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予以评论的六篇文章是：“毛派”作品两篇，包括李成瑞领衔的170名老干部向十七大的“献言书”和毛继东向十七大提交的“副政治报告”；自由派或准自由派作品三篇，含许允仁的“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王力雄的“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和前不久刚刚发表的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最后一篇是体制内学者周天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这篇文章缺乏独立人格特征，本不足以同其他各文同列，但该文提供了一个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思考政治改革问题的“范本”，有相当代表性，故一并列入研讨范围。1
一
“毛派”主张近年来的活跃，是中国思想领域的一大景观。从宪政自由主义角度看，“毛派”人士鼓吹回到过去，回到文革，乃是一种理论上缺乏反省、实践上也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下列判断：“毛派”对今日当政者及其政策的批评，的确揭示出共产党执政逻辑演变的不少悖谬之处。直言不讳地进行这种揭露，正是“毛派”人士的一个贡献。
在170人“献言书”中，作者基于传统马列立场，引证了1952年以来中共中央的大量文件，证明共产党不允许“剥削分子”入党是党的一贯方针，也是党的“先锋队”性质所要求的；但十六大却以两个“先锋队”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党变成了“全民党”，实际上是为资本家和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共产党大开方便之门；又用“新社会阶层”的说法故意模糊新资本家们的剥削者身份，以便他们“理直气壮”地作为“普通劳动者”入党。“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基本上被打入禁区了。”作者还揭露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为了把“三个代表”和“全民党”主张强加给十六大，用各种手段压制反对意见，宣称不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者不能当选十六大代表，从而构成对中共《党章》的“大践踏”。
在共产党的“先锋队”经典逻辑范畴内，“毛派”人士的上述指控并非没有道理，尽管从笔者主张的批判哲学角度看，这个“先锋队逻辑”本来也是一种历史的虚妄。2 政治上，所谓“阶级专政”不过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外衣，“毛派”人士坚持这个前提，说明他们远没有从党编织的这个意识形态牢笼中解脱出来。他们不理解，过去强调“阶级专政”，是党的统治的需要；今天改为“全民党”，同样是党的统治的需要，因为承认了市场经济合法性的党，必须为党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根据，淡化、乃至悄悄取代原来的根据。这样一个带有偷天换日特征的意识形态把戏，居然被诚实得可爱的“毛派”人士戳穿了，难道不是一件应该表扬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定上，“毛派”人士不回避，不遮掩，而是直言了当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痼疾，乃至危机，这又是这个群体的可敬之处。比如李成瑞的文章上来就引证大量数字，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指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被压到世界上的最低点”，乃至于“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处于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不如的悲惨境地之中”（ 而我们的各级当权者和党的意识形态出于“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至今不敢承认现实生活中大量“剥削”现象的存在）。毛继东本打算在十七大上宣读的“副政治报告”更是干脆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用一句并不耸听的危言来表达，整党党垮，不整党国垮，而国垮党亦必垮。”毛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的危机是“综合性的”，表现在多方面：信仰危机，宗旨危机，阶级基础危机，经济基础危机，组织危机，人民基础危机，信誉危机，政权危机，国际关系危机，中央革命性危机，党的现实合法性危机，等等。毛一方面批评中共在“指导思想”方面“因人设旗，因人立言，极不严肃”，另一方面严厉指出现实发展出现了极其严峻的局面，“整个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严重的阶级性蜕变，中高级干部已经严重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干部腐败已经成为不治之症，屡禁不止越禁越重，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然，把上述问题最终归结为背离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全面复辟”的结果，这个断言凸显了“毛派”人士认知上的混乱。他们不理解，今天的权贵资本猖獗，乃是旧制度（极权政治体制）长出新毒瘤（所谓“坏的市场经济”），两者相互扭结、嫁接的产物；幻想通过“回到毛泽东”来解决今天的问题，说明他们既没有认真反省可怕的过去，也没有搞明白当今问题的症结究竟何以发生。特别应该指出，李文和毛文的共同问题是不敢面对毛泽东时代的罪恶，缺乏对这个制度的深刻反省。比如，他们对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封闭左派网站、打压不同意见大为不满，却从来不曾提起这里继承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的典型作风，从来不曾认识到这恰恰是党专制体制的经典制度表现。如果放在文革那个年代，老左们如此向中央最高当局“叫板”的做法，恐怕枪毙三回也有富余了。李文和毛文中，均不乏对“自由化”的攻击，他们大概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表示毛派人士“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真诚，殊不知恰恰是自由主义强调捍卫人的尊严，强调捍卫每一个公民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包括左派人士坚持“毛泽东主义”主张的权利。毛派人士对“自由化分子”的攻击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自省和换位思考的明智，他们不明白，当政者同时封杀左派和右派的言论，根据的乃是同一个逻辑；而这又必然意味着，毛派人士用来攻击“自由化”的武器也正在把他们自己置于死地。
从“建言”角度看，毫无疑问，毛派人士的所有倒退主张都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作为“自由派”的一分子，我仍然愿意从毛派人士的作品中尽量解读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李成瑞文章一共提出26条“具体建议”，其中大多数固然相当陈腐，有的甚至极其“反动”（“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之谓也，譬如李文提出的“废除非公36条”之类），使人感到这些毛派人士似乎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但我认为，李文中仍有一些建设性的提法，应该给以肯定。比如李文主张“立即建立并严格执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申报和公布本人及子女财产的制度，接受各方监督，以此为突破口，彻底清除各级政权中官商结合的利益群体，清除产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在党内民主方面，李文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直接选举，并实行差额选举。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并应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接受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这些都是积极的建设性“进言”。毛文主张“重建中国共产党”，断言“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党救国”，在某些方面比李文更“左”，但毛文也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内充分民主的机制”，中央总书记应由中央委员竞选产生。毛继东甚至不赞成“执政党制度”，认为“执政党制度必然导致官僚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制度对人民民主的侵犯和限制甚于民主形式较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文强调“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获得了建国初期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并不因此就有权用法律规定自己必然享有永久领导的特权”。虽然毛继东并不理解民主宪政体制内的政党政治，而是幻想用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来取代“执政党制度”，但毛文对现存体制的批评仍然是犀利的，有些地方甚至触及到了党专制体制的本质。说来奇怪，这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主义重建中国共产党”的毛先生，居然提议应该“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之间的正常争论，甚至，在争论无法取得一致时，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也“可以分离出去另行组建新工人党”。
大概是毛先生的异端观点迟迟得不到中共高层的认可，才刺激这位左派人士做出如此大胆的政治设计。毛先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另组工人党”的企图在他试图复兴的“毛泽东主义”国家中是不可能有实现希望的；他的另立新党的设想，以及毛文提出的国家对共产党不应给予经济资助、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政党）的活动经费都应该由自己的党费负担等完全正确的主张，只有通过宪政改革，在未来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才有实现的真正可能。
二
自由派或准自由派的共同特点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对中共党专制体制的严肃批评；但是，在中国未来走向的设计方面，自由派人士的“建言”又各有不同。
许允仁的文章力主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根据是党的理念和政治哲学中出现了“严重分裂”。许认为，从1921年到1978年，共产党是一个“在精神上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执政党在理智上事实上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开始了向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自发转变”，甚至已经达到“自觉认同”自由民主主义核心价值的程度。但党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而试图“在不改变任何旧权威的前提下，悄悄地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希望通过虚化前者、实化后者的办法，平稳地实现党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于是才有了“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类“特色理论”的“产生”。许认为，“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都是合理的和明智的，但是，当整个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之后，它依然无视自己的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以一种近乎鸵鸟的方式逃避着对自己坚持的政治理念中存在的如此明显的矛盾的反思时，这种做法开始走向严重的荒谬”。由于意识形态与实际政策脱节，说的不能做，做的不能说，整个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制度性虚伪之中”。
人们可能并不同意许文关于执政党已经实现对自由民主价值观“自觉认同”的判断，不过这并不重要，许文真正想引出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治疗上述制度性虚伪和制度性过敏的办法非常简单，一方面，党只要敢于正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真实历史，将那些自己曾真诚地相信过，但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会给国家、人民，给党自身带来灾难的政治信念，从自己的旗帜上拿下来，那么，党就不需要再大讲特讲连自己也不再相信的空话、假话；另一方面，党只要将自己在近30年的方针政策中包含着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取向提炼出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完全可以为自己全部正当必要的政治行为进行合理辩护，而无须陷入只能做、不能说的尴尬境地”。
简言之，许文希望共产党通过修改自己的指导思想，主动与自由民主价值观接轨。许允仁与“毛派”人士一样，指出了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深刻矛盾和言行不一，但开出的“药方”却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许认为，共产党只有经过“正名”，“在政治哲学上完成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型，才可能真正塑造出全体国民和党员对党、以及党主导制定的制度规则的理性认同”。作者甚至苦口婆心地反复论证何以“正名”行为并不意味着对自己过去理念的背叛，也不致带来现实政治的危险；强调勇敢地正视过去，面对未来，恰恰表明了某种政治道德意义上的“高贵”。
我们可以理解许先生的一番苦心，他是希望通过当政者能够接受的、较为平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在我看来，“正名”与否不是最关键的（如果真要谈“正名”的话，我还是主张共产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更妥当些），真正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建立使民主自由原则落到实处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多元化、既体现国民主权精神又体现权力制衡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这层意思，许文并没有展开讲，或许作者仍然心有余悸，未敢畅言；或许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事实上，许文的所有建言，皆以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一点为前设。许明确讲，“在正名为自由民主党之后，党并非就成了西方式的议会政党，而是一个不再以消灭私有制建设共产社会，而以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在组织方式上依然在某些方面借鉴列宁的建党原则的政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党依然将是国家的保姆，抚育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像幼儿一样成长。”这似乎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执政者不会主动产生这种“变化”，甘当类似的“保姆”角色，除非民间自由力量对之构成足够的压力，迫使它这样做。所谓宪政转型，恰恰是这些既冲突、又扭合的力量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我以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讨论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共产党“一党独大”现象才是更科学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构成中国建设宪政民主体制过程中的某种过渡（当然，也仅仅是可能的过渡形式之一种）。许文没能就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这是一个遗憾。我们可以批评许允仁作为思想家的某种不彻底，但我要说的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个诚实的思考者对实现中国渐进改革战略的一番良苦用心。
王力雄是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他的《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并非为十七大而写，而是稍早些的作品。这里之所以要把这篇文章列入研讨范围，是因为作者作为共产党制度的严厉批评者，却并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搞“递进民主”，并为此提出了一套论证。这套论证不无智慧，却也问题多多，有必要在此做些分析。
王文明确判定中国的“千年专制”已经“到头”，中共的“意识形态自杀症”和“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已经导致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王文又强调一个“乱不起的中国”经不住大折腾，在缺乏多重整合机制的现实面前，现政权仍然是维系社会整合的唯一力量。“只要唯一的政权丧失功能，整个中国就会落入整合真空，失控和崩溃也就会随之发生。”人们期望现政权出现“圣人”，那种“其兴趣不全在权力，而在改变历史”的领导者，但“这需要兼备非凡的勇气和谋略”，此类“圣人”我们又“何以指望能在逆向淘汰人才的中共体制中出现”？“所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方面要看到最佳途径是当政者自我改革，同时也要看到仅靠当政者自身完不成这种改革。权力能够推动改革进程，但是改革的灵魂――思想体系、深层关怀和体现变革理念的方案，都需要从另外的渠道而来。”这个“另外的渠道”就是“独立思想者”。“独立思想者并非是一个整体，他们可能互无联系，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民间思想资源。当政集团无法逾越的局限，只有他们才能突破。由此可以说，独立思想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独立思想者的另一功能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包括寻找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与路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放弃终极正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善于从‘能够怎样’入手而不浮夸于‘应该怎样’的空谈，却又不把‘能够’仅当成无可奈何的妥协，而是推动‘能够’不断扩大，并在其中埋设下达到‘应该’的脉络。”
王力雄对“独立思想者”的定位极其精彩，不过他本人给出的改革方案却需要慎重对待。王认为“西式民主路未通”，建议在中国推行他自己设计的“递进民主制”。为什么“西式民主路未通”？不是因为价值上不认同，而是认为在中国做不到。王强调中国政治改革面临四个“刚性之局”：“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构成的“大坝僵局”；“民主发作”导致的“政党乱局”；西方民主制自身逻辑决定的“胜负定局”；以及实行“西方民主制”后中共难以避免的“清算结局”。王认为，以上四“局”决定了中共当政者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西式民主”，必须另辟蹊径，才有促使当政者自我改革的可能。
王的初衷可以理解，然而，从理论上说，王力雄归纳的这四个“局”却是有问题的。“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是全输全赢的“零－和逻辑”，不是宪政改革所要求的渐进逻辑。王断言“专制与民主之间没有妥协，任何中间状态都只能是暂时”，其实并无学理和事实上的根据。“民主发作”导致“政党乱局”，前提也是假设变革不再有百年时间，而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革“模式和衡量标准都将‘一步到位’，不再允许从低级向高级按步骤演进”。既然“中共与西方民主制之间没有共存可能，也没有转换的逻辑，只有你死我活、谁胜谁负的关系”，则“西式民主”成功之日，中共必将面临大规模的“清算结局”。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王文既低估了民间反对派的成熟和胸襟，也低估了当政者内部发生变化的潜力。“骤然民主化”的假设建立在一个并不正确的学理前提上，那就是认为“西方民主制依赖的机制需要复杂的历史演进形成，而中国不再有复制这种演进的可能，也就不能形成这种机制，因此西方民主制无法真正在中国扎根”。王没有看到，究其源，宪政民主对当今人类的普适性，乃植根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性的共同性，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更何况宪政民主有多种实现形式，并非简单的“西式”一词可以概括。当然，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但这些都不构成民主制“无法真正在中国扎根”的理由。至于“专制权力会被‘民主的发作’冲垮，中国社会也会因为‘民主的发作’遭殃”之类断言，更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有害论，需要严肃批评之。事实上，苏东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证明转型并没有如此可怕，地球照样转，日子照样过，天也塌不下来。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力雄对“四局”和“崩溃论”的极度渲染，是为了给他的“递进民主”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提供铺垫。关于颇具苏维埃特征的“递进民主制”，思想界已经有不少评论和批评，本文不再赘述。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力雄的是，正是因为他对“骤然民主化”之可能后果的富于想像力的种种描述，更坚定了我们理性、稳健地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与学者、作家们的学理式研讨不同，前不久大纪元网站发表安徽省政协常委、企业家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用老百姓都能看懂的语言，大声疾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披肝沥胆，言辞痛切，文章一问世，便赢得海内外一片喝彩。汪坦言，尽管经商之路坎坷，“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把‘体制’，‘制度’这两个名词放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这会使我烦闷不堪，我总是用埋头做事驱赶它！然而如今已不能回避，它使我，使几乎全国人民都感到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捆住建设者们的思维和手脚，即使当今执政者鼓励‘经商，挣钱，积累财富’，现实是障碍重重，正路难寻！而在当前改革止步不前的时候，还有人要退回到祸国殃民的老路死路上去，因此我该讲讲话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而且要直吐胸臆，不要遮遮掩掩，要明确：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
汪文痛陈：“我们的政府失缺什么？它失缺的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人民对它的监督，社会对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内在的机能，它懒惰、腐朽、表面文章！所以它经常表现为‘领袖口号惊一阵，舆论媒体哄一阵，手忙脚乱过一阵，表现表现就一阵’！ 我们的社会失缺什么？她失缺的是：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才会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藏污纳垢！才会在我们大家众目睽睽的视野中出现众多的不公平和荒谬绝伦！才会使我们的社会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重复发生！”对策何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开放言论自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使中国人在地球上站稳脚跟，与世界人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以使改革顺利进行。这样，那170位老部长、老同志，以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知道：当今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真正改革之路！是中国的希望之路！”“胡、温二位领袖，凭着您们所受的教育，凭着您们的理性和知识，凭着您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良心，您们扪心自问：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一个靠对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封锁，靠对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封锁，靠对人民言论的封锁、压制、打击和控制，才能维持的政权，且不要说这个政权有何合法性可言，其虚弱性和非理性，有什么值得去对它维护的？难道不应当对它进行改造吗？！ 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老百姓愿意姓什么就姓什么，由选票说话！ 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这是当今中国的必由之路！谁为此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这样的语言，用不着更多解释。汪文的意义不仅在于道出了真相，更在于它出自一位在体制内已有相当“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之口。中国的宪政改革事业，不仅需要民间思想者，而且需要民间行动者。企业家的发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事实上，就在汪文发表后不久，又有一位安徽籍商人郑存柱致函胡温，要求立即启动以县市级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不但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在改变以往的形象，更加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而且说明宪政改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三
同上述几篇“建言”文章一样，周天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总论》也洋洋数万言，看上去颇具系统性、纲领性，但周文最大的不同是这并非一篇彻底的、真正独立思考的作品。
周文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认为这种紧迫性“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人民民主意识的充分觉醒，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一定的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如果在政治上不能适时地推进改革，导致政治改革步骤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进程相脱节，或者政治改革措施不能有效地解决旧体制旧机制的弊端，使新的正义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赶不上腐败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壮大，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最终必将使社会主义政治垮台，也将使经济改革本身背离初衷，这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另一方面，周文又强调政治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动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周把自己的思路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党管军队、干部和新闻，改革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推进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人大及政协——政府——司法之间的权力制衡架构，形成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公开、透明和受人民制约的公共服务型财政税体制，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三级政府格局；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并更大程度上发挥宗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通过改革，到2021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明眼人一看即知，从原则上说，这个“思路”不过是体制内御用学者的一番空论而已，因为它根本不敢触动当政者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根高压线。
周一方面承认，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在权力结构中，过度集权仍是主要倾向”；另一方面又坚持中国今后还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强调“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不但如此，大国治理和现代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毫无疑问，但它与党专制体制的“集中”是两回事，宪政民主体制下同样可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周文的论证则明显把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混为一谈。
不管作者的内心在想什么，此类“论证”的实际功能无非是在为党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寻找理由。
周文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于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但又不像王力雄那样，拿出独属于自己的独立分析。当周文断言“军队必须受执政党控制，也必须为执政党服务，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断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管干部是无须争论的”，断言“党对新闻的领导和控制，是社会和经济体制稳定转型的需要”等等时，我们所听到的，无非是在我们的高校中、在我们的官办研究机关中、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御用文人的老调。可恶的是，这种调子往往夹杂着一些故意的学理上的混淆（比如，强调“执政党对官职进行控制，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就把党专制体制下的干部控制和民主体制内的政党政治和文官制度混为一谈），或者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比如，党对新闻的领导不能动摇，“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做到‘管’而又不违背新闻媒体的自身发展规律”云云，鬼才知道党专制体制对新闻的控制怎么可能“不违背新闻媒体的自身发展规律”？！）。
当然，看得出，周先生还是尽量想让自己的报告言之有物；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的确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设性主张。比如，在人大制度的改革方面，周文就提出应该减少人大代表名额，把全国人大代表数量控制在450人左右，，以差额竞选的方式产生人民代表，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当前人大制度中的问题提出的改进之策。但即便在这些领域，周文的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依然十分明显。周一方面明确承认，“人大制度存在的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人大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有较大反差。”“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人大在国家法律上的地位是最高的，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大却被置于党之下，处于下级的地位。”这当然是个事实。那么，怎么改？既然问题在于人大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不符，那么逻辑的回答就应该是建立一种制度安排，使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真正落实，使人大所代表的民权高于任何政党（也包括共产党）的党权。但是，周的报告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么？不敢。于是，周文只得又在另一方面“论证”人大“实行党组制，而不实行党团制”的“必要”，核心仍在保证“党对人大的领导”，保证“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贯彻党的意图”。于是，一切都等于没说。一切又都回到原点。问题照样没有任何出路。
周先生的尴尬是所有“拿着共产党的工资”却缺乏独立人格的学者、腐儒们的共同的尴尬。身为体制内学人，周远未摆脱这个制度强加的思想镣铐，又想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又不敢越既定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既不能做真君子，又不愿做真小人，这必然使周文充满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
我一直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缺的不是智商，而是做人的骨气。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多些硬骨头的、敢于在真理和大是大非面前亮明观点的仁人志士，而不是活得那么拘谨，那么萎缩，甚至那么龌龊，我们这个民族本来是应该更有希望的！
即便从改变知识分子的这种萎缩、龌龊着眼，中国的宪政改革也势在必行！
至于当政者和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其实，秉承独立主张、力主宪政改革的反对派人士也并非一概反对“党的领导”，关键是要看这种“领导”要把中国引向何方。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报告》的“主报告”中一再强调，由执政党主动倡导并推行的改革，将是代价最小的改革，这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是有利的。问题在于由于“利益”的掣肘，当政者要想发动这样的改革，已经面临着艰险得多的局面。正因为这样，体制内外秉承独立信念、有历史责任感的有识之士才需要发挥“建设性的反对派”作用，形成独立的舆论氛围，促使当权者中的改革派顺应历史潮流，与民间力量一起，完成中国宪政改革的伟业。
这次中共十七大在人事安排方面出现某些新气象，但除了对党内民主化问题做出有限呼应外，十七大政治报告在意识形态方面了无新意，说明中共当政者尚无勇气和魄力推动实质性政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反对派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而通过交流、批评，在不同的人群中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宪政改革共识，就是这样的工作之一。我希望“毛派”人士更理智地看待昨天，自由派人士更努力地策划明天，体制内学者们更勇敢地面对今天。少些媚骨，多些担当，中国的事情就有希望。
（本文作于2007年11月1日～12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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