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民主的乱与治

一，民主的秩序意义和制度意义

民主了，就天下大乱了！一些人这样说。他们从来没有具体说出来

，民主如何导致天下大乱——反倒是我们要说，民主制度一旦确立，不会天下大乱；非但不会天下大乱，反而会很快——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实现民主制序而非进入无政府状态。当然，民主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确立之前，在确立和不确立的较逐期间，如果反民主方不作任何良性让步，且出台和民主势力战斗或者斗争的政策和战略，民主在其实现过程中也许要付出某种代价，包括一段时间的动乱或者混乱。但是，这绝非意味着民主制度本身是造成混乱的源泉，民主本身意味着混乱。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民主实施以后，乱局会逐步消失，从乱到治的可能性确然存在。于是，把我民主不会乱和民主实施过程中付出较小代价，避免内乱外患，作为考虑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明智选择的要件——即便此间出现、类如共党势力顽强抗拒民主过程的可能，在潮流裹挟之下，这个势力的式微，也是势所必然的，无可挽回的——当然，如何真正启动这个过程，还有待观察和酝酿。这里，首先对于民主确立以后的情形做出判断。

首先，民主不是废除国家（不像民主、科学的前主张者陈独秀五.四前时期那样认为，预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乃是革命的道理——虽然他以后转变到要争取建设苏联式国家，接受苏联的指挥）。所有来源于民主国家和国家民主的前提，就是施行国家的继续管理，且在统合民意的情形下，稳固和强化国家机器的统治，既施行国家的法治统治，也施行国家的军队统治——就像格老秀斯说的，可以镇压对于人权的侵犯。（见其《战争与和平的法规》）只是在施行军队国家化的过程中，使得军队脱离共产党或者其他政党的独一指挥。也就是说，和军队配套的警察机器还是要正常运转，不是任由无政府状态投放街头，听任街道上来一个文革式打砸抢；相反，街道上不可以有任何政党或者领袖唆使群众施行民粹或者民主捣乱行为。国家机器可以镇压所有这些由乱而生的破坏民主行为。

任何政党组织的游行示威可以合法进行。就像现在法国的交通业罢工或者台湾红衫军的游行一样，对于民众和国家而言，这样的群众上街，将和没有上街的群众一样，各司其是，互不干扰，社会生活照旧进行，且由警察甚至所谓武警维持秩序。我们设想，由于共产党积怨甚多，民主以后的游行示威活动将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公众行为。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样的活动几乎会日日进行。各单位要有组织地支持和帮助这样的游行活动，并且在尽量不干扰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施行分班或者轮替制度，让参与或者来不及参与的职工施行工作、游行两不误。任何企图破坏生产和正常社会活动者，都要施行惩罚甚至强行阻止之。

如果这样的游行示威牵涉全国范围，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各地民选的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政府和警察机构，应该协调配合，把游行示威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正常的反对者运动，可以允许，且应该得到支持。但是，他们只要不是武装暴徒和有意搞打砸抢者，他们的各种政治主张，应该可以拿到报纸和电视台上进行公开辩论，并且得到适时的记载，存盘。

如果发生跨越省市的大示威，大游行甚至其他全国性运动，也要适时鼓励，并且在国家机器的保护和监督下进行。不可以强行取缔和镇压；也不可以不计社会成本地、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在各种问题的及时解决中停止这样的活动。

二，民主和专制势力的战争与和平

殷鉴历史，民主实施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民主要建、未建时期，确是发生和平和战乱两种局面。用武装斗争启动民主，和答应改革，以后又有反复的历史很多。前此，孙文革命，就是民主启动以后，导致战乱的一个证明。孙文贤让袁世凯，是民主缺乏铁碗和实力的证明。日本国也有幕府向改革转变的和平——继而战争的时期。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就有主动退让的主张，且有人分析，他是为了保存幕府势力之举措——抑或二者兼有。伊藤博文事后曾经问及德川庆喜，何以要主动放弃。他的回答说，是为了国家大局考虑——他上奏天皇，说：

"臣庆喜谨考皇国时运只沿革，过去王政废弛，宰相专权，保平之乱后，将军执政。从那时以来，臣的祖先受天皇宠幸而执政二百有余年，子孙相袭。现在臣虽任将军，但政刑适当之处不少，今日的混乱形势都是由于臣德薄所致，诚不堪惭愧。况当今外国之交往日繁，如果朝权不出于一途，就会使纲纪难立。如果改革从来之旧习，将政权归还（还政于民，于维新——自立注），使天下之事都由圣上裁决（君主立宪——自立注），举国上下同心协力，那么一定可以和万国并立。庆喜所能为国家做的就是这些，另外，希望能将这件事传达到诸侯。谨奏。

庆喜 十月十四日 "（米久正雄着 《伊藤博文时代》）

（以后，发生改革派戳穿阴谋的倒幕府战争。彻底清除其势力。）

欧洲历史上，也有专制压制和转变革命——又导向实现一部分民主的拿破仑主义——涵盖复辟时代的民主和文化宗教建设。

乱局，在民主，开明专制，革命和复辟之间旋转不停，最后导致民主共和。这样看来，民主时期的乱与不乱，和民主前时期的政治生态紧密连接，不可或分。如果中国的民主启动导致某种动乱，其原因，也无外乎这样几中情形出现。一是，类似明治时期的日本民权主义运动，导致日本政治动荡，示威甚至暗杀成癖，社会极度不稳。但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加上文人中福泽谕吉等人的主导和争取，最终在那个时期，建设了民主议会制度。使得民权和民党斗争为之化解。这个民主化解民权的范例，有一部分转向对外侵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日本人在这个时期，转向民主或者开明的皇权统治和明治维新，确实是一个范例。这对于中国人和中共，是不是有所启迪呢？因为，现在中国民权运动，好像复现了历史上日本民权运动的种种情形——甚至内外条件或有同一性，都是要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中谋求国家兴盛和实力崛起。日本人用法制和民主解决或者一部分解决了这个民怨沸腾之局面；另一部分则是对外侵略，转移民视。（同上）

换言之，如果中国没有伊藤辈这样的政治改革家化解民权甚至民党积怨，始终抵制和镇压民主维权运动，其结果是两种：一种是镇压奏效，民怨被遏止，出现社会范式的老化和僵化，形成拉美效应和非洲效应，造成一种虽无反抗或者反抗无望，却是极为畸形不公的社会，权贵和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一种是，民权运动因为冲破范式和大坝，如洪水猛兽，造成国家和社会全面瓦解和无政府主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趁机兴风作浪，军阀割据和派系恶斗——那么，解决的办法还是无外两种——一种是导向民主体制，用民主瓦解动乱，取得各方势力的弥和和妥协；一种则是形成再次的专制独裁，施行"城头变幻大王旗"，造成历史的无意义循环和倒退。这样，在出现乱局的情形下，解决之道还是施行民主。

三，民主与专制军事力量之间的抗衡

这个民主的具体实施，一是要化解届时出现的军队势力的分裂。二是要合并届时出现的政治势力的对局。军队势力如何演变成为各方对局状态，在眼下的政治环境中看不出来。我们着眼的是，一旦先行体制崩塌，各方势力割据之状态形成，也唯有建立国家化的军队——抑或在现有体制中争取这种军事力量，才可以解决两种军事力量命运对峙的课题。这个军队国家化的过程，当然必有一个民主人物走上前台，统领全国政治势力，且被人民认可之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要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全看这个民主领袖的个人魅力和统合全国各派势力的能力而言。但是，革命或者改革派生领袖，是一个历史规律。如果没有领袖，也会被制造出来。现在中国民运的无政府状态，恰好缘于没有做好这样一个预期统合的政治建设。也就是说，民主可能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领袖如何驾驭和掌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武装力量。如果他们没有掌控对于反对民主势力的武装力量，这个民主势力统合军队之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也是民主势力克制反民主分裂势力的一个必要前提。换言之，如果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的统治崩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中一部分军队势力，分裂成为既得利益的保护者——这时，就看民主势力，是不是适时掌握了支持民主的另一部分军队势力——如果这个准备根本就不存在，就谈不上我们所言之民主秩序的建立和建设。这个历史细节的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民主可否实现的全部前提。

如果大面积的反对民主势力操控了军队，这时，就不是民主是不是导致动乱，而是专制势力必然压制民主的问题了。

四，民主的法治建设带来稳定

如果民主进程击破了反民主势力的军事抵抗，那么，"民主不会乱"的说法，就能实现。在此社会大面积和解的基地上，真正的和谐社会必致达成。比如，根据法律和劳资规定，施行劳资双方的和解；根据政党竞争，施行各党关系的和解；根据社会和解政策，澄清和"平反"共党时期留下的残留的历史和政治课题，如，平反六四。这样的课题还包括，如何清理和整顿共产党的权利，人员，财产和意识形态及其机构等等。届时，真正的民主将会带来真正的法治。而且执法将会更严，更公正，更公开。很多时间搞不清楚的问题或者课题，可以继续争论和研讨，且等待全民共识甚至全民妥协和让步。比如，公开太子党的财产来源，公开各省市共产党领导人的财产等，且对之做出公正的裁决。

如果在民主早期，无法诊断财产合法性问题，可以留待"物权法"的进一步完备和修正。修正以后，再出台关于这部分人财产是否可以保留之政策。也可在参、众两院，施行投票裁断。这部分财产，包括他们输出国外的那一部分——还需和外国政府切磋，和外国银行切磋解决方法。如果全民多数认为，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在共党时期攫取的财产，各种执政党和政府也可以施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如果全民要求取缔之，就取缔之。

五，言论自由带来的社会稳定

为此，报纸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也不应该视之为天下大乱。和前述街头是不是会出现混乱一样，党禁、报禁一开，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民间党派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和成长——报纸，也是一样，会出现几千种、上万种各种派系和观点的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如何因应这种"乱象"，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国家机器存在的前提下，报纸和政党首先要服从排除武装动乱的煽动性行为和主张——此外，一切可以积极讨论和研讨——同时，要倍加呵护刚刚产生的新的民主政权，且在报纸上宣讲各种民主政策，介绍各种民主人物——含，很多带有争议的人物，允许他们集合他们的党羽和媒体——一旦他们的做法越来越接近共产党的方式，可以在容忍一段时间后，通过一人一票，将之选举下台——如果他们已经通过合法选票上台执政、这个过程，也许要经过很多年。

对于这些人物的争论，也可持续下去。但是，他们霸占政坛的希望和选票最终会形成绝对反差，不可能永远赖在台上不走；随着他们的下台，民间很多抱怨随之化解，希望会转移到新的领导人身上。如此循环往复，日渐成熟于中国政体。（现在的异议势力，有一部分，已经呈现其号称民主，实为专制主义传统作祟的面目——如，余、王二人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施行瓦解所谓"政治层面"的种种祟行；其"独立笔会"施行非民主程序排斥异己；在其掌控的网站上，施行专制主义取稿标准，拉一派，打一派，造成一个新的中宣部主义；打压某些维权人士，造谣祸众，暗合中共，暗通款曲，等等。如果这等人物走上前台，或许，民主最初阶段的改革，会成为那个时期民主选举的一轮轮试验，而经过两、三年甚至更长时期，造成辩论后面目的澄清，而施行选举，更换那些前民运人士，直到选出成熟服众的民主领袖。）


六，自由媒体诉诸历史真像的出台

在报端上会出现算账和平反的巨大声浪。一波波重宿历史真相的书报会铺天盖地而来，这种清算主义舆论，会很快瓦解共党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伪装，使得文革，反右，六四等真相，大白于天下。所有这些报纸和网站的历史辨正，很快就会清楚和清理共党半个多世纪洗脑效应。人心将为之振奋，道德将为之再造，文化将为之复兴。这个过程，将会大大加快反对腐败反贪污的进程——并在这个基础上，完备舆论监督和各国政党之间互相监督的软件和硬件措施。舆论自由的第一步迈出以后，将为更大程度上的政治研讨，思想补白和道德重建，提供动力。这个过程，也望重塑《大公报》、《观察》、《自由中国》等自由媒体的独立精神；真正吸纳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文化血液，结合中国儒家的孔孟子式传统民主或者准民主，建立兼容并包的文化民主和民主文化。造就陈寅恪大师关于唐朝盛世之中外文化磨宕和结合观的新范例。

七，民主以后的财政廓清政策


在财政方面，各种政党的经济来源，不可以盗窃国库，也没有再行盗窃的任何可能性。所有政党的经费只能有党员提供。和国家财政部没有关系。前此占用的国家资源，要适时归还，清理和做出统计。共产党，也同样没有占据财政资源主流的任何理由。这样一来，关于党领导军队和指挥警察为其所用的经费来源，会被彻底切断。包括他们施行武装暴动的金钱来源，既不会收到类似历史上共党来自苏联的捐款，也不可能一党把持经济，购买飞机大炮——这个不安定因素，随着经费的国家化而被缩小到0。

此外，当然还有舆论和独立媒体的介入，监督和揭发——因为独立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随时监督各个党派和团体的经费使用情况和输入社会的情况，及时做出报导，遏止经费用于动乱。这些经费支持的党派行为，可以归结为，在法治的遵循中，施行国家制定的竞选和竞争法，但是，不可以任由任何一个政党，在独占据国家机器方面施行霸权。起跑线，只有一条。

这个党派和报纸之间的竞争也许旷日持久，但是不会没完没了。估计时间要在一、两年，两、三年中，方可见出分晓。那时，主要政党和主要报纸，将会呈现眼下欧美主要报纸和政党之情形。出现两、三个有影响或者有财力的党派和报纸。其余的报人和党人，将会变成像是英国"水桶头党"人那样，只好被淘汰的政治力量——也许根本说不上什么力量。


八，共党继续执政的前提条件


如果共党仍然执政，他的党派性质，也必须发生本质变化。他不可以偷窃国库为其党款，他不可以领导军队视为其私器，他也不可以消灭其他政党的存在。那样，如果共产党继续执政，或可出现我们前此争执之社会民主主义、那种政党的存在，以取代现在的共产党。我们看不出这样的变动，有任何可以导致天下大乱的征兆。如果共产党延续这个公开化的进程，他们脱胎换骨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里考虑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共党在某种转型过程里，没有镇压其他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使得近似国民党的转型出现在共党身上——反之，如果这个党施行对抗民主转型的暴力抵抗，他在民主时期到来时，很可能被定性为恐怖武装力量而被彻底取缔。那样，当然就是另有一番情景。）这样，除去一些苟且之人组织少许破坏活动以外，在国家机器的适时镇压下，这些反对民主派之力量，也会逐步销声匿迹。

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进程，可以包括在民主化的进程当中。民主化时期的军队将领，因为他们对于民主的协进态度，很可能成为第一届领袖国家军队系统的军队领导人。他们只是对于国家政权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党负责。如果产生全国性大乱——由于某种前既得利益者群体和组织的煽动和策划——军队将领，将在国家元首的统一领导下，排除这样的、对于民主政体的破坏和干扰，并且毫不犹豫地动用警察维持秩序——甚而言之，如果出现反对民主势力的某种割据状态，国家元首也可视其情况做出处理——任由某地实行公投自决。就像加拿大魁北克或者东帝汶的选举那样——如果某种势力挟群众以令中央，则要适时适事区别对待，顺应民意，做出正当的判断——实行选举或者其他民意检测，用和平手段化解地方动乱。下策是，如果全国多处地域动乱，则要适时进行全国性选举，选出和再选出全国性和地方性领导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使得某地乃至全国，出现地方割据和变相独立——而排除某地正当选票过半，带来的独立或者自治。邦联和联邦制度的选项和施行原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而非相反。西藏，台湾和新疆，也可如法炮制。如果选票决定了一切，一切，就无可逆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最大限度上，尽快施行全国，全民族，全地域和解共生，繁荣安定，使得社会很快回归正常轨道。

再说一遍，军队系统和警察系统，将会比任何时期都更加严格和有力地保卫社会秩序，防止破坏国家利益的行为。军队中人可以和警察系统严密配合，打击那些反民主残余势力。这样，在维护所有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在不可以阻挡任何游行示威和合法抗争的前提下，军队将会担负起保卫民主国家的严酷职责，使得民主国家昼夜处于安全的生活状态中，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干扰。

九，民主是民生问题的解决前提

由于社会各个细胞实行了民选和公议，从上到下，全民的权益受到政府和议会的保护，这种细胞的健康状况将是史无前例的，不必杞人忧天、不必担心和叶公好龙的心理出现。任何占据原先共产党先机的团体和个人，不再具备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社会舆论上的优势，从而使得现在被大量垄断的各种资源，回归全民。

这样一来，由很多难以计数的骚乱引发的表面的混乱，很快可以因为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而得到化解。这些领域当然包括金融，电力，电信，煤炭，交通，银行……等等现在的垄断企业。全国人均工资的分配，将会等同现在的欧美国家，占据整个GDP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非现在的，只占有百分之十上下）。

农民恢复了自身享有的土地所有权。他们将成为中国人中，首先获益于民主政府的人群——这个农民人群的稳定，完全来源于他们的土地占有。这个人群的稳定，将会带动整个城市人员的社会稳定。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大量余留问题，将会在舆论和法治的轨道里，逐步得到解决。

大量外国投资，将会一改他们南桔北栀的行为模式——将中国工人的工资，拉近其本国雇员工资水平。在广大外资和独资企业中——一如在广大中国企业中一样，及时成立不受国家和资方操弄的独立工会。这个工会，将会大大方便言说和践行，出现在农民，工人和公民面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为了谋得自身的劳方利益，不可能，也不愿意使得城市和社会，进入另一次类似文革的动乱。他们合法合理的所有抗争，将会挂钩他们的利益、工资和劳保利益——他们会和资方行驶某种共同体利益的安全措施，以便使得某些不良的社会骚乱，被及时克服和排除。

工人和农民的新生的社会状态，将会确保社会稳定；尤其是农民，这些占据土地的人群，将会自觉地反对任何破坏土地占有制度的侵害行为。那时，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市民，将不再是在共产党"组织起来"——那种空泛口号下"组织起来"的人群，而是真正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土地和工资、劳保利益而"组织起来"。任何企图让农民和工人取缔他们组织的势力，将会失败。这些个大、小工会和农会，自当承担各种社会安全的大任——就像解放军在历史上一度给人们带来幻觉的那样，那种护校，护厂，护田的组织，将会在历史上再次出现——历史将会说，历史上的事情，也会发生两次，但是，后一次，将是正剧而非闹剧。因为，共党的"解放"和奴役是等一词，而民主政体，具备"解放"行为唯一的政治内涵。这些民主精神和社团的作用，正好驳斥了民主导致天下大乱的说辞。这个真正的分田分地，也不再是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梦魇和欺誷，而是社会公平分配到来的节日。（小而言之，当六四的小小改革，触动了社会的健康神经，社会忽然进入井然有序之状态。不是因为改革导致了失序，而是屠戮者把生命价值和普世价值一并消灭，遂导致全民绝望和绝望以后的无序状态和道德与心灵沦丧。事情正好证伪了"专制不会乱"者的妄论。）

十，关于民主，革命和战争的解析

远而说起，法国人和俄国人，是把革命变成杀戮——中国人也是——"解放战争"，一个战役，几十万人死亡。民主——严格意义上说乃是民粹——导致革命和杀戮，他们论说的前提何在？就在于革命前的皇权政府，如，路易王，和民主政府，如，克伦斯基不让步吗？换言之，英国光荣革命和现在天鹅绒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摄制暴力的前提呢？明鉴在前。共产党不可不考。（关于国、共两党的互不相让，还有很多"道理"可以陈述。历史上，是共党武装起来危害国家，还是蒋介石训政/专制，给了共党一个可趁与合法之机；是国民党开明专制留出民主小空间，还是共党革命/极权取缔民主；是蒋介石的专制,带有他倾向的法西斯主义集之耶稣，孔孟之精神大成，还是毛泽东的帝师合一，实现了经济的国有化和思想的国有化？）

现今，共党政权是不是产生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值得讨论。一如前言，太子党和党阀权贵控制和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经济财富；不要说政治资源了；从文化到思想，国家垄断的性质昭然若揭，和蒋介石允办独立媒体，允有乡绅体制，土地私有，产生天壤之别。至于少数所谓自由经济体，其效忠政府，贿赂官员的现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的尴尬和不独立，不多元。……）

十一，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中国民主化的革命或改良进程

革命和战争，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种暴力行为。现在，主张这个党会逐步寻求费边主义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们暴力起家的历史。其实，考察一个党实行什么样子的革命，其中一个主导的考虑标准是，看他们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如若不和政治革命接轨，不设立三权分力的政治前景预设，这样的社会革命就会吞没政治革命（见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以社会革命消灭政治预设的暴动。于是，接下来的革命，就是消灭社会——而完全违背了他们社会革命的初衷。到了文革，这种政治和社会革命皆死亡的大悲剧就此发生。事情的逻辑就是，任何不作预设的社会革命，只能导致"继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和"运动论"，而无法收拾，如文革。

民主，如，法国革命，确实导致动乱，也正好是民主变形和走向死亡的证明。但是，导致革命死亡的专制，是不是暗含了开明和反对革命和皇权的内容，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考虑。拿破仑专制和《拿破仑法典》，正好是改变暴力和革命的历史呈现。如果拿破仑主义带动了民主——暗含于专制和开明专制里——民主和民粹作出了的区隔，民主或有展现，起码，如，在拿破仑主义乃至俾斯麦主义、梅特涅主义里，已经开展了民主元素的建立。如，选举，私产法，新闻出版自由等。若是民主直接转变成为民主之反，和独裁极权纠合一体，那么，不要说民主不成，开明，也就无望。其间的核心标准，也同样是：私产，选举，出版自由等措施，是否出现，是否制定、实施。

有人说，希特勒就是民选上台——这无异是说，希特勒完成了民主全过程——但是事情刚好相反。

希特勒上台和前此，历史上苏格拉底被杀，都是民主不完备之处。希特勒的问题非常清楚。他是民主绝对的扼杀者，而不是完成者。德国人在期待国家主义超越民主主义的时候，错置了他们的选择——却无法认证民主本身的正确性，是一种错误。换言之，民主无法超越人权。如果说希特勒时代，德国人选择了民主，其实不对，他们是选择了民粹和独裁。只不过那个程序看得像是民主——于是，这个假民主导致了民主死亡。这就是希特勒时代的悲剧和荒诞。

在苏格拉底时期，事情完全倒置，却是一个道理。人群去掉了一种异见分子，且是从投票决定——但是，他们不懂得保护少数，更是民主。

十二，民主不仅仅是多数决定

民主并不完全是仰仗少数和多数，这并不是民主的全部内涵。民主的建立还要看待和他配套的工程。制衡，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普选，等等——希特勒正好是在企图抑或最后消灭了所有这些辅助元素，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然，还有种族问题，犹太人问题——这是整个欧洲的历史和文化错置所在。

这些民主走形，并不就是民主范例。这一点，就像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因为某些民主病，而排斥民主——何况是在21世纪，民主更趋完备的历史条件下争取之。

中国的民主转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前述说过的未来中国民主时期，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如果可以成立，不能不从所谓历史的眼光打量之。这个历史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考虑从极权到民主转型时期的历史状态，社会状态和统治阶级的态度，将会如何！

一如前说，我们设想的民主，是在转型以后，不是在完成之的过程里。过程本身涉及转型本身带来的动荡抑或相反。这个时期动荡与否，与民主时期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转型健康与否，取决于民主时期政治社会建设的严酷程度。如果转型时期发生战争和金融崩溃等危机，民主复苏时期的漫长，勿庸置疑。反之，就会比较不那么困难。这一点，又取决于共党的态度。如果他们无限期延缓民主进程，历史的各种偶然性将会聚集而形爆发——很多我们难以预料的事情，将会发生——但是，阵痛会过去，即便在瓦砾上，人们也要面对民主——就像二战之德累斯顿面对废墟，并不能阻止新生活的建设。

动摇我们的"乌托邦"设计的唯一障碍，就是历史偶然性和将会爆发的共党殊死抵抗，乃至他们倾覆了所有社会再建的可能性。但是，阻止太阳上升，是徒然的。而改变空想的成分，就是完全回到现实。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开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是，我们上边说过的，民主国家机器的开始运转，是要有前提的。也就是说，无法排建立民主国家这个过程本身产生的不确定因素。这里有几个可能性——而且都会被排除掉。一个是和平转型。这个转型说，已经排除。道理很简单。一是，共党的性质，既不是社民党，也不是民主党——他们这些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和修正主义党，可进可退，可在野，可上台，是有伸缩性和可塑性的——共产党，没有；只有像我们前此说过，他们要改变，改变成为"可进，可退"之党。这个可能性如何？六十年了，看得很清楚。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十三，民主改革的国际因素

二是，民主改革的外部因素。我们多次言及，民主革命也好，民主改革也好，是要澄清资本与之媾和的全球资本模式——无论是和清末之慈禧打交道，和军阀，孙中山，或者和老蒋打交道，外国资本的首选，是针对中国的统一市场——第二，才是考虑他们的民主体制。这个问题很明显。现实是，美国人也是第一关心中国的市场；同时又关注民主，人权。这个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其实延缓了中国民主进程。只有一变二，二变一，才是外部势力磨合中国民主之道的优势，而非相反

再是，暴力的革命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很小。虽然，这里存在百年来，由伟大的托尔斯泰提出的，"不以暴力抗恶"说，甚至包含了在托翁看来，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穿衣，也要排斥暴力，这样一种荒诞主义虔诚（见其书《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我们却在梳理了他的道理以后，完全不敢苟同——而世界历史，也不是按照他的和平理想，和他的要实行"财产公有制"（这是他明明说到的——自立注）之主张、之理想来发展的——这里存在的悖论是，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改革，都不是现今中国人的历史选项——那么，你在这个盲区如何行驶你的判断呢？仅仅是打你右脸，你伸出左脸乎？拿走你的外衣，你还要献出内衣乎？这个精神很难理解。

……

全部推演都归结到一个关键点——在非民主转向民主时期，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拿破仑的炮轰议会，主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对皇帝，站在皇帝的立场上面对人民——还是期望华盛顿的个人品德般的归隐；函，德川庆喜和孙文的妥协之道——抑或是始终进行甘地主义和托翁主义，而罔顾面前站立的，既不是宪政主义英国，也不是克伦斯基。这个选项殊难决断。

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民主前时刻带来的问题是一塌糊涂，就要以一塌糊涂为现实，做出判断；以此作为处置问题的前提和认知，不可仅以幻觉为准。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机器，在民主机器和专制机器之间徘徊，久拖不决，那么，偶然性因素的出台，几率就会更大。如果共产党根本不尚任何下野和复出的"可进、退"之精神；如果工人和农人，没有任何成立独立工会、农会的可能性，政权始终不还政于民，他们无法期待明治维新时期出现的民主转变于中国，从而走向革命和民粹；如果社会分配机制，持久支持少数权贵，致使国人贫富悬殊达致超高点，导致国人生存危机不得解决；最后，如果转型叫嚣为假，坚持不变是真，那么，我们所言民主，就要面临很多艰巨的障碍。

第二十三期 《黄花岗》/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