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从青年团“三大”看“阳谋”

1957年，毛泽东和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阳谋”，史有定论，主其事者也坦然承认。不过对于该谋的动因，尚在讨论之中。就它与其 前奏“整风运动”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整风失控”说和“整风就是阳谋”说。前者大体源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意是党确是诚心 诚意整风的，只因中途杀出了“极少数”右派分子， 才定下让毒草大长特长从而铲除之的计策即“阳谋”，可惜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种说法已经在两个方面成为笑柄：一是一个有理性的政权或政治家怎么 会为“极少数”的几个人不中听的话去开展涉及亿万国人、伤害百万精英的“运动”，而且几十年后还嘴硬，坚持它是“完全必要”的？二是从时间上计算，从 1957年5月1日公开发布整风决议向国人宣布整风开始起，到5月8日中共命令党报“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以便“让 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1其时不过一周；一周之内，就从诚心诚意整风跃至死心塌地整人，变化何其速也！何况当天正是中共中央 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系列座谈会“欢迎鸣放”的第一天，后来所谓“右派进攻”种种言论的出现，无一不远在这天以后。2此时如有所谓“右派进 攻”，那就仅仅存在于“阳谋”的策划中了。阳谋与阴谋并举，整风与整人同一，应该就是当年那桩公案的写照。

笔者于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从这个会议的特殊角度观察“阳谋”的出笼和运行，从而看到它较已被揭示的也许更为阴狠的面目。

先请看我们的会议和“整风”或“阳谋”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由全国各报和电台发表；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5日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5月8 日起 中共中央统战部陆续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中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鸣放”。党报实施“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各地在此前后也纷纷举行类似座谈会；

同日起 青年团二届五中全会召开，14日结束，完成“三大”的准备。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批准团的“三大”文件；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3

5月15日 青年团“三大”正式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开幕式；

同日， 毛泽东写反右派的纲领性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4

5月19日 北大学生贴大字报参加“鸣放”，从此形成席卷首都及各大城市高校的学运风潮；

5月25日 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泽东接见代表并发表讲话。

这个时间表表明，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开会，都在同一时段。由于党团有着类似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党的大事必为团的大事。而对于我本人，这两件事的关系 又更为密切。因为一则我是那次大会的代表，在上述时间内（从5月2日起）都在北京开会；二则我是50年代初期入党的新党员，十分羡慕那些曾经参加过延安整 风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教育的老干部，所以对于这次在“全党重新进行”的“普遍的、深入的”整风，心向往之切矣，准备积极参加。身在会议而心在整风，对于 “整风”和“开会”两者间关系的任何征兆，也就十分注意。五十年后回忆起来，深感有两桩事件，对于解读当年有名的“阳谋”阴雾，甚有帮助，值得加以记述。

——第一件是，这次会议从筹备起就并不准备甚至坚决拒绝“帮助党整风”。

——第二件是，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即若干论者后来所谓“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可是其关键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并无其言，是事后倒填上去的。

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这两件事情，对于当年那场冤狱，都甚有干系。本文拟对它们稍加述评；其中尚有至今“不明真相”的内幕，也将疑问提供时贤和后来的史家辨证。

二

按照中共党章和青年团团章，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的助手，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青年团第一位的任务。中共在全国 执政以来，作为它的中心工作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到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到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到互助合作农 业集体化私营工商业改造，无一不同时成为青年团的中心工作，全团组织无不动员青年积极响应紧密配合。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整风运动”。

根据中央发布的指示，这个运动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它无疑正是中共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可是却并未对它的助手提出任何“助”的要求。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尽管从筹备到举行均与整风运动同步，并且也极受 中共中央重视，除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的例行程序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还一同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又在会议结束 时一同接见了全体代表。可是无论邓小平的祝词，还是胡耀邦所做《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题报告以及大会的相关决议，都无一字提到团员和青年 在这次“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的整风运动6中哪怕仅仅是学习点什么提高点水平，更无论怎么当助手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当时就曾引起疑问。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机关贴出大字报加以批评，题目就是《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 （去？）十万八千里》，并要求把它刊载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所在的四川代表团中，有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根据“整风精神”就改进党对团的领导问题提 出若干批评和建议。这些微弱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影响大会的既定方向。尽管外面“鸣放”意见如潮，大会代表依然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批准的主题“劳动，团 结，学习”认真讨论认真学习。而对于上述批评和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官方在会上的回应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大会作的报告。他告诫 代表说，不能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 论。在争论中，有人表现很好，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有的人犯了错误，改过来了，有的人犯了错误就不 改。所以说，在社会主义里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风浪。这种风浪以后还会有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浪。……您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您们在风 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

——《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事后看来，这里已经把整风等同于“思想的政治的风浪”，警告代表不得插手了。7只是他是以“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讲话的，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把团名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把它当做革命理想和任务的教育，不过“万里长征第一步”的意思，“警告”的深意，当成耳边风了。

从4月底起到青年团开会，按照官方后来的解释，经历了党提出整风—虚心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各界的帮助意见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 点错误，大有利益”8—“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捣乱—从而使党决心反右的种种历程。可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躬逢其胜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以至整个“党的助 手”青年团，都被拒绝参加。这种现象，只有那个“整风运动”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引蛇出洞暴露右派的“阳谋”，无须青年团帮忙，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 说还属推论，那么以下一位后任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1957年青年团“三大”的回顾，应当是它的权威佐证了：

这次大会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顶住了那股妄想和社会上的右派呼应，在团代会上搞“鸣放”的歪风，做到了旗帜鲜明。

——王照华：《建国以来共青团的一些情况——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5月2日

王照华所说的“歪风”，当指前述王亚生等对会议的批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后一位王先生所批评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正是这个会议 “在党中央领导下”实施的既定方针。体现这个方针的大会工作报告，其草案于5月1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后即发给参加预备会的全体代表，它和5月 15日大会正式开会时由胡耀邦宣读的文本基本上没有区别，都不涉及党的整风。共产党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帮忙，而把自己的“助手”撇在一边，这只能说明并无 “整风”，只有“阳谋”；它的实施应该早在毛泽东后来承认的5月8日，或者更早；盖某翁之意不在整风，而在“引蛇出洞”也。其时“社会上的右派”正应中共 中央邀请，逐日到会客客气气地宣读发言稿“搞‘鸣放’的歪风”；中央也在按部就班地邀请各界人士鱼贯入瓮，不动声色地“让他们走到顶点”，9得心应手地玩 他们于股掌之上。假使不出现意外情况，青年团看来真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自然，推论起来，不准青年团代表帮助党整风，还可以有另外的原因，一个是照顾“政治影响”：客人对自己放肆批评甚至“猖狂进攻”，都表示主人的雅量并为下 一步反击埋下伏笔，而自己的孩子胡闹起来，就属家丑外扬了；特别是大会上还坐着苏联东欧各国共青团的代表，更不好胡闹给“外国同志”看笑话。再者，也不排 除以胡耀邦为首的青年团中央有意保护从2300万团员中选拔出来的这近一千五百名代表，免得他们“犯错误”。但是无论哪种原因，都须以“帮助党整风”不是 好事而是坏事为前提。“党的助手”是不允许干坏事的。

三

上文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在5月19日早晨，北京大学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贴上了墙，内容碰巧就是质问本校参加正在召开的全国团代会的代表是怎样“选”出 来的。这样的问题对于校方来说，自然不含歌颂和表扬的意思，所以校党委副书记崔雄崑10在当晚的团员大会上吞吞吐吐地表态说，对于大字报“我们不提倡也不 反对”，回答甚不得体，引来更多的大字报，迫使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出面驳他副手的面子，表示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从此以后，继大鸣大放之后面世的 新式武器大字报风起云涌，“帮助党整风”的批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尖锐，且如星火燎原，立即传染首都及各地高校，史称“五一九运动”。

从当局此前的不准青年团“帮助党整风”，可知“阳谋”初订时所谋对象，并不包括青年。虽然自头年的波匈事件以还，毛泽东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早已心怀警 惕，在年初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11只是自 2月他在扩大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来，眼睛盯着的是引为心腹之患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一时不在他的“阳 谋”靶心上了。近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另一目标或最先的目标是日益坐大的政府官僚，首先是1956年指挥“反冒进”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或者同时是上述两 种人。这也还没有包括青年学生。在毛泽东5月15日写的反右重头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他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学生跟他们走，“则是做梦”呢。

问题的确出在青年学生自己身上。如前所述，他们并未被要求“帮助党整风”，是“自己跳出来”的。从“五一九运动”开始的首都高校大字报运动，其势可谓暴风 骤雨，迅猛异常。极有意思的是，青年们所以如此热心如此执着向党提意见，其原因又在他们天真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以追求民主追求 科学为荣，以专制独裁奴颜婢膝为耻，无所顾忌地讨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时弊史弊理论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他们的老师们 长辈们更不知深浅更不留情面更无顾忌更认死理。我由于常在会后去看望家乡四川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朋友，有幸旁观了学子们“帮助党整风”的热烈场面，那情景被 他们的副校长钱伟长形容为好像到了“五四”运动前夕。钱先生是过来人，想来他说得也有依据。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觉得至少有一点和“五四”不同，就是他们 对于批评锋芒所指的对象，尽管言辞尖锐但却无限信任，把他们的话当了真。1956年以来中共提倡的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此时 已经正确地扩展到政治领域，时称“大鸣大放”，因而使刚制定就遭践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前 景。而对于这种前景抱着最真诚的信任的，正是这些满腔热血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我们一直听说，我们的党是郑重的党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这个表述的被 采信度被拥护度，我以为在1957年春季首都的这几所大学里，是达到“顶峰”的。学生们当年在校园里的一切作为，贴大字报，开“自由论坛”，乃至集会结 社，无一不是基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共一再的表态和共和国宪法的极端信任。看着那些年轻弟妹们“大鸣大放”慷慨激昂的面孔和挟着大字报来去匆匆的身影，我 心里总是升起无限的感动，而怎么也没有把它们和团代会上听来的“更大的风浪”（陆定一）联系起来。我真笨啊！

揣想起来，面对“五一九运动”以来大学里的奔腾风潮，那位正在运筹帷幄指挥“阳谋”的领袖一定另有一番感情。看着自己为敌人精心布置十面埋伏的阵地上，忽 然蹦出一群无知娃娃，手挟大字报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鲜花绿草之间奔跑跳跃，随时可能踩响埋伏的地雷，他会有何反应呢？可以想象的反应是朝他们大 喝一声：娃娃们快滚开，这里不是你们玩的地方，把他们轰走。或者如果心术坏到底，那也须喝住他们，勿使提前撞入雷区，等到敌人主力入瓮，再把老的少的一网 打尽，无情歼灭。12

不管哪种选择，都需“大喝一声”。这一声果然来了。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发表的讲话。

5月25日，团代会闭幕，全体代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旁的草坪上站大半个圆圈，由胡耀邦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次日的报纸刊载新华社通稿，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时发表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13

这一段讲话，后来多被称为“针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4，我看其实只是临时应付学生意外撞入伏击圈的警告：不准小孩子搅乱战略部署， 坏了大事。因为历史事实是，所谓“公开动员令”，确须等到更要紧的“毒草”例如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 以及命李维汉“不断扩大规模”从各地招徕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等的言论15出笼以后，才从容发出的。那就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了。

这里还有一件众所鲜知的事，就是上引毛泽东接见代表的讲话，那关键性的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其实并没有讲！我们这 些被接见的代表，那天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恭听他的讲话，并且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逐句记录。他讲得甚慢，很易记录。接见结束以后我们彼此核对笔记，基本 相同。只是到了次日早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发现多了那最后的一句话，这多出的话并且成了新闻的副题，我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毛泽东的这句“讲 话”，究竟何时何地何因何人补上去，至今未得确证；推测起来，大学里面的事态正在“走到顶点”应该是其主因。北大自“五一九”以来，有5月21日对胡风案 件的质疑（我在清华也看到，赫然有标语大书“公审胡风！”），5月23日人民大学学生程海果（林希翎）又去抖出了在中国绝对秘密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 秘密报告，5月25日毛泽东向青年团代表发表讲话的同时，北大学生正举行“三害控诉会”，把党教给他们的斗争形式用来控诉肃反冤案。这些动作特别是当天事 件的情报，是否就是必须补充一句把话挑明的原因，尚待当时的知情者坦诚公布或史家探幽发微。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向后来的读者说明，这是一句补栽上去的“非讲 话”，以杜绝当着当事人的面（而不等他们死绝以后）就造出一条顾颉刚氏所谓“层磊”历史即伪历史来。

大学里的年轻弟妹们没有亲临毛泽东讲话现场，他们连这点隐情都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自然更把他的那些话当作一般的祝词看待了。对于青年团员来说，这样 看待他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分析起来，他的讲话（包括事后倒填上去的）一共四段八句，除了祝贺会议以外，就是两个意思，一是保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社会主 义；前者是青年团任何时候的第一要务，后者则正值本次大会决定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自然是团员应 有的义务了。而这些正在大学里大鸣大放的孩子们，无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时贤有把他们的行为赞为“起义”的，那么 它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专制复辟反对法西斯复辟的起义。就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北京大学学生陈爱文的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 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同学张元勋等所主编、中途流产了的大型刊物《广场》 的发刊词更宣称她“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时人对于伟大人物做蠢事坏事，常用“悲剧论”表示惋惜，例如评 说斯大林“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扞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16政论家总是和政治家心连心的，可是如果他们也 钻进1957年春夏之交的这些活跃在校园里不懂政治却大讲政治的小人物心里去，他们应该看到另一种更真实更广泛的悲剧：甚至在被党目为配合大右派呼风唤雨 合搞“黑云乱翻”又不听招呼，终于注定要被失去耐心的领袖一网打尽的时候，小右派们却认为自己的言行是实践热爱党贴近党真诚地向党披肝漓胆所必须的。其结 果就是，在真正的反右动员令发布的6月8日，另有一道发给党内的动员令《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首次把他们列为歼灭对象了：“高等学 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 毒素，畅所欲言。”17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就把学生们抬举到和他们的老师甚至章伯钧罗隆基一类心腹之患同等的地位，而且由于事前有了据称是接见代表 的那句“动员令”，也算有言在先，不是不教而诛了。

关于当年的“右派进攻”，官方后来有一个经典的解释：“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 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18可是，从右派“猖狂进攻”尚未出笼，内部已定引蛇出洞的事实看来，这是一句谦辞，自我评价显然过低。当 时真正出现的“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倒是青年学生的上述表现。那时各报从从容容大登特登党外人士的种种尖锐言论，但对大学里的动静却保持沉默不着一辞； 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高校看大字报，甚至“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19再加上他在5月25日讲话意图制止青年搅局，讲了以 后又倒填时间无中生有补充最要紧的话，只能理解为高层在大学生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慌了手脚，乱了方寸。这个警告不起作用以后或者就在警告的同时，决定一 并聚歼青年右派，这才真是所谓”反右扩大化“的确解：把本来不在催命簿上的青年学生扩大进了”阳谋“的伏击圈里了。

四

青年进入伏击圈，共青团20就须要“帮助党整风”即捉拿青年右派了。

按照6月8日的那个党内文件，不仅须要对已经在部分高校“帮助党整风”的小右派们实行讨伐，而且更须在全国范围对一切正在专心求学的大学生重演故伎，动员 他们“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治罪。这就成了各地团组织的中心任务，“陆续领导团员和青年参加反右派斗争。”21全国反出的青年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 目前未见公开报账。以下只是笔者所知家乡四川省的点滴情况，而它是极端惊人的。

1957年6月30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团的组织参加党的整风的几点意见》，堂堂正正宣布要“参加党的整风”了。不过这一次是按照5月8日那个党 内指示在青年中搞反右派运动，协助各地和各个党委大捉青年右派分子。据次年统计，全川共划青年右派分子约53700人，这个数字竟比1979年以后官方核 实的全川老少右派分子总数50279人多了三千多人！形成这个“部分大于整体”的奇异数集的原因，不外1979年公布的“全体”右派数远非全体，或者 1958年统计的青年右派有些最后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受到其它处分。即使如此，与同为1979年公布的全川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数 64724人相比，这53700个青年，也占83%！22也就是说，一个中老年右派被“坑”，就须四个青年去陪绑殉葬。与此地青年右派受到如此眷顾大体同 时，毛泽东在莫斯科动情地对彼地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种的太阳，希望寄托 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3真是奇怪的对比啊！

这种对比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青年所以蒙“希望寄托”于自己身上，是因为年纪轻活得长有条件在寄托者身后掌握“中国的前途”；可是这个条件又使受托者有可能 改变这个前途而使寄托者在天堂或地狱里干瞪眼干着急，所以怀疑也寄托在青年身上，必须把他们中的可疑分子“扼杀在摇篮里”才放心。而且逻辑地讲，既然青年 活得长有可疑的一面须预加处置，那么活得更长的少年儿童就更加危险了更须处置了。不是笔者在这里瞎猜，这是当年残酷的事实。以下就是该事实的四川部分。

1957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于寒假期间在全省集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全部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用呜放、争辩、贴大字报的 方式，对学生放出来的“反动言论”，进行典型的思想批判，但“不进行反右派斗争”，而把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为评定学生操行的主要内容，把操行评定和呜放 中的重要材料归入挡案，“作为本人升学就业的考核根据”。这个“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斗争除了名字与反右派有别外，还有一样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对于成人右 派虽然也施诱敌深入之计，别人总因有话要说才“自己跳出来”；而对于这些只有十六七岁、平时沉溺于做题背书打球跳绳踢毽子的孩子，要他们“放出反动言 论”，哪有那么容易！必须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生拉活扯拖人下水。省会成都市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于1月25日起集中全部高中应届毕业 生2980人，分三个学部进行为期三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并不断在“学习”过程中调整队列），然 后大会报告小会动员个别谈心，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 “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说错了经过争论改过来就行了。”千方百计教唆他们特别是预先排为三四类的孩子“解除怕当右 派的顾虑”，“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还安排“有思想基础的三类团员带头，引导三、四类学生深入鸣放”，对后两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 动”，“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方面的意见加以鼓励。”培养、发动、鼓励的办法繁多，从提供方便书写和张贴大字报，编印快报传播鸣放动态和大字报摘要，一 直到各学部为“典型”学生组织讲演会，让他们登台批评“方针、政策、政治生活”，还给以全场热烈鼓掌的优待。其结果是孩子们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像做课外作 业那样到处查资料剪报纸，连夜赶写大字报和发言提纲，拣大人爱听的“大胆地放”，越放越高兴，越高兴越放。据当时的简报记载，几天之后就造出“黑云乱翻， 邪气上升，学生思想混乱，四类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的局面，一类二类学生也纷纷倒戈，替他们喝彩鼓掌，学习以前的“排队”发生重大变化：四类即“坚决 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竟从75人上升到233人；三类即“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和立场”的 “落后学生”（两个学部统计）也从336人上升到519人。二、三类学生（缺一个学部三类学生的数字）竟占1/4强！造就了这么多三四类学生以后，大人脸 色一变，召开大会小会“专题鸣放”，组织尚未倒戈的一类学生并亲自出场作报告对早已记录在案的“反动言论”“作典型思想批判”兼批斗“反动分子”。被批判 的孩子一脸惶惑请问大人说，你们不是说不扣帽子吗？回答说我们说的是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小孩自然无法反驳，只得规规矩矩地交出 自己的花样年华玫瑰美梦，去迎接历代少年从未经历过的集体灾难。中等专业学校由于按规定全校学生参加运动，受难学生的起码年龄就更小了。全川各地的办法与 成都略同。据后来统计，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 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13岁！落难的孩子们的确得到“不戴右派帽子”的待遇，却被加上更加奇怪的帽子，除“三类生”“四类生”以外，还有“这那 生”、“社会基础”，——分别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学生”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简称！所有少年“四类生”都被剥夺了升学资格，有的甚至被逮捕 “劳教”，多数在社会上接受“群众专政”二十余年；大部分“三类生”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优秀，均因档案上记载“操行3分”（当时学生成绩实行五分制）而被拒 绝录取。这些被拒绝升学的学生，除送劳教和回乡管制的以外，一律送到生产劳动前线“当个劳动力”，并且特别规定不能当干部，延长试用期，还不得称“工 人”，只叫“试用人员”。其实这两类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正是校内诚实正直聪明好学的少年才俊，把他们网入“阳谋”之内加以残酷迫害，把民族的未来扼杀在摇 篮里，这才是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之罪，罪在不赦啊！

这批背负着各种贱名的少年，并未自我解除他们所背负的民族的希望。他们依然像石头下面的种子一样拼命趋光挣扎向上，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公民的绵力，他们中的 佼佼者并以被迫早熟的智慧在各自的群体中脱颖而出。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 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周克芹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贺星寒流落大西北当“盲流”各二十余年。他们由于 遭受长期的摧残，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祖国的花朵”的过早凋零，令人无比痛心！

负责执行中共四川省委这项指示的机关，乃是各地青年团委和政府教育局。半年以前被拒绝帮助党整风的青年团，此时却负责帮助党整人，还整孩子，真是匪夷所 思！笔者本人恰在那时于青年团成都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被划成右派分子，得以免除这项脏活，当属万幸。但是仍以未能对一向天真地信任我们这些青年工作者的小 弟弟小妹妹们一伸援助之手，心怀歉疚，不安至今！

四川当局借反右之机对未成年人的诱骗迫害，究竟只是地方性的土政策，还是全国大同小异，笔者尚无其它材料。时任省委书记主宰四川政局的，是体会毛泽东思想 最深刻执行毛泽东路线最坚决的李井泉。现在所知上述收拾少年学生的指示，就是来自他本人；据当时接受指示的官员后来回忆，其中关键者一为指示“高中毕业 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一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这两项指示都被忠实执行了，致使 三千巴蜀少年罹此飞来横祸。但是，如此重大的部署，是否真可由一个封疆大臣自出心裁自作决断，且暂存疑。24如果这个计策来自更高层，或者在更高层默许下 各省都以四川为榜样，那么遭殃的就不止几千少年了。25

五

因为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的那段“讲话”，特别是最后那句现场没有说出口，后来倒栽上去的“非讲话”，还引起另一桩公案，把和团代会毫不相干的上海《文汇报》推到了为“阳谋”祭旗开刀的断头台上。

“反右派”的公开发动虽以毛泽东执笔的《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但是这篇社论和两天以后的另一篇《工人说话了》，都还没有指名道姓 地向敌方叫阵，在第二篇社论里甚至还说“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 还真像“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保卫你发言的权利”，真要讲宪法讲道理似的。四天以后，《人民日报》就改“谁也没有妨碍谁”之口，说有人大大“妨碍” 它了。它以“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刊载毛泽东执笔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不由分说地点出了时由民主党派负责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 它们“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 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到7月1日，毛氏的另一重头文章《文汇 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更直接坐实存在“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该报就临灭顶之灾了。

《文汇报》受到如此待遇的由头，则是一篇抨击它对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讲话报道版面安排的文章，它的作者就是以后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姚文元。上引毛泽东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就是为《人民日报》转载姚文而写的。它推荐姚文说：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姚文元的这篇置“我们的同业”《文汇报》于死地的“由头”，题为《录以备考》，最初登在6月10日的《文汇报》上，它对于《文汇报》的指责，事实部分如下：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 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后一句话报纸发表的 原文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黄注）。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无足轻 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把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发表的“含意深远”的讲话，缩小到“二个铅字那么大”，这是《文汇报》抓在姚文元手里的辫子，也是他“含蓄地”射出的弹药。不过前 已指出，它的深远含义，实际上是在最后一句话里面：在当时各界对于党政当局批评甚多的情况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反此前多次让人畅所欲言，实行言 者无罪的表态，宣布出现了“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且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无论其“含意”还是含义都是深远的，并且也的确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动手收拾 右派的信息。所以，姚氏的这个指责，应是十分到位的。

但是这要以毛泽东那天的确如此“讲话”为前提。前已介绍，毛氏当时并未把话讲完，最后一句最关键的话没有讲。对于这点，远在上海的姚文元和近在京畿的大学 生们一样，都属“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但是姚氏却和粗心的学生不同，从最后一句话里面悟出了杀机，所以据此向《文汇报》开炮了。

可是《文汇报》却不可能“不明真相”。当时国内大报均派有记者采访团代会，现场的记者们都该知道那最后的一句话是倒填时间栽上去的。作为佐证，我谨举出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张允若教授的一篇文章《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先例》，它也追叙当年的同一事件，然后说：

我的一个朋友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了这次大会，他当时就对这种做法表示不解，因为新闻报道只能如实反映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对于毛泽东昨天没有说过的话，怎么能作为说过的话来报道呢？

这个《解放日报》，正是姚文元在他的文章中特别表扬的典型。它的现场采访记者“表示不解”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没有讲过的话，怎么能作为讲过的话来报道 呢”，到了报社，看来就成为“毛泽东没有讲过的话，作为讲过的话来报道有何深意呢”而令人悉心揣摩，揣摩的结果就是“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 一条新闻”，实行张氏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了。而与《解放日报》同在上海开办但更加具有全国影响力，并且在京还专门设有办事处的《文汇报》，不会反而没 有记者采访这次会议，所以对当天的情形应当同样知悉。不过，上述令《解放日报》那位记者不解的问题，到了《文汇报》的编辑部，却得到另样的解决。他们在不 得不照刊新华社的通稿的同时，坚持“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拒绝对那句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辞”在版面上着意渲染大肆炒作。这 个举措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对读者对历史的负责交待，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华彩篇章。自然在当时，这就犯了天条，致劳御驾亲征，终罹杀身之祸。两张报 纸遇到同样的问题，作出不同的答案，遭遇不同的下场：坚持原则者遭难，曲意阿上者受奖。仅此一事，就可见“阳谋”时代是怎样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

上文已经指出，当年姚文元抓住上述编排事件棒打《文汇报》的时候，和全国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读者一样，受了第二天见报的新华社通稿的蒙蔽，并不明白其间的 隐情。但是此举歪打正着，居然蒙此蒙蔽之赐，舞拳弄棒大获毛泽东的奖掖；此后青云直上，一直爬到“四人帮”的高位，然后又爬进秦城监狱。幸乎不幸，一言难 尽了。至于利用姚的文章来收拾《文汇报》的毛泽东，自然清楚地知道他本人那句姚氏所谓“含意……深远”的话是怎样一回事。拿着自己并未讲过的话去责备别人 没有突出宣传它，直至判决别人在闹“资产阶级方向”，无论出自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总是有伤厚道的吧。这种倒填时间擅改讲话无中生有棒打无辜的计策，就此案 而论，受害者究竟只及于一张报纸（其直接损失是她的6名编委15名编辑记者们被划为右派，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遭受围攻，步出会场即跳楼自杀）26；而他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发挥，即在五六月间大段修改2月27日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达二十多处，凭空添加若干根本未讲甚至和讲话原 意相反的内容，且令各地党组织按照后一文本（变本即公开发行本）在热情拥护且认真执行前一文本（原本即录音记录稿）的人们中捉右派分子，那就祸延海内，流 毒无穷了。

2007年3月16日初稿

4月8 日改定 --------------------------
原载《议报》第32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