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界关心反右
今年为大陆反右50周年。6月间美东`美西先后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前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后者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其后澳洲也有纪念活动。9月和12月香港相继举行会议，分别与维权及生态保护相结合，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参与后者。但无大学介入。
此次台湾之研讨会，本由某大学发起，地点定于台中，曾建元博士担任联络，广邀海峡两岸三地当年运动受害者`学者，以及美国学者参加。原通知谓‘落地款待 ’，即与会者抵台北机场后，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由会议主办者解决。会期两天，另两天旅游。如此安排，虽机票自付，我辈老右依然不无欣慰。但会议前夕突然有 变。因赞助款项未能落实，改于台北举行，且只能接待两天。这对于从未踏足台湾的我，仍可接受。盖当今世界，中共坐大，举世商人富豪，鲜有敢于逆其意者。筹 款落空，不足为奇。而‘钱非万能，无钱却万万不能’也。会议并无胎死腹中，已属万幸。
首日研讨会，名曰《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论坛，主题是‘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主持人为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 所长。著名民运人士，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徐文立身兼贵宾及与谈人的身份。其讲题为《从反右看毛泽东的治军`治党`治国`治人之术》。《北京之春》杂志 社经理薛伟发言题为《我的右派妈妈》。上海作家协会作家叶永烈谈《'反右派运动'就是反民主》。香港作家凌文秀谈《工商大户`文化大户`右派大户》。中国 民主党海外总部秘书长汪岷谈《57年反右运动是中共永远的耻辱》。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王尧发言题为《回忆反右，追念右派朋友》。天津大学毕业的甘肃省 建委右派陈诗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党员右派陈愉林和我也发了言。每人讲五分钟。除讲者外，听众是该所的几名硕士研究生，还有几位 新唐人电视的记者。
我的讲题是《右派无罪，罪在毛泽东》，这是在洛杉矶会议上讲过的。因时间关系，我将讲稿复印散发，只简略地把要点说了几句，然后说：‘6月间洛杉矶会议正 式代表约50人，香港12月的会议与会者40人。今天出席的近20人。人虽不多，但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这就够了。回到本论坛的主题，大陆民主化当然有可 能。因为，正如毛在中共七大闭幕时所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台湾的民主道路给大陆有益的启发。感谢台湾学界对 57另册中人的关心。’
如同洛杉矶与香港会议一样，午餐吃的是盒饭。李所长个人赠给我们每人一个橙，并拿出其珍藏茶叶为我们泡茶。物轻情义重，深为可感。
次日，热心的曾建元博士安排我们到台湾大学，与该校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炳南教授师生举行座谈。李教授特地邀请了一位陈先生和我们交流。陈为台大经济系学 生，50年因参加读书会，被判十二年徒刑。曾两度关押在绿岛。他向我们介绍了服刑的情况，还有当局所谓感化的措施。李教授问及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 异同。我根据自己所知作了回答,重点说明：劳教是1957年反右开始后，依毛指示为右派‘度身订造’的；它属于行政处分，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由本单位党 组织说了算；它最初没有期限，所以不少犯人宁愿判刑劳改也不愿劳教。我还举了高尔泰记述的甘肃夹边沟的例子。其无法无天饿殍遍野的惨状，对李教授他们来说 似乎匪夷所思。
当天下午，我们应邀出席李教授带的研究生就大陆刑法举行的一场报告会。学生们大概头一次见到‘右派’；而我们则见识了台湾青年治学的情况。据李教授说，台 大的研究生培养成本甚高，因为导师与其他辅导及为其服务的人员较多。这种重视学术的风气，在发达的商业社会无疑极为可贵。何况那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较之于 大陆一味注重自然科学（理工科）的偏向，就更值得称道。
文明社会一瞥
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请用文明说服我》，似乎是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内容已记不清了。但那题目给我的印象是，龙女士是讲文明的。据我短短几天的观察，台北社会也是讲文明的。
文明表现于精神上，首在礼貌。我们下飞机后，在机场询问接待机构位置所在，问了几个人都答称不晓得，但态度很友善。我打听新闻局的电话，服务台的小姐很快 帮我查到了，然后写在纸上递给我。我向她索取台北市地图，她找了一会，没找到中文的，便抱歉地问我，可否用英文或日文的代替。这都是小事，但见微知著。
此后，在我们入住的国军英雄馆，或我到访的新闻局，中央广播电台，接待人员无不彬彬有礼。路上的行人，出租车司机，全都语言温和，乐于助人，更不要说选举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了。
有人讲，近年台湾由于统独之争，蓝绿对决，乱象纷呈。也许我们逗留时间短，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大马路上所见，交通秩序井然。虽然摩托甚多，未闻事故丛生。 斑马线边等候转灯，小食铺前排队购物，俨然已成习惯。不见争先恐后，亦无大声喧哗。此外，乞讨要饭的，衣衫褴楼的，均无出现于通衢大道，或娱乐场所外。
卫生环境的整洁与否，尤其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尺。在这方面，台北可与我所到过的欧美大城市相媲美。无论大街小巷，或是公共场所，似乎没有乱丢果皮纸屑的， 也没有随地吐痰的。墙上涂鸦（那是纽约一大景观）同样没见。以大多数建筑物的外形而论，台北比香港显得陈旧低矮，然而，室内外的干净较香港似稍胜一筹。尽 管香港的罚则很严。
倘与大陆相比，以上所谈的三个方面台北无疑高出许多。人所共知，文革之后‘脏`乱`差’成了积重难返的大问题。什么五讲四美，什么四荣八耻，名堂层出不穷，全都徒托空言。反之，台湾到底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不少精华，民众的素质比较好。
讲到此，不能不提到作为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汉字。且不说简化字的种种弊端，光看高级官员的题字或签名，就可见两岸高下之一斑。台湾政要写的字，虽未必每位 都颇具功力，至少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中共高层则罕有书法像样的。不少高官的字，真跟狗爬的差不多。康有为说，字是人的衣冠，确实不可小觑。
国军堪为干城
由于中共的文宣攻势，国军形象遭到极大破坏。诸如‘遭殃军’，‘蒋匪军’，这类贬义词已在大陆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进行了军事交流，韩战之后‘美国鬼子’的丑恶模样渐趋淡化。但国军仍未能获得应有的历史评价。
此次下榻于国军英雄馆，以近水楼台之便，得以参观国军历史文物馆，不禁大开眼界。
首先是北伐的功勋。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十万国军，竟能打败北洋系统及奉系军阀百万大军。国民党领导有方，将士用命，不容抹杀。
接着是抗战的胜利，完全是由于蒋委员长统率的国军，充当了全国四万万军民的中流砥柱，206位壮烈牺牲的将领，光昭日月。300万英勇献身的各级官兵，浩 气长存。令人遗憾的是，成王败寇，中共篡改历史，贪天之功为己功，使十几亿大陆民众至今仍然不明真相，这种局面是亟需改变的。
台湾的民主化，离不开一支现代化的坚强的国军。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其统战手腕，尤其不可掉以轻心。无论蓝绿，都不应丧失警惕。所谓‘汉贼不两立’，乃残酷的现实。但以台海目前形势论，维持现状是最佳选择。诉诸武力，对任何一方都属下策。
英雄馆壁上，有海军一级上将`前总长宋长志撰文。宋将军虽是武人，文章却写得不错。国军中文武双全者，当不在少数。已故抗日英雄`清华大学毕业的孙立人将 军即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张灵甫将军，也是抗日名将，不幸牺牲于戡乱之中。但连中共也对之表示某种敬意。据说其绝笔信已刻在孟良崮成仁处石碑上 （见香港《明报月刊》07年12月号罗孚文章）。有此忠勇兼备的楷模，国军足以骄傲。而台湾建设的成就，民主人权的增进，自可令国军素质不断提升，从而确 保中华民族这一民主基地的安全，不负二千三百万民众的厚望。这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乐于见到的。
（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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