沙文汉在整个会议期间对待宋、李的态度竟然始终与往常一样保持友好。 因为沙文汉后来在检讨中说，在他看来「他们只是犯了错误的朋友」，「是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员，在没有撤销资格以前，我仍应一样地对待他们。」
回到杭州后，宋云彬在7月两次发现家中来了陌生人，要见他提意见，感到奇怪，拒绝接见。8月6日又接到一封从香港的来信自称王天池，说过去给他写过信，表 示对当前国内问题的关心云云。宋云彬看出这封信是用报纸作信封，似是国内出品，香港是不会用这样信封的。信封上把宋云彬写成宋雪彬，而且有用另外颜色墨水 涂改过。宋立即写信给沙文汉，呼吁：「您几次对我说，叫我要撑得住，我总算撑住了。在民盟六天大会中，大家已经不把宋云彬当作一个『人』了……今天接到那 奇怪的信，不能不害怕，我觉得的确有人在用种种方法来陷害我，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沙省长，我再次请您救救我，把那信交给有关部门，加以调查 和研究……」19沙文汉立即将信转省委书记处备案并要求统战部出面处理。但是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认定，这是「香港美蒋特务机关向宋云彬表示支持拉拢的一种 试探」，为打倒宋云彬，这位副厅长甚至在报上公开称：「有反革命分子洪国正给宋云彬写信联络。」可是宋此前从未收到过洪的信，妙在公安局长的文章发表后不 久，宋真的收到一封自称为洪国正的人来信！沙文汉对党外右派的这种态度立即转变为党内反右的目标。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青岛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于8月2日向省委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所有人员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 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是过不去的。实际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在反右问题中，尤其对宋云彬问题上，有些人是温情主义，实际是右倾」，特 别提醒：「整风中要有什么就揭什么，不管他头发有多白，资格怎样老。」20就这样实际上点出了沙文汉与宋云彬的联系，宣告浙江省的反右运动将从党外转向党 内。沙文汉的前述种种事实，构成了他「和党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的主要右派罪证。
2.3发扬党内民主与贯彻文艺双百方针
1955年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发生过反复性的变化。浙江从高速的合作化到1955年春的「坚决收缩」，解散了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但到夏季以后「坚决收 缩」方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重新走回超快速的合作化之路。过快的合作化与反复，引起干部与农民关系的紧张，1956年下半年农村山区出现过上千次事件。土 改后刚得到土地的农民，在合作化中重新再次以集体化形式失去了土地。
沙文汉虽不主管农村合作化问题，但他看到了各地干部对省委在这些问题上大起大落的反复与粗暴的工作作风不满，在全省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主要领导却又没有认 真检查这些问题。1956年7月在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沙文汉针对以上情况又提出加强党内民主问题。他说：「我们党内的民主太少了，由于缺乏这个宝贵的要 素，就使党内上下存在隔阂，压抑党员的积极性，严重损害群众路线原则，使集体智慧不能很好发挥……」「我们过去犯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健全党的生 活」，代表们的「各种批评和对省委的要求都归结到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反对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他批评省委「存在严重的 骄傲自满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脱离群众」的问题，主张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来避免错误，提高领导水平。21而这些意见后来都成为沙 文汉「攻击省委领导」，与党「离心离德」的右派罪名。
沙文汉曾长期从事文化方面领导工作，担任省长以后文化仍是他分管的工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黄源在回忆录中称：「浙江解放以后，文教系统基本上都 是在林乎加的领导下。从地位上说沙文汉当过部长，林是副部长，但是林乎加是省委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林的妻子又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这种地位决 定了对五十年代浙江的文艺路线实施有重大的影响。林乎加副书记一贯要求文艺作品必须密切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必须多登工农作品。22
黄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发扬民间艺术与政治性的关系。1955年春他提出建立省歌舞团，在舞蹈队搞起群众喜闻乐见的「狮子龙灯舞」后，立即遭到林氏夫妇的反 对，认为是脱离春耕生产，要批判。林乎加「一看民间歌舞团和春耕生产没有关系，认为是脱离春耕。这个东西要批判」必须演他们提出的配合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 宣传的节目，1956年歌舞团差点被解散。23另一件事是昆曲「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黄源积极帮助了这个濒临灭亡的小剧团和剧种，但主管书记认为这个剧 的创作在思想上与政治上都脱离当今实际，不予支持，因而在浙江不能推出，省委主要领导人也决定不去观看此戏。后来此剧辗转到上海和北京演出后大获成功，又 到全国巡回演出，人民日报称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虽然沙文汉从开始就一直十分支持黄源对昆曲「十五贯」的发掘工作，但他在杭州看演出后，竟不能上 台与演员握手庆祝，因为他顾忌省委领导对此举不快。这件事以后又成为沙文汉支持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主要问题，在1957年反右中重新算账。
类似的事还有：为进行着名艺术家盖叫天的纪念活动，浙江省长也不能出面，因为沙文汉知道省委是不去人的。他「只好要我（黄源）以文化局出面，在盖叫天家里 摆酒设宴，省长自己前来祝贺，也不见报。」「省长到昆剧团去也是秘密活动。」因为省委认为这都是属于「非政治性的活动」。24当时文汇报记者采访浙江省文 联后，报导浙江省对作家的待遇时称：「在杭州民主妇联可以有极好的一所大房子，但作为浙江全省的文艺领导机构之一的文联房子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沙文汉 曾在自己有限的权力中为浙江文联拨了房子，却被一些处长占去做了宿舍。25
沙文汉在努力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中所遇到的许多尴尬处境的原因，在黄源回忆录中有一定反映，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当时的境遇是共同的。黄源说：「双百方针 在党内传达了，省委没有表态，也不要求我们出具体执行的方案。」「我没有主动向省委请示汇报，而只是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的方针了，这样，就同省委的思想 对立了。」26但这一点却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估计：「许多干部实际上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十个有九个不赞 成，或者半数不赞成。」27不久后，像黄源，沙文汉一样认真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实只 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非此即彼，并没有中间道路的，又何来百家？
2.4贯彻「八大」发展经济文化，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路线
1956年9月「八大」在京召开，「八大」通过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 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是反对冒进，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均衡， 按比例」的发展；在汲取苏共教训中，「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国家民主生活」，「贯彻双百方针」；在党的建设上更是提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要 借鉴苏共问题「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专断」等等正确的意见。
沙文汉拥护「八大「的方针和路线，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设国家，广泛团结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以迅速转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
从浙江的情况看：到了1957年浙江全省粮食产量为158亿斤，全省人民收入人均88元，农村生活贫困；工业极不发达，工业总产值（还包括手工业在内）为 22.7亿，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三分之一左右；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低：干部队伍已经替换为以南下干部为主体，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以较发达的嘉兴，海宁为例，县 以下干部初中以下文化的达到80%，包括一部分半文盲。全省文盲有800-900万之多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人口。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低：主要是初中，小学 生，1957年全省的高中生只有3.7万人。由此可知，建国七年来，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基本仍处在相当落后的农业社会阶段，「八大」关于以综合平衡发展工农 业，建设经济文化，扩大民主等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但在实践中完全不能按照沙文汉所理解的那样去执行。「八大」前一年，在1955年秋的浙江省城市工作会议中，省工业部严厉批判省统战部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中执行方针是「严重右倾」。沙文汉是分工主管统战部的，但他事先不知道开会的事，省委也不让他参加这个会议。他在听说后，不同意这种批判。在沙文汉看 来，工商业资本家经过多次运动改造，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以后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基本估计相符）。他向省委书记江华提 议：常委可否对此不同看法先讨论一次统一认识，却被书记所拒绝，10月28日在总结会上，省委书记在做结论时指出：「城工会议一个多月的争论中心是对过渡 时期阶级斗争如何认识的问题，谁战胜谁没有看清」，他还说：「民主革命时代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时代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 级自己」。沙文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当然是「右倾」的，因此也不需要他参加这个会议。
沙文汉不同意把思想意识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他反对用整人办法进行阶级斗争。1954年他在华东宣传部有关高等学校思想改造报告中谈到：「斗争批评解决不 了思想问题，而且脱离中间群众。」他常对在肃反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过火的斗争深感不安。1955年，在全党宣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时，沙文汉根据过去 政治运动的教训提出：「应该说理，讲事实，切避空洞、扣帽子与谩骂」、「要注意有不正派的或怀有不正当目的的人，藉学术讨论为名挑拨离间，进行宗派斗争， 陷害他人和骗取别人信任等行为。」沙文汉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多是中间阶层而不是敌对的资产阶级」，「目前意识形态思想战线上不会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 争，要解决也主要依靠正面引导、和风细雨的说理讨论与怀柔的方式逐步解决。」他认为资产阶级连生产数据都收归国有了，怎可能阶级斗争形势反而越来越尖锐 呢？但这恰好与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论断是对立的，据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知识分子就 是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
尽管「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方针被提出来后墨迹未干，还正在逐级学习贯彻，受到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内和社会民 主气氛的提升和思想的活跃。但是，「八大」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罢工，学生闹事，农村闹退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他开始反复强调 肃反与阶级斗争的必要。最高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否定「八大」方针，代之以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经济建设上则是要反「反冒进」， 反对「平衡发展」，为下一步的大跃进做好准备。
最高领导的这一动向，起先只有极少数人得风并紧跟。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频繁到南方，尤其是到上海，杭州。在1957年青岛会议和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 明确加快了修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意图。但是他发现许多中央和地方干部还深深沉浸于「八大」的政治与经济方针中，不能很快响应他的号召。甚至在9月的三 中全会上还发生过很多争议，许多干部对毛泽东提出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感到不理解」，在全国诸多省市党委书记中，「好学 生」柯庆施与江华也许是最早、最能善解其意并立即行动的。毛泽东主席感到在北京空气不好，自己的一套想法得不到支持，但他从「诸候」中找到了「知音」。他 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28
柯庆施亲临浙江，力图解释毛泽东对当前矛盾的提法与「八大」不「矛盾」。他特别阐述了毛的关于「思想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矛 盾」提高到作为目前阶级斗争的重大特点。这样就为下一步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发动对右派的阶级斗争建立了理论依据。29从1957年秋起，浙江省连续召 开各级会议，以开展党内整风为由，相继打出以黄源为首的「反革命文艺」集团，揪出以陈修良为代表的省委宣传系统一大批部，厅级党员干部为右派分子。这一系 列会议的最高峰是在12月9日浙江省第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江华做工作报告，并宣布浙江省委对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右派集团的决 议。30江华的长篇工作报告重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同日，毛泽东主席从北京到杭州，准备召开有各地区省市书记参加的「杭州会议」。看了这个报告后十分高兴。12月17日凌晨，毛主席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 任，秘书叶子龙通知其他华东省市的书记推迟其他工作，要求紧急看完江华的报告，并连续两天召集他们讨论此报告。23日毛还要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讨论对报 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部分进行修订。3128日在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此文时，编者按称：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就这样，最高领导从 浙江的大案得到了他早就反复告诫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 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最有力的证明。
为了将浙江案例在全国推广，毛泽东主席多次举一反三，遂使此案成为党内大规模反右、清党运动的起点和在全国树立的典型样板。1958年1月11日至22日 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大加赞赏要「大家学习柯老」。在15日的会议上，他对于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是主要矛盾问题的讲法肯定了：「上海有发展，浙江 有创造。」32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的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出我们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特别举出浙江为 例，向到会的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33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主席再次点 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的名字，他们刚被打成右派，或认为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 「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反右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 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34
三沙文汉对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思考
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公安局的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他的夫人陈修良被送往嘉兴 农村劳动，全家离散。沙文汉的身体很坏，只得由他的二嫂（沙文求的遗孀）照顾。他被罢官后谪居杭州保俶路宝石新村四幢，在对面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 家，全天侯监视沙家出入人员。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称，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
沙文汉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需要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可以整理与思 考自己对政权的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他要搞清许多为什么。但又因自己的身份，已不可能被允许 做党史或政治问题的研究，因而沙文汉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理论学习中他并没有找到可对他的「右派言论」批判的更多依据。相反，通过检讨，他委婉地以解释或甚至以批判「错误」的形式来表达、解释与证明自己的观点。 今天，重读他的大量检讨原稿，可以发现许多这种痕迹和意图。他要把自己对这些有重大争议问题的认识通过检讨书写下来，留给后人做评判，可谓用心良苦。
另一方面，在研究与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过程中，他却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沙文汉从小在中国农村成长，熟读古代文学与历史，非常熟悉我国的 社会经济特点和朝代的历史变革。早年除了学习过商业经济，日文以外，1929年6月至1930年5月他还被派往苏联少共国际学习马列理论，1933年至 35年在日本自学「资本论」和在东京铁道学院时接受了更多的西方经济与文化知识，他又有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亲身社会实践经验，这一切使他能以更宽的视野， 从与其他社会比较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社会特点。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思考和养成了理性分析习惯的人，虽然身处斗室，失去了活动和与人交流的一切自由，但是 他的思想并没有一刻停止过思索，反而思潮汹涌，更加不知疲惫地为追求真理而自由地驰骋。
沙文汉早年养成的毅力，帮助了他在反右后克服被冤案折磨的巨大痛苦、坚强地经受着气喘、心脏病、困难时期极度的营养不良、缺少必须常吸的氧气和医疗条件等 种种考验。1958年3月，他鼓励即要下乡劳动改造的陈修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决不自杀」。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春蚕到死丝方 尽」。1962年，在生平的最后一首诗中，他写道：「孤灯夜永油将尽，老马途遥力不支」、「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沙文汉研究中国的奴隶制度目的是为了搞清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原因。早在1935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就提出：「经济是社会问题的 根源，明白了中国经济构造，就能明白中国的社会，也就能明白中国社会的变革，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这正是他用来观察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准则。 例如，他用大量的资料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指出：「研究中国必须把研究土地关系作为中心；中国农业封建性高度优势，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条件；中国革命主 要内容是反封建而不是所谓「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35
在其他论文中也显着地表现了他的这一分析思路，如在以叔温为笔名的「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36一文中，他将江浙一带农民的税负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与国外情 况相比较，指出我国农民「比诸1866年普鲁士农民要多60倍，1923年的美国农民多18倍，1931年的日本农民8倍。如果说中国农村比任何一国都来 得穷，那末他的税赋担负则是比任何一国要高好几倍！」由此指出这种税赋制度正是破坏国家生产力的根源，中国的财政问题不可能通过「开源节流」等肤浅的措施 来解决的。
〈中国景气论〉是沙文汉（叔温）1937年另一篇重要论文，他搜集大量资料证明中国现阶段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特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同时，中国的经济地位 又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配，失去了独立性。37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决定了沙文汉在政治观点上一贯坚定追求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反对 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强行向共产主义各阶段过渡的乌托邦主张。
1963年6月末，沙文汉怀着热情、带着病痛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38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左 传，诗经，尚书，汉书，论语，孟子、墨子，国语，公羊传等）的研究，同时又仔细阅读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社会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等经 典着作，重点研究与探讨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以后会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是共同的。中国在商代与西周存在过奴隶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标准硬套 用到中国来衡量，以为所有的奴隶社会形式也全是一样的：有一个个奴隶主，管着一批做工的奴隶，并进行着奴隶的交易买卖。他认为在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历史条 件下社会发展可以出现不同的实现形式，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的实现形式就很不相同。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由农耕生 产方式发展出来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的稳定耕作群体，奴隶的形式上似乎与西方完全不同，但从考古的大量证据来看，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隶无疑。他把这 种奴隶制度称之为「氏族」或「国族」奴隶制度，以区别于西方的奴隶制度。
通过史料考证，沙文汉提出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道理。这个情况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 隶）。
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长期缺乏私有制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 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反观西方从奴隶社会起就产生了私有制，并且能够培育出人数 众多、有势力的中间阶层集团（如希腊和罗马的平民阶层），这对于日后民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奴隶制的探讨〉从历史角度揭示了国有化和集权制并不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必要前提。他看到古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一向是由极少数统治者以国家名义，对 绝大多数人实施压迫与掠夺形成两极结构。统治者为了剥夺更多，就一定要杜绝大多数人发展私有财富，结果是造成私有制度的缺乏和民众普遍的赤贫化。极少数统 治者需要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又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的集中。因此，经济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高度集权两者是孪生兄弟，相互依赖、互为前提。其结果是形成 了几千年来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对皇权制度的崇拜与恐惧，许多人深信权力只能集中，党政军合一，党国合一是唯一的统治方式，而世代的民众只能生活在既 无财产、又无权力的可怜的奴才状态。
对奴隶制度的探讨使沙文汉从深层次上认识与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上一直实行专制与皇权统治？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偏向保守，表现出对上的盲目服从的奴性, 非常缺乏独立与自治的精神?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理由压制民主，排斥异见？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制度如此森严，难于破除？ 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帮派的争斗与党同伐异的现象?。产生这一切特点不是偶然的，也包括他自己为什么仅因为追求实现民主革命目标而被 深深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历史根源。
四结语
沙文汉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探索者，他与成千上万的那一代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国家动乱、民族存亡之际，无怨无悔地以天下为已任，无私 奉献自己。他们期望中国能够摆脱千年的贫困与落后，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公平、自由与民主的现代国家。他的一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家命运的缩影。 沙文汉的遭遇又说明在一个有着深厚皇权传统的封闭性的小农国家中，实现民主革命目标绝非易事，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还远未具备接受国家 现代化的条件。
1949年建国后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中国的政权的主体和名称发生了极大改变，但没有改变的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氏族性地方宗派的生活方式，落后的小农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
毛泽东建国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他强调「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全国胜利以 后，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还是一个战斗队」。事实上，庞大的战争机器在突然停止下来后，需要有巨大能量的释放。这些基本面决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 执政的政权，是我国在该阶段中的历史无奈的选择。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实施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文官政治制度。很快，共同纲领被实际被废止，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被 宣告终结，匆匆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不但要消灭私有经济，还要消灭各种思想意识，这恐怕是马克思生前也没有想到的吧。
建国后沙文汉依然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诉求，这是因为他从国情与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出发，他从根本上感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文化如此落后，没有进行消灭 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他所主张的政权观念、党政分工、党内民主、团结依靠知识分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对把思想意识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拥护双 百方针、贯彻「八大」路线，发展经济文化等等都说明了这点。尽管他所主张的这些问题，也是中央以前一再声明过的、有过正式档的、甚至是经过庄严的程序一致 通过的。而这种重大政治纲领，路线与方针政策的变幻无常，对沙文汉是致命的。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诚实的知识分子，他既不理解，更不会轻易跟风转向，这就 注定了他悲剧性的政治命运。
所幸历史并不顾及什么人的意志，它将顽强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过早终止民主革命任务的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文化革命宣告失败，二十年多以后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与改革开放。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宣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这却正是二十五年前「八大」路线的未竟之业。
当时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务本应是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有社会公平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此我们已无法回避，今天无论是用发展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其他什么名称去称呼它，都是一个含义。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与局限。从落后的 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出发，拼命反对发展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就是社会的大倒退，更何况要想跳跃过去，用阶级斗争，人为地改变上层建筑来实现共产 主义呢。乌托邦是「极左」思想的温床，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后，今天我们终于承认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这个漫长的过程只证明了一个道理：历史的根本规 律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坚持永远向「左」转弯的结果，是在付出沉重代价，走了一个圈子之后再回到原点。
我们真的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任何一种社会革命的任务都有经济与政治两个基本面组成，其背后则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因 此，决不可能依靠单一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同步适应，协同发展。如果强行违背这些基本规律，社会还将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要 消灭两极分化的经济结构、消除城乡和各种社会不公正，必须通过建设民主，公平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实现，而不能单纯用经济方法去解决。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就像社 会生产力的现代化一样，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它需要通过中国人民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
沙文汉的民主政治思想、出自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究结果，以及他坚持从经济，文化角度来认识政治制度的分析思路。今天这些思想与方法，对 我们依然有很大启发和借鉴意义。后人应当吸取历史的经验，不能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眼前的需要，不惜让全社会再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换来一个前人早已得 出的常识性结果。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农民运动可以反对皇帝，但决不会反对皇权制度本身。现代化和民主完全不是农民革命的诉求，相反，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终结农业社 会。百年痛苦的历程告诉了我们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这部历史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而不是去掩饰与篡改。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你 可能在一些时候能骗过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一些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经过百年的苦难和历史变迁的风雨，今天的情况与 五十多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再天真，也不再激进，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对一个有几千年封闭文化的古老国家！而只有 改朝换代，不改变社会制度已被证明也是徒劳的。
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变革非常需要理性的智慧与实践的勇气、非常需要虔诚的态度与宽容开放的胸襟、非常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因而，静心 地听一听前人真诚的声音、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前人已用极其沉重的代价，为我们总结出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为什么后人不能在推动社会进步 方面做出更大、更有效的努力呢！
(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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