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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3日星期一

“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

作者:虚舟

一、“绝对命令”就是伦理道德

文章的题目是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中说的一句话。

康德认为,“由于我们是人类,具有一种受到感觉官能影响的意志,结果,这种意志的活动可能与纯粹意志不一致,甚至经常与它冲突,这些法则表现为强制的命令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因此,这类法则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解释道,“绝对命令,一般又表明什么构成责任。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

康德说的“绝对命令”,“普遍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用康德的话讲,就是“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为什么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成为“绝对的或无条件的命令”呢?

二、“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出自人性

就人的本性而论,人是智能动物,能够认识世界,发明创造,不仅适应世界,而且改变世界,在大自然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已没有对手。一如西塞罗所说,“如亚里士 多德所说的,造人是为了两个目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人就是必死的神”。像神一样有能力的人,可能的对手是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同类。为了避免组成社会的 人同类相残,保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伦理道德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同时出现,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准则,为人类社会提供作为人的行动力量。

伦理道德有如此的普遍性,康德直接称之为“先验的原则”,认为对于后人来说,“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它们能够合乎理性地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 并被理解为必然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行动的概念和判断,如果它们的内容仅仅是那些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得到的东西,那就没有道德的含义了;如果 说,有人错误地想通过经验所得到的任何东西来制定道德原则的话,他就已经陷入最糟糕、最致命的错误的危险之中”。

其实,在康德之前近两千年的时候,西塞罗即讲到这个“先验的原则”:“良善的人做很多他们并不指望得什么好处的事,只是出于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才 去做。人与低级动物之间有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理性的恩赐,一种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智力,能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做好几件事,并且可以说 有一种敏锐的嗅觉,能够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能够分条缕析,能够把分离的事物联系起来,把将来和现在联系起来,纵观整个生命过程。而且正是理性使人类对同 类感兴趣;理性还产生了语言和习惯的一致性,激发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张自己的兴趣,首先与同胞形成社会纽带,然后与全人类建立社会关系”。

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纽带”,人类的“社会关系”,确实是这样建立在“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的基础之上。

三、“绝对命令”即伦理道德来自历史的源头

人像神是在战胜大自然的灾难中显示出来的。人这个神创造的第一个奇迹是组建人类社会。按传说,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战胜大洪水中形成,最终领导治水成功的大 禹成为英雄,他之后他的儿子启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按传说,西方人是在挪亚方舟躲过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形成社会,后来逐渐出现国家。在这 个源头上,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应运而生。希伯来人的“十戒”,是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印度人的“十戒”,是东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的源头;夏朝凭借的“天命”,即中国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的源头。

这些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国家制度、法令、法律、文化,不过是对这个基础的引伸和发展。中国和西 方的差异,这时就已埋下伏笔:西方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面对的是自由的个人,为人的发展留有余地,而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伦理道德即 “绝对命令”面对的是隶属国家的百姓,不是自由的个人,人只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才配有发展的机会。然而,没有人,没有人发展的余地,人不发展,国家也就无 从发展,结果就造成中国的国家体制,几千年间虽有分封制、集权制、三省六部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式演变,土地国家所有的基本制度却至今不变,以至于国家 还是原来的国家。

东西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了,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四、“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违背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

这个道理不难想象,伦理道德即“绝对命令”要求的是原则上的应该不应该,不是经验中的有利不有利。应该做的,不利也要做;不应该做的,有利也不做。原则高 于利益。而“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则不管应该不应该,只要经验上有利,就做;只有经验上有利,才做;只要经验上无利,就不做。利益高于原则,甚至于是没有 原则。无论这种被当作“首要条件”的“有利”多么冠冕堂皇,引人入胜,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必然会和“道德科学的最高原则 是:‘依照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新动向’”背道而驰。

对这种把“有利”当作“首要条件”状况,康德进一步批判道,“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 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对每个人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 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得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邻居的遭难为代价”。生活就是这样,对“有利”的绝对追求,不是伤害别人,就餐损害自己。

所以,康德说,“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

五、中国就是“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地方

林则徐作为扞卫大清帝国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作为当今世界誉满全球的禁毒英雄,在中国长时期享有崇高地位。他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避趋 之”,典型地显示出中国伦理道德非“绝对命令”的本质特征:“利国”,而不是“利人”,因而没有“正当的、道德的和合理的动机”,没有“表现为强制的命令 或禁止我们做某些行为”的“普遍法则”,没有“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的“绝对命令”,有的只不过是“利”,“苟利国家”之“利”。 伦理道德就从“绝对命令”的君临天下,掉进王宫,沦为国家的“相对命令”,“家天下”国家君主手中的工具。

即如“天命”,看似崇高,由于“天命靡常”,解释权就掌握在每一个夺得天下,霸占国家的人手里,他们都标榜自己,“应天顺人”,“奉天承运”,都自封为 “天子”——老天爷的儿子。这就跟西方上帝只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也只有一位,并都在人生的彼岸大不相同,等于说上帝的儿子就在人间,正坐在龙椅上,要有多 少位,就有多少位,“天命”就掌握在那些金銮殿上“金口玉言”的家伙们手里。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就和西方不一样,不是超出具体经验的“绝对命令”,而是 出于“天子”需要的“相对命令”。“一个将军一套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军事如此,伦理道德也如此。即使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是各取 所需,与时俱进,或以忠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或以理治天下,或以义治天下。

其中儒家二圣的教导,“朝闻道,夕死可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似“绝对命令”,其实无论发布者或解释者心目中,“道”,是为国之“道”; “仁”,是为国之“仁”;“义”,是为国之“义”,其精髓,不外岳母题字:“精忠报国”,还是“天子”“相对命令”的活学活用。《孟子》书中亚圣对梁惠王 的批判说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 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 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种对物质小“利”的否定,正是对政治暴“利”的肯定,正如《大学》强调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除了国家以外,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为个人作为人留有余地。

参透了个中玄机,官员们便“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好点的,“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坏点的,“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读圣贤书,想私家事,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既然,“天子爱英豪,文章教尔曹”,那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看破弥天大谎,老百姓不管是“徯我后,后来其苏”的期盼,还是“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的诅咒,抑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 何有哉”的歌颂,“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赞叹,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利出发。即使是自己暂时的领袖要调动自己,也只有拿利益做交换 才成:“苟富贵,勿相忘”是这样,“均贫富”是这样,“闯王来了不纳粮”是这样,“天朝田亩制”是这样,“打土豪,分田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一切向钱看”,“解决温饱”,“小康社会”还是这样。

结果,号称五千年的礼仪之邦,华丽的外衣下面包裹着如此的生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仪”。中国 以“天命”的名义制造的伦理道德造就的生活现实,证明了“凡是坚持有利是首要条件的地方,事实上不存在绝对命令”的普遍意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举世无 双,然而中国人反倒更不知荣辱,更不知礼仪,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建立在伦理道德的“绝对命令”的基础上。这是致命的威胁。让我们不厌其 烦地再一次温习康德的提示,清醒清醒头脑:

“就此而论,一切似是而非的先验的合理化,归根到底,无非是通过归纳法,把经验中的事实加以概括而已。由此得到的一般性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对每个人都 必须允许有数不清的例外,为的是,可以按照他特殊的爱好和获得快乐的能力,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最后个人确实必须变成聪明伶俐,而以他本人或另据的遭难为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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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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