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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0日星期日

李志宁:我并非“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位网友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我是2007年中国100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感到奇怪。这怎么可能呢?

  首先,我既不是“政右”,也不是“经左”。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没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算不得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总之,我并不是一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想了想,对自己,很难用“左右”来界定。

   我看见报纸上鼓噪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也没有弄明白,这里说的“左右”究竟系何?报上说,“左”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社会主义理解 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这我倒奇怪了,难道理论家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小、二私、三法制混乱、四贫富悬殊”吗?

  在历史上,“一大二公”是1958年针对刚兴起的“人民公社”来说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快就收敛了,鼓噪几星期后也就不再提了。因为当时农村里发生了 比较厉害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共产,连毛泽东也觉得不妥了。于是1959年 就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是以小队为基础,回到了高级社的水平。公社的职能也很快就转化了,也就是“政府化”了,成了一级政府组织,大致相当于 乡级,而不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时所说的“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的那种人民公社了。公社的书记,后来都是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由上面派下来,还时常会调动。

  现在的国产理论家,一上来就喜讲“一大二公”如何糟糕,好像中国自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在高叫“一大二公”似的。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凡事要讲事实。

  中国的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太欠功夫了。

  此外,我不认为自己“政右经左”,因为中国的“左右”与世界上很不相同。我以前说过关于左(山岳派)右派(吉伦特派)称呼的来源,今天就不再重说了。大致是:

  世界上,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民众、特别是对穷人的态度;

  在中国,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政策、特别是对领袖的态度。

  这是很不相同的。

   现在的世界上,通常将法西斯称为极右,将共产党称为极左,此外,西方国家的党们,以他们是倾向于更注重民众的利益、还是更倾向于资本家们、企业家们的利 益,大致被称为“中左”或“中右”。在美欧的历史上,中右和中左的政党,依照获得选民选票的多少,常常是轮流执政的。也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见《西游记》大概是孙悟空说的)。但是中国的“皇帝轮流做”,是在战乱中实现的;而目前西方国家的“总统轮流做”,却基本是在和平和欢乐中实现的。

  

若按照世界的标准,在中国,1957年的右派分子们,就他们对于民众的态度来说,应当被称为左派。而1959年的右倾分子,应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他们离人 民比1957年 的“右派”更近了。而到了文革前,戚本禹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戚本禹算什么左派?他靠近权势,为虎作伥,是地道的右派。在文革中,反对老干部的被称为左 派,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左派”。保护老干部的被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似乎还有点道理。但是如果再上一层的话,那么保卫伟大领袖的,才应当是右派和保皇 派。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以老共产党员为敌,那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当然都是右派。而希图推翻毛泽东专制的人,才应当叫左派。但可惜,当时在全国 能公开观点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张志新烈士,应当是左派的先锋!但当时,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残杀。

  所以,中国的“左右”二字,完全不足为凭。

  我在政治上的观点,是希望中国能实现政党轮替的、全民选举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样,才能将中国的积弊逐渐克服。否则,干什么都是空的。

  我是不是“经左”呢?

   大概有一点。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全体民众带来利益,而不是只给“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来利益。但是,中国理论家说的“左右”,不是从对民众的 态度的角度说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只要是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存疑的,都是“左”的;凡是对邓小平的政治专制存疑的,都是右的。因此,无论经济改革改成什 么了,无论是房改、医改、教改这三座大山多么重,民众都不允许哼一声,否则就是反对改革的,是“左”的,是主要危险。对谁危险呢?没有说。三座大山已经压 在头顶上了,对民众来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吗?所以,危险肯定不是对民众来说的。那么,质疑改革,对谁危险呢?当然,是对于官员和资本家的总体利益有危 险。因此,质疑改革是“左”的,是为民众的,还是有道理。

  现在,中国理论家们制造了一个假想敌:“计划经济”。

  他们整天吓唬民众,谁要是质疑改革,谁就是要回到可怕的“计划经济”去。也就是要回到缺吃少穿的穷苦日子去。

  其实,事实是,中国的缺吃少穿,并不是计划经济所造成,而是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毛泽东才是破坏“计划经济”最为得力的破坏者。本来在一五期间,人民 生活还不错,工资经常涨,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一个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有一次对我说,“好日子你们没有赶上”。我问什么好日子?他说,就是他大学毕业 后,那时还没有结婚,一月工资56元,集体宿舍也没有房租,简直像神仙一样。到饭馆里吃一盘好菜才2毛多钱。但是他讲的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以 后,经济灾难来了,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直到1962年夏粮丰收,全民饥饿才缓和下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领导下,1963-1965年人民生活又不错 了,很多票证此时都取消了,街上什么吃的都有卖的了。但是,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而且在农村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生活只得又重新陷入了 困难。那么,到底是计划经济的过错,还是毛泽东的肆意妄为才造成了人民的缺吃少穿?

  所以,毛泽东是专事破坏“计划经济”的,1958年 以后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他的责任,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责任。一直到今天,“计划”二字仍在为毛背黑锅。依我看,“计划”和“摸石头”是两种不同方法。孔子 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计划,有准备,有预算,有预期,有前瞻性。否则,摸着石头过河,在水里瞎摸一气,什么也看不见,干 到哪算到哪,这算是什么领袖啊?

  这是个历史学家们应当探讨的问题。

  但是,现在却讨论不了,因为“计划经济”被莫名其妙地带上一顶政治帽子。似乎计划经济本身,就已经铁定是一个“反动的东西”。

  我并不是想为“计划经济”仗义执言,我是把它当作一段历史来看的。

   但是对于有些人,他们却为此含恨终天。一位现早已去世的冶金部老副部长,陈云的老秘书,曾一次对我很生气地说:我不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呀!难道就 因为我们搞了建设?天天讲我们的“计划经济”如何如何糟,好像我们在犯罪!还说什么“船小好调头”,一只小船是好调头,如果湖里挤着一大堆小船,那就不好 调头了。

  我说:是的,一个企业应当专业化,才能把本专业越做越精,老是想着调头,去赚大钱,那就什么也做不好。只对老板有好处,对国家和人民都没好处。

  他说;对。

  而我认为,现在的危险,根本不在于回到“计划经济”去。

  “计划经济”是回不去的,因为没有那个历史条件了。

   计划经济的产生,也是有条件的。刘少奇、周恩来可以搞计划经济,那时还有整整一代廉洁干部,他们兢兢业业,除了一点工资以外,什么补贴都没有,现在的贪 官污吏能做得到吗?又如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战争年代干部,也可以推行“计划经济”。韩国的朴正熙,也带有命令经济的味道,也是一种计划经济。台湾的 蒋介石,也能够搞“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曾经实施行政指挥经济的地方,现在也全都“市场经济化”了。但是,和西方国家一样,它们 也都逐渐形成了“法制经济”。

  只有严格的法制和法治,才有真正自由的市场。

  这是我的看法。目前中国是乱七八糟的“非法制”经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贪污盗窃和经济犯罪,才会有少数人发横财、而多数劳动者贫困。

  但是要实现“法制经济”,首先国家要是一个法制国家。

  要让国家真的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必须先实现政治民主。

  否则,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经过30年改革,改革的领袖们大声为自己叫好。

  这倒不奇怪,人民不吹自己吹。否则,人民不知道领袖们多么高明,那是多么难以忍受啊。但可惜的是,90年代以来,往往领袖们越自吹,人民越在一旁冷笑。

  总之,事情总不如意。但现代官员们又不能像李白那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们也没有这个境界。所以,在我看来,改革以来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不是头。

   现在,与其说咱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毋宁说我们简直是个“万国经济展览会”。建国前,外国人说中国是“万国汽车展览会”,讥讽中国没有自己牌 子的汽车,但现在又有多大改变?没有。在北京,大概全国大城市都差不多,已经变成“万国建筑展览会”,绝大部分高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老舍心目中的 老北京,早就化成一团暮霭、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中国经济活动虽然量大,但是很多关键技术都在外国人手里,过去我只知道中国人不能设计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不 能设计大规模程控交换设备,甚至地铁的关键技术也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这两天,在电视节目中才知道,最令人惊奇的是,手机的汉字输入也是外国人搞的,而 中国人每生产一部手机,都必须向人家支付技术使用费用。

  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技术?

   领袖们觉得大概是口号没喊得响。所以,国家提高调门,大声叫嚷起“创新”二字来了。但是,他们好像不明白,技术进步的能力不是用口号就能喊出来了的。事 实是,正是中国人自己的愚蠢的“政策”,扼杀了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现在的国家主流思想,和愚蠢的经济学家一样,是“老板主导”思想。国家以为只要 有了高贵的“老板”,什么事都解决了。其实,只要不太傻的人都会明白:技术人员才是技术创新的灵魂。老板除了贪污和行贿,还会干什么?但没办法,他们是邓 改革的宠儿。什么禹作敏、吴仁宝……,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出他们老板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技术人员成了低收入的“打工崽”,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弱点。

  过去我写过,我母亲就说过,80年 代开始将同级官员工资定得比技术人员高,就开始了中国技术在世界上更趋落后的过程。我母亲的工资就比她的下级、工程师们的低,我父亲的工资也比高级的工程 师们低。他们认为,这都是正常的。这样,才能吸引人们去学习和钻研技术。即使在列宁时期,作为国家最高行政负责人,他的工资也只有高级知识分子的1/5左 右。那时候,列宁就像刘少奇和周恩来那样,自己的生活要花自己的工资,而不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现在的许多中国官员那样“工资基本不动”。

  于是,中国总体上的技术能力,只好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

   外国人早就瞄好了中国这个弱点,于是,中国就成了个向世界出卖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承受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倾倒工业垃圾的大陆。所以中国人 老讲“中国特色”,这也特色那也特色,其实中国经济与老殖民地国家们相比,已经没有什么特色了。日本经济有日本特色,韩国经济有韩国特色,他们都摆脱了没 有技术创新能力的状态。唯独中国经济,我没看出有什么好吹的特色。说到底,中国的经济“成就”全都是建筑在劳动者的“低工资制度”上的。包括对外贸易、金 融、和财政收入的所谓“成就”,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经济上,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这算是“左”还是右。

  政治上,我不认为是右的。

  我最害怕的是,中国最终只剩下一个“特色”,那就是:政治专制制度。

  但是在目前,它仍旧是中国特色,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很不相同。因此,所谓中共党员的“先进性”,也是谈不上的。更谈不上要“保持”这种“先进性”了。我不相信中国在世界上是先进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

  我以前就说过,我认为,最理想的国家的状态应当是:

  1、政治民主化;
  2、经济法制化;
  3、思想自由化;
  4、文化多元化。
  这是我的理想。

  我认为,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可以千秋万代,永远健康了。

  “经济法制化”,比起“市场经济”这几个迷离迷糊的字要清楚得多。实际上,一旦实现了法制经济,就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自由、而有秩序的市场经济。而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往往失去法制的制约而走上邪路,盛行贪污、行贿受贿和假冒伪劣,这几乎是必然的。

李志宁(20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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