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文学与瑞典模式

最近，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代表团，骆绎不绝地穿行在瑞典各地城市。早在几年前，胡锦涛就派人来北欧观察研究“瑞典模式”。在胡锦涛本人访瑞之后，前来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更是如过江之鲫。

中国客人频繁访问取经，令瑞典人感到高兴而又惊讶。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政府官员在电视上说，来访的中国人都很好学，他们在参观及其座谈中，询问一切有关瑞典社会的管理措施，但似乎不愿意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更回避中国至今还是一党专制这个现实。

这是一种只求治标不打算治本的做法。我们不能否定来访者想要取“和谐社会”真经的愿望，但如果不打算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我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来访的中国官员精通了瑞典全部的管理措施，回去也是用不上的。作为一个旅居瑞典十几年的中国公民，我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将瑞典模式继续介绍下去。

在前面几篇文章里我曾谈到，这个昔日贫穷的北欧小国在走向富裕繁荣之途中，其政治环境及历史传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构建一个平等富裕的社会，往往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促成，其中还包括文学因素。瑞典现代文学在促成“瑞典模式”的形成上，做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作家是应该了解的。



◎ 以文学感知底层疼痛



瑞典历史上才华出众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十八世纪后期创建了瑞典文学院（即后来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文学艺术得以发扬光大。但那时的作家，大都只是王权的侍者，其作品大都颂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唤醒国家的光荣记忆，还有饮酒歌和田园诗等，具有唯美主义倾向。

十九世纪的瑞典，工业革命已经起步，工人的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被视为瑞典现代文学开山祖的作家斯特林堡，在他的小说《红房子》中，抨击了腐败的政府官吏，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小说中的一位木匠的言论，反映了那个时期底层人民的疼痛和愤怒：

“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作为现存社会的激烈反抗者，斯特林堡还在《新国家---对谋杀和宴饮时代的讽刺性描写》的作品中，发动了对整个瑞典官方的猛烈进攻。

1905年瑞典与挪威联盟的解体，1909年的大罢工，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瑞典一度陷入阵痛之中。社会的动荡，政治斗争的加剧,新兴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反抗，促使许多瑞典作家从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走向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初瑞典人民争取公民普选权时，诗人黑登斯塔姆写出了他的诗歌顶峰之作——诗集《人民》，为公民权运动推波助澜。被称为“工人文学的先驱”的作家马丁·考克，其重要著作《工人》，描写了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建筑工人的罢工，展现了工业主义给瑞典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个时期，一些瑞典作家已经从描写神秘莫测的人物，改变为描写普通老百姓，他们的作品反映下层人民所具有的天然要求，充满真诚的同情心和批判社会不公的伦理意识。这一类文学，震撼了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大资产阶级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使上层人士不得不正视穷人的苦难，从而寻求平等富裕的改良之途。



◎ “他们闯入我们的文学”



早先撰写工人题材的瑞典作家，大都来自社会上层，他们带着同情心，有的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悲悯，去描绘大都市里的那些神色呆滞的工人和农民。后来，瑞典涌现出一批自学成才的工人作家，他们是贫穷农家和工人的孩子，其作品以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自己生活与成长的艰辛。

为了奖励这一类新人，瑞典文学院于1974年，将诺贝尔文学同时颁发给本国的两位出身贫寒的工人作家———雍松和马丁松。雍松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本人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马丁松6岁丧父，母亲离家出走，他成为“教区的孤儿”，被各家轮流收养，过着流浪生活。他们的作品，描述了无产者的痛苦和人类的普遍问题。

在致颁奖辞时，瑞典文学院院士杰罗说：“他们是许多无产阶级作家或工人阶级诗人的代表，在一个广泛的阵线上，他们闯入我们的文学，不是为了破坏和劫掠，而是以他们的命运来丰富文学园地。”获奖评语赞赏雍松说：“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给予马丁松的颂词则是：“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这是瑞典上流社会对一代工人文学的承认。马丁松等的作品，被视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别“无产阶级发展小说”。但是，与我们中国文学史所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比较，瑞典工人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闯入文学主流的瑞典工人文学，其特点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它虽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却并不引导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引导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促进阶级和谐与劳资合作。例如，忠于工人阶级的作家阿林，被称为瑞典文学界的托斯陀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就以民主的眼光，充当穷苦者的“祈祷人”。在这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为穷人祈祷是有效果的。



◎ 当今中国文学被视为“垃圾”



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顾彬，曾在中国闹出一个令他啼笑皆非的“顾彬事件”。在一次讲话中，顾彬指责中国女作家棉棉和卫慧的作品是“垃圾”，被四川一家报纸夸大歪曲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结果民调显示，有85%的网民赞同被歪曲的顾彬观点。这一事件表明，人们普遍否定当今中国文学的价值。

在外表繁荣的中国“盛世”，众多的出版物琳琅满目，然而，文学作品却越发空洞、庸俗和劣质。中国人精神的溃败表现在文学领域，是作家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丧失。一直关注中国文学的顾彬说：“在92年以前，不少中国人喜欢思考，喜欢反思。但在92年以后，很少有人会对社会、国家进行思考。人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赚钱，少思考，少反思。”

就在中国作家们热衷于谈红楼、写清宫，成为富豪作家之时，山西黑窑童工事件被揭发出来。该事件的严酷性和荒诞性，使许多小说家目瞪口呆。他们读过许多描写人类苦难的中外名著，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但还是无人能想象出如黑砖窑一类惨无人道的场景，更想象不出这种事件居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和谐”中国。

于是，一些学者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界的“纯文学”追求志向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当初强调纯文学，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性的反抗。现在看来，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今天，中国工人面临“下岗失业”的断臂之痛，但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的工人文学却没有立足之地。商品化浪潮使传统的“工业题材”和“产业工人”从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一亿多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其命运引不起主流作家们的兴趣。

在珠江三角洲，每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它们的“主人”大都是农民工。来自四川的女工郑小琼，就在车间就亲眼目睹一个工友的手指被机器切断。她吟诵着“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写下了不少优秀诗作。

和瑞典早期的工人作家相比，郑小琼一类的中国打工作家即使非常优秀，也只能倾诉了自己心中的悲苦，无法深入地追问法律制度问题，无法涉及劳动者和资方的冲突。这是因为，瑞典工人作家处于民主的环境之中，而中国打工者不但被资方欺负，更被禁锢在当局容许的写作范围里，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勇气去冲破藩篱。尽管如此，在边缘写作的中国打工作家，以他们的坚忍进行生命的创造，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