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包遵信初无交往，但对他在八十年代为传播现代文化所作的贡献，和八九民主运动高潮时挺身而出，为使学生免于流血而奔走呼号的壮举，一直深怀敬慕。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他出狱之后，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聚会时，只是向他表示问候，没有深谈，后来听说他因中风带来后遗症，很感惋惜。直到最近一两年，经由张显扬联络，多次与他同桌共餐，见他步履蹒跚，谈吐迟缓，说起再也不能写文章了，不觉相对黯然。在依旧敬仰的同时，又不禁产生英雄迟暮的悲凉凄壮之感。获知他去世的消息，倍感心酸。
金观涛在悼念包遵信的文章里谈到，中国的八十年代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个启蒙时代。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民主与专制短兵相接，光明与黑暗激烈冲撞。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囚笼里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民，回顾着已经逝去的噩梦，迷茫地展望着未来。就在这个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关头，解放和启蒙的思潮应运而起。与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小商小贩渐趋活跃的同时，思想文化界也从冬眠里苏醒过来：伤痕文学，讨论真理标准，街头民主论坛，理论务虚会，人们的思想解冻了，精神世界活跃起来了；真理启蒙的光辉闪烁着，照亮了被党文化覆盖已久的大地。人们或是欢天喜地、或是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思想解放的新形势。
风起云涌的思想启蒙运动，不能不震撼专制极权的体制，触犯权势集团的利益。于是，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扼杀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西单墙一类的街头民主论坛遭到取缔，真理标准的讨论被纳入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但是，思想解放的洪流是不可遏止的，在直接冲击政治制度的探讨遭到阻遏后，它的流向便转到文化领域。虽然文化专制主义者不断祭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进行拦截、封锁、摧残，很多具有启蒙意义的精神产品，受到无理的批判和禁止，但介绍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著作，却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以远远超过五四时期的规模和速度，广泛而深入地普及于知识界。对于因文革中的“破四旧”、“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传统文化，也经由中国文化书院等民间文化机构的一系列活动，而出现复兴的气象。特别是198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化方针后，更使思想解放的闸门洞开。在思想启蒙的直接影响下，1986年和1989年先后出现了民主运动的高潮。1989年夏，专制势力悍然出动军队，血洗长街，把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同时也就打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
八十年代将作为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年代而载入史册。虽然每次解放和启蒙都往往以被专制主义压倒而告终，但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里，不能不留下思想启蒙和解放的印记。为启蒙和思想解放作出贡献与牺牲的仁人志士，以他们的光辉业绩，把自己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光荣榜上。
包遵信正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健将。他参与主编的《读书》杂志和他主持的“走向未来丛书”，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思想，反思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哺育了刚从黑暗的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有力地冲击了党文化的思想禁锢。于浩成在悼词里说他是“我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位先知和导师”，笑蜀的悼念文章称“他是我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都是准确中肯的评语。他的思想和业绩，不仅影响了青年一代，而且对与他同时代的老人，也是有力的激励。
香港《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封底
随着1989年的血腥镇压，专制压倒了民主，蒙昧取代了启蒙（注）。十八年来，虽然经济迅速发展，启蒙的火花不绝如缕，在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亮点，但整个社会腐败加剧，道德沦丧，专制肆虐，权势横行，贫富两极分化，追名逐利成风。经济和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已经形成为沉重的病灶，专制极权的统治格局和新的阶级分野，使社会随时有爆发严重危机甚至暴力革命的危险。时代需要解放思想，开启蒙昧，把社会安放在全面改革和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对应时代的呼求，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正在隐然兴起。它是八十年代末期被中断的启蒙运动的继续，但又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正在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继大量工业产品不断进入全球市场之后，资本也在陆续投入世界各地；与各国优秀文化不断冲击我国社会相对应，众多领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迅速走向世界。这个趋势迫使我们必须抛弃专制，摆脱蒙昧，加快民主化，才能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平等的成员，阔步前进。社会的这个剧烈转变需要新启蒙运动，它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强大动力。
其次，十八年的社会畸型发展，给人民带来深深的困惑，人们普遍不满足于、甚至不相信官方的舆论导向所提供的信息、理论和文化产品，再也不能忍受继续生活在虚伪、片面的文化环境里，迫切希望了解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最近，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汪兆钧和安徽嘉禾食品公司董事长郑邦柱先后发表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提出他们对中国前途与政策取向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新动向，体现了企业家阶层的政治觉醒，从中可以看出各阶层人民对祖国前途的关切和民族命运的期待。这个来自民间的新动向，为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因素。
再次，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起而接续八十年代的启蒙传统，即使是在启蒙被枪炮压倒之后，仍然通过创办报刊、网站等形式，坚持启蒙宣传。他们或致力于研究、介绍西方现代思想，或搜集资料披露历史事实，或探讨深化改革的理论与途径。一个网站和报刊被封闭，就另开辟一个；境内不能出版，就拿到香港或国外去。从而，争得了虽然十分有限却十分可贵的新闻出版自由，为开展新启蒙运动做了可靠的准备。
又次，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夺群众的觉醒。为了维护被剥夺的权利，他们奋起抗争，直接地冲击着贪官恶吏和豪强黑社会藉以肆行压迫的专制体制。他们呼求着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渴望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这个趋势，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实践的依据和理论的来源。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为新启蒙运动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新启蒙运动培育了一代以至几代的积极分子。尽管文化专制主义千方百计地堵塞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渠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的科学性能使它始终成为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捍卫者。披沙沥金，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互联网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时代。互联网是民主革命的强大武器，它对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可以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
时代在呼唤新启蒙运动，同时又提供了比八十年代更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开展的新启蒙运动，将帮助人们从世界文明成果和我国自身的历史经验里吸取知识，树立崇高的理念，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彻底决裂。中华民族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更高的历史境界。积极投入新启蒙运动，努力推进新启蒙运动，把包遵信等人参与开创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下来，推进新启蒙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志士仁人的责任所在，我们理应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光荣的任务。这是悼念包遵信给我的最大的启示。
注：蒙昧的最大例证，无过于所谓“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既缺乏理论的严整性，又没有实践的
依据，却居然被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写进党章、宪法；举凡会议文件、报刊文章述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无不归功于它；有的地方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它的机构。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呜呼！蒙昧主义，莫此为甚。
2007年11月9日初稿，因病放下，2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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