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录了两个右派大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 苦恋，但是有情人终究难成眷属。这一对儿，一个是大陆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小高”，一个是来自香港的陈独秀的孙女儿陈祯祥女士。他们五十年代在大陆求学 期间，不但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而且也遭受到了婚姻迫害。全文曾经以高作纯和吴越的署名发表在1998年第11期的《章回小说》上。
毛泽东最爱搞“运动”，在他的一生中，从延安到北京，大大小小搞过多次“运动”。
1957年 夏季，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等等一系列运动刚刚过去或曰还没有过去，又发动了一场政治 运动，在当时叫做“反右派斗争”；后来他自己承认那是一场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有对象的“阳谋”。其目的，是想挖出一大批与他政见不一的“阶级异己分 子”，在当时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对象，就是“思想最活跃、头脑最复杂、行动言论最不好驾驭的知识分子”。
于是，在中华大地的上空一时间阴霾笼罩，乌云翻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知识分子中人为地制造出55万“右派分子”来。其中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大学生……即便不全是国家的精英，至少都是有用的人才。
伟大的领袖如慈父，如良医，从“望子成龙”和“治病救人”的愿望出发，对这些人高抬贵手，网开三面，制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然而，一顶“金箍”箍在他们头上，历时达二十余年。弄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境况不可谓不惨。
纵观 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历代最高当权者，无不把“读书人”看作是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从秦皇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的文字狱，再到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 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精读过十七遍《资治通鉴》的伟大领袖，怎么就忽略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警戒呢？
这场伟大斗争的后果，除了使这五十五万人和他们的亲属罹难之外，还造成了万人缄口的可悲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 （反右斗争）“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话尽管这样说，其实他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政治局面的，因为这为他后来的个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奠定了基 础。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几乎葬送了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这里记录的，是两名普通大学生的往事。他们不幸成了这55万人中的两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活了下来。而今已年愈花甲，而且百病缠身，在生命将终之际，把他们的经历、遭遇、体会、认识，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会有一点儿帮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一、自作聪明的孩子
他姓高，现在大家都叫他“老高”，四十年前，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出身于秦皇岛市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个小山村名叫高家庄，属抚宁县石门寨管辖。父亲和哥哥都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的标本式农民，苦心经营着三十几亩地和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借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1948年秋，也就是他十二岁那年，解放军解放了秦皇岛。按不久之后“土改”时的阶级划分法，他的家庭被划作“上中农”，属于当时的“小康”人家。
乡下孩子读书晚，1951年，他都十五岁了，方才小学毕业，考入山海关第一中学（原田氏中学）。1957年他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比起同班的同学来，要大那么两三岁。
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是个“大娃娃”。但他年龄比同班同学都大，加上早慧早熟，又不安份守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就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
1957年的夏季，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变幻莫 测。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提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之后，在机关团体，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中就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大鸣大放。一些毫无 政治斗争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居然当真地给共产党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奏响了反右斗争的前奏曲。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开始了对那些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打击，正式名之曰：“反右派斗争”。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小高正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着“高考”，只是偶尔偷闲冷眼旁观当时的形势， 心中似乎有话要说，好像有不吐不快的感觉。七月中旬，高考结束了，只等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时间宽裕了，精神轻松了，在那个燥热的夏季，他一早一晚，在家 门口，在树荫下，几乎是一气呵成了一篇极“不合时宜”的“大文章”，名之为《“整风·争鸣”随感》。
从时间看，1957年 的七月中下旬，“反右”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了。许多已经“响应号召”说了“心里话”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已经感觉到上当受骗，正在懊悔不迭，而他却偏偏 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这不是“顶风上”吗？其实，他也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汉”，恰恰正是出于他“山里人”的憨厚，刚刚读过“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课文，还没有忘记，想在这时候出来尽一下“匹夫之责”。于是，这篇厚厚一叠的“大文章”写好以后，贴上了一角六分钱邮票，寄给了中共 中央书记处。
这篇文章，确实称得上是一篇“大文章”，字数也许不足一万，够不上“万言书”，但其内容却谈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宪法问题、统购统销问题、中苏关系及中南关系问题、文字改革问题、人口问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说来，够 得上“十分全面”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孩子，尽管他早慧早熟，终究学识有限，所谈意见，也不过一些感性认识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五十年代所执行的“国策”，问题很多，只要不是瞎子，明眼人大都一眼就能看穿，并不需要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来深思熟虑的。
例如，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小高就不同意“一五”计划中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认为发展重工业需 要大量资金，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如何积累这笔资金？我们既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如十九世纪的美国。有的 只是六亿农民。一个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党，忍心去榨取农民的血汗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么？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重工业。这与 当时的国家方针，可是“背道而驰”的。
再例如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他在文章中居然主张应放缓速度，只要维持在五十年代初的“初级社”水平就可以了。
这当然也是“背时”的论调。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碰壁，结果是头破血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不是“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么？
再例如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应在美苏之间“骑墙”的主张。事实证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七十年代，终于不得不“骑墙”了。他只不过早说了二十年而已。
关于文章内容，用不着一一细说了。只要去问一问大多数右派分子们，谁的“谬论”不是三十年之后都变成“真理”的？
小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把这封厚厚的信投进了邮筒。他自以为当了一次“国家的主人”，心安理得，不知祸之将至。
二、托派孙女必是右派
信刚发出不久，他就接到了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的通知书。
他出身于偏僻的山区，父母亲目不识丁。兄弟姐妹五人中，只有他一个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去北京——一个令乡下人神往之极的地方。全家人乃至街坊四邻都为他骄傲，为他兴奋。
五七年的九月一日，他穿着母亲为他缝制的新衬衫，带着家里最好的铺盖，离开了留有美好童年回忆的小村庄，踏上了进京求学之路。
秋天是美丽的，诱人的，它预示着成熟、收获和希望。
生平第一次只身出远门，第一次坐上火车，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激动、恐惧、流连……真是五味俱全。
从 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一眼就望见了多年来只有在电影和梦幻中才能见到的天安门城楼。他雇了一辆三轮车，过天安门，走西单，奔西四，出阜城门，来到了北京师范 学院。一进校门就置身于欢乐与友谊的海洋之中。许多素不相识的老同学和先期而至的新同学纷纷涌出来帮他搬行李，找宿舍，办理报到手续……他走进了一个充满 欢乐、真诚与友谊的大家庭里，开始了诗一样的大学生活。
当天晚饭以后，学生会办了个迎新晚会。礼堂楼上放映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楼下是舞会。他——一个从农村来的乡 下孩子，头上顶着高粱花儿，一身的土气，既没有去楼上看电影的雅兴，也没有进舞场跳一曲华尔兹的勇气。正确地说，是他根本就不会跳。他不敢去凑这个热闹， 只好与一位也是从山海关一中来的同学郑品一躲在宿舍里下象棋。
同学们都去参加晚会了，宿舍楼很静很静，只能偶尔听见棋盘上的落子声。这块方寸之地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战场。一经进入，就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两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棋盘上了，哪儿还管什么电影，什么舞会……
砰，砰，砰，忽然有人敲门，一位女同学推门而入，并自报家门：“我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前来邀请新同学去楼下跳舞。”
小高与郑品一的目光同时移开棋盘，一齐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位长得极帅、留着长辫子的姑娘笑容可掬地在向他们打招呼。
两人脸一红，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会跳。”
她爽朗地笑了笑说：“没关系的，我可以教你们。再说，不想跳舞，还可以看电影嘛。全楼的同学都去了，我负责动员这一层楼的同学。走吧！”说着就走上前来，毫不拘束地动手来拉小高。
也真怪，屋子里一共两个人，隔着一张课桌面对面坐着，这个漂亮的姑娘，怎么偏偏就选中了拉小高？论长相，他身高一 米七五，大眼睛，双眼皮儿，脸色红润，鼻正口方，嘴角老是挂着微笑，即便不是标准的美男子，至少不会叫女孩子望而生厌。但是与他对面而坐的小郑，可也是仪 表堂堂，一表非俗哇！
她这一拉，也许是无意无心，也许是出于学生会干部一贯的热情，对谁都如此，但对小高来说，她这一拉，却有点儿不大好接受。因为他长这么大了，还是生平第一次让女同学拉呢！他立刻涨红了脸，羞怯地说：“好，好，我们下完这盘棋就去。”
她走了以后，小高觉得自己的精神再也无法集中到棋盘上了，走了几步劣招，很快就认输。郑品一见他有些失态，开玩笑地说：“走吧，走吧，我看你的心早就随她到舞场去了。论相貌，凭才气，在女孩子面前我一向心硬；可是见了她呀，也有点儿动情啦！”
几分钟或许只有几秒钟的会面，她确实给小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他当时除了觉得这个姑娘风度不错、气质不凡之 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她姓甚名谁？哪个系的？哪个年级的？家住何方？一切都不得而知。他与她就像偶然在火车上或在别的什么公共场所有过简单的 交谈，然后就互相忘却了的人一样陌生。
平心而论，在美女如云的北师院校园里，她的模样儿不算十分出众，脸蛋儿也不特别漂亮。但她那种热情开朗的气质、端 庄典雅的风度，却让人见了以后难以忘怀，也可以说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一个人的美丽是先天的，而气质与风度则是后天的。这与一个人的出身与环境有密切 关系。五十年代这种儒雅的女大学生，有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几乎很难再找到了。
既然已经无心下棋，干脆就草草收盘，与小郑一边说着笑话一起到了礼堂，看同学们跳交谊舞。
进了舞场，一眼就看到了自称是“学生会宣传部”的那姑娘正在翩翩起舞。她风度好，舞姿也特别优美，洒脱而自然，不像有的人跳慢四步像迈八字步，跳快三步像急行军。
一曲终了，她一眼看见这两个“土包子”新同学果真被自己动员来了，尽管她的额角和鼻尖都已经沁出了细小的汗珠，可还是迈着幽雅的小步迎了上来，主动地要教他们两个跳舞。
小高与小郑看到舞池中那么多男男女女相拥相抱，翩翩起舞，心中确实很羡慕，也很想学。但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 从来没有进过舞场，对什么舞全都一窍不通。再说，他们俩的衣着打扮，尽管在自己的村子里要算是最整齐体面的了，可看看周围的同学们，不是料子的裤子，就是 绸子的衣裙，他们这两个农村来的学生，总脱不开泥土气，与舞场的环境和气氛很不协调，只好婉言谢绝了。
后来，在饭厅里，在阅览室，在校园的路上，小高也曾经偶然地与她碰过几次面，但也仅仅是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当时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过肯定同是中文系的，因为在一个楼上课。
每逢周末，总是由她出面组织晚会，并曾经再次光临过小高他们的宿舍，来邀请男同学去跳舞。在她的热情鼓励下，小高也让她拖着在舞池中转了好几个圈子，还踩了人家好几脚。直到两三个星期过去，小高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她叫陈祯祥，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
当时他绝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姑娘，后来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竟与她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三、校园中的反右派运动
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脱不开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影响。上课不到一个月，“反右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其实，在教职员工中，反右运动早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学生们都还在家里。尽管早在四五月份北京大学 和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就已经开始聚会演讲，贴大字报，还组织什么“学社”，但是这股风当时似乎还没刮到北师院来。因为小高报到之后，大字报高潮已经过去，所 看到的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校园风光。尽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首都以及各地的反右动态，而在北师院，则依旧风平浪静地照常上课，看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 迹象来。
上了个把月课，人心安定下来了，校部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终于有一天由校党委书记做了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积极勇敢地投身到运动中来，辩明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站稳立场，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生们先参加对右派老师的批判。有一个教现代汉语的张寿康先生，小高对他十分敬重，但是小高第一次参加“全校师生 大会”，所批判、斗争的，就是张老师。罪名是他主张“教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会场上当然是群情激愤。站在台上的批判者，唾沫横飞，激昂慷慨；台下 口号声不绝于耳。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斗”人的场面，亲身体验了“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真正含义。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挥拳头。只在静静地 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张寿康先生大难不死，后来成了我国现代汉语界著名的学者、教授，九三年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对学生右派的批判。参加批判别人的会，不管是发言者还是助威者，心情总是轻松的。特别是一年 级的大学生，他们对暑假以前特别是五六月份师生们的言论活动一无所知，所谓“参加运动”，不过带两只耳朵听听别人的发言、带一张嘴巴跟着喊两声口号而已。 散会以后依旧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吃喝玩乐一切照常。而被批判者呢？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境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这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鲁迅先生有诗 曰：“破帽遮颜过闹市”，张寿康先生有诗曰：“眼前只看三尺路”，恐怕就是当时右派心境的写照。
运动进行到十月份，终于有一天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陈祯祥，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热情大方的姑娘。
从批判揭发中得知，她的所谓“右派言论”，无非是上个学期末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贴了几张鸣放的大字报。内容是呼吁 重视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呼吁“给北师院增加教授，以提高教学质量”。说“北师院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学，最大的中学”，并向母亲们呼吁“救救孩子”等等。单 纯从言论看，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据知情人透露，划她为右派的真正原因，只因为她是“托派头子陈独秀”的孙女，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第四子，抗战时期携妻女逃往香港。她是从香港来的“资产阶级小姐”。仅凭这一条，就足够决定她“在劫者难逃”的命运了。
正因为小高对陈祯祥怀有特殊的先入为主的好感，他看了大字报以后，居然对她产生了同情之心。觉得一位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千里迢迢从海外奔回祖国求学的弱小女子，即便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儿，也不应该遭到如此巨大的政治狂飙的袭击。
北师院的学生食堂当时是包饭制，是按系、班分桌共餐的，每八个人一桌。平时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一旦 有人被划成了右派，就不好意思再到饭桌上与同学们一起吃饭了，只好端着碗到窗台上去吃。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右派学生的人数逐日增加，在窗台上吃饭的人也 就越来越多。
陈祯祥被划成右派以后，每次吃饭，也端着饭碗到没人的窗台上去吃。与她同班的同学再也没人敢搭理她。小高看到她那 孤立无援、楚楚可怜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尽管他当时还没被划成右派，但也有好几次大胆地凑到了她的面前，以同情者的姿态在窗台边陪她吃饭。有时候也 说几句诸如：“想开些，会过去的”，“多吃点儿，别搞坏了身体”之类宽慰的话。她每每只点点头，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把吃不了的菜拨给他一些，借此表示对他 的感谢。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小高敢于给她这一点点同情，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好在他们两个不在同一年级，她那个班的同学并不认识小高。加之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小高的这一举动，居然没有招徕“同情右派”的嫌疑。
通过这样的接触，他们两个才算真正认识了。陈祯祥大概还是这时候才知道小高的名字的。
中文系是北师院人数最多的系，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学生们晚饭后多半在这里上晚自习。阅览室固然很大，但是看书的人更多，有时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至少是没有灯光好的座位。
有一次，小高恰恰去晚了，进门一看，满屋的人都在低头看书，很静，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他正在四处张望，悄悄儿地搜寻座位的时候，忽然看到陈祯祥正在向他招手，就轻轻走了过去。她没说话，拿开放在旁边椅子上的书包，示意他坐下，然后继续低头看她的书——《唐宋名家词选》。
这个晚自习，小高的面前虽然也摆了一本郑振铎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却无论怎么努力也读不下去。几次想回过头去同她说句话儿，却又欲言又止。这个环境太静，静得只能听见翻书的声音，不允许谁说话。倘若有人不慎发出一点儿声响，就会招来许多责备的目光。
此后，类似的情况就经常出现了。有时候小高去得早些，也不会忘记给她占个位置。
人在最危难的时候，在被环境孤立的时候，有时几句宽心的话也能使她获得极大的慰籍，尤其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正因为如此，可能这位农村来的土学生给这位香港来的娇小姐留下了一个不坏的印象。
截至五七年的十二月底，小高与陈祯祥的交往也仅限于在饭厅里偶尔相遇，或在阅览室坐在一起看书。从未有过深谈，甚至连“交谈”都没有过。双方都没有更多地探寻对方主观世界的意思。这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也许是双方都不想更深地交往的缘故。
三、被女友出卖了
随着反右运动的逐步深入，小高的心境也越来越不轻松，后来甚至到了惴惴不安的地步。
他想到了自己写的那篇《“整风·争鸣”随感》。
从他所参加的批判会看，被批判者的所谓“反动言论”，都是些零散的“只言片语”，不过是批判者上纲上线，方才有了 “充实的内涵”。而他在《随感》中所表达的观点，却涉及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成体系”的。当局能容得下他的“谏言”吗？能像汉文帝对 待《治安策》那样对待他的《随感》吗？
他所在的五七级中文系一班是个有一百多人的大班。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没有任何矛盾，互相之间充满着纯真与友谊。他的同桌，是一位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因为小高不想说出她的姓名来，出于叙述的需要，这里就叫她A吧。开课以后，A和小高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她被选为小组长。A长 得并不漂亮，但对同学热情有加。对小高这位来自农村、浑身散发着泥土味儿的同桌，不但没有另眼相看，反而处处照顾，关怀备至，相处得颇为融洽。他们一起学 习，一起散步，一起滑冰……他的手冻了，她从家里给他取来棉手套；他的饭票吃光了，她把节省下来的送给他……才一两个月，他们就从普通同学发展成了“好朋 友”。
一个人内心中的忧愁和焦虑，不可能不在情绪上表现出来，也不可能不被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所觉察。过了五八年元旦，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下了夜自习，他们按例在校园里散步，天气很冷，A一手坠着他的胳膊，身子靠得他紧紧的。她还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校内校外，大小新闻，什么都说，而小高只是“嗯嗯”地应着，有点儿心不在焉。对于他的反常情绪，A早就有所觉察，这时候左右没人，终于摇晃着他的胳膊，关心地动问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近来话这么少？”
小高沉默无语，内心在斗争：这样大的事情，该不该告诉她？
A接着又说：“有什么心事，你就说出来嘛，不要憋在心里。咱们是好朋友，有什么烦恼，说给我听听，也许我可以分担一些呢。”
在她的真诚和温情的感召下，小高终于向她说出了他那篇“上书党中央”文章的大致内容和他的担心与忧虑。
事情是突然发生的。这短短的一瞬间，终于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给他带来了整整二十年的苦难。差点儿连小命儿也搭上。
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第二天一早，她终于跑到院党委办公室也就是运动办公室去作了汇报。出现了这样的 大事，院党委也不敢等闲视之，当天就派人到党中央取回了那篇文章，连夜组织人员刻写油印，中文系的同学人手一册。到了第三天的晚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贴 满了整个校园。从宿舍到教室，到饭厅，到处都是批判、揭发右派分子高××的大字报。
接下来是一连三天的专题批判会、斗争会。他的观点旗帜鲜明，批判者的文章也特别好做。那年月，人人都是理论家，也用不着去翻马列原著，只要照抄《人民日报》就可以。每篇批判稿都是一个调调儿也没关系。
其实，党中央信访办公室每天要收到好几麻袋的“人民来信”，根本没那工夫一封封仔细看，甚至于连分类登记归档的工夫都没有。如果小高自己不说，或者A不去向院党委汇报，他这篇“上达天听”的“大文章”，无非是送到造纸厂去化作纸浆的命运。如今他自己一定要“冒”出来，院党委是求之不得，就拿他与张寿康老师“一锅烩”了。
从此，他就成了人人视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的右派分子了。昔日的同学好友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
每天，他的任务除了接受批判，就是反省。有一天，他正躺在宿舍的床上“反省”，突然涌进来几个女同学，为首的就是他“最要好的”也就是“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他的那位女朋友A。其余的不过是些站脚助威者。她是特地来退还五八年元旦他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和一方白色的手帕，同时厉声宣告：“我们绝不收敌人的礼物！”
他一听此言，立刻坐起，随手抽出床边的一支洞箫——她送给他的礼物，一折两段扔给她，并不厉声但却一字一句地说：“敌人也不能收你的礼物！”
这是当年他与A的最后一次交谈。时隔三十八年之后，在1966年8月18日的校友会上，才又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你是……小高吧？”
他微微颔首，故作深沉地回答：“在下正是大难不死的高某人！不过已经不是小高，而是老高了。”
走笔到此，人们也许会问：这个在小高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人，为什么连姓甚名谁都不写明呢？请读 者谅解，我尊重高先生的意见，还是不写出来的为好。因为在那样荒唐的年代，演出如此荒唐的剧幕，能是哪个个人的责任吗？高先生说：“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仇 恨，也没有积怨……”这正是高先生“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品德的体现。
四、是惺惺相惜，也是相濡以沫
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有时候竟会沿着一条人们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的线索固执地发展下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牵线似的。
五八年一月，小高被划成了右派，心情极坏，几乎切断了与同学们的一切接触，当然也包括陈祯祥在内。
寒假之前，有一天吃过晚饭，小高正从饭厅走出，正好陈祯祥也吃完饭走了出来，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到哪儿去？”
“去阅览室。”小高回答。
“我也去。”她说。
两个人就默默地一起走，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不知不觉中他们并没有走向阅览室，而是走向了大操场。小高很勉强地挤出一点儿笑声，说：“咱们走错了。”
小陈说：“错就错吧，一起走走。”
那是个“冷月无声”的晚上，刚下过雪，很冷。大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他们两个，静静地、默默地沿着跑道漫步。走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才一年级，怎么也划成了右派？”
小高说：“我被人出卖了。”
“被谁？”
“我们班上与我最好的一位女同学。”
“卑鄙！”她冲口而出，稍一迟疑，接着又宽容地说：“不过这是潮流，是时尚，不要怪她。”
小高点了点头：“是的，我并不怪她。我的问题不是跟她一个人口头上说说，而是白纸黑字入了公门，即便今天她不揭发我，迟早也会出问题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看过揭发你的大字报。你怎么关心那么多问题？国际的，国内的，你都涉及到了。”
小高苦笑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本性吧！”
接着他简单谈了谈他所写的那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她听了之后，并不表示惊讶，却说了一句带有评论性和总结性的话：“你真幼稚！”
听了这样的评语，小高还有些不服，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怎么倒是“幼稚”？难道人人都醉生梦死，只知道关心自己，才叫“高明”？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反驳，只是长吁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读过很多书？”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后，她接着问。
“在你面前，我不敢说‘读过’，只能 说喜欢读书，从小就喜欢。我家里有一部《三国演义》和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上小学的时候，《三国演义》就让我给读烂了。《史记》当时读不太懂，但也一 点儿一点儿啃。后来上了中学，接触的书也多了，五花八门，什么书都读，文学的，历史的。不过我更喜欢读史。”
“你接触的书中人物，最喜欢谁？最钦佩谁？最同情谁？”
“最喜欢敢于直言犯颜的魏征，最钦佩满身才气的贾谊，最同情死于妇人之手的淮阴侯韩信。”小高不加思索地回答。
“都是历史中人。”
“是的，历史人物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有生气。”
“这恐怕是你‘犯错误’的根源。”
小高苦笑一声，不再含蓄，开始反驳了：“关于这一点，小可不敢苟同。今天的问题不出在主观上，而是出在客观上。”
小陈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两人沿着四百米的跑道走了好几个圈儿。天奇冷。小高事先没准备出来散步，没穿大衣。她见他瑟瑟发抖的样子，关心地问：“你冷了吧？”
小高咬了咬牙，愣充好汉地说：“不冷。”
她说：“把我的大衣穿上，我里边穿得多。”说着就脱掉大衣，往他身上披。
小高急忙推开：“别，别，我这么大的块儿，怎么也比你禁冻。”
小陈笑了起来：“你们男人，都喜欢在女人面前充好汉！”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怕小高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自己补充：“我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也像你似的，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他的男子汉气魄，冷了说不冷，饿了说不饿。”
“现在呢？他在哪儿？”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部队工作。现在‘吹’了。”
“为什么？”
“我是右派，不能再牵连他。是我主动提出来分手的。”
小高心里在拿她和A对比：一个怕对方是右派会牵连自己，主动出击，一个因自己是右派怕牵连对方，主动撤退了。同样都是女人，心思却完全不同。他无法把自己所想说出来，就不再说话。两人长时间的沉默。只有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们继续散步，为打破沉默，也为解开信中的疑窦，小高问：“大字报上说你是陈独秀的孙女儿，是真的吗？我没听说陈延年、陈乔年有后代呀！”
小陈苦笑一声：“我是陈独秀的孙女儿，那还有假！要不是他孙女儿，也许还不会凭空飞来这样一顶‘桂冠’呢！我爷爷有四个儿子，除了延年、乔年，还有松年、鹤年。鹤年是我父亲。”
接着，她说了说她家的大致情况：解放前她们一家人住在香港。五一年，父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托派”，一定要女儿回大陆来参加革命，就托一位叫郑文光(后来成为大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五七年差点儿也打成右派；1980年曾介绍我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去工作，现在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学生把她带回北京，投奔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后来，为了表示“全家都革命”，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来到北京。她说：“爷爷的事儿，我从来没向外人说过。这一次是‘他们’从档案里查出来的。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托派’的孙女就必然是右派呢？”
“话遇投机不觉多”，时间似乎也过得特别快，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居然一聊就聊了两三个钟头，手脚都已经冻僵了。天已经断黑，熄灯铃声也响过多时，他们才不得不走回各自的宿舍。
此次长谈，奠定了两人后来发生“爱情”的基础。但在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惺惺相惜”或“相濡以沫”罢了。
五、当上了反面教员
针对小高的批判会开过以后，北师院的反右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他是北师院最后一名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其余的右派们都已经定性，正在等候处理。尽管谁都不知道党中央会把这一批“阶级敌人”如何处理，但凭直觉看样子书是读不成的了。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这段 日子对“右派分子们”来说可真难熬哟，就像囚犯在等待宣判一样。
五八年元月二十日，“判决”终于下来了。根据中央公布的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项决定，总的原则是“敌我矛盾当作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个不抓，问题最严重的，受最高行政处分：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尽管小高被定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但还是按 “二类右派”处理，即：“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不容申辩，不许喊冤，只能接受。
不久，就放寒假了。小高怀着无法名状的心情，回到了小别半载的家乡去。
家总是温暖的。父母、兄弟、姐妹并不了解他在师院发生的变故，他也无法向他们说清楚，何苦让他们失望呢？所以，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强颜欢笑地与家人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开学后匆匆返校了。
五八年的三月八日，师院二类处理的右派，集中在会议室开会。多数人互不认识，见面时相互点一点头，算作打招呼。其中有先生也有学生，绝大多数是男的，只有三个是女的。大家的心情一样忧虑，都在无奈地听从命运的摆布。
院党委宣布：你们这些二类处理的右派（一类劳动教养，二类劳动考察，三类留校察看，四类免于处分），将作为“反面教员”留在学校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监督劳动。
之所以要让他们在校劳动一段时间，校党委说得很明白：意在让他们做“反面教员”。什么叫做“反面教员”呢？是不是以此告诫全校师生：这就是胆敢给党提意见的结果？
这个决定对右派分子们来说当然是十分残酷的。无论是先生还是学生，在校内都有一些熟识的同事或同学，一定要在这些人面前展示右派们的“丑态”，无异于是肉体的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他们从各自的宿舍里搬出来，集中到师院东北角的几间平房里。三个女右派自然合住一间宿舍。
从那以后，他们修学校内的路，栽校园里的树，打扫室内外的垃圾，清理大大小小的仓库……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隐隐感到身后有像在动物园中观看珍稀动物似的目光在追随着他们。也许，这就是“反面教员”所应该起的作用吧！
同学们的眼神是复杂的。有的困惑，有的迷茫，有的庆幸自己“漏网”，有的偶尔也会施舍一些同情。
第一天的劳动是修路：先清路基，再铺上花砖。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也许是天从人愿，竟让小高与陈祯祥共用一辆小车推路基上的土。两个人一起装车，然后一个推，一个拉。边推车边小声地交谈，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机会。
小陈问：“被批判的那会儿，你想到过自杀吗？”
小高答：“没有，从来没有。干吗要自杀？自杀是怯懦的表现。何况我才二十二岁。”
她说：“我可想过。我比你承受的压力更大。来自家庭的，男朋友的，真有点儿受不了。”
“家庭对你有什么压力？”
“我们一家四口与舅舅住在一起。舅舅是老革命(当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我划了右派，给他丢了脸。弟妹们也不理解，我回到家里，都不理我。”
小高暂时忘记了自己，鼓励她：“慢慢儿都会过去的。‘长夜难明’，不还有个‘明’的时候吗，只不过‘难’些罢了。”
小陈说：“对！咱们都应该鼓起勇气活下去。何况，对今天的结局咱们个人该负多大责任，还很难说。”
小高又戏谑地说了一句：“幸好你没，否则……”
一个问号挂上了小陈的眉梢：“说下去。”
小高哈哈一笑，终于把话说了出来：“否则，谁和我共推一车呀？”
她却没笑，迟疑了一会儿，轻轻地吐出两个字：“缘分。”
陈祯祥虽然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但确实没有干过体力活儿，第一天劳动，她的手就打了泡。下班的时候，她把手伸给小高看。小高嘱咐她说：“慢慢儿就会适应的。以后不管手握什么工具，都不能握得太死。”
这大概是小高教她怎样劳动的开始——体力劳动也是需要技巧的。
在校内劳动，有时候难免会碰上熟识的同学。他们对这些右派们的看法不一，表现各异。有的冷眼旁观，有的侧目而视，有的也假装热情地打声招呼——尽管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可人们对此记忆犹新，一时间还难以淡然处之。
有一天，他们正在装车，忽然看见A在旁边走过。小高悄悄儿对陈祯祥说：“就是她！”
“她是谁？”陈祯祥被他说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揭发我的那位。”
“她并不漂亮，好像腿还有点儿毛病。”
“是的，她有关节炎。不过她性格很温柔。”
“哼，还温柔呢！要是不温柔……”忽又转了口：“你恨她吗？”
小高摇摇头说：“不，我说过的，没有她，我也在劫难逃。”
她叹了一口气：“你倒是真大度。”
六、监督劳动的右派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四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在野草泛青、杨柳绽芽的时候，他们结束了在校内的劳动，领导通知这些“二类右派”们收拾行装，与师院的下放干部一起到西郊香山的农村劳动，去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
临出发的那天早上，小高收拾完行李，心想该去帮帮陈祯祥搬东西，就径直走到她的宿舍。门开着，零乱的东西摆了一床。她却愣愣地坐在床上发呆。见他来了，就挪了挪身子，说了声：“坐！”
小高没坐，站在她的面前问：“你怎么了？怎么还不捆行李？”
她低声问：“要去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咱们还有希望吗？”
小陈从未到过农村，对农村生活产生恐惧感也属自然。小高只好开导她：“不用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我倒盼着早些离开学校，避开同学的那种目光。换个环境，也许能轻松一下。在学校里劳动，多压抑呀！”
她说：“也好。”
小高帮她把行李捆好，又帮她搬到了汽车上。
校领导让小高随送行李和炊具的卡车先出发。上车之前，她过来小声地说：“到了农村，希望咱俩能分到一块儿，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小高说了声：“愿上帝保佑。”就爬上了卡车。
天气还凉，汽车一开动，寒意更甚。她见小高抿紧了衣襟，立刻脱下身上的皮大衣，跟着车子跑了几步，一边把大衣扔了上去，一边喊：“车上冷，把这个披上。”
小高把还带着她体温的大衣披在了身上，一股“热流”暖遍了全身。心里回味着她刚才说的“彼此好有个照应”那句话。
汽车开出了校门，小高不无留恋地回首看了一眼，心想：这一离开学校，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读书！
三十几名右派到了北京西郊的香山。领导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组：年轻力壮的去了香山后边的挂甲塔——一个只有几户人家 的小村庄。偏僻、落后、穷困、水源奇缺。据当地人说，用毛驴儿驮一次水，往返得四个小时。一个组去了万安公墓旁边的小村子种水稻。年老体弱者和女同胞，分 到门头村果园。
领导宣布分组名单的时候，陈祯祥坐在小高的前面。当听到她果然与小高一同分到门头村果园，她没有回头，却回手用力捏了一下小高的腿，意思似乎在说：上帝保佑我们了。
离 开了把人变成“鬼”的环境，离开了善于批判、斗争的同学，来到一个陌生、崭新、还有些神秘的农村，大家的心情似乎稍感舒畅了些。这些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 淳厚朴实的农民，只知道勤劳地劳动以维持一家生计。对政治的热衷和敏感，远远比不上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才不管你是右派还是左派，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大学生， 都是有知识的人。对右派们不仅没有歧视，反而十分热情与友好。这恐怕是那些决策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小高一向不相信命运，但这一次分组，却让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年轻力壮，按理应该去挂甲塔，却阴差阳错地与陈祯祥一起分到了果园。不知这是命运的垂青，还是命运的捉弄。
七、两颗孤独的心，贴近了
北京的西山风光秀丽，景色迷人。门头村的周围有著名的香山、碧云寺、万安公墓、樱桃沟、玉皇顶、卧佛寺等风景区。 这些右派们来到这里不久，就是山花烂漫、遍地飘香的季节了。小高与小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偶尔也想摆脱心理上那无形的重压，去领略一下那美好的自然风光。 上述那些景点，无不留有两个大学生的足迹。客观上的被孤立，反倒促使两颗年轻的心，更加靠紧了。
他们刚刚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心有余悸，尚不敢侈谈什么“爱情”。两人当时只是在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温情驱使下相濡以沫而已。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金箍”，只要人家一念咒，就会疼得满地滚，不夹起尾巴做人，行吗？
劳动，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光荣的，伟大的。因为它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是，如果用它作为一种惩罚人 的手段，那就非常可怕了。“监督劳动”本身就是要惩罚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们的。对小高来说，倒无所谓。农村长大的孩子，什么活儿都干 得了，什么苦都吃得了。而对香港来的从未离开过大城市的陈小姐来说，可就苦不堪言了。但她是个非常要强的姑娘，为了争取“表现良好”，什么活儿都抢着干。 没过几天，肩膀肿了、手磨破了、脚打泡了。小高真心疼她，可又爱莫能助。除了尽一切可能帮她多干点儿活儿，只能在晚饭后一起散步的时候，给她一些安慰，给 她一些鼓励，用她从家里带来的纱布棉球轻轻他替她擦一擦伤口，用手轻轻抚摸一下那些红肿的地方……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只温顺的羔羊，依人的小鸟，倚偎 在他的身旁，两眼放出异样的光。
这些右派们刚到香山的时候，由三个女同学轮流给大家做饭。有一天轮到陈祯祥做饭，小高吃完饭回到宿舍一看，他那脏得流油的枕巾，竟有人给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他当然知道这是小陈洗的。左右没人的时候，他对她说：“谢谢你了。”
她噘了噘嘴说：“为了给你洗枕巾，我只好把大家的枕巾都洗了，免得让别人看出咱们俩的关系特殊。”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向他传递爱的信息。
在这个不应该有爱的地方，他们悄悄儿地相爱了……
鉴于笼罩在他们头上那驱不走，赶不散的“乌云”，两人谁都不愿、也不敢从口中吐出那神圣的“爱”字。但他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两颗苦闷的心，越来越靠近了。
八、不许恋爱偏要爱
两个在改造中的右派学生居然敢于相爱，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有违圣教，大逆不道的。一位叫贾金祥的负责改造右派学生的干部找他们谈话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愿天下有情人俱成眷属’，可是你们不行，你们不许恋爱，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
他的话，让两个年轻的大学生感到万分惊讶。“天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居然已经不是人了，而需要经过改造，脱胎 换骨，才能重新做人呢？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确实已经不是他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人’了，已经变成了阿猫阿狗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了，不也还需要婚配么？何 况从法律角度说，我们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凭什么不许我们恋爱？”
两个叛逆继续着“地下恋爱”。对于贾先生的那些逆情悖理的、不近人性的话，他们只好阳奉而阴违了。
五八年六月，在北京故宫举办了一个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领导为了让右派分子们从中受到教育，批准他们利用每两 周一天的休息日进城看展览。这是右派们离开师院以后第一次回城，大家都想借此机会轻松一下。好在没有强调“集体行动”，到了故宫，急急忙忙走马观花式地看 完了展览，小高就与陈祯祥携手溜进了北海公园。
两人边走边说。陈祯祥提议：“今天咱们把一切烦恼都丢开，什么都别想，轻轻松松地乐一天，尽情地享受一下生活。”
小高同声附和：“正合我意。不过咱们得先吃点儿东西，不然我可‘乐’不起来。”
她说：“好的，咱们去‘仿膳’吃窝头。”
小高面露难色。他囊中羞涩。知道那栗子面窝头个儿虽小，价钱却很贵。她见状笑了笑说：“我请客。”
小高仍有些为难地说：“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就让你破费，怎么好意思呀。”
她白了他一眼，也戏谑地说：“得了吧，假模假式的。心都被你挖走了，还在乎钱？”
六月的北海，荷叶青青，杨柳依依；白塔红墙相互辉映，游人景色融为一体。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绝好去处。
饭后，他们租了一条小船在水上随波荡漾，两人一起放声高唱。
欢快愉悦的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当他们走出公园后门，漫步在地安门大街的时候，心情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沉重的右派帽子压在头上，两个人的心好像坠上了铅块，话也少了。因为他们还必须回到那艰苦的农村去，回到门头村去，接受改造。
九、风雨交加，天作之合
果园的农活儿，有时候并不太累。尤其是到了七八月份，果实快要成熟的季节，每天只干些打药、摘心、疏果之类的轻活 儿。“劳动关”过来以后，陈祯祥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晚饭后或阴雨天，他们常常出去散步。卧佛寺、樱桃沟、万安公墓、植物园都是他们经常访问的地方。他们 谈过去，谈中学时代如诗如画的生活，谈各自的家庭；也谈文学，从唐诗宋词谈到小说散文，谈陆游与唐婉，赵明诚与李易安，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但是他们 从不谈理想，从不憧憬未来。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将会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不得不回避这个现实。
然而，现实是回避不了的。他们如此频繁地接触，被管理他们的干部视为是“对抗改造”的表现。于是分别找他们谈话进行教育了。
一位叫齐景奚的干部对小高说：“你不争取尽快把帽子摘掉，你们的‘爱情’能有好结果吗？你们这样对抗改造，能给你摘帽子吗？”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相劝：“你和陈祯祥家庭背景相差太大，抛开政治因素，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这次谈话，对小高的触动很大。一是齐景奚提醒他要尽量争取早日摘帽子(当时的干部们谁也没料到这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二是让他注意到俩人家庭出身的差异，这使他心里或多或少产生了自卑感。
齐景奚是怎样与小陈谈的，小高当时并不知道。总之是他们屈从了舆论的压力，从这次谈话以后，他们就不敢再单独接触了。
失去了小陈，小高的内心感到十分痛苦，生活好像也变得枯燥乏味了，他几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内心的烦闷无处排遣，又没一个知心的人可以谈谈，只好白天拼命干活儿；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实际上根本睡不着。
八月的一个公休日，陈祯祥请假回家了。小高无家可回，早饭后带了一本《青春之歌》，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点儿咸菜，遛达到万安公墓，打算在这里静静地看书。
公墓里有翠绿的松柏、绚丽的野花，但因缺乏管理，显得有些荒凉。加之墓碑林立，碑下睡着死人，多少也有点儿阴森。他在碑林中穿行了一会儿，找到了李大钊的墓，就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周围很静，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林中的鸟鸣与蝉噪。这氛围，这意境，真如张籍所说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午后，天色阴了下来，他一看要下雨，就急急忙忙往回返。吃过晚饭，天阴得更沉了，还伴有隆隆的雷声。他心中记挂着 陈祯祥。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每次进城，都乘从颐和园开到香山的末班车回来。从卧佛寺下车，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门头村。天色已晚，加之乌云笼罩，天显 得更黑，隆隆的炸雷声也一阵紧似一阵。他想，这样的天气，她一个人回来路上会害怕的。要是再下大雨……想到这里，顾不得那么多了，就毫不迟疑地拿起雨伞， 带着雨衣出门头村，奔卧佛寺。
他决定去接她，他不怕舆论了。
刚出村，就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雨点儿倒是不大，但是闪电雷鸣闹得很凶。路上没有行人，他形单影只，疾步前行。快 到卧佛寺车站，末班车从他身边疾速开过，他的心提了起来，往车站那边一看，远远看见有个人手擎一把小花伞，正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他估计那一定是小陈，紧跑 几步，还没到那人面前，就认出果然是她了。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过去，急忙把雨衣披到她的身上。她也向他狂奔过来，一下子就扑到了他的怀中，像沉溺在洪 水中的人突然抓到了一块木版，紧紧地抱住了他不松手。过了好半晌，这才仰起头来望着他，眼中满是泪花。动情地说：“吓死我了！在汽车上就盼着你来接。我知 道你一定会来接我，一定会！只要与你在一起，多险恶的环境我也不怕。”
说着，两人的唇终于自然地合在了一起。这是“天作之合”，没有这场雷雨，他们也许还不敢冲破这“社会主义新封建”的牢笼，永远屈服于“不许恋爱”的桎梏之中。
两人相拥着往回走。闪电为他们照明，雷声为他们壮胆。两个人在一起，果然什么都不怕了。
十、偷吃伊甸园禁果
“大跃进”的五八年十月，正是“小高炉”遍地开花的时候。北师院需要劳动力，就把下乡劳动的右派分子们连同下放干部都调回来。离开门头村的时候，大家还真有些留恋难舍，毕竟住了半年多，与老乡们相处得相当融洽。
汽车一开进北师院大门，就被院内那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这里遍地是土法炼钢炉——实际上是在地上挖个坑，架上鼓 风机，放几块木材、焦炭，再放些砸碎的铁锅片，点上火用钢钎搅拌。待到温度达到一定程度，铁片熔在一起，就算是“钢”了。毛泽东向世界夸下了海口，只好发 动一场“全民炼钢运动”，想以这些废铁疙瘩去凑足他那“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
大家来不及吃饭，就投身到这一伟大的任务中去了。
北师院的情况与半年前已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红色狂热气氛笼罩了整个校园、整个中国。到处是“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不着边际的狂热加激进的政治标语。学生处于半停课状态，每天都要参加劳动。没有一点儿最高学府的学习气氛。
北师院的环境为他们的爱情发展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与同学们掺和在一起，显不出他们的特殊关系，不像在农村，两个 人并肩走路都会招来许多惊奇的目光。他们随着学生的作息时间走，也为他们的幽会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不像在农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几乎每个周末或周 日都要出去散步。或是学校南边的钓鱼台，或是学校北边的紫竹院。
有一次他们去钓鱼台玩儿。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个荒凉的无人管理的公园，建成“国宾馆”是后来的事儿。两人一边漫步，一边闲聊。陈祯祥忽然触景生情地说：“这地方以前我来过，是张俊泉骑车带我来的。”
张俊泉是她以前的男朋友。听了她的话，小高沉默了，好久没说话。小陈笑了起来：“提到他，你不高兴了，是么？”
小高当然不会承认，勉强笑笑说：“怎么会呢。”
小陈说：“我看得出来的。以后不提他了，好吗？”
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她真地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名字。
转眼到了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下午全校师生放假，准备除夕晚会。午饭后，小高就与陈祯祥商量好， 要到商店买两本式样完全相同的日记本留作纪念。他们从百万庄商场逛到甘家口商场，最后才从马神庙商场买到了两本粉红色硬皮的美术日记。他们都有记日记的习 惯。小高的这一本一直记到劳教所，可惜后来在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陈祯祥的那一本不知道下落如何。如果他们的日记能够留下来，倒是一种绝好 的历史见证呢。
除夕的晚上，她为了陪小高，没有回家。晚饭后，礼堂楼下有舞会，楼上放电影。他们在楼下玩儿一会儿，跳了两支曲子。因不愿碰到熟人，没有继续跳下去。她说：“回我的宿舍吧！”
小高问：“刘干呢？”
“回家了。”她说。刘干是与她同宿舍的历史系女右派。
他们一起来到“女右派”宿舍。外边气温很低，室内开着水汀，却温暖如春。她拿出事先准备下的糖果，对小高说：“你坐着，喝茶、吃糖。我去洗个澡，一会儿就回来。”——当时北师院宿舍楼每层都有淋浴室，不论冬夏，洗澡都很方便。
没过多久，她穿着内衣内裤，外面披着大毛巾，端着脸盆回来了。头发湿漉漉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小高与她朝夕相处大半年，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的浴后半裸，不禁有些怦然心动。随口说：“你真美，活脱脱一朵出水芙蓉、带雨梨花。”
小陈白了他一眼，半嗔着说：“别耍贫嘴，来，帮我梳梳头。”
在这样的环境与气氛中，他们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两人相拥相偎，相亲相爱，无所不谈，无所不至。外面的鞭炮声逐渐稀落，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很晚。分明过了午夜。小高用商量的口吻问：“亲爱的，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了？”
她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说：“不走不行吗？”
小高其实是求之不得，只是要她自己把话明白说出来罢了。
这一夜，他们双双进入伊甸园，偷吃了禁果。
十一、陈妈妈的预言
第二天，是五九年元旦。这对不合法的“新婚”夫妇，不敢起得太晚了。小陈一边洗脸，一边兴冲冲地说：“今天我带你到我家去见见妈妈吧！”
在此以前，尽管两人经常谈起小陈的家，但她从来没有要把小高带回家去的意思。经过昨夜的“历史性大转折”，关系彻 底变了，小陈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如何把不合法的关系变成合法化。所以这一步棋，是早晚必须走的。小高当然很愿意去见见未来的丈母娘，就问：“你和妈妈提起过 咱们的事儿吗？”
小陈说：“没有。咱们目前这种处境，叫我怎么向妈妈开口？不是找着挨‘撅’吗？”
小高说：“那我贸贸然去你家里，合适吗？”
小陈说：“我昨天和妈妈通过电话，说我有两个同学家不在北京，过年也没地方去，想请到家里吃顿饺子，也省得他们想家。妈妈同意了。所以今天你去我家，不是‘毛脚女婿’的身份，而是普通同学的身份。我想先不公开咱们的关系，让妈妈客观地观察一下你，看她对你的评价怎么样。
小高说：“既然你说的是两个人，那就请呼维新和我一起去吧！”
小陈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呼维新是历史系的一个右派。是从山西农村来的学生，淳厚朴实，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他是北师院右派中唯一支持他们谈恋爱的同学。经她一请，呼维新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开玩笑地问小高：“暴露不暴露你的特殊身份？”
小高说：“别，别，你我都是她的同学，其他的可千万别露。”
呼维新说：“瞒得过初一，还瞒得过十五？”
小高说：“鉴于咱们的政治处境，至少现在还不能说。”
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女士，抗战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当时在丰台某医院工作。她作为陈独秀的儿媳，丈夫又在香 港，历次政治运动都给她和四个子女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子女的政治前途，她于五八年初毅然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原以为这一下她既不是陈独秀的儿媳，也没有 “海外关系”了。但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历次政治运动她都没能逃脱恶运。现在看来，当时的作法，显得太幼稚了。
陈祯祥的家住在北京市府大院儿里。他们到家的时候，她妈妈、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家中。面已经和好，正在拌馅儿。小高叫了声“伯母”，寒暄几句，就洗手参加包饺子。
小高第一次来见未来的丈母娘，多少有些拘谨，好在有呼维新从中掺和，方才稍感轻松些。
在此之前，陈祯祥确实没向家里人透露过与小高的特殊关系，就是这次把事实上的丈夫请到家里去吃饺子，也是作为一般 同学邀请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交谈中，她母亲总是把侧重点移到了小高的身上，询问了他家住何方，父母是干什么的，家中经济情况如何等等等，似乎已经意 识到这就是她未来的女婿似的。饭后三人与弟妹们一起到附近的宣武公园小游。弟妹们称小高为“大姐的朋友”，称呼维新为“大姐的同学”，关系上似乎也分得很 清楚。这，很可能是他们察言观色，冷眼旁观自己看出来的。男女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往往会在一言一笑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小高走了之后，许桂馨与女儿之间当然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母亲的面前，小陈即便不承认那种关系，至少也承认 了“有相爱倾向”。因为小高这次造访以后不久，就反馈回来了她妈妈对这桩婚姻的态度：不赞成，或者痛快说是反对。唯一的理由是“不合时宜”。她并没有从 “门第”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婉转地劝说女儿赶紧终止这场恋爱。并预言说：“你们没有成功的希望。”
对于她母亲的态度，小高并不感到意外。
一个周末，小高与陈祯祥一起到紫竹院去散步。往常，只要一离开学校，她就轻松地有说有笑，话也多。可是这次出来，她的话很少，全没了往日的轻松。这变化，小高立刻就察觉到了，忙问她：“你怎么了？”
“没怎么。”
“有什么烦心事儿说出来不好吗？”
“妈妈找我谈了，不赞成咱们的事儿。”
“为什么？是不是有门第之见？”
“不，没有。妈妈只是说‘不合时宜’，让咱们好好儿改造，争取早日回校读书，毕业以后再说。”
小高有些激动了，大声地反问：“妈妈的话不算错，可是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校读书？已经劳动一年了，到今天连一点儿眉目也没有。你我的政治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难道连个人的婚姻命运也不能自己掌握吗？”
小陈说：“妈妈说了，咱们没有成功的希望，劝我不如早些抽身。”
小高说：“妈妈不知道咱们关系发展的程度吧！”
“那个，当然不知道。我没敢露。”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别急，会有办法的。妈妈最疼我，也最听我的话，慢慢儿做工作嘛。再说，我个人的事，应该我说了算！”
小高这才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十二、陈鹤年的诺言
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思想处于极度的苦闷和惆怅之中。经过一年的“劳动考察”，没有一点儿摘帽复学的迹象。烦恼与彷 徨之余，他们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出路了。他们二十岁刚冒头，总不能这样无休无止地“考察”下去吧？艰难的恋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来自政治上的， 还有来自家庭的。有一天她突然说：“我想给爸爸写封信。”
“寻求帮助？”小高问。
“是的。”她说。“咱们不能这样无限期地、顺从地耗下去。应该挣扎一下，趁我们还年轻。”
小高说：“这可是个敏感而又危险的话题。‘毛家大院儿’看管得如此严密，出得去吗？再说，写信会不会被检查？”
小陈说：“试一试吧。不然，咱们将永远是人家的俎上之肉。”
小高终于同意了她的意见：“好吧，这一回，咱们也体验一下‘冒险’的乐趣。”
信是俩人合写的。信中没敢提被划成了右派的事儿，其他碍口的话也都没说；只谈了两人已在农村劳动了一年，现在还不能回校学习。信中暗示了他们对前途的忧虑，想得到爸爸的帮助等等。
两个年轻人一点儿也不了解香港人对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态度，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反右斗争的真相。信发出后，他们俩终日惴惴不安，如坐针毡、
五九年的春节前夕，陈祯祥终于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信中除了写一些“问候”、“平安”之类的话之外，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来港后学习或工作均易安排。”
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爸爸。这正是他们俩殷切盼望的一句话。为了这一诺言，他们俩激动了好一阵子，几乎就要欢呼雀跃 了。天真地以为终于盼来了救世主，可以救他们脱离苦海了。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方才心如饮冰，凉了半截儿。“来港”，如何“来”法？“禁锢得比罐头还严 密”的毛家大院儿，怎样才能走出去？如果走“暗道”，被捉住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似的困扰着两个青年男女的心。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十三、没过门儿的儿媳妇上门来
领导开恩，春节期间放右派分子们两个星期的假。劳动考察了一年，小高没有回过家，很想借此机会回家一趟。他想：如果“计划”得以实施，恐怕与年迈的父母相见无日了，这也是促使他决心返里的一个原因。当然，有了“对象”，想让父母见上一面，也是他想回乡一趟的另一个原因。
找个机会，小高与陈祯祥商议返乡的事儿。她倒是很愿意去拜见一下公公、婆婆，但却又非常为难地说：“过春节我不在家，无法向妈妈说清原因。这件事儿又不能让妈妈知道，该怎么办呢？”
小高说：“你别跟妈妈说学校放几天假，你在家过完春节，然后跟我一起去我家。你就对妈妈说：学校规定，右派分子过完春节都得回校劳动，不就行了？”
小陈沉思了一下，终于点了头：“好，就这么办。”
春节过后，小高带着他事实上的妻子一起回到了故乡——秦皇岛北边属于抚宁县石门寨公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
故乡，对一个在政治上罹难的游子来说，显得格外亲切。家里人尤其是父母亲见到了一别年余的儿子以及未来的儿媳，真是欢喜万分。母亲激动得老泪纵横，一手拉着一个，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经过五八年的盲目“大跃进”，五九年年初的大陆农村，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了。全村的人都在一个食堂吃饭，而且是定量 配给。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母亲犯了愁，家里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未来的儿媳初次登门，拿什么招待？后来还是哥哥说：“跟村干部说说，能不能从食堂多打出两个 人的饭来？”
母亲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你去试试。”
村干部还算通情理，哥哥跑去一说，就同意了。从食堂多打出来的“两份儿饭”，实际上是两碗高粱米粥。这两碗见汤不见米的高粱米稀粥，就是高家未来的儿媳妇在婆家吃的第一顿饭！
乡亲们听说高家的二小子从北京带了个“对象”回来，而且还是个香港小姐，都有事儿没事儿地找借口来串门儿，实则是 想一睹“香港小姐”的芳容。祯祥本是个热情的姑娘，在这样的场合，她越发显得端庄典雅，落落大方，毫不拘谨。尽管拿不出什么吃的东西来，但对来访者全都热 情相待，谈笑风生，颇得乡亲们的好评。
在家里逗留了一周。这期间做母亲的用尽了全身解数，大显神通，居然为他们包了一顿饺子，做了一次豆腐，算作对儿媳的招待。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儿了。
在离家回京的那天早上，母亲拿出一只她珍藏多年的戒指来送给祯祥，算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祯祥看着小高，不知道该接不该接。小高忙用眼神示意她收下。她这才说了声“谢谢伯母”，就收下了。
趁前后没人，她悄悄儿问小高：“这就算定下来了？”
小高说：“咱俩的事儿，前途坎坷，成败未卜，这样做，可以抚慰一下老人的心。再说，以后在‘路上’也许用得着这东西的。”
祯祥立刻明白过来：是啊，如果必须“走暗道”，是需要钱的。
高家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小河，当地人叫做“大石河”，下游通山海关。过河就是石门寨，有汽车通秦皇岛。这条河水清澈见底，经年不断，有鱼虾蟹可以捕捉，也常有野鸭白鹳一类水鸟光顾。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可以赤身裸体地在河里游泳，到了冬季，可以成群结伙地在冰面上打出溜。
终于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母亲送他们到小河边，站在河的东岸，手搭凉棚目送西去的儿子。小高与陈祯祥过了小桥，回首眺望，见母亲还没有离去。两人向妈妈挥挥手，算是最后的告别。心里都酸酸的。因为这一别，他们就要去走“自己的路”，是不是还有再见面的日子，可就难说了。
十四、盯稍的是个业余小特务
两周的寒假，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回校后不久，就接到通知，所有劳动考察的右派，全部转移到北京东面的密云钢铁厂去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
据说，密云钢铁厂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代由北京团市委和高教部投资兴建的，号称“共产主义的大熔炉”。劳动者主要是从各厂矿抽调的技术工人和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学生。把各大学二类处理的右派放到那里去改造，在当权者看来当然是十分理想的了。
小高在密云钢铁厂砸过矿石，开过电锯，还当过炉前工。
离开学校，来到密云，这对他们的“来港”计划，无疑将增加许多难以克服的主观方面的困难。此外，在客观方面，由于著名翻译家、右派分子傅雷之子傅聪(著名钢琴家)在五八年“出逃”，使得最高当局加强了出入境的管制。门户本来就很严的“毛家大院儿”，大门关得更紧了。
这期间，他们也曾与英国驻京代办处通过电话，但回答是十分客气的一句“爱莫能助”，十足的外交辞令。祯祥又与她父亲通过几封信。大概正因为这频繁的通信，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他们两个还都蒙在鼓里，全然不知道已经被人家“盯”上了。
北师院党委派往密云管理右派学生的干部有两名，一名叫杨鸿运，一名叫孙泽先。杨鸿运为人忠厚，对右派学生们毫无居 高临下的架子。他从西山一直跟着学生们到密云，像朋友一样对待这些“犯错误的学生”。时隔二十余年之后，在八零年的某一天，小高曾经与杨鸿运邂逅相遇，他 当时在《北京日报》当编辑室主任。谈到二十年前的往事，两人相对哈哈一笑了之。孙泽先则为人阴险而狡诈，心地险恶。一到密云，他的两只鼠眼就盯上了小高和 陈祯祥，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而不露声色。他对他们的恋爱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对策，而把重点专注于他们的“来港”计划。
到了密云之后，一切作息时间都跟着工厂走，于是右派学生们每月也有了两天的法定公休日。小高与陈祯祥常常利用这两 天假期进城幽会，住在学校为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们返京而提供的房间里，商议“来港”的一些细节。这些活动，孙泽先全都知道，而且总要派一个人在暗中监视他 们，而他们当时却全然不知。
有一次，他们从密云进城，下了火车就已经是晚上十点钟，转乘102路 无轨末班车到甘家口下车，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好步行去北师院。两个人相依相偎地沿着阜外大街一直向西走。时间已近午夜，路上行人很少，天空中挂着一弯 残月。面对此情此景，小高突然想起了李煜的一首《乌夜啼》，就低声吟诵：“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 滋味在心头。”
祯祥听了说：“不对，两个人有说有笑，是‘无言’吗？是‘独自’吗？是‘寂寞’吗？”
小高笑了起来：“咱们与李后主相隔一千多年，哪里会有相同的意境？借用一下词句罢了。”
时已深夜，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他们俩就直接住进了北师院中文系四楼的一间房间。学校放假了，整座楼空荡荡的，只有他们的屋子里亮着灯光。他们匆匆洗漱完毕，刚息灯就寝，忽然听见楼道中有轻轻的脚步声。小高推了推祯祥，小声说：“你听，外边有人。”
她也听见了，惊讶地说：“都过了半夜了，怎么还会有人呢？”
两人再侧耳细听，脚步声又没了。小高要起来开门去看，小陈一把搂住了他，负气地说：“管他是谁呢，别理他，咱们又没犯法！”
小高叹了口气：“作为两个自然人，咱们并没有犯上帝的法；可是作为北师院的学生，作为毛家大院儿的贱民，他们说你犯法就犯法。咱们俩被判劳改，你说犯了什么法了？”
第二天，他们故意起得很晚，倒是没人来敲门。中午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忽然看见与他们一起在密云改造的数学系的一个右派，也在食堂的一角吃饭，还贼头贼脑地直往他们这边看。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终于明白了：昨晚跟踪他们的那个人，原来就是这个业余小特务！
两天的假，必须按时归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们不但是被监督劳动的右派学生，而且享受着特殊严密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来港”计划，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十五、小高终于“升级”了
到了五九年九月，密云钢铁厂终于下马了。一夜之间，昔日喧闹的工地，变得冷落而萧条。各路人马纷纷撤离。所有的右派学生，也奉命撤回北师院进行整顿学习。
所谓“整顿”，是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对右派分子的一种“甄别”对策。在“反右斗争胜利”两周年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在中小学老师中继续开展“反右运动”。据说55万右派分子当中，几乎有30万就是在五九年到六零年的“继续反右”中“找补”进来的；另一方面，则在已经定性戴帽的右派分子中间进行甄别，对表现好的或有典型意义的右派，宣布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对表现恶劣、抗拒改造的，则“升级处理”，轻的送劳动教养，重的逮捕判刑。
北师院的“整顿学习”，由孙泽先坐镇，在这三十几名右派学生中，发动“积极分子”，寻找“抗拒改造”的批判对象，进行揭发批判。
这些过去被别人批判的人，如今能站出来批判别人，而且孙泽先代表校领导明确宣布这是右派们“立功赎罪、争取摘帽”的大好机会，因此一个个全都分外卖力。
要找批判对象，小高自然首当其冲——明面上摆着两条：改造期间谈恋爱，而且非法同居；暗中还掌握着一条：有“去港”的动向。
“批判”不是目的，孙泽先的目的是想通过批判搜集他的罪状，以达到对他“升级”处理的目的。
“恋爱”问题，反正是正大光明的，也不想否认，两人都作了检查。别的问题，事关重大，两人都咬紧牙关，死不认账。
开了几次会，孙泽先见他们铁嘴钢牙死不承认，就在会上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儿陈祯祥与她父亲通信的内容以及与英国 代办处通电话的事儿。看起来，校方曾经偷看过他们来往的信件，至于给英国代办处打电话，校方怎么也会知道呢？难道通往外国使领馆的电话，中国的特务机关都 装有窃听器不成？！
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们还是不承认要一起去香港的事情。陈祯祥的父亲在香港，她父亲的来信中即便有“来港”字样，也是情理中事情，并不违法；至于给英国代办处打电话，他们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只说是北师院的学生，没报真实姓名。北师院有几千人，怎么证明电话就是他们打的呢？
批判会陷入了僵局，他们的问题暂时“挂”了起来。好在孙泽先并没有宣布不许他们两个单独外出。一个周末的下午，他们一溜溜到了动物园。一边溜达一边商量对策。
小高说：“如果还不采取行动，咱们的计划要流产了。”
小陈反问：“监视得如此严密，怎么行动？万一被抓住了，不是授人以柄吗？”
小高说出了他的担心：“我估计，他们要对我下手了。”
小陈摇摇头，天真地问“不就是批判批判吗？反正已经这样了，还能拿咱们怎么样？”
“只怕要‘升级’，送劳动教养。孙泽先正憋着拿我当典型呢！”
“那么我呢？”
“有你爷爷的仙气护着，估计对你会网开一面。再说，送走了一个，拆散了一对儿，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她沉思了许久，忽然问了一句离题千里的话：“你看过电影《流浪者》吗？”
“看过，还是上中学的时候看的。”
“你记得影片结尾丽达说的话吗？”
小高不加思索地回答：“记得。是‘我等着你’。”
“你相信吗？”这时候的祯祥，天真得像个小学生。
但是小高却一点儿也不天真，竟硬梆梆地回答：“那是电影。我相信‘誓言是写在水上的’这句话。”
她有点儿动情了，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说：“那就试试看吧！”
她说的“那就试试看”，当然是心里话，是经过认真思考，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绝不是随口而出的“一时冲动”。这句话给了小高极大的安慰。在后来的漫长的劳动教养生涯中，这句话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无穷的力量。
小高是个体育爱好者，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五九年的九月十五日，是第一届全运会开幕的日子。他卖了一些旧书，筹资买了两张票，打算与祯祥一起到工人体育场观看全运会的开幕式。
九月十三日是星期天，但是那天一早孙泽先就通知所有的右派学生不许外出，等待开会。
“十三”是被西方人看作最不吉利的数字。五九年的九月十三日，恶运果真降临到了小高的头上。
上午十时许，孙泽先吹哨，让三十几名右派学生在宿舍楼前集合，就地坐下。那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引来了围观的学生倒有数百名之多。会议程序非常简单，只有一项：就是由孙泽先代表校部当众宣布：“右派分子高××在劳动考察期间，抗拒改造，企图逃往香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送劳动教养。……”
这时候，从停在旁边的一辆黑色轿车中钻出两名穿白色上装的警察来，走到小高的面前，一个从公文夹中掏出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让他签字。事情到了这一步，小高觉得无话可说，就痛快地签上了字，居然连那纸上写了些什么也没看。签完了字，另一位警察就说：“把校徽摘下来！”
这时候，小高突然聪明起来，耍了个滑头，指着祯祥对那警察说：“请等等，我与她的校徽是换着戴的，请允许我换过来。”
他慢步走到陈祯祥的面前，轻声说：“我走了，你多保重！”
尽管陈祯祥在事先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样快。在与小高交换校徽的时候，忍不住失声大哭起来。
真是撕心裂肺的一幕，当时在场的围观者，有的偷偷儿擦眼泪，有的不想再看，扭头走开了。
小高被推进汽车中，立刻按响了喇叭开走了。车窗当然关着，他只能扭头透过后窗最后看一眼这个自己深深地爱着的姑娘——她还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心上人离她而去……
爱情 啊，这个人世间最圣洁、最美好的事物，千万年来一直被一切善良的人们所颂扬。王母娘娘拆散牛郎和织女，那是因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还允许他们每 年会上一面；法海和尚拆散许仙和白素贞，那是基于一种邪恶的嫉妒心理；那么“他们”呢，他们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非要拆散这诚心相爱的一对儿呢？
小高与小陈，从五七年九月一日第一次见面，到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分散，共计交往了七百四十三天。在大约一年半的“劳动考察”期间，两人一天也没分开过。今天，他们那大胆的初恋，终于以悲剧的结尾暂告一段落了。
十六、监狱十年和农村十年
小高离开北师院以后，先是送进了海淀区公安分局，在拘留所关押几天之后，于九月十七日(恰是中秋节)被 转送到设在德胜门外土城的“劳动教养收容所——一个阴森恐怖的废砖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鬼地方。三天之后，又被“分配”到安定门外的辛店农场，与犯人们 一起劳动改造。一年之后，由于全国性的大饥饿，生活条件极差的劳改农场开始饿死人，身体强壮的小高，也彻底饿夸，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连路都走不动了。当局 不得不把他送回“劳动教养收容所”。
一个多月以后，小高又被“分配”到延庆钢铁厂，当时这是一个生活条件“最好”的劳改工厂。
六一年十月，延庆钢铁厂“下马”，小高又被转送到世界闻名的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这个农场地点虽然在天津北郊，但却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六三 年夏季，由于中央“广州会议”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下的右派分子，大部集中到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团河农场，等待摘帽安 置。但是后来受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摘帽安置”成了泡影，接着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团河农场改为“五七干校”，右派分子们再 次转移到清河农场。六九秋“林副统帅”发布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右派中“表现较好”的，摘了帽子，家在农村的，押送回原籍由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家 在北京、上海、天津的，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就业”，当廉价劳动力。剩下二十多名“抗拒改造、死不悔改、表现恶劣”的右派，则被送到了设在河北省邢台地区 沙河县的留村农场，属河北省公安厅管辖。
小高 也属于“死不悔改”的一类，于六九年秋天被押送到了留村继续劳动教养。七○年的四月五日清明节，小高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零七个月的教养生涯，但是不摘右派 帽子，被遣送回原籍，交革命群众监督，与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起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月，方才“落实政策”，分配到抚宁县石门寨中学教书，后来又调到 抚宁县二中，直到退休。
关于小高的这二十年生活，他自己写有《监狱十年》和《农村十年》两篇颇长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他所遭遇的苦难历程，油印本在“同窗”中流传颇广。这些故事尽管全都十分生动而真实，而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与他的“苦恋”故事关系不大，所以这里不加摘录。
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交代一番，那就是他的“错位的婚姻”。
十七、错位的婚姻
一九七○年，小高从留村农场回到家里，已经三十四岁，早就过了正常人的婚配年龄。尽管父母亲友都想为他张罗一房亲 事，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作为一个被监督的“五类分子”，何况又已经三十多岁了，没有哪个“清白”的姑娘肯淌这种“浑水”；而人头太次的女 人，小高又宁可终身不娶，也不愿再给自己找罪受。所以尽管张罗的人颇多，却连一个成功的也没有。
恰在这时候，他在留村农场认识的一个女教养分子小王上门找他来了。
小王 即将解除劳动教养，根据当时的政策，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如果家在农村的，可以回家，如果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一律不许回去，出路也有两条：或 在邢台地区农村插队，或留在劳改农场“就业”。这两条“出路”，恰恰正是解教人员谈虎色变的。邢台地区干旱缺水，只出产玉米、小米，农民收入很低，生活极 苦，在那里插队举目无亲，何况还不享受插队知识青年的待遇；而“留场就业”，则被当地人称为“二劳改”，政治上依旧是专政对象，工资极低，而且永远离不开 公安系统，谁也不愿意，因此也叫“强迫就业”。小王的家在北京，她怕解除教养以后走上了这两条可怕的道路，所以找小高商量出路来了。
说商量，实际上是要求。要求什么？要求把她的户口迁到小高这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据第二本《宪法》，是没有“迁徙自由”的。想迁户口，必须有相应的证明。小王与小高无亲无戚，没有任何关系，对她来说，想把户口迁到小高家的村子来，只有一个证明有用，那就是与小高结婚的证书。除此之外，别的证书她想都不用想。
她既 然敢于跑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养期间与小高当然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劳改分子，不论男女，大都患有“性的苦闷症”，渴求异性的安慰。偶然在一 起劳动，互相表示好感是常有的事儿。当然那都是逢场作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小王来说，主动来找小高，也是万分不得已的事情。她一个姑娘家，受过劳动 教养处分，即便回到北京，除了嫁给“劳改释放分子”，也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何况她北京明明有家却不让她回去。而在劳改分子中间，大家一致公认只有右派是最 “干净”的，至少不涉及道德品质的问题。对她来说，如果想嫁人，右派当然是“最佳人选”，何况小高长得魁伟英俊，又是个大学生。
但是小高却并不想娶这样一个媳妇儿。在农场的时候，与她调调情，解解闷儿，是可以的；要做终身伴侣，由于兴趣和爱好相差太远，没有共同语言，生活肯定不会融洽，特别是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
但是 小王一来，村里人就认定了她是小高的对象。可不是么，要不是对象，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她到底是北京人，善于说话也善于应酬，手脚也勤快，很快就博得 了众人的好评，家里人对她印象也不错。大家都来相劝：错过了这个机会，再要找一个比小王更好的姑娘，恐怕困难了。这话多少有点儿道理。
在众人的撺掇下，小高动摇了。七一年春天，他们终于去领了结婚证，并把她的户口从农场迁到了小高的村子里来。
但是 婚后不久，她的小市民习气就彻底暴露了。第一是谁都不在她的眼中，开始与小高的母亲、哥嫂、侄儿、侄女甚至街坊四邻吵架，至于与小高的口角，更是家常便 饭，是一头典型的“河东狮”。第二是醋性特重，小高跟别的女人说句话儿，也要醋海兴波。勉强维持了三年多，尽管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到了七四年夏季，她终于 抱着孩子回北京去了。
十八、写在水上的誓言
下面，还是回过头来，接着说小高与陈祯祥之间的故事。
小高被撵出北师院，进了劳教所，对陈祯祥的思念之情，残酷地折磨着他。
他从 劳教所发出的第一封信，不是给家里，而是给陈祯祥。那封信写得很长，很详细，信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思念之情。信发出之后，他就天天盼望回信。就这样，天天翘 首，天天失望。时间在失望中一秒一秒地流走。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终于对陈祯祥失去了信心，开始绝望，也更加坚信“誓言是写在水上”的话了。他开 始抱怨：“为什么你连一个字也不写呢？就是断绝关系，也应该来信说明白，好让我死了这颗心嘛。”
六三年十二月，他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劳动。由于他劳动积极，加之政治气候略有宽松，队长批准他一个星期的假，让他回家探亲。尽管与陈祯祥分别已经四年多，但是头脑中总也丢不开她的影子，所以特地提前一天离家返京，打算到她家找她，以期能见上一面。
那天 是十二月三十日，京都街市上一派过新年的气氛。天冷、风大，他冒着严寒，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市府大院。他敲开了一号楼三门一号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老 太太。他问：“陈祯祥还住在这里吗？”她说：“不知道。”他再问：“她搬到哪儿去了？”回答依然是“不知道”。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也不知道是那老太太耳朵 背，还是陈家的人也出了问题，搬走了，后来的人奉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
没奈何，他又去了北师院，向中文系办公室的人打听陈祯祥的下落。可是一个送教养的右派，要打听一个与他“同案”的右派，“立场坚定”的干部，谁会告诉他实话？所以回答依然是三个字：“不知道”。
十九、苦涩的重逢
难熬的二十年，一天天熬了过来。到了1979年，当年的小高已经熬成了老高，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三中全会带来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那年的一月，师院电召老高回京办理落实政策的有关事宜。等到一切手续办完，他冒昧地向中文系总支书记询问了陈祯祥的情况。总支书记很痛快地告诉她说：“她昨天来的，她的右派问题也已经改正了。现在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地区大韩继中学任教。”
真不凑巧，校方为什么不早一天通知，让他们见上一面呢？
老高 从北京返回石门寨中学，犹豫再三，还是给陈祯祥写了一封信。信并不长，写好后却没有立刻发出，而是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星期。时隔二十年，双方都有很大的变 化，特别是思想感情的变化。该不该联系呢？如果信发出去，会不会有第一封信那样的遭遇呢？后来他想，政治的春天和自然的春天应该同时来到，每个人的内心都 会枯木逢春，出现萌芽，就鼓起勇气把信发了出去。
信写得很简单，无非是投石问路的意思。信中大致说了说这二十年的经历及现状，末尾写着：“要不要见面，我现在还没想好，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这是他们分手以后他写给她的第二封信。因为有第一封信的经验，此信发出后，他没像当年那样急切地盼望回信。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很怪，殷切盼望回信的时候，一直没有回信；这次不抱回信的希望，发信后不到一星期，她的回信就到了。他有点儿激动，毕竟分别了二十年了。
信中 说：“于昨收到你的来信，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分别了五分之一个世纪，咱们终于又能通信了。真是值得高兴的事……”信中也谈了她这二十年的大致情况：“你 走了以后不久，我便回校学习。从新从一年级读起，所以直到六二年才毕业。毕业后与同班同学刘邵结了婚。生有一子。‘四清’中刘受我株连，经不起批斗，上吊 自杀了。‘文革’中经人介绍与同校的一位姓傅的体育老师结了婚，生有一女……”信的末尾她用大字写出：“我很想见到你。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你 见面。我急切盼望与你相见。”
收到她的这封信，正好北师院电召老高去领困难补助款。他是三月十五日去京的，出发前，他给她发了一封信，约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在天坛公园西门售票处相见。信中写道：
“时隔二十年，你我都有很大变化，说不定谁也不认识谁了。到时候我上身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左手拿一张《人民日报》……”
三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老高早早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一看时间尚早，天气还有点儿冷，就到附近一家商店里去避寒。隔着玻璃橱窗搜寻外边行人中她的身影——他的记忆中，陈祯祥的形象还是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
快到九点钟了，他出了商店，向公园售票口走去。售票口前人不多，他看到一位留短发披着纱巾的中年妇女，正在四处张望。就径直向她走去。她一回首，也发现了老高——尽管分隔了二十年，可是一见面彼此居然还都能够认出来。
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四目对视，沉默了足有三分钟。彼此都有二十年的苦衷想倾诉，只是心情激动，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老高先开口打破了沉寂：“到天坛里坐坐吧！”
他之所以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天坛公园，就是想利用这里的环境，便于畅谈。不料她却说：“还是到我家去吧！”
“大韩继中学？”他惊讶地问。
“不，我的家在周口店中学。从天桥坐车去，很方便的。”
“我不愿意见到你丈夫。”
“他今天不在家，带学生到北京考试来了。”
他一听有这样好的机会，说了声：“好吧！”就与她一起朝天桥汽车站走去。
路上，他点着一支烟，她看了他一眼说：“也学会抽烟了？”
“六四年开始抽的。我感谢这玩艺儿，是它伴随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为健康计，少抽些吧！”
“谢谢你。怕是恶习难改啦！”
到了周口店中学她的家，她就忙着点火做饭。老高说：“别麻烦了，我不吃饭。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聊聊这二十年吧！”
她说：“千里迢迢来一趟，不吃饭我心里好受吗？我做简单些，烙饼炒鸡蛋。咱们边做边聊。”
她的家，实际上是周口店中学体育组的两间器材室。外间堆着一些体育器材，兼作厨房，里间是卧室，有一张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她在外屋做饭，老高在里屋踱着步与她聊天。她间或也到里屋坐一会儿。
老高问：“两个孩子呢？”
“都在城里上学，住姥姥家。”
“你知道我最不愿看见你屋中的哪件东西吗？”
“哪件？”
“这个东西。”他指了指那张双人床。
“别想那么多，这是历史的误会。”
“你们相处得好吗？”
“一言难尽，等有时间慢慢讲给你听。”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你真是急性子，这么快就切入正题。咱们先不聊这个，说说别的行吗。”
“好的，有一个问题我憋了二十年，今天可以问了。”
“什么问题？”
“五九年的十月我从劳教所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为什么不回信？”
她听了这话，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脸色立刻黯淡下来，眼中浸着泪花，低声说：“我料到你会问这件事的。我知道你为此恨了我二十年。我明白你当时多么需要我的回信，可是我却没写。你无法了解二十年前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你那封信的。”
“说说看。”
“已经成为历史了，还有必要重复吗？”
“是的，我想知道。”
“那 好。我告诉你。你走后不久，我就随下一届新生上课去了。有一天，支部书记通知我到党委办公室去一趟。我是课间操时间去的，办公室至少有三个人。他们递给我 一封信，我一看那熟悉的字，立刻就知道是你写的。那位负责人说：‘打开，念一念。’我拆开信，匆匆看了一遍。你的信写得很细，连我替你买牙刷、手纸一类的 事都写上了。我看完信，随手就扔给了他们，没有读。我说：要看，你们自己看吧。他们中的一个人拿过去看了，说：‘陈祯祥，让你回校上课，是对你的照顾，你 应该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你必须割断与高××的一切联系。否则，后果你知道。’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我能怎么样？又敢怎么样呢？已经送走了一个，还要再搭上一个吗？……”
“饼煳了！”她滔滔不绝地说，忘了锅里还烙着饼。老高闻到了煳味儿，大声提醒她。
她出去翻了饼，又回屋接着说：“你恨我吗？”
老高说：“不，当时只有失望。如果恨你，就不会有第二封信，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重逢。”
“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咱们的事，你也一起复学了。”
“时 也、运也、命也。怎么能说你害了我呢？我不写那篇文章就成不了右派，成不了右派也就不会爱上你。何况‘咱们的事’本身就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呢！你无需自责。 如果把我这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拓宽一下来看，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我的人生轨迹比起常人来要坎坷、曲折得多，拓宽后的面就比常人的更大。也就是说我对人 生各种滋味的体验，比常人要丰富得多。有些东西是任何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不是阿Q思想，这是真的。”
“别说了，先吃饭，边吃边聊。”
她端上来烙饼炒鸡蛋。
面对香喷喷的饭菜，老高揶揄地说：“这还是咱们相识以来你亲手为我做的第一顿饭呢。”
“今天先凑合一顿，以后有机会多给你做几个菜。”
“谢谢，机会恐怕不多。”
“只要争取，会有的。”
“喝酒吗？”
“有啤酒喝一杯，白酒不喝。”
她打开了一瓶啤酒，每人倒了一杯，她端起酒杯说：“为我们的重逢，干！”
“为我们劫后余生，干！”……
饭后，她麻利地收拾完碗筷，又重新洗漱打扮了一番，端着一杯清水走到小高面前说：“你也漱漱口。”
老高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接过水到外边漱了口。等到进房来，她正静静地站在屋子的中间，张开两臂等待着。情绪有些激动，加之喝了点儿酒，脸红红的。他立刻将她揽入怀中，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她仰起头，仔细端详着老高，用手梳理他的头发，感叹地说：“都有白头发了。”
老高说：“六四年开始有的。”
她问：“六四年是怎么回事？烟是六四年开始抽的，头发也是六四年开始白的。”
老高说：“六四年的五月，教养期满，应该放我们，但却到期不放，当局又不说明任何理由，而且一关就是十几年。”
听了这话，她立刻问：“如果当时放你出来，你会找我吗？”
“当然会！六三年十二月我请假回家，就到你家找过你，可是没找到。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市府大院的？”
她说：“六一年就搬出来了，现在妈妈住在西单。”接着她又很惋惜地说：“真是阴错阳差，两头都耽误了。六四年如果你出来，没准咱们就成功了。”
“那是怎么回事？”
她说：“刘邵是六四年死的，那时候我精神极度空虚，特别想念你。”
“命也！”老高慨叹了。
时间过得很快，说话间已到了下午四时，老高不得不告辞了。他们一起走到公路旁等候公共汽车。临别时，她说：“写信！”
“会的，你等着。”老高说。
分隔二十年的劫后第一次会面，就这样苦涩地结束了。
二十、再摆美酒做“刘郎”
“重逢”好像是命运对他的垂青。思念了二十年的恋人，终于又见到了，而且感情有增无减。老高从内心里感谢上帝的这个安排。然而，后来的结局，再次说明了这是命运对他们的又一次嘲弄。短暂的欢乐与兴奋的背后，暗藏着不尽的抑郁与烦恼。
时过 不久，老高就收到了陈祯祥的来信。随信寄来了她亲手抄的两张歌篇。一首是《送别》，歌中有：“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借以表达那天她送“高 君”到“大路旁”、“大树下”的心境；另一首是《祝酒歌》，歌的结尾处有“待到理想化宏图，咱们重摆美酒再相会……”的词句。分明是借这支歌暗示什么。
后来 的书信往返就十分频繁了，差不多每周都有两封信往返。信中什么都谈。谈过去二十年的经历，谈现在的衣食住行。有时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些对未来的憧憬。两 个人憋了二十年的感情，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来了。那炽热的程度不逊于岩浆。这一切都证明了她仍在深深地爱着他，他也热烈地爱着她……
然而，老高已经不是当年的小高了，而是为人夫，为人父的人了；她也不是当年的她了，而是为人妻，为人母的人了。这种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残酷而又痛苦地折磨着两颗并不年轻的心。
有什么法子呢？那段时间他们只能通信，靠信中热情温馨的话语，来抚慰对方伤痕累累的心。
他们的重逢，犹如长期在大漠中跋涉的人找到了一泓甘洌的溪水，拼命地吸呀，吮呀，以解难熬的干渴。
有一次老高收到她的一封信，刚一开封，就有一股异香扑来。待到抖开信纸，发现有几朵刚绽开的茉莉花，夹在其中。信中写道：
“清晨，发现我的茉莉花开了。这盆花好几年没开，积蓄的营养一下子喷发出来，今年开得异常的多，也分外的香，好像预示着什么。故不敢独享，摘几朵给你寄去。这花香也带去了我的体香……”
仅凭书信传情，已无法满足双方感情的需求。他们寻找一切机会相会。老高准备利用“五一”节的机会再次去京。行前给她发了一封信，告之：
“我四月三十日去大韩继中学看你，望你为我安排住处。”
大韩继中学距她的家——周口店中学大约有十几里的路程，她每周回一次“家”。
他是四月三十日下午抵达大韩继中学的。因为第二天是“五一”，老师们大都回家了，她为了等老高才没有走。见面后老高问她：“今天你不回家，怎么跟‘他’说的？”
“直说。告诉他有个老同学来访，今天不回家了，明天去妈妈家和孩子过‘五一’。”
“他会不会怀疑什么？”
“不会，他并不在乎我回不回家。我不回家，也许对他更方便。”
“这话怎么讲？”
“说来话长，咱们也不能一见面就谈这个问题。你刚下车，旅途劳累，先洗把脸，然后吃饭。饭后有的是时间，咱慢慢聊。”
这顿饭她准备得很丰盛，炒了几个菜。两人相对而饮，相对而谈。
她喝了点儿啤酒，脸红红的，话也多起来：“我的第二次婚姻，从一开始就很勉强，因之也就无幸福可谈。”
“谈谈经过好吗？”
“刘 邵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自然成了红卫兵揪斗的对象。白天被批斗，下了班还要照顾孩子。生活实在艰难。到了六七年，军宣队 进驻学校。一位好心的军代表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的艰难状况，就劝我再成个家，而且给我介绍了我校的体育老师——就是我现在这个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确 实需要有个人帮我一把，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他人倒是不错，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加之他对我的儿子不太好，我们常常为此发生口角。 没办法，我只好把儿子送到姥姥家上学去。后来我调到大韩继中学，不常回家，他和一位女运动员关系暧昧。被我觉察后跟他闹了几次，但他死不承认。上次咱们在 天坛见面的那天，他就是陪那位运动员去报考体校……”
听了她不紧不慢的叙述，老高终于明白了她上次说的“一言难尽”和这次说的“说来话长”的真正含义了。他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上帝为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政治上的灾难一个连一个地折磨我们还不够，还要从家庭婚姻上折磨我们，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高 叹了口气，说：“我的境况并不比你强。我现在的妻子是我在劳改农场认识的，七一年结婚，婚后发现她是个典型的北京小市民，又是头标准的‘河东狮’。儿子周 岁以后，她就带着孩子回北京来了。从此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如今在涿县住着。只因她为我生了个儿子，所以我们还保持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
她说：“这一切都是历史造成的，无法改变的了。”
“既然如此，咱改变个话题，聊点儿轻松的。”
他当时想转换话题，是不愿把那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继续下去。因为他十分明白，继续聊下去也不会改变什么，反而会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烦恼。
她说：“好吧！聊什么？”
他说：“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你听听，看是否可行。”
“请讲，我洗耳恭听。”
“三中全会以后，一切错误的问题都在拨乱反正。中央对你爷爷的评价也有所松动。你作为他的后人，是否应该做点儿什么？”
“我能做些什么呢？”她说。
“关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文章，最近我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搞学术研究，你我的功底还不够，我想为他写传。以你我两人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还是能够胜任的。由他的后人写传不是比让旁人写更适合吗？”
“这个提议非常好。可是，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能作些什么呢？”
“写传，首先要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工作你做起来比较方便。第一，你在北京，找资料方便；第二，你是他的孙女，采访一些有关人士也方便；第三，可以从亲友手中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第四，可以求得你爸爸的支持，搜集国外的资料。整理资料、动笔由我负责。你意下如何？”
“太好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遗憾，咱们要是生活在一起该多方便！”
避不开的话题，绕了一圈儿又回来了。听了她的话，老高无言以对。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不得不提出：“我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就在隔壁。隔壁的老师回北京，我把钥匙留了下来。走，我给你去铺床。”
时间已近午夜，她铺好了床，又坐了一会儿，说：“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早点儿休息吧！”
老高见她情绪有点儿异样，起身告辞的时候有些迟疑，就贸然地说了一句：“你这就走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过一会儿你到我那里去吧！稍微晚一点儿过去，这儿的人杂。”
他说：“好的，等着我。”
……
这一夜，他们把中断了二十年的感情又牢牢地衔接在一起了。那么投入、那么融合、那么默契……有道是“小别胜新婚”，何况他们是阔别了整整二十年呢！
二十一、属于我的，就要争取
第二天他们一起回到北京。在路上她告诉老高说：“我正联系往北京调，北师院二分院答应接收。等我调回城里，搜集资料的事儿就比较好办了。跑图书馆、资料室，采访相关的人都比较方便。再说，你来北京，也不用再跑周口店了。”
他说：“那太好了。我来北京不愁住的地方，在北京我有许多朋友。另外，我听说北京正在落实私房政策，孩子他妈北京有座私房，过不了多久，他们娘俩就可以搬回北京来住。那时候咱们见面就方便多了。”
不久，她的调动成功，到北师院二分院任中文系秘书兼教古代汉语。
七月的一天下午，老高正在办公室备课，忽听窗外有人问：
“高老师在哪个办公室？”
老高一台头，她正推门而入，急忙迎了上去，问：“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吧？”她回答。
他急忙把她领到宿舍，给她倒上一杯水，说：“事先怎不来封信？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
她说：“就是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高兴吗？”
“当然。”
她又说：“我也是临时决定的。你看过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吗？”
“没看过。”
“前天我和妈妈一起看的。电影中叶塞尼亚的话提醒了我，‘属于我的，我就要努力争取’。你应当属于我，我要争取！所以我决定来看你。妈妈非常理解我，陪我买车票，为我照看孩子，我才得以成行。”
“妈妈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连名字都没忘。妈还说你挺朴实的。”
“上 帝又给咱们出了个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恐怕不亚于二十年前。只不过当时的阻力是来自政治上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牺牲了整个青春；这次 的阻力是来自社会的，家庭的，要想克服它还必须付出代价。上次我去周口店，听说你的家庭并不理想的时候，头脑中就产生过可否把这历史的车轮再倒回二十年前 去的想法。只是考虑到会有重重的困难，才没有说出来。我怕你下不了决心，说出来无端给你增添烦恼。说心里话，如果我看到你生活得很幸福，我将一无所求，充 其量咱们做个好朋友。可事实是你恰恰不幸福。”
她说：“咱们还都不算老，还有几十年好活，不挣扎一下，怎么就能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我已经下决心离婚。妈妈支持我。”
“孩子呢？”
“两个孩子我都要。他们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那对方会同意吗？”
“尽量争取，我估计问题不大，他与孩子没感情。”
“那好吧！只要你能成功，我就一定能挣脱出来。不过，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困难少不了。现在不是二十年前，只有你我两个人。现在涉及到两个家庭，七口人呢！”
她说：“是的，这我都想过。但是，不挣扎一下，我不甘心。”
说着话，天色已晚，老高说：“回家吧，就是二十年前你去过的那个家。妈妈、哥嫂都会欢迎你的。咱们还没吃饭，回家吃去。”
从石门寨到老高家只有几里路，但到家也已经是掌灯时候了。见了妈妈、哥嫂，她立刻被热情欢迎的气氛所包围。妈妈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哥哥问寒问暖，嫂嫂立马做饭。
老高说：“你先洗洗脸，吃完饭早点儿休息，明天我与你一起回北京，我们也快放假了。”
第二天，老高和她一起回到北京。在车上她说：“到北京回家吃顿饭，顺便见见妈妈和两个孩子。然后，咱们一起回二分院去住。”
“一切听从安排。”
下午，他们一同到西单安儿胡同她母亲家。见到了阔别二十年的许桂馨伯母。她苍老了，但精神很好，也很健谈。寒暄之后，问她：“伯母，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是和一位姓呼的同学一起来的。”
老高说：“那时候您住在市府大院。”
她说：“对，对，当时是与她舅舅住在一起的。”
她问起这二十年的经历，老高一面说，她一面不时发出感慨的叹息。
吃晚 饭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两个孩子见了客人都很有礼貌。男孩儿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眼里很有活儿，不停地帮助做这做那。女孩儿性 格开朗，话也多。第一次见面，就一点儿也不拘束。老高给孩子们每人二十元钱，算是见面礼，孩子们都推脱不要，姥姥说：“舅舅给的，你们就收下吧！”
两个孩子才把钱收下。
不称老高为叔叔而称舅舅，是陈祯祥决定的。她的理由是，称叔叔是“他”那方面的关系；称舅舅是这方面的关系。可见她的细心。
这一年的年底，落实私房政策，老高的老婆孩子搬回了宣武区潘家胡同自己的家。潘家胡同距二分院很近，这为陈祯祥的来往提供了许多便利。
国内 的政治形势日渐宽松，报刊上关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文章逐渐增多，评价也日趋公正。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两人一起走访了许多相关的人士：访问了许得珩、罗章 龙、刘仁静等与陈独秀先生同时代的人，弄来了“托派”中的骨干郑超邻的讲话录音带，书信采访了陈先生的表弟以及陪他在狱中度过五个春秋的濮清泉，又访问了 研究陈独秀问题的学者北大教授林茂生……
他们一起到历史博物馆参观了党史展览会。在香港的父亲为她寄来了香港学者司马璐编的《中共党史》、台湾学者王建民编的《中共党史》和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搜集资料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她的“陈独秀孙女”的特殊身份，几乎是无法办到的。
这期间，她正式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状。
陈祯祥调到北京师院二分院后，没有住房，暂时与两个孩子住在中文系办公室。她多次找有关单位联系都未能解决。其间也找过北京市委。有一次老高与在《北京日报》任编辑的右派难友赵筠秋谈及此事，赵很同情，说：“你让她写个报告，我替她转交给市委领导，或许能解决问题。”
老高把这一情况转告了陈祯祥。她非常高兴，报告写好后与老高一起到了北京日报社，把报告交给了赵筠秋。（后来她的住房问题果然解决了，市委把雷洁琼的原住房给了她。即现在的南锣鼓巷111号。）
他们从北京日报社出来，路过台基场，见有一家电影院放映《追捕》。她说：“看场电影吧！”
走到售票处一看，当日的票已售完，只有第二天的票。她问：“买吗？”
老高说：“得买三张，不然我一个人出来，‘她’会起疑心的。”
她迟疑了一会儿，说：“就买三张，一起看，反正‘她’也不认识我。”
票买 好后，老高拿走两张，她拿走一张。第二天他们先后进了电影院，演出了一场比电影更精彩的节目：他的左边坐着情人，右边坐着妻子。他的精神与躯体分家了。 心，倾向了左边，悄悄儿把一只手递给了她；躯壳，则无可奈何地向右倾斜，而这一切，聪明的妻子居然一点儿也没觉察。——这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滑稽 的场面。
1980年的暑假之前，陈祯祥给老高写信：“下学期我要开古代汉语课，但是我目前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备课。‘他’不同意离婚，经常来骚扰我……第一次给大学生讲课，我绝不能砸锅。我一定要在大学的讲台上站稳脚跟。”
接到她的信后，老高当即给她回了信。热情地邀请她到石门寨高家去住：“我的家，环境优雅而安静，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我母亲还可以为你做饭。放假以后，你可以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姥姥，来我这里备课。但要保密，只能让妈妈一个人知道。”
她听从了老高的安排，整个暑假都是在高家度过的。她顺利地完成了备课工作，为开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一 年年初，安庆（陈独秀的故乡）历史学会准备召开“陈独秀问题学术讨论会”，给陈祯祥发来了请柬，并要求与会者每人交一篇论文，打印一百份，在会上宣读并发 给与会者。她又让安庆历史学会给老高也发了请柬。老高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一篇约两万多字的论文《陈独秀与国民党》（还计划写一篇与之相配的姊妹篇《陈独秀与 共产党》，因后来发生了变故，没能完成）。
陈祯祥读了这篇文章后，倍加赞赏，立即打印、装订。在给老高的信中，她写道：“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关于爷爷的最好的文章。它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之立（她的儿子，当时在师大附中读高中）读了后，也很赞赏。”
这时，她的离婚问题也有了进展。法院已经进行了一次调解，没有成功，准备判决。她在信中说“胜利在望”。
二十二、河东狮终于怒吼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老高 经过二十年劳改，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不懂得“消灭罪证”。尽管他与陈祯祥的来往信件都是万分宝贵的，但却是绝不能保留的，看过之后，就应该立即烧掉。但 是他不这样做，而是全都收藏起来，而且藏得并不严密。因为他与妻子已经分居多年，除了他偶然到北京住几天，他妻子是很少到石门寨来的。
很少 发生的事情，终有发生的时候。他妻子终于突然间来到了石门寨。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老高与陈祯祥的部分来往信件，被他老婆发现并偷走了。前文说过，那是一 个醋坛子，又是一头标准的“河东狮”，夫妻感情本来就不好，既然抓住这样的把柄，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她带了几个人，大闹二分院，又大闹陈祯祥母亲的家，并 向她的丈夫通报了此事。
陈祯祥，一个典雅、文静、柔弱的知识分子，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她没有办法，只好打长途电话向老高哭诉。老高既震惊又愤怒，为平息事端，他立刻去了北京。
但是面对这样的事件，老高也无能为力。不管他有一千条一万条深深相爱的理由，但是这种爱却是违法的，不论到哪里，他都没理。事情闹大了，对老高、对陈祯祥都没有好处。为了缓和矛盾，老高违心地、极不情愿地向妻子作出了不再与陈来往的承诺，她才停止了吵闹。
至此，老高与陈的历时二十余年的苦恋，便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遗憾终生的句号。安庆之行及写作计划也相继流产了。
写作此文时，时光又过去了十七年。据报载，陈祯祥女士于九一年去了香港与老父团聚。两个孩子在日本求学。北京的“家”只留下了一个被她称作“好人”但又并不理想的丈夫。其晚年的生活并不美满。这大概也是命运使然吧！
时至今日，老高与这位初恋的情人，可以说是“缘已尽，情未了”。
尾 声
关于两个右派二十年苦恋的故事，已经说完了。通过这个故事，不由人深思：
这两 个年仅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究竟犯了多大的罪行，竟被有形的和无形的监狱囚禁了长达二十余年呢？这真是值得人们深刻思考、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杀人放火 了？没有。是偷窃抢劫了？没有。是阴谋夺取政权了？也没有……仅仅因为写了一篇理论上、做法上全都正确但却“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一篇文章就被囚禁了二 十年，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在处死乔尔丹诺·布鲁诺的时候，还设立了“法庭”，还允许其申辩。而这些人却什么也没有，就糊里糊涂地被“关”了二十多年。二十年，在“有期徒刑”中是最高刑罚－－而被罚的，竟是满腔热忱、忧国忧民的青年。
什么是“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一九五九 年八月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同年八月三日由刘少奇签署以主席令公布。其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 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 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 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育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即便按照以上规定，劳动教养部门也没有“依法办理”。
在 劳动教养者群中，小高被教养了十年零七个月，还不是最高记录。最高记录是十七年。如果加上解除教养以后等于“无期徒刑”的“强迫就业”，超过二十年的人还 大大的有。用不着到处寻觅，在下就是一个被关押了二十三年之久的右派。在拨乱反正、健全法制的今天，回过头去看看执法机关当年的无法无天，令许多身受过 “劳动教养”殊荣的人们感慨良多。为此，这些“过来之人”痛定思痛，从健全法制的前提出发，曾经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对劳动教养提出质疑，呼吁或将劳动教养 合法化，或干脆予以撤销。这里全文转载，就算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结束吧。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信:
劳动教养制度违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劳动教养条例》是1957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并由刘少奇主席签署公布的。人所共知：产生劳动教养制度的年代，正是没有法制和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年代, 也是随意整人而又无处诉说的年代。《劳动教养条例》在那个时代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冤假错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确。《劳动教养条 例》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既然是行政处罚措施，就不应该由公安部门把人抓 起来、关起来，也不应该定期关一年、关两年、关三年。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所把许多人关了十二年，还有一些人被关了十七年。这能叫“行 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吗？北京市劳教所把被劳教的人和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关在一个大院儿里,除了发给教养人员少量工资外，管理手段与犯人没有多大差别(在劳教收容所就设有电网和岗楼),在物质待遇方面甚至不如犯人(犯人发服装，教养人员没有)。
二、劳动教养的理由与教养期没有明确而具体的 法律规定，只靠笼统而又抽象的原则任意行事。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应受处罚的各种行为和适应处罚的不同程序。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侦察、立案、起诉、审判过程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劳动教养却有很大的随意性，没 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连“没有正当职业”也是教养理由，可以把失业的人抓来，说成是“安置就业”的好方法。
三、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超过了法院的刑事刑 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刑罚规定：犯罪分子可以被判处管制，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在家居住，可以在社会上工作而且是同工同酬；犯罪分子也可 以被判处拘役，拘役的期限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每月可以回家一天到两天。参加劳动的，可以酌量发给报酬，有期徒刑的最低期限为六个月。
对犯罪分子可以判处“管制”、“拘役”和徒刑六个月，对不构成犯罪的人员却可以劳动教养三年甚至十几年。这种“行政处罚”, 岂不是比刑事处罚还严厉? 从法治原则上说，是极不公平的。甚至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几个人共同犯罪，主犯构成犯罪，被判了六个月徒刑并缓刑，而不构成犯罪的从犯，却被劳教三年。这样本末倒置，就不能起到法制应起的作用了。
四、犯罪嫌疑人要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的 起诉和法院的审判以后，才能决定有罪，才能受到刑罚的制裁。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辩护，有权要求回避，有权表示不服要求再审；可是劳动教养没有这些程序，只 经过一两个行政领导的批准，就把人抓起来，劳教三年甚至十几年，被劳动教养的人连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劳动教养成为一些行政领导报复陷害的“自留 地”，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也向一些行政领导提供了包庇罪犯的手段，把一些应该判刑的重犯送劳动教养，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五、劳动教养条例的自我解释是“行政处罚措施”，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条例却不承认这样的“行政处罚措施”，而且明文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劳动教养强制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自由及 通信自由等等。如果属于行政处罚，劳动教养所没有权力这样做；如果属于刑事刑罚，为什么不经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起诉和审判？在劳动教养所内可以随意把 不服管教的人关禁闭、戴手铐、钉脚镣甚至穿“和平衣”，这能叫“行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吗？
劳动教养是刑法之外的刑罚，是“法外之法”，也是超越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特殊刑罚。劳动教养所给破坏法制的人 提供了机会和借口，是一个想关人多少年就关多少年的特殊监狱，也是包庇重大罪犯逃避群众监督和法律惩罚的特殊场所。有些人夸大劳动教养在教育改造方面的作 用。其实，对犯有罪错的人来说，在学校、管制、拘役和监狱中，都能够起到这种教育的作用。
1979年 以来，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制订了法规，成绩显著。为了捋顺法制关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重 新审查“劳动教养”是个什么法？如果需要，应该把它列入刑法范畴并赋予法定的内容；如果不需要，请考虑是否可以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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