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蔡元培张耀杰先生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了历史上的“蔡元培悖论”。如果说“蔡元培悖论”是指，在提倡新文化的“五四”运动中，其推动者蔡元培先生主张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真正的推动力量，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中，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无不反其道而行之，党同伐异，唯我独尊。
最鲜明的例子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胡适抗战胜利后拥护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最生动的例子是蔡元培先生自己：1927年4 月间，他主持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的会议，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通过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文告，成为国民党清党的推手，以至于远在北平的周 作人发出这样的批评——“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南方之事全 败于清党”，而“吴、蔡诸老”无法推卸责任。
最大的例子是毛泽东：这位“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登上九五之尊，坐定天下之后，嘴巴讲百花齐放是发展文艺的方针，百家争鸣是发展学术的方针，做起来却 是只许放歌颂他个人的香花一朵，只许鸣宣传他个人思想的学术一家；凡是不符合他要求的异端，一律批判取缔，凡是不绝对服从他绝对权威的人，无不就地消灭。
完全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以新文化人自居者，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总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普遍性。
二、“蔡元培悖论”的根源
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接受新文化的新人物思想和行动相矛盾，原因也许很多，根本的一点可能是：在西方，人们创造新文化是出于限制权力、改造权力，实现人人 幸福都最大化的需要；而在中国，接受西方新文化的人物却是用新文化去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实现权力集团的幸福最大化。夺取权力，巩固权力，中国已经反复进 行了几千年，独独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和改造，新文化运动酿造的革命夺取权力，巩固权力，限制权力，改造权力依然缺位，不过旧瓶装新酒，似新实旧，轻易之间就 回归传统。正是权力这个支点，把“清党”、“剿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万寿无疆”、“最高指示”撬起来，压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头顶上。跟着权力跑的新文化运动中人，都是“蔡元培悖论”的演员。那些首尾一贯，表里如一，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人，虽然不制造“蔡元培悖 论”，由于他们不仅不屑于跟权力者同流合污，而且往往还要给权力者出难题，常常被权力者打压，命运大都很悲惨，从没有过“蔡元培悖论”制造者的风光。这一 现象更进一步揭示了，新文化在西方是有根之木，到中国尚是无根之萍。
三、“蔡元培悖论”的化解
'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重视的是物质，轻视的是精神，因而中国的问题很少由精神造成的，问题的肇因往往是物质。所以，要化解”蔡元培悖论“，关键就不在于理论上如何深入探讨，而在于生活中如何限制权力，
县长权力，改造权力，形象点说，就是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追求，进化为“苍天不死，黄天已立，苍黄共治，天下大吉”的现实。 “苍黄共治”，就打破了权力的封闭性和垄断性，而且成本最低，基础牢靠，权力开放，走向全民，，国家遇到问题，全民参与寻找适当的办法，恰当解决。
这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需要得到适当的权力。这个适当，就是度，掌握这个度，才能有效限制权力，顺利改造权力。中国人的智慧，正经受着它的考验。
这些道理已是西方社会成功的历史，也是当今世界的老生常谈。然而，知易行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虽然比自己从生活中挖掘真理要容易些，但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不免会有更多的新情况需要认识，知之易又会变成知之难。
更严重的是，中国人最多的是手物质生活推动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受精神思想指导前进，也就是说，知之易，无助于行之难。
然而，没有对真理认识的指导，行之难往往难到处处碰壁。也许如何使先进的文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决定生活；如何使进步意识决定存在，不再出现“蔡元培悖论”，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变化，发展前进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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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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