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家、理论家、评论家等虽说没有生产出什么举世公认的“……主义”，但引进和使用“……主义”当属世界之最。一位伟人当年在一篇政论文中的一个不到260字的自然段中居然使用诸如“一个主义”、“多少主义”、“各有各的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佛教主义”、“基督主义”、“多神主义”、“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 “按劳分配主义”、“共产主义”和“反民权主义”等“数不清的主义”共达15个之多。而近几年，中国媒体又引进了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并且着实又热热闹闹地炒了一番。
那么，究竟什么叫“权贵资本主义”呢？据庄伟礼先生介绍，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而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又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而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因此，吴敬琏先生于2001年在报上撰文警告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然而，这种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呢？笔者以为是颇值得商榷的。
年岁大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个说法几何时曾在我国喊得震天价响，并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尚且不谈这一说法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仅从逻辑方面来说就是站不住脚的。一般说来，“复辟”一词的含义是指被推翻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的复活。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来说，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国资产阶级也从来没有登上治理国家的“金銮殿”，遑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呢？很显然，“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一说纯属一种歪曲，一种蓄意编造。而吴敬琏先生所谓的“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的这种说法不仅恰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一说珠连璧合，而且尚有异曲同工之妙。
诚然，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但这种说法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说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其暗含的前提条件：一是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过资本主义，二是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掌握过大权，只是后来已被推翻，现在又有人特别是权贵企图“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中国未来究竟走向何方，笔者不敢妄言用什么“主义”来下结论，不过用吴敬琏先生的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确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吴敬琏先生居然把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推到了“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的沉重社会话题上，岂不是像当年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吗？
其实，吴思先生已经看出吴敬琏先生的提法有缺陷，所以他提出以“资本一官家主义”取而代之。原因是，“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轮冲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的提法确实比吴敬琏先生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更准确一些。
但笔者仔细想想，仍觉不够妥当，因为并非所有官家都有能力都想把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弄到资本那里去卖个“最高价”，而只是“官家”中的一部分拥有特权者即“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者才有条件有能力而为之。所以，在笔者看来，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如果硬要用带“主义”的词语来概括的话，那么，与其称“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家主义”，不如称“特权主义”更为恰当。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强调私有产权的重要性，认为私有产权永远是激发人的创造热情的最强大的动力。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追求永远强于对集体利益的关注和追求。人对自身利益总是爱不释手严加看护,而不愿意轻意将其交给由他不信任的人来代表或掌管,更不能容忍其他人对自身利益的干扰和侵犯。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说。
而按照天赋人权的原理,人生下来就应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做人的权利。但由于做人的权利的实现有赖于集体,并有时常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个人天赋人权的实现有时必然要受到某些限制。但是，在这“实现”与“限制”的矛盾中,权利的实现始终是主要的,况且对权利的“限制”也是以“实现”权利为目的的。
然而，对于空洞的而无实际支配权的所有权,并不能实现做人的各项权利。中国公有制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它将多数人的财产划为公有,而又不允许每一个拥有人去直接支配,也不可能直接支配。实际上它只能由少数人或组织支配,这就是特权,即多数人做人的权利的实现是由少数人来操纵和掌控的。结果只能导致不平等、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丛生。当这种特权逐渐完善，演变
成为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普遍化和行政化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时，特权就成为特权主义了。
由此可知，特权主义则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以公有的名义来控制或剥夺他人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因此，特权主义永远是对私有产权的威胁,而产权私有程度越高,则特权主义越小。反之,特权主义泛滥成灾则没有私有产权利益可言。
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倘若以特权主义作参照系，则呈金字塔型结构。特权愈大、拥有人数愈少、而所支配的资源愈多者则依次居于社会上层甚至顶端；反之．拥有的特权愈少、甚至一点也没有的人数愈多、所支配的资源愈少甚至一点没有者则依次居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而这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岂能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呢？
其实，“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乃是丑资仇资传统教育的产物。资本主义虽然从来没有在中国“安家落后”，但总有人慌恐它要重返故里夺权。因此，不断地变着法儿对它进行丑化和诅咒。且不说马克思当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被奉为“规律”的预言在几代中国人心目中已经“牢牢札根”，单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 进了博物馆 (在苏联 )；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 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之论断则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叱咤风云。因此，直到今天，在中国每每提到什么坏事，十有八九都要与资本主义或者私有制相联，所谓“万恶之源”是也。这不，这次吴敬琏先生居然把权力跑到市场上追逐资本的龌龊也抹到资本主义的头上即是一例。
诚然，“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形容过的："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资本”也随着成长，性格也逐渐在改变。特别是当它形成“主义”之后，更显得成熟了。这就是，它基于对人们总是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的天性的认识，不断打造并逐渐完善了公正的原则、平等的机会、竞争的体制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游戏规则。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游戏规则的约束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无差别的。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智力、能力、体质、所处环境等的差别)，使得在平等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却导致了不平等的结果即贫富差别的出现。但资本主义自身纠错的机制能够努力缩小这种贫富差别,并适当弥补这种贫富差别(比如福利政策等)。同时，造就出一批与马克思时代迥然有异的诸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和索罗斯等当代既是最大的资本家又是当代最大的慈善家。所以，评价资本主义，虽然不是当代最好的，但绝不是当代最坏的。
虽然中国社会从不缺乏“权贵”，但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中国“权贵”何曾搞过“资本主义”？而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他们现在正在搞“坏的市场经济”。而中国“权贵”所搞的“坏的市场经济”怎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呢？所以，当下国人则急需改变由丑资仇资传统教育所形成的“凡坏旨资”的思维方式，应以历史的发展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进而走出丑资仇资的认识误区，唯有如此，才能早日把中国推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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