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我并非“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位网友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我是2007年中国100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感到奇怪。这怎么可能呢？

　　首先，我既不是“政右”，也不是“经左”。

　　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我没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算不得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

　　总之，我并不是一名“政右经左”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想了想，对自己，很难用“左右”来界定。

　 　我看见报纸上鼓噪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也没有弄明白，这里说的“左右”究竟系何？报上说，“左”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社会主义理解 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这我倒奇怪了，难道理论家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小、二私、三法制混乱、四贫富悬殊”吗？

　　在历史上，“一大二公”是1958年针对刚兴起的“人民公社”来说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快就收敛了，鼓噪几星期后也就不再提了。因为当时农村里发生了 比较厉害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共产，连毛泽东也觉得不妥了。于是1959年 就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是以小队为基础，回到了高级社的水平。公社的职能也很快就转化了，也就是“政府化”了，成了一级政府组织，大致相当于 乡级，而不是毛泽东头脑发热时所说的“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的那种人民公社了。公社的书记，后来都是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由上面派下来，还时常会调动。

　　现在的国产理论家，一上来就喜讲“一大二公”如何糟糕，好像中国自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在高叫“一大二公”似的。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凡事要讲事实。

　　中国的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太欠功夫了。

　　此外，我不认为自己“政右经左”，因为中国的“左右”与世界上很不相同。我以前说过关于左（山岳派）右派（吉伦特派）称呼的来源，今天就不再重说了。大致是：

　　世界上，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民众、特别是对穷人的态度；

　　在中国，是左还是右，主要要看他们对政策、特别是对领袖的态度。

　　这是很不相同的。

　 　现在的世界上，通常将法西斯称为极右，将共产党称为极左，此外，西方国家的党们，以他们是倾向于更注重民众的利益、还是更倾向于资本家们、企业家们的利 益，大致被称为“中左”或“中右”。在美欧的历史上，中右和中左的政党，依照获得选民选票的多少，常常是轮流执政的。也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见《西游记》大概是孙悟空说的）。但是中国的“皇帝轮流做”，是在战乱中实现的；而目前西方国家的“总统轮流做”，却基本是在和平和欢乐中实现的。

　　

若按照世界的标准，在中国，1957年的右派分子们，就他们对于民众的态度来说，应当被称为左派。而1959年的右倾分子，应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他们离人 民比1957年 的“右派”更近了。而到了文革前，戚本禹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戚本禹算什么左派？他靠近权势，为虎作伥，是地道的右派。在文革中，反对老干部的被称为左 派，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左派”。保护老干部的被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似乎还有点道理。但是如果再上一层的话，那么保卫伟大领袖的，才应当是右派和保皇 派。毛泽东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以老共产党员为敌，那么“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当然都是右派。而希图推翻毛泽东专制的人，才应当叫左派。但可惜，当时在全国 能公开观点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张志新烈士，应当是左派的先锋！但当时，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残杀。

　　所以，中国的“左右”二字，完全不足为凭。

　　我在政治上的观点，是希望中国能实现政党轮替的、全民选举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样，才能将中国的积弊逐渐克服。否则，干什么都是空的。

　　我是不是“经左”呢？

　 　大概有一点。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全体民众带来利益，而不是只给“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来利益。但是，中国理论家说的“左右”，不是从对民众的 态度的角度说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只要是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存疑的，都是“左”的；凡是对邓小平的政治专制存疑的，都是右的。因此，无论经济改革改成什 么了，无论是房改、医改、教改这三座大山多么重，民众都不允许哼一声，否则就是反对改革的，是“左”的，是主要危险。对谁危险呢？没有说。三座大山已经压 在头顶上了，对民众来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吗？所以，危险肯定不是对民众来说的。那么，质疑改革，对谁危险呢？当然，是对于官员和资本家的总体利益有危 险。因此，质疑改革是“左”的，是为民众的，还是有道理。

　　现在，中国理论家们制造了一个假想敌：“计划经济”。

　　他们整天吓唬民众，谁要是质疑改革，谁就是要回到可怕的“计划经济”去。也就是要回到缺吃少穿的穷苦日子去。

　　其实，事实是，中国的缺吃少穿，并不是计划经济所造成，而是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毛泽东才是破坏“计划经济”最为得力的破坏者。本来在一五期间，人民 生活还不错，工资经常涨，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一个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有一次对我说，“好日子你们没有赶上”。我问什么好日子？他说，就是他大学毕业 后，那时还没有结婚，一月工资56元，集体宿舍也没有房租，简直像神仙一样。到饭馆里吃一盘好菜才2毛多钱。但是他讲的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以 后，经济灾难来了，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直到1962年夏粮丰收，全民饥饿才缓和下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领导下，1963-1965年人民生活又不错 了，很多票证此时都取消了，街上什么吃的都有卖的了。但是，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而且在农村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生活只得又重新陷入了 困难。那么，到底是计划经济的过错，还是毛泽东的肆意妄为才造成了人民的缺吃少穿？

　　所以，毛泽东是专事破坏“计划经济”的，1958年 以后的经济困难，主要是他的责任，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责任。一直到今天，“计划”二字仍在为毛背黑锅。依我看，“计划”和“摸石头”是两种不同方法。孔子 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计划，有准备，有预算，有预期，有前瞻性。否则，摸着石头过河，在水里瞎摸一气，什么也看不见，干 到哪算到哪，这算是什么领袖啊？

　　这是个历史学家们应当探讨的问题。

　　但是，现在却讨论不了，因为“计划经济”被莫名其妙地带上一顶政治帽子。似乎计划经济本身，就已经铁定是一个“反动的东西”。

　　我并不是想为“计划经济”仗义执言，我是把它当作一段历史来看的。

　 　但是对于有些人，他们却为此含恨终天。一位现早已去世的冶金部老副部长，陈云的老秘书，曾一次对我很生气地说：我不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呀！难道就 因为我们搞了建设？天天讲我们的“计划经济”如何如何糟，好像我们在犯罪！还说什么“船小好调头”，一只小船是好调头，如果湖里挤着一大堆小船，那就不好 调头了。

　　我说：是的，一个企业应当专业化，才能把本专业越做越精，老是想着调头，去赚大钱，那就什么也做不好。只对老板有好处，对国家和人民都没好处。

　　他说；对。

　　而我认为，现在的危险，根本不在于回到“计划经济”去。

　　“计划经济”是回不去的，因为没有那个历史条件了。

　 　计划经济的产生，也是有条件的。刘少奇、周恩来可以搞计划经济，那时还有整整一代廉洁干部，他们兢兢业业，除了一点工资以外，什么补贴都没有，现在的贪 官污吏能做得到吗？又如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战争年代干部，也可以推行“计划经济”。韩国的朴正熙，也带有命令经济的味道，也是一种计划经济。台湾的 蒋介石，也能够搞“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曾经实施行政指挥经济的地方，现在也全都“市场经济化”了。但是，和西方国家一样，它们 也都逐渐形成了“法制经济”。

　　只有严格的法制和法治，才有真正自由的市场。

　　这是我的看法。目前中国是乱七八糟的“非法制”经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贪污盗窃和经济犯罪，才会有少数人发横财、而多数劳动者贫困。

　　但是要实现“法制经济”，首先国家要是一个法制国家。

　　要让国家真的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必须先实现政治民主。

　　否则，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经过30年改革，改革的领袖们大声为自己叫好。

　　这倒不奇怪，人民不吹自己吹。否则，人民不知道领袖们多么高明，那是多么难以忍受啊。但可惜的是，90年代以来，往往领袖们越自吹，人民越在一旁冷笑。

　　总之，事情总不如意。但现代官员们又不能像李白那样，“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们也没有这个境界。所以，在我看来，改革以来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不是头。

　 　现在，与其说咱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毋宁说我们简直是个“万国经济展览会”。建国前，外国人说中国是“万国汽车展览会”，讥讽中国没有自己牌 子的汽车，但现在又有多大改变？没有。在北京，大概全国大城市都差不多，已经变成“万国建筑展览会”，绝大部分高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老舍心目中的 老北京，早就化成一团暮霭、消失在地平线上了。中国经济活动虽然量大，但是很多关键技术都在外国人手里，过去我只知道中国人不能设计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不 能设计大规模程控交换设备，甚至地铁的关键技术也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这两天，在电视节目中才知道，最令人惊奇的是，手机的汉字输入也是外国人搞的，而 中国人每生产一部手机，都必须向人家支付技术使用费用。

　　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技术？

　 　领袖们觉得大概是口号没喊得响。所以，国家提高调门，大声叫嚷起“创新”二字来了。但是，他们好像不明白，技术进步的能力不是用口号就能喊出来了的。事 实是，正是中国人自己的愚蠢的“政策”，扼杀了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现在的国家主流思想，和愚蠢的经济学家一样，是“老板主导”思想。国家以为只要 有了高贵的“老板”，什么事都解决了。其实，只要不太傻的人都会明白：技术人员才是技术创新的灵魂。老板除了贪污和行贿，还会干什么？但没办法，他们是邓 改革的宠儿。什么禹作敏、吴仁宝……，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出他们老板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技术人员成了低收入的“打工崽”，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弱点。

　　过去我写过，我母亲就说过，80年 代开始将同级官员工资定得比技术人员高，就开始了中国技术在世界上更趋落后的过程。我母亲的工资就比她的下级、工程师们的低，我父亲的工资也比高级的工程 师们低。他们认为，这都是正常的。这样，才能吸引人们去学习和钻研技术。即使在列宁时期，作为国家最高行政负责人，他的工资也只有高级知识分子的1/5左 右。那时候，列宁就像刘少奇和周恩来那样，自己的生活要花自己的工资，而不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和现在的许多中国官员那样“工资基本不动”。

　　于是，中国总体上的技术能力，只好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

　 　外国人早就瞄好了中国这个弱点，于是，中国就成了个向世界出卖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承受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倾倒工业垃圾的大陆。所以中国人 老讲“中国特色”，这也特色那也特色，其实中国经济与老殖民地国家们相比，已经没有什么特色了。日本经济有日本特色，韩国经济有韩国特色，他们都摆脱了没 有技术创新能力的状态。唯独中国经济，我没看出有什么好吹的特色。说到底，中国的经济“成就”全都是建筑在劳动者的“低工资制度”上的。包括对外贸易、金 融、和财政收入的所谓“成就”，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经济上，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这算是“左”还是右。

　　政治上，我不认为是右的。

　　我最害怕的是，中国最终只剩下一个“特色”，那就是：政治专制制度。

　　但是在目前，它仍旧是中国特色，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很不相同。因此，所谓中共党员的“先进性”，也是谈不上的。更谈不上要“保持”这种“先进性”了。我不相信中国在世界上是先进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

　　我以前就说过，我认为，最理想的国家的状态应当是：

　　1、政治民主化；
　　2、经济法制化；
　　3、思想自由化；
　　4、文化多元化。
　　这是我的理想。

　　我认为，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可以千秋万代，永远健康了。

　　“经济法制化”，比起“市场经济”这几个迷离迷糊的字要清楚得多。实际上，一旦实现了法制经济，就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自由、而有秩序的市场经济。而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往往失去法制的制约而走上邪路，盛行贪污、行贿受贿和假冒伪劣，这几乎是必然的。

李志宁（2007.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